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改革存丹心 悲歌慨以慷

　　一部中國近代史，也是一部災難深重、倍受欺侮之慘痛史，對於其時之國人而言，國之主權被踐踏，國之領土被侵佔，生靈之遭受塗炭又豈可避免?偌大一個中國，竟落得個時時挨打、處處可欺之境地，實在悲哀。然此一切，皆因落後所致，而清王朝晚期政治腐朽、閉關鎖國實乃其中之大咎也。雖朝中亦不乏遠見卓識之輩，如滿族親王奕訢與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等漢臣，皆具有強烈之危機意識，也曾本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理念，掀起一場「自強」「求富」的洋務運動。奈何腐朽之制度不變，兼之改革範圍甚小，終究是治標不治本，甲午戰爭之慘敗，除了將士壯烈殉國之精神可歌可泣外，卻最終以中國簽訂喪權辱國條約而結束。且以我中華民族之大不幸，成全了日本帝國之進一步強大。此也是四十年後，日本以一區區島國，不但啟動了全面侵華之計劃，且在東南亞亦能稱霸數十年之伏筆所在。

　　正是在「外有強敵環伺、內則政局動蕩」的歷史背景下，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人士，出於富國強兵的考慮，想通過決心銳意改革的光緒帝，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等改革，且大力倡導科學文化。然而，變法運動卻遭到了以慈禧太后為首之守舊派的激烈反對與抵制，推行僅103天便遭到無情鎮壓，史稱「戊戌政變」。變法失敗後，除康、梁逃亡他國外，譚嗣同等六人皆慘遭殺害，光緒帝也被幽禁至死，實堪可悲。但是譚嗣同本有機會逃脫，孰料他竟心存「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之信念，固願流血自其身開始，而不惜引頸就戮，壯烈就義。百餘年匆匆而過，烈士骸骨亦已成灰，然其「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以及「悲歌慨以慷」之精神卻永載青史。

　　變法者，在今日亦稱改革家，他們都是國之棟樑、世之英傑。但縱觀中國歷史，改革者之命運，卻多以悲慘下場以告終。概因改革雖功在社稷，但須行非常之手段，故易致天下之所怨，守舊貴族(即昔日既得利益者)更是恨之如仇讎。所謂「燕雀安知鴻鵠之志」，故以匹夫匹婦之貪鄙淺見，又焉能體察改革者的拳拳謀國之忠乎。蓬雀一躍，不過數丈之高，而鯤鵬不展翅則已，展則九萬里之一息，其可比肩乎?

　　管仲字夷吾，史稱「華夏第一相」，《史記·管晏列傳》有云：「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任齊相之後，主持了一系列政治和經濟改革，組織軍事編製、建立人才選拔制度，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也因這些舉措，始得以奠定齊之霸主地位。而《管子》一書，則是集其治國理念之大成者，書中所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誠可謂一語道破真機：物質基礎實乃精神文明之前提。可見古今雖有不同，但道理相通。

　　且管仲之成功，於後世之人而言，亦有重大之示範性意義。故其後兩千多年來，雖江山代有人才出，但有大抱負、大手段之人，猶是以效管仲，為平生之最大志向。公孫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張居正亦如是。然此三君者，雖有管仲之才，卻無有管仲之幸甚，殊為可惜。

　　世人皆知秦乃戰國末期最大之贏家，始皇帝「橫掃天下、統一六國」之武力，世所仰服。然秦之強盛，誠非一朝一夕之功，須知孝公之前，秦之國力甚貧弱，亦曾一度受制於魏。秦孝公繼位以來，既存有稱霸之心，且素知己身之實力不濟，又焉能不求賢士以補不足。於是，衛人公孫鞅即應孝公之「求賢令」而來。公孫鞅者，後因其封地於商，故亦稱商鞅。

　　變法初始，商鞅為取信於民，曾以五十金募人徙木，而後民始信其法不欺也。故王安石贊他「自古驅民在信誠，一言為重百金輕」。但商鞅之變法，真正之阻力卻非來自平民，而是來自於舊派貴族，為使變法得以貫徹施行，他在太子犯法之後，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終未肯輕饒。因太子乃嗣君，不可上刑，於是他對太子師傅公子虔、公孫賈二人皆處以刑。此一舉而使得秦人無有再敢違令者，行之十年，秦人皆敬服，再十年，秦國始強盛。

　　秦之強盛，雖功在商鞅變法，但孝公薨後，商君竟連苟活尚不可得，身死人手後，猶未免於車裂之刑，可謂慘烈至極。後世有人說商君苛於法，故失民之心，亦失君之心。然於變法之時，阻礙重重，不行非常手段，又豈能達到法令必行之效果焉?

　　作為歷史上唯一主張「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之王朝，大宋朝既是最令讀書人嚮往的朝代，也是最令讀書人惋惜的朝代。宋仁宗時期，名臣范仲淹曾推動過一次名為 「慶曆新政」的改革運動，可惜歷時僅一年有餘，便告失敗。其後數年，王安石通過向仁宗皇帝進萬言書，提出自己的變革主張，可惜仁宗猶未曾採納。又數年，久有改革之決心的宋神宗繼位，面對宋王朝所面臨的政治、經濟危機，尤其是冗官、冗兵，以及冗費等一系列問題，他決定採納王安石的改革主張。王安石本人亦躊躇滿志，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隨後，王安石推行包括均輸、青苗、免役、市易、保甲、保馬、方田均稅等一系列新法。然而，新法之實行，卻遭到了以司馬光為首之保守派的強烈抵制。以王安石為代表之變法派一度失勢，其本人亦遭罷黜，後雖有短暫起複，然猶未能成事。司馬光是一代名臣，且早期曾為王安石之友，殊難料，二人本是政見不同，最後卻發展為意氣之爭。新法不管是否有成效者，他竟是一概廢除，此誠令人嘆惜也。雖然，行大功者不謀於眾，王安石之性格雖有偏執之處，然其一心為公，變革主張卻是大有可取之處。而其身後數百年，猶蒙天下所垢，為世人所不諒，此誠不公。以管仲之賢，猶是小節有欠，然鮑叔牙卻知其可奏大功，故薦其為相。而世人既知管仲之能，又焉能不知鮑叔牙「伯樂」之高義?「管鮑之交」世人皆慕，然「管仲」之常有，「鮑叔牙」又復何在?王荊公之悲，唯此而已矣。

　　再看明臣張居正，輔佐少年皇帝之竭誠，可謂既臣亦師。更因其「通識時變，勇於任事」，以一人之力，而「扭轉衰局，振興危國」，故後世亦贊其為「大明之脊樑」。然功高震主者往往身危，而張居正之危，非在生前，乃為身後也。

　　萬曆帝初政之時，尚是十歲稚齡，其時，明王朝正面臨國庫空虛、用度匱乏，流民四散、草澤禍起之困境，且更有北方韃靼屢屢來犯。張居正主張改革以富國強兵，把解決國家「財用大匱」作為治國之目標，而要實現這個目標，首先鞏固國防，整頓吏治。萬曆九年，張居正始下令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一條鞭法」，此則為中國田賦制度史上繼唐代兩稅法之後又一次重大改革。

　　張居正掌政十年，國庫終不復空虛，存銀達四百餘萬兩;而太倉之存糧，亦足十年之需矣。萬曆十年，他卻因勞瘁過度而亡，其功績可謂蓋世矣。然其過世僅一年有餘，萬曆帝即令抄其家，並錮其家門，困其家眷於空室多日，竟致子女十數人活活餓死，八旬老母惶懼哭泣，長子自縊身亡，慘痛至極。然萬曆帝仍然余恨未釋，竟言張居正之罪本當「剖棺戮屍」，後雖未實施，但張居正身後之凄涼若斯，此誠令後人痛惜難已。

　　然而，今人縱是意難平，奈何只能觀史興嘆。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大規模之變法，誠可謂風云為之變色。而歷史之輝煌，正是因商鞅、王安石、張居正，以及歷史上許許多多「棄家忘軀，以殉國家」的改革者們，以己身之鮮血澆灌而成，悲壯而偉大。

　　（來源：學習時報 作者：徐問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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