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傳統文化進校園的重心與支點

我與「你」相遇。CFP供圖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要求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貫穿國民教育始終。學校教育如何科學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教育，是我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編者

文化有「道」與「術」兩個層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內核、本質；術是形式、方法。兩者同屬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承載的是價值觀體系，關乎世道人心。抽去道，文化將成為沒有生命的空殼。需要進入所有學校的是「道」，重心是德性教育，其支撐點則是禮儀教育、人格教育、擔當教育和經典教育。在這些問題上著力，庶幾可從根本上提升學生素質。

傳統文化進校園，近些年來一直沒有停，戲曲進校園、武術進校園、書法進校園、楹聯進校園，如今又有中草藥進校園等，總體而言，大多屬於藝術類範疇。從學理上而言，文化有「道」與「術」兩個層面。道是理念，是文化的內核、本質；術是形式、方法。兩者同屬文化的一部分，而道承載的是價值觀體系，關乎世道人心。抽去道，文化將成為沒有生命的空殼。兩者孰輕孰重，毋庸贅言。戲曲、武術等進校園，很有必要，但不必進入所有學校，需要進入所有學校的是「道」，重心是德性教育，其支撐點則是禮儀教育、人格教育、擔當教育和經典教育。在這些問題上著力，庶幾可從根本上提升學生素質。

中華傳統文化的靈魂是道德理性

東西方文化最根本的區別在於，西方是宗教文化，是以「神」作為中心展開的，人的靈魂需要交給上帝「管理」。中國文化是以「人」作為本位展開的，人的靈魂需要自己通過道德來「管理」。中國文化的基本命題是立德樹人，即如何通過教育、踐行，造就人格完善的「君子」。千百年來，從孔子到朱子，再到顧炎武、曾國藩，古昔先賢無不孜孜於此，從而形成了關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豐厚思想資源。把人的成長，定義為德性的增長，是中國文化的偉大與優秀之處。

兒童教育是將來立身於世的基礎，人的德性、操行、人格、志向等，都是在這一時期奠定，對於個人的未來，乃至國家的命運，所產生的影響最為深遠。基礎不穩，人生堪憂。《周易》提出「蒙以養正」的命題，認為在童蒙時期「自養正道」「培根固本」，意義重大，堪稱「至聖之功」。近代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先生也曾說：「欲救天下，先救學校，欲救學生，先救人心。」

多年來，在應試教育的體制之下，學生為分數而學，教師為分數而教。某些教育工作者，鼓吹個性解放等西方教育理念，放棄對學生德性的引導，導致學生身心的放任。道德教育虛懸一格，思想品德課內容空疏，不接地氣。有人以「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口號為誘惑，將教學的熱點引向各種各樣的技能考級，其結果是「讓孩子輸在了起跑線上」。事實證明，今日社會風氣的渙散、腐敗，教育在一定程度上難辭其咎。

傳統文化浩瀚博大，涵蓋萬有，但各部分的重要性並不等同。在學風浮躁的當下，某些表演性強，熱鬧、花哨，容易顯示成就的活動，可能成為首選，但它註定是光開花、不結果的造勢運動。而兒童的道德教育，不僅社會能見度低，而且需要做艱苦細緻的努力，短期內不容易見成果，卻是我們民族的百年大計，任何一位希冀成為教育家的教師、校長都應該在這一關鍵點上有所作為。

小學生以禮儀教育為主

禮儀是文明民族的標誌，任何一個民族，但凡其文化發展到一定程度，都會出現屬於自己民族的禮儀。中華文明，震爍古今。中華禮儀，彰顯了我們民族的友善、和諧與典雅，更是久享盛譽。但是，近代以來，傳統文化被抹黑，禮儀傳承被中斷，很多人不知禮為何物。如今出境旅遊的中國人越來越多，毋庸諱言，世界各國對中國遊客很少有正面評價，中華民族的形象受到嚴重損害。在國內更是如此，不願排隊，說話嚷嚷，隨地吐痰、扔廢棄物等隨處可見，大家普遍抱怨國人素質差。問題出在民眾身上，根源是在現行教育制度，從小學到大學缺少禮儀教育。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修身進德、知書達禮，是求學的首要任務，無人可以例外。《大學》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要成為一名合格的社會成員，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自律自愛，彬彬有禮等，都是修身的主課，並且是在兒童教育中完成的。

先秦的學校教育分小學與大學兩個階段，八歲入小學，教「小節」，「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屬於行為教育；十五歲入大學，教「大節」，「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如此區分很有道理。古人根據經典精神的要求，將孝親、尊師、友愛、勤勞、節儉、禮讓、謙和等理念以及心術、威儀、服飾、飲食、辭令等做人必備的規範，轉換為操作性很強的禮儀，融匯在日常生活中，讓孩子每天踐行。孩子雖然在文化、智力、閱歷等方面不如成年人，但涉世不深，心性單純，可塑性強。這些禮儀，簡明易懂，容易上手，久而久之，自然內化於心；一舉一動，優雅從容，自然而然，合於法度。所以孔子說：「少成若天性，習慣之為常。」

朱熹非常認同先秦儒家的理念，他編撰的《童蒙須知》說：「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洒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這些規矩浸潤著修身的理念，「皆所以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這些做人的細節，事關做人的形象，「修之則吉，悖之則凶」，對人生、對社會都有深遠的影響，絕非可有可無的瑣碎儀節。

曾國藩稱讚朱熹的《小學》說：「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洒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曾國藩要求子弟「洗盡浮華，樸實諳練」「除讀書外，教之掃屋抹桌凳，收糞鋤草，是極好之事，切不可以為有損架子而不為也」。

朱自清《經典常談》介紹儒家之禮時說，「這種禮，教人節制，教人和平，建立起社會的秩序，可以說是政治制度」「就是一個人飲食言動，也都該有個規矩，別叫旁人難過，更別侵犯著旁人，反正諸事都記得著自己的分兒」「這些風俗習慣有一些也可以說是生活的藝術。」

筆者深信，從現在起，在全國所有小學中開展禮儀教育，三年五載之後，學生的氣象、社會風氣乃至中華的民族形象，一定會煥然一新。

中學生以人格與社會擔當教育為主

中學時期，是學生的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時期，於人於世，都至關重要。任何文化的核心都是價值觀。所謂人生價值，是指人應該如何活著，為誰活著？判斷人生價值的標準，是從這個世界上攫取得越多越高，還是給予這個世界的越多越高？不管自己是否意識到，人每天都被這一基本問題所左右。

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首要的是人格教育。梁啟超先生當年在清華講演時指出：「英美教育精神，以養成國民之人格為宗旨。」他說西人所謂有人格者，「即我國所謂君子」。我國古代的人格教育，就是「君子」教育，這是學校教育的核心命題。早在戰國時代，孟子就將仁、義、禮、智等「四端」作為人格標準來提倡，仁是博愛之心，義是羞恥之心，禮是恭敬之心，知是是非心，缺少其中任何一項，都「謂之非人」。「四端」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品格、境界與行為方式，足以影響人的一生。四端健全，才有可能成為完人。反之，書讀得再多也不可能成才，而且有可能危害社會。

人的自我價值的實現，並非人生的終極目標，隨之而來的任務，是擴而充之，讓自我價值與社會進步緊密相連，勇於為天下擔當，由「小我」走向「大我」，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大化。中國的儒者，最富天下情懷。孔子提出的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的理想，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前赴後繼地為之奮鬥。宋明學者尤為突出，從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張載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到明朝東林黨的「風聲雨聲讀書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再到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為天下擔當，已然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而深深紮根於社會的深層，成為中華民族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的偉力。

學生的志向只有不斷激勵，才能卓然獨立。唐文治先生少年時讀到清儒陸清獻的《座右銘》中「天下後世待汝治，汝勿徇汝無涯之欲而喪厥志」一句，「頗覺奮然」，成為一生理想。他擔任無錫國學專修館校長時，曾編撰《人格》一書作教材，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存者神，所過者化」等語砥礪學生品德。他自撰楹聯：「四海同春，老吾老及人老，幼吾幼及人幼；萬物一體，天下溺猶己溺，天下飢猶己飢」。以這種高尚的思想作為學校教育的主旋律，學生素質必將全面提升。

經典教育與文化認同

經典是民族文化的最高形態，世界上只有最優秀的民族才擁有經典。中國文化作為人類「軸心時代」的典範之一，其所創作的《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等，是中華民族價值觀體系與生活樣式的載體，是千百年來舉國認同的經典，對於中國乃至世界文化的影響不可小覷。梁啟超說：「《論語》為二千年來國人思想之總源泉，《孟子》自宋以後勢力亦與相埒，此二書可謂國人內的外的生活之支配者，故吾希望學者熟讀成誦，即不能，亦須翻閱多次，務略舉其辭，或摘記其身心踐履之言以資修養。」熊十力說：「夫經之所明者，常道也。常道如何可廢？」徐復觀說，中國經典「在人之所以為人的這一方面，確顯示了常道，而可對自己的民族，永遠在精神的流注貫通中，與我們以啟發鼓勵、提撕、溫暖，我覺得這是無可置疑的。」

自民國初，蔡元培宣布在學校中廢除讀經教育，經典教育的傳統被阻斷。這一決定，引起地方及學界的反彈，故其後出現多次反覆。作為近代最早開眼看世界的學者之一的嚴復，晚年積極提倡讀經，他說儒家群經是「中國性命根本之書」「我輩生為中國人民，不可荒經蔑古」。他將經典學習與人格養成、國性養成看成是一體的事情，見解最為深刻：「夫讀經固非為人之事，其於孔子，更無加損，乃因吾人教育國民不如是，將無人格；轉而他求，則亡國性。無人格謂之非人，無國性謂之非中國人，故曰經書不可不讀也。」兩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是建立在這些經典之上的。若是斷然拋棄之，「轉而他求」，就會喪失國性，不成其為中國人。

當今之世，東西方文化的博弈隨處可見，其本質是：中華民族能否為人類的發展提供一種不同於西方文化的模式。學習中華經典，弘揚經典精神，提高文化立國的理論思維與公民的文化自覺，不可或缺。突出中華的文化主體性與品格，深入探討與實踐，以此解決中國道德失范、社會失序的問題，重建人格標準與道德倫理規範、為人處世的原則、社會公德，陶冶情操、變化氣質，對於整體提升中國文化的軟實力與全民素質，無疑具有戰略意義。

作者：彭林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禮學研究中心主任，在清華大學先後開設的「文物精品與文化中國」「中國古代禮儀文明」均被評為國家級精品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