天台宗向日本、朝鮮的傳播及其互動關係研究(董平)

天台宗向日本、朝鮮的傳播及其互動關係研究

董平

自湛然對智顗遺著廣為著論、力加闡揚以後，天台教觀影響遐遠，故其宗義亦終得以其古典新貌而復興於中唐之世。然天台宗之影響所及，非特僅限於中國域內而已，且亦遠被海外，直接影響到日本及朝鮮半島的佛教文明。天台宗在其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對中日、中朝之間的友好文化邦交、促成以漢文化為主體的東亞文化圈的形成，都起過積極而又重要的作用。本章將依據有關史料，並汲取學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略述天台宗向日本、朝鮮傳播及雙方互動交流的基本情況，而重點則放在唐宋時期。

第一節天台宗與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據《宋史》的記載，日本於欽明天皇十一年(梁承聖元年，552)從百濟傳入佛教(見《宋史》卷四九一《基本法夷列·日本傳》。)。後聖德太子嘗於隋開皇二十年(600)遣使求取《法華經》。隋大業三年(推古天皇十五年，607)，日本以小野妹子為大使，來隋求取佛法，其「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遺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煬帝於次年遣文林郎斐清為使，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國(見《隋書》卷八一《東夷列傳·倭國傳》。然《隋書》未載日本使者的姓名，「小野妹子」之名，乃據日本史籍的記載。小野妹子為日本孝昭天皇的皇子。當時其使團中有數十名僧人，正說明其使隋的主要目的乃在修習佛法。又，大業四年送小野妹子一行回國的隋使斐清，日史作斐世清。斐清蓋於大業五年歸國，其時日本又再以小野妹子為大使，難波吉士雄為小使，隨斐清至隋，其隨行人員中有留學生及學問僧八人，《日本書紀》具載其姓名。參見李則芬《中日關係史》第67－68頁(台灣中華書局，1982)，劉建《佛教東漸》第23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由此揭開中日兩國正式邦交的序幕，而促成這種邦交的，正是中國已高度發達的佛教文化。

唐代的中國文明在整體上達到一個輝煌的高度。日本的「遣唐使」亦純利絡繹不絕，其中以傳寫經典、弘揚佛法為主要目的的學問僧，不僅是歷次遣唐使團的主要成員，而且亦是民間文化交流的主要使者。日本來華僧人同時亦推動了中國高僧的赴海外弘法活動。就天台宗的對換日傳播而言，最早將天台宗的主要典籍帶往日本並進弘傳的是著名律學高僧鑒真(687－763)。

鑒真與天台典籍首傳日本

應日本僧人榮叡、普照的摯誠邀請，又以為日本乃為南嶽慧思的往生之地，鑒真遂決意東渡日本弘法。自天寶二載至十二載(753)，十年間六次渡海，經歷常人無法想像的磨難，矢志不渝，第六次渡海終告成功，止於日本東大寺，成為律學之祖。鑒真在國內依弘景律師出家並受具，是南山律祖道宣的三傳弟子，然其所學，並非局於律藏，同時亦精通天台圓教，並將律儀、戒法與台教相結合(關於鑒真與天台宗的關係，可參見巨贊法師《鑒真大師的律學法傳承》、《東渡弘法的鑒真大》二文，見《世贊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其東渡時攜去日本的各種典籍中，天台宗的主要教典全部在內，除號稱「天台三大部」的《摩訶止觀》、《法華玄義》、《法華文句》以外，還有《四教義》一二卷、《次第禪門》一一卷、《行法華懺法》一卷、《小止觀》一卷、《六妙門》一卷(見真人元開：《唐大和上東征傳》，中華書局200年4月版。)。在弘傳律學的同時，鑒真亦暢演天台止觀，《唐招提寺緣起略集》云：

從(天平寶字)三年(759)八月一日，初講讀《四分律》並《疏》等，又《玄義》、《文句》、《止觀》等，永定不退軌則。……兼和上(鑒真)天台教觀，稟法進僧都、如寶少僧都、法戴、思托等和上，化講天中，代代相承而今不絕。(轉引自《世贊集》第234頁。)

正因為鑒真同時亦弘演台教，從而激起了日本僧人研習天台教觀的興趣，「後來傳教大師(最澄)在東大寺得到鑒真和上帶來的天台宗的教籍，此後深深皈依三諦一如的妙教，和徒弟義真一起入唐，求取天台宗沒傳到日本的經釋典籍」(［日］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第45頁，楊曾文譯，商務印書館，1981年。)，從而正式開創了日本的天台宗。

最澄與空海入唐求法

最澄(767－822)，俗姓三津首，幼名廣野，近江滋賀人，據稱其祖先是後漢孝帝的後代。最澄幼年出家，後至南都(奈良)學習鑒真大師帶來的天台教籍，因感於當是日本只有「權教」、「小乘教」，而沒有彰顯一乘圓義的教派，遂立志赴唐朝求取典籍。桓武天皇延曆二十二(803)，最澄由其徒弟義真作翻譯，搭乘遣唐使藤原葛野麻呂的船隻，雙難波(大阪)出發，然因遇風暴而折回；次年七月再從筑紫(今福岡)出發，九月二十六日抵達明州(寧波)，當貞元二十年(804)。同行的還有弘法大師空海。

抵明州後，最澄等徑至天台，從道邃、行滿學習天台一乘圓教，又與義真一起從道邃受菩薩大戒，復從禪林寺翛然學牛頭禪；旋至越州龍興寺，遇順曉阿闍梨，與義真同受三昧灌頂，得授法文、圖樣、道具等。因最澄在唐期間，其所傳法門遍及圓、密、禪、戒四宗，故稱之為「四種傳承」。最澄在唐一年，於貞元二十一年(805)三月離華歸國。此後矢志傳教，大弘天台教觀，正式開創日本天台宗，而尊道邃為初祖，以國清寺為祖庭。圓寂於弘仁十三年(822)。至清和天皇貞觀八年(866)，追尊「傳教大師」之號，是為日本有大師稱號之始。

最澄在唐朝所師從的和尚道邃(生卒年未詳)，俗姓王氏，西京(長安)人，年二十四受具足戒。唐代宗大曆年間(766－779)南下，師從天台九祖湛然，五年而畢，「洞悟幽玄，無所疑滯，荊溪嘉之曰：『吾子其能嗣興吾道矣！』遂授以《止觀輔行》。」(《佛祖統紀》卷八《道邃傳》。)辭別湛然以後，道邃嘗在揚州講《法華》、《摩訶止觀》、《法華玄義》各數遍。貞元十二年(796)入居天台山，「講《法華》、《止觀》、《玄義》等未嘗有闕。六時行道，《法華》一部；大小乘戒，日常一遍，未嘗不同。」(乾淑《天台傳法道邃和尚行跡》；見周琦、茅奉天《天台山發現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東南文化，1990年第6期「天台山文化專號」。中國史料關於邃歷來都未載其姓氏居里，乾淑文的發現，遂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後被尊為在台宗第十祖。最澄於貞元二十年九月至台州之時，先參謁台州刺史陸淳，「獻金十五兩、筑紫斐紙二百張、筑紫筆二百管、墨八挺、刀子一、蘭木九、水晶珍一貫。陸公……以紙等九物達於庶使，返金於師(最澄)。師譯言：請貨金貿紙，用書天台止觀。乃命大師門人之裔哲曰道邃，集工寫之，逾月而畢。」(台州司馬吳顗《送最澄上人還日本國序》，出處同上。)最澄在唐，以天台宗義未決十條請問於道邃，道邃悉為解答。其歸國之際，台州刺史陸淳、明州刺史鄭審則皆為撰「印記」，證明其「遠求天台妙旨，又遇龍象邃公，總萬行於一心，了殊途於三觀，親承秘密，理絕名言。」道邃則專為《付法文》，不僅「開宗示奧，以法傳心」，示以一心三觀、三諦圓融之旨，且以「共持佛慧，同會龍華」為期(以上所引均見《天台山發現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最澄在天台山所師從的另一和尚滿(735－822)(按行滿的生卒年，《宋僧傳》謂卒於開寶中，年可八十餘；《佛祖統紀》謂卒於開寶中，年八十八；周叔迦先生已怪此極示懷疑(見陳垣《釋氏疑年錄》卷五末按語)。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載開成四年(839)天台禪林寺僧敬文往揚州見圓仁，提到「滿和尚已亡化，經十六年」，則行滿寂於822年無疑；取《統紀》八十八歲之說，則其生年在735年。)，萬州南浦人，大曆年中與道邃共學於湛然。最澄「不憚勞苦，遠涉滄波」而「求妙法於天台」，行滿嘗「傾以法財，舍以法寶」，盡授其天台奧旨。最澄辭別之時，行滿也為撰「印信」，並希望其「早達鄉關，弘我教門，……向一國土，成就菩提，龍華登三初首。」(見《天台山發現一批唐代中日文化交流史料》。)

與最澄一同入唐的空海(774－835)，法號遍照金剛，後追謚為弘法大師。空海入唐後，往長安西明寺，主要研習真言宗，元和元年(806)回國，創日本真言宗。然空海雖以傳真言宗為主，實同時亦兼傳天台。(詳可見王利器《文鏡秘府論校注·前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最澄一行入唐，不僅將天台宗的典籍再次攜往日本，立教創宗，改變了日本佛教在當時局限性，而且亦開啟了日本僧人蔘禮天台的傳統。繼最澄而入唐求法並與天台宗有特殊關係的日本僧人，有圓仁、圓載、圓珍等。

圓仁、圓載與圓珍

圓仁(794－864)，俗姓壬生氏，下野(今櫪木縣)人。年十五投入傳教大師最澄門下，徹悟圓教之旨，兼受傳法灌頂。承和五年(唐文宗開成三年，838)，乘遣唐使藤原常嗣的船隻抵達揚州。圓仁入唐的目的，是要學習天台宗，並咨決日本台宗祖庭延曆寺尚未解決的疑問三十條。故其既至揚州，即向當局提出申請，要求前往天台國清寺。在圓仁等待批複而滯留於揚州的時間裡，天台山禪林寺主敬文(行滿的弟子)嘗於開成四年正月赴揚州與圓仁相見，回憶了最澄參學天台時的情形，介紹了天台山弘傳智者之教的盛況，並希望他早赴天台。儘管圓仁對天台山極其嚮往，數次前往求法，但以其為「還學僧」身分，故均遭到拒絕，而與其同時入唐的「留學僧」圓載則被准許入天台山。圓仁不甘心與遣唐使一道回國，便打算潛往天台，兼往長安。後聞五台山為佛教聖地，多有奇特，且亦盛弘天台之教，於是就前往五台山，於開成五年四月抵達，旋禮參大華嚴寺座主志遠，隨其研習天台教天文館，並繕寫日本所未有的天台典籍。巡禮五台山以後，圓仁又往京師長安。會昌五年(845)，唐武宗下令滅佛，外國僧若無祠部牒者亦勒令還俗，歸還本國，圓仁亦在其例。遂改著俗裝而離開長字，於大中元年(847)從越州出發歸國，帶走各種天台宗、真言宗典藉800八卷。日本仁壽四年(854)，圓仁被敕為延曆寺座主。文德、清和兩位天皇均從其菩薩大戒。清和天皇貞觀八年(866)，在追謚最澄為「傳教大師」的同時，追圓仁為「慈覺大師」。(以上參見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冖》，上海古藉出版社，1986；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80－83頁。)

圓仁雖未能實現其赴天台山求法的宿願，但其留學唐朝前後十年，與中國僧人有廣泛接觸，增進了兩國僧界的了解與友誼。其巡禮五台山，目睹了當時五台山弘傳天台宗的盛況，並從志遠學得台教，抄得天台文書，亦算得償其學習天台宗的夙願了。其歸國以後，繼承最澄法統，廣弘天台之教，使日本的天台宗獲得迅速發展。而其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乃為其在唐經歷與見聞的實錄，足資考見當時中國佛教某些方面的基本情形，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

與圓仁一起入唐的圓載(？－877)，自幼入比叡山從傳教大師最澄習學梵典及儒業，開成三年(838)與慈覺大師圓仁同時入唐，自揚州入天台山，師從道邃的弟子廣修(771－843)。廣修為天台宗第十一祖，俗姓留氏，東陽下崑人。「早預(道)邃師之門，研究教跡，學者雲擁。日誦《華法》、《維摩》、《金剛明》、《梵網》、《四分戒本》。六時行道弗休，彌年更篤。」(贊寧《宋高僧傳》卷三0《廣修傳》。)圓載至天台山時，攜來比叡山關於天台宗義所未決者五十條，咨請廣修、維蠲為之決疑。會昌三年(843)，圓載遣其弟子仁好、順昌將「唐決」送回日本。大中七年(853)，日本天台僧圓珍入唐，帶來仁明天皇嘉詳三年(850)的敕牒，表彰其「勤求聖道」，特賜「傳燈大師」稱號。乾符四年(877)，圓載攜在唐其間所搜集到的各類經籍文書數千卷乘船歸國，卻不幸於海上遇風暴而歿。

圓載是歷次來華日僧中在中國滯留時間最長的一位僧人。在唐四十年，他獲得了僧俗各界的普遍尊重。唐宣布宗嘗詔其至宮中講經，並賜以紫袍(見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下。)，表明他對天台宗義有深湛的造詣。與此同時，他與當時的著名詩人送別，深贊其佛學成就，表達其惜別之情(今《全唐詩》中猶保存三個關於圓載的詩作五首。)。「會昌法難」以後，圓載雖不過還俗的經歷，圓珍亦因此而與其大生嫌隙(參王參、［日］史敬泉《圓載還俗與會昌廢佛的關係》，東南文化1998年增刊第1期。)，然其初心未改；其攜歸的數千卷經籍文書雖最終未達於日本，而與其共歿于波濤，然圓載之功，卻永記於中日文化交流的史冊。

大中七年(853)入唐的圓珍(814－891)，是比叡山天台宗的第五代座主，俗姓和氯公，贊歧國(今香川縣)那珂郡人，為弘法大師海之侄。圓珍年十五投入義真門下。年三十二被推薦為比叡山真言宗的學頭。仁壽三年(853)乘唐朝的商船離開本國，從福州登岸，止開無際地習學密教，並得諸部經疏300餘卷。旋往天台，至國清寺，從物外和尚研習天台止觀，並抄得台宗典籍文書300卷左右。後又至越州開元寺，從物外的同門良胥(亦作胥)受學天台教旨。大中九年(855)，赴長安。十年，復返回越州開元寺謁良胥，得經法文70餘卷。再往天台，建「止觀堂」，題為「天台山國清寺日本國大德僧院」，圓珍親為住持，沈懽為作《國清寺止觀堂記》。大中十二年(858)，六月，辭天台山，乘唐商船回國。日貞觀十年(868)，任天台宗座主，圓寂於寬平三年(891)。延長五年(927)追賜為「智證大師」。(以上參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第83－85頁。按村上謂僧院既成以後，「僧清觀為其住持」，蓋未確。沈懽所作《國清寺止觀堂記》，已收錄於《國清寺志》第八章《附錄》。其文謂止觀堂「以(大中)十年九月七日建成矣。法師即住持此院，苦節修行，以無為心，得無得法」，則圓珍親為住持此院甚明。清觀住持此院，蓋在圓珍回國以後。清觀是與物外同時的天台高僧，《宋僧傳》稱其「台嶺教文，洞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皆莫我知。少鑒百家，彌通三教，仍善屬文，長於詩筆。」物外(813－885)俗姓楊氏，福建侯官人，久師事廣修，得止觀之旨，尤其以禪定聞名，被尊為天台宗第十二祖。)

自鑒真首傳天台教觀於日本，尤其經最澄入唐回國後再傳天台之教，天台宗遂作為一個獨立而又特具「圓義」的宗派而在日本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然由最澄所開創的日本天台宗，並不是中國天台宗的簡單移植。最澄被稱為具備圓、密、禪、戒「四種傳承」，因此他在創教立宗之時，即以中國的天台教觀為基礎學說，同時又融合了禪、密二宗的思想及菩薩圓戒，密宗的成分尤其突出，遂導致「台密的形成。此後圓仁、圓珍亦均在傳台教的同時兼傳密教，其在唐朝所集經典，亦台、密兼備。

天台宗傳入日本以後對此後「日蓮法華宗」的開成及其創立亦有深刻影響。該宗由日蓮上人(1222－1282)所創立。日蓮俗姓貫名氏，幼年出家，學真言粽，後嘗至比叡山研究天台教典十餘年。日蓮對當時的日本佛教極示不滿，對凈土、禪、真言、律諸宗大肆攻擊，以為「念佛是無邊的地獄之業；禪宗是天魔的作為；真言是亡國的惡行；律宗是國賊的妄說」，以此四句為「格言」(見村上專精《日本佛教史綱》第202頁。)。他一心頂禮《法華經》，以為唯有此經才是真正的佛教，因此亦對圓仁、圓珍將密部教義混入天台宗的做法大加撻伐，而要求恢復純粹的天台教義。故其創宗，乃以《法華經》、《無量義經》、《觀普賢經》為依據，然《無量義》為《法華經》的「開經」，《觀普賢經》則是《法華經》的「結經」，因此實際上只以《法華經》為其根本經典而已。其判教方法，全取天台宗「五時八教」之說；而在其所謂「外相承」的法脈溯源上，亦以智者大師為其中國之祖。

五代時已取消遣唐使制度，但中日之間的民間商貿往來仍然存在，因此亦仍有來華的日僧。由於海上入華的北路為契丹所陰絕，故中日間的交通大多以明州(寧波)為口岸。明州地屬吳越，而吳越王崇信佛法，護教尤力，杭州一帶遂成為佛教中心；又因明州與台州相鄰，天台山乃成為日僧瞻仰的第一名山。

天台典藉從日本的回歸

五代時期中日交通與天台宗關係最為最在的一項內容，是天台典藉從日本的復歸。會昌以後，復經唐末的戰亂，天台典籍散亡太半，唯存簡零編，以至於傳智者的螺溪羲寂亦已無從充分領會其教義。羲寂通過天台德韶而言於吳越錢弘俶，請其遣使海外，求取天台典籍。錢弘俶遂於台後漢天福十二年(日村上天皇天曆元年，947)，托商人蔣兗，致書日本右大臣藤原實賴，贈黃金六百兩，求寫天台經卷，盡得其五百餘卷以歸。實賴有回信，但未提及寫經之事，而回贈沙金二百兩。天台典籍從日本復返，實關係天台宗史甚為巨大，唯有此典籍返回的契機，天台教才得以於宋初重興綿延其法脈。

宋代來華的日本天台僧

北宋時日本來佛僧人，最早而著名者為奝然。據《宋史·日本傳》等，奝然於太平興國八年(983)入宋，嘗游天台山，巡智者大師之遺迹，又游五台山。得到宋太宗的召見與厚賜。雍熙三年(986)乘宋船回國，帶走《大藏經》一部及旃檀佛像等。

北宋時中日天台宗僧人的相互交往，最著名的為寂昭、紹良、成尋三人。寂昭(？－1034)為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的弟子。咸平六年(1003)，寂昭率徒念救、元燈、覺因、明蓮等七人入宋，由明州登岸，巡禮天台山，謁四明知禮送上源信疑天台都義二十七條，請知禮作答。知禮憑教而答，隨問以書之，皆深於理致而盡釋其疑，成《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見《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四。《大正藏》卷四六。)。寂昭曾召見，並賜以紫袍及「圓通大師」之號。後寂昭未回日本，嘗任蘇州僧錄司，住吳門寺。卒於杭州清涼山。

天聖六年(1028)，日僧紹良奉其師命而入宋，再致台教疑問十條請決，並齎金字《法華經》以為贄禮知，禮為其一一釋疑。時知禮的法席已由廣智所繼承，紹良遂在廣智門下從學三年，回國後大弘台教。(參《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四、《佛祖統紀》卷一二《廣智(尚賢)傳》。)

成尋(1001－1081)為日本天台宗大雲寺座主，夙有人宋禮參天台之志，於熙寧五年(1072)偕弟子賴緣等七人入宋，其時已六十二歲，家尚有老母在。既至台州，即止於國清寺，願留寺中。神宗聞之，詔使赴闕。成尋等遂又巡禮五台山等地。既赴京師，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地，盡賜同來僧紫方袍」，並賜成尋「善慧大師」之號。熙寧六年，其弟子賴緣等歸國，攜回經書400餘卷。成尋留止中國九年，著有《參天台五台山記》。元豐四年(1081)寂於汴京開寶寺，神宗敕葬天台山國清寺，以嘗還其夙願焉。(參《宋史·日本傳》、日本《本朝高僧傳·成尋傳》。)

宋時還有一批來華的日本僧人，他們雖以傳播禪宗為主，但亦兼習天台教義，其中著名者有榮西、俊芿、道元、圓爾辨圓、心地覺心、南浦紹明等。

榮西(1141－1215)號明庵，十四歲出家，十九歲至比叡山天台教義，又習密教。乾道四年(1168)入宋，巡遊天台山及明州育王山，同年歸國，攜回天台宗新出章疏三十餘部，並帶回天台山的茶種，異日人飲茶之風。淳熙十四年(1187)，榮西再度入宋，學禪於天台山萬年寺的虛庵懷敞，承其法統，四年後回國，為日本臨濟宗的開山祖。慶元五年(1199)，俊芿入宋，游天台山，並就明州、臨安等地遍學律、禪、天台，居宋十二年，於嘉定四年(1211)始回國，帶去天台教觀716卷，及律、華嚴、儒學等書，都1000餘卷。道元(1200－1253)，嘗遍學天台教義，於嘉定十六年(1223)入宋，登天台山，復至明州天童寺師事如凈禪師(1163－1228)三年，得曹洞宗正統，回國後開創日本曹洞宗。圓爾辨圓(1202－1280)為榮西的法孫，於端平二年(1235)入宋，至杭州上天竺持從柏庭善月(1149－1241)受天台教觀，並領受天台宗相承圖；又至餘杭徑山，學禪於無准師範(1178－1249)。留宋六年，於淳佑元年(1241)回國。心地覺心(1207－1295)是辨圓的弟子，於淳佑九年(1249)入宋。巡徑山、育王山、天台山諸寺，亦六年後回國。南浦紹明於開慶元年(1259)入宋，遍游五山十剎，師事杭州凈慈寺的虛堂智愚，為其法嗣；八年後回國，大暢禪風。

南宋以後，雖中日之間僧人的往來仍多，但國內台宗衰微，來華僧人大多為禪僧，與天台宗無甚密切關係，不贅。

第二節天台宗與中朝佛教文化交流

中國佛教傳入朝鮮要比傳入日本早得多，而中國天台宗僧與朝鮮僧人發生事實上的交往亦有更早的文字記載。

玄光與波若

新羅國玄光，專修梵行，願度越滄海而求中國之禪法，遂於陳朝時至中國，往衡山，投入慧思門下。慧思密授其法華安樂行，玄光稟受勤行，證法華三昧，得慧思之印可。辭別之時，慧思囑其回本國以善權而行化度，云：「汝之所證，真實不虛，善護念之，令法增長。汝還本土，施設善權，好負螟蛉，皆成蜾蠃。」玄光遂巡遊江南，乘本國船舶而歸。結茅芡禪室於新羅熊州之翕山，後成梵剎。其所化弟子，亦皆證三昧之門(參《宋高僧傳》卷八《陳新羅國玄光傳》、《佛祖統紀》卷九《玄光傳》。)玄光於陳朝入中國並師事慧思，是關於天台宗傳入朝鮮的最早文字記載。志磐撰《佛祖統紀》，將玄光師事慧思的時間繫於陳太建五年(573)，記云：「(太建)五年，海東玄光沙門受法華安樂行義於南嶽禪師，歸國演教，為海東諸國傳教之始。」(《佛祖統紀》卷三七。)

因慕智者大師之教而來華求法並有較詳細記載的第一位朝鮮僧人是高句麗的波若(562－613)。波若於陳朝時來華，在金陵聽智顗說法，深契義味。陳亡後，遊方參學，開皇十六年(596)入天台山，師事智顗，求授禪法。智顗知其為利根上智之器，遂批示其往頂峰修習止觀，謂：「今天台山最高峰，名為華頂，去地將六七十里，是吾昔頭陀之所。彼山只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慮衣食。」波若即於開皇十八年稟旨往華頂，「曉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613)，忽從華頂下山至於國清寺，不久坐化(波若事見《續高僧傳》卷一七《智越傳》，別參《佛祖統紀》卷九《波若傳》。)當時來華學於智顗的新羅僧人還有圓光(亦作緣光)。圓光(532－630)俗姓朴氏，出身於世家名族，早習儒業，子史文章，稱名於時。「但以生居邊壤，正教未融」，遂於陳朝時渡海至於金陵，三藏數論，遍論披尋。後遇智顗於金陵敷弘妙典，服膺其說，遂投其門下，勤學精修，數年之間，忽然有悟。智者嘗令其講《法華經》。後又於天台別院增修妙觀。歸國後大啟法門，以誦《法華》為業，盛弘天台止觀之教。(參《弘贊法華傳》卷三；《續高僧傳》卷一三；《法華傳記》卷三；《法華傳記》卷三；《海東高僧傳》卷二。圓光的生卒年此從《續高僧傳》說。)

唐時來華的朝鮮僧人理多，與天台宗的聯繫亦更為頻繁。盛唐之時，有新羅僧人法融、理應、純英，來學於天台八祖左溪玄朗。宗鑒云：「新羅法融、理應，悉葉舊學，來傳此道，流布海東。」(見《釋門正統》卷二《左溪傳》。《佛祖統紀》卷7《玄朗傳》亦謂：「新羅傳道者，法融、理應、英。」然《佛祖統紀》卷五0所錄晃說之《仁王般若經序》云：「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至荊溪。荊溪之世，有新羅來學者，曰法融、理應、純英，故此教播於海外諸國，與中原並盛矣。」是又以新羅三僧為湛然的弟子。未智能孰是。)與天台宗有較密切關係的新羅來華僧人還有道育(858？－938)。道育於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入天台山，住平田寺，後即卒於該寺。(詳見《宋高僧傳》卷二三《晉天台山平田寺道育傳》。)

吳越時來華的朝鮮僧人

五代時，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佛教交流達到一個新的高潮，不僅海東諸國有僧人來華求法，而且中國亦有益人往其國傳法。後唐清泰二年(935)，國明沙門子麟曾往高麗等地傳播天台宗。《佛祖統紀》卷四二：「(清泰)二年，四明沙門子麟，往高麗、百濟、日本諸國傳授天台教法，高麗遣使李仁日送麟還，吳越王錢鏐令於郡城建院，以安其眾。」

永明延壽禪師所撰《宗鏡錄》，嘗遠播於海外。「高麗國王鑒師(延壽)言教，遣使齎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晶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五燈會元》卷一0《延壽傳》，另參《宋高僧傳》卷二八《延壽傳》。)這是由高麗國政府所組織的一次大規模的來華法語法活動，雖其傳習乃以法眼宗為主，但其中蓋亦有習天台止觀者。高麗國僧智宗(930－1018)，嘗於後周顯德六年(959)奏請入華求法，至吳越國，先謁永明寺壽禪師，受法眼宗之經。宋建隆元年(960)，抵天台山國清寺，膜拜凈光大師羲寂，從受《大定慧論》(按應即是《摩訶止觀》)及天台教觀。智宗「是彝是訓，如切如磋」，奉旨修習，無已於時。開寶元年(968)，宋僧統贊寧及天台縣宰任植嘗請其於螺溪教院講《大定慧論》及《法華經》，智宗「率意而從，當仁不讓」，慧辯滔滔，聽者心折。開寶三年(970)，智宗泛海而歸，極受高麗國王的尊重，經歷五朝，皆受恩幸而無以復加(參《朝鮮金石總鑒·贈謚圓寬空國師勝妙之塔碑銘》，陳景富《高麗僧智宗與，〈宗鏡錄〉首傳海東》一文附，東南文化1998年增刊1。)。智宗在華十一年，其中的絕多數時間是在天台山度過的，雖其回國後仍以弘傳法眼為主，但天台宗對其本人的思想產生深刻影響並通過他而使這種影響及於當時的高麗佛教界，其實亦是可以想像的了。

諦觀與義通

五代時期對中國天台宗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的著名人物是諦觀與義通。諦觀的功績，按照自志磐以來的傳統說法，是他從高麗帶來了國內已經散佚不傳的天台宗教典，從而使天台宗在宋初的重興成為可能，亦使天台宗法脈的綿延成為可能。關於諦觀送回教籍的事迹，主要見載於《佛祖統紀》及明萬曆九年(1581)沙門智覺所撰寫的《四教儀緣起》。《佛祖統紀》述諦觀事迹云：

法師諦觀，高麗國人。初，吳越王因覽《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語，以問韶國師。韶曰：「此是教義，可問天台羲寂。」即召問之，對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復存。」於是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諦觀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禁不令傳。且戒(諦)觀師，於中國求師問難，若不能答，則奪教文以回。觀師既至，聞螺溪(羲寂)善講授，即往參謁。一見心服。遂禮為師。嘗以所著《四教儀》藏於篋，人無知者。師留螺溪十年，一日坐亡。(《佛祖統紀》卷一0《諦觀傳》。同卷《吳越王傳》及卷四三《法運通塞志》所述大同，後者系諦觀還歸教籍的時間於建隆元年(960)，晁說之《仁王般若經疏序》亦表達了教籍乃從高麗歸來的意思。《四教儀緣起》所述亦大同。)

在前節，我們曾據一些更早於《佛祖統紀》的材料，認為吳越王錢弘俶遣使求取天台教內的主要地方是日本(其中也不排除致書高麗求籍的可能性)，而日本右大臣藤原賴亦已於後漢天福十二年(947)通過商船送回教籍(正因為天台教籍從日本的回歸比諦觀來華早了十多年，所以螺溪羲寂才得以研習而精通止觀之教，以至於諦觀來時，「一見心服，遂禮為師」；不然羲既不明「同除四住」之義，如何可能「善講授」乃至於使齎教籍來華的諦觀「一見心服」呢？)，但諦觀於建隆元年來華並送來天台宗的有關典籍，蓋亦仍為事實。諦觀撰寫了《天台四教儀》一書，概括了天台宗判教學說的精要，對天台宗思想的傳播起到重要作用，然則諦觀之有功天台教，亦良非細細。

義通是五代、北宋之間對天台宗的傳承起過非常重要作用的高麗僧人。他是螺溪羲寂的弟子。我們曾多次提到過羲寂，現就他的生平略綴數語。羲寂(919－987)，字常照，俗姓胡氏，溫州永嘉人。年十二出家。十九歲受具後，曾往會稽山學南律三年。既通律義以後，便往天台山尋研止觀。然智者所遺教文，於時唯存零編斷簡，羲寂雖多方鳩集，而仍無由得其全貌。遂言於天台山法眼宗傳入德韶國師，德韶復言於吳越王錢弘俶，俶遂遣使日本，使一家教典復還中國，羲寂亦因此而博聞多識，精通其義。「遂於佛隴道場、國清寺相斷講訓」，吳越王亦屢次請其開演，並賜「凈光大師」之號及紫袍。乾德二年(964)，居螺溪道場，「四方學侶，霧擁雲屯」。羲寂畢生以復興天台教觀為職志，是天台宗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關鍵人物。經過他的努力，天台教典才得以海外歸來而使法脈得以延續；經過他的大力弘暢，天台學說才得以海外哪來而使法脈和以延續；經過他的大力弘暢，天台學說才得以影響遠被而獲得再度繁榮。當教典遺失、台宗衰微之際，羲寂不憚艱辛，獨力擔當起了中興教觀的重任，故贊寧云：「自智者損世，六代傳法湛然師之後，二百餘齡，(羲)寂靜受遺寄，最克負荷。」「身(羲)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為家寶歟！」(以上參見《宋高僧傳》卷七《義(羲)寂傳》。)

義通(927－988)字惟遠，俗姓尹氏，高麗國人。幼年出家，受上戒後學華嚴宗及《起信論》。後渡海來華，入吳越國，先訪德韶禪師天台山，忽有契悟。及謁螺溪羲寂，聞一心三觀之旨，乃深深嘆服，遂留螺溪而受業於羲寂。既稟圓頓止觀之教，遂欲渡海重歸高麗，至四明，郡守錢惟治(錢弘俶之子)請問觀心之要，產請授菩薩戒；錢惟治同時又力加挽留，請其於四明弘法。開寶元年(968)，漕使顧承徽保住宅為傳教院。義通住寶雲寺，弘揚天台教觀幾二十年，登堂受業者不可勝數，而其最為著名者則四明智禮與慈雲遵式。(參見《佛祖統紀》捲入《義通傳》及《寶雲振祖集》，見《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七，《大正藏》藏四六。)

義通足為一來華的外國僧人，但他稟承了羲寂的法統，在四明大力敷演天台教觀，進一步氣擴大了天台宗在當時佛教文化界的影響，亦使天台宗的中心地由天台山轉移到了四明；而由天知禮與遵式皆出其門下，因此他實際上亦為天台宗的中興培養了傑出人才。正以此故，義通乃被稱為中興天台宗的鼻祖，被尊為傳承天台教觀的第十六代祖師(羲寂是十五祖)。

雖然朝鮮半島不斷有僧人來華求法，中朝僧人之間的交往亦相當頻繁，但真正將天台宗較為完整地傳播到朝鮮並開創了朝鮮天台宗的著名人物，則是高麗國僧統義天。

義天與朝鮮天台宗的創立

義天(1054－1101)，名煦，字義天，俗姓王氏，高麗國文宗王第四子。年十一出家，受華嚴教，與諸宗學僧論道，文宗褒之，為佑世僧統。宋治平四年(1067)，始有入宋傳法這志，嘗與杭州慧因寺凈源法師有書信往還(凈源(1011－1088)，字伯長，俗姓楊氏，為北宋後期華嚴宗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號為華嚴宗的「中興教主」，人稱晉水法師。《補續高僧傳》卷二及《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九有傳。)。至元豐七年(高麗宣宗王元年，1084)，義天入內延，誠請入宋，不許。義天以為天台三觀最上真善，而此土宗門未立，甚為可惜，乃言於王太后，太后嘉其誠。義天遂於次年，即元豐八年率弟子入宋。宋哲宗聞之，令居汴京啟聖寺，並召見於垂拱殿。義天請參碩學名德，哲宗許之。首參東京覺嚴寺誠法師(誠法師事略見《補續高僧傳》卷二《晉水法師傳》，稱其「為人純至，少緣飾，高行遠識，近世講人莫有居其右者」。)，行弟子之禮，自謂「海外鄙人也，虛襟求道之日久，未有所得，願師慈憫，開我迷雲。」與誠法師往返問答，明天台、賢首二宗判教同異。誠法師以為義天乃異國名僧，今航海問道，宜得高識博聞者為之師，因杭州慧思寺凈源「精練教乘，旁通外學」，遂舉薦凈源為義天之師。哲宗許之，差主客員外郎楊傑護送義天南行。既至杭州，受法諸剎迎餞皆如行人之禮。凈源對義天傾授予以華嚴奧旨。旋又至上天竺寺，見慈辯從諫(1079－1108)，執弟子之禮，並獻雲鳳磨衲衣、凈瓶、經帙等，請授天台教觀，盡得一宗經論之旨。既而宣宗王后因思念故而敦促義天歸國，從諫以為毋須為經而背母，使其憂憶，於是義天有歸志。臨別之際，從諫授以手爐及如意，以表付法，復贈詩云：「醍醐極唱最尊崇，菡萏華奇命有功；五祖當年親妙悟，僧王今喜繼高蹤。戒香流由金爐上，法語新傳麈尾中。他日海東敷演處，智燈列焰照無窮。」元佑元年(1086)，義天抵京師，見哲宗；數日辭闕。再至杭州，于慧思寺聽凈源講《華嚴》大義，凈源亦贈以手爐，以表傳法之信。旋至天台山，禮智者大師之塔，述發願文，誓之曰：「已傳慈辯法師教觀，還國流通，乞賜冥護。」義天留華一年有餘，於元佑元年搭乘其本國朝賀使的船隻回國。

義天回國以後，廣泛搜集、刊行各種佛典經書。宣宗王敕其住興王寺；宣宗王六年(宋元佑三年，1088)，王太后初創國清寺，至肅宗王二年(1097)始畢其功，此寺成為朝鮮天台宗的根本道場。紹聖四年(1097)，義天住持國清寺，廣弘天台教觀，來學者近千人，終於創立朝鮮天台宗，而以從諫為始祖。寂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享年四十七，冊為國師，謚大覺。(以上所述義天事迹，參見［日］忽滑谷快天《韓國禪教史》第134－137頁，朱謙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1995；《釋門正統》卷八《義天傳》；《佛祖統紀》卷一三《從諫傳》；《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九《義天傳》、《晉水法師凈源傳》；《補續高僧僧傳》卷二《晉水法師師傳》；《新續高僧傳》卷三《梵臻傳》；《釋氏稽古略》卷四《義天僧統》。) 義天入宋，是中朝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盛事，不僅關乎天台宗之作為一個獨立的宗派而正式傳入朝鮮，而且亦關乎中國華嚴宗法脈的盛衰。「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附，因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志，奏以惠因(寺)易禪為教，命公(凈源)主之。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本一百八十卷以遺師(凈源)，為主上祝壽，師乃建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為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佛祖歷代通載》卷一九，又參《補續高僧傳》卷二《晉水法師傳》。)元佑三年冬，凈源示寂，義天嘗遣其弟子壽介過海祭奠，並進金塔二座。時杭州刺史蘇軾上疏言宜卻金塔旨受，哲宗從之。田汝成嘗記慧因寺之始末云：

慧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入貢，因請凈源法師學賢首教。元佑二年，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入寺，施金建華嚴大閣藏塔以崇之。元佑四年，(僧)統義天以祭奠凈源為名，兼進金塔二所，適蘇子瞻守杭，上疏云：「自熙寧來，高麗屢入朝貢，兩浙騷然，皆因奸民徐戩等，交通誘引，妄談庸僧凈源能曉佛法，以致義天羨慕來朝，從(凈)源講解。凈源既死，其徒復持真影舍利，違禁過海，以致義天差人祭奠，兼進金塔，探瞰朝延。受之，則以貪示外夷。計構紛然，朝貢踵接，夷使所至，圖畫山川，購買書籍，不惟中國受疲，而邊防亦疏。乞卻金塔勿受，絕其來意。」神宗(按應作哲宗)從之。寧宗書華嚴經閣，理宗書易庵。元延佑四年，高麗沈王奉詔進香繙經於此。至正末毀。國初重葺。俗稱高麗寺。礎石精工，藏輪宏偉，兩山所無。(田汝成《西湖遊覽志》卷四。又見張岱《西湖夢尋》卷四。)

上述天台宗向日本、朝鮮之傳播及中日、中朝之間宗教文化的雙向交流，雖僅為編綴有關史料而予以事實的陳述，但從中實可反觀出天台宗之巨大的思想魅力及其廣遠的影響。非但如此，來華求法的日本、朝鮮高僧，在將天台佛學經典帶回其本國的同時，往往亦將中國的其它學術思想，如儒道哲學、宋朝理學，以及詩歌蕊文、建築藝術乃至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等等，帶進其本國並予以傳播，客觀上拓展了中國文化的域外影響，有助於漢文化圈的形成。就此而論，天台宗向日本、朝鮮的傳播，其意義亦就並不僅僅局限於宗教本身，而成為廣義上的中國文化之對外交流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

天台宗向海外的流布過程，既充分體現了其思想體系本身的感召力，又在客觀上推進了域外文明，尤其是其宗教文化的發展。而當天台宗本身在典籍散佚、法脈幾至於將絕之際，其在國內的進一步發展卻亦終究得益於其原先之傳播地的「反哺」之功。此一事實，就文化交流的互動性而言，乃極具有歷史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