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理論溯源

西方民主理論溯源

劉晶

【摘要】西方的民主理論起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發展於資本主義的歷史進程中，豐富於現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並駕齊驅的浪潮下。文章通過對西方民主理論的溯源來尋覓民主來自於何方，並進一步探尋將走向何處，這對於理解和發展現代民主理論有著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關鍵詞】西方　民主理論　溯源

「民主（democracy）」概念源於兩個希臘文字的組合：Demos和Kratos。前者指人民或公民，後者指統治或權力。兩個希臘文組合在一起就是民主，含義是指統治權歸人民所有，或者稱為人民主權。民主最原始的含義在於全體公民擁有參與和管理國家事務的平等無差別的權利。近現代以來，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民主是個好東西」，但民主並不是從開始就被看作好東西。在過去的兩千多年間，民主大部分時間被看作是「壞東西」，它被看作是普通窮人愚昧、不理性的產物。隨著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不斷變化，民主作為制度或意識形態被廣泛運用。在古代雅典民主政制的基礎上，現當代理論家們逐漸總結和探索出豐富的民主理論形式。

可以說，古代民主是西方民主的淵源，其源頭可以在古希臘、古羅馬政治思想賢哲們的理論中找到。雅典民主制已成為現代政治思想的主要淵源，尤其是平等、正義、自由、法律等思想和理念對後世西方政治思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①

西方古代民主思想與雅典民主制

雅典的城邦民主產生於公元前6世紀初的梭倫改革，經歷了長期而曲折的逐步完善。公元前5世紀，雅典建立了城市國家（城邦）。城邦被定義為是以城市為中心的自治國家，小國寡民是其最核心的特徵，由於雅典城邦地域範圍小，人口集中且公民數量較少，這樣的地理和人口因素為直接民主制的誕生奠定了良好基礎。少數的公民享有直接參与和決定城邦事務的權利，「人民的統治」奠定了民主最基本的含義，這樣的直接民主製為後世民主內涵和外延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歷經貴族政治時期、梭倫改革和克利斯提尼改革後，雅典民主制逐步建立。隨後又經歷伯里克利時期，雅典的民主製得到了更廣泛和深刻的發展。貴族政治時期的雅典處於平民與貴族長期對抗狀態，階級矛盾十分尖銳。亞里士多德曾概括這一時期為「多數人被少數人奴役，人民起來反抗貴族」。黨爭十分激烈，各黨長期保持著相互對抗的陣勢，直到後來才共同選擇梭倫為調停人和執政官，把政府委託給他。

梭倫從經濟、法律、政治、官吏任選等方面進行了全面徹底的改革。在梭倫的憲法中最能體現民主價值的有以下三方面：一是禁止用人身作擔保的借貸，這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二是群眾力量的主要基礎，即向陪審法庭申訴的權利；三是任何人都有自願替被害人要求賠償的自由。②在經濟方面，梭倫推出系列改革措施，鼓勵工商業和對外貿易，進行貨幣改革。這些改革促進了城邦的繁榮，為民主制的發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政治方面，梭倫按財產多少將公民劃分為四個等級，使並不富有的廣大公民享有一定的政治權利，這為城邦公民最大範圍地享有民主權力奠定基礎。此外，梭倫還恢復了公民大會和建立四百人會議，規定全體公民都有平等的機會成為民眾法庭陪審員，這是民主精神的體現。但是因取消債務惹怒貴族，又因土地問題使平民十分不滿。因此，梭倫的改革使得貴族和平民都怨聲載道。此時，梭倫決定卸任執政官之職，條件是必須施行他頒布的憲法。此後雅典國內展開了激烈的黨爭。隨著克利斯提尼進行政治改革，雅典城邦民主制最終得以確立，氏族制度的最後殘餘也隨之而滅亡，民主政治改變了雅典的階級關係，推動了奴隸制和雅典經濟的繁榮。

持續約半個世紀之久的希波戰爭，使得波斯帝國元氣大傷，同時讓雅典的軍事實力和政治威力大為提高。這為雅典的奴隸制經濟開闢了廣闊的市場和充足的財力資源，也為民主政治發展創造了極其有利的條件。在伯里克利時期，雅典又進行了旨在推動民主發展的若干政治改革，這個時期的雅典經濟、政治、文化景象繁榮昌盛。此外，孕育其中的民主制也得到了空前發展，為雅典成為城邦民主制的代表奠定了良好基礎。通過梳理雅典民主政治建立的歷史脈絡可知，雅典民主發展的根本動力是工商業奴隸主和廣大平民與氏族貴族的鬥爭。從本質上說，民主是工商業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雅典民主製成就的輝煌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民主。作為民主的典範，雅典民主制具備民主的基本特徵，可以概括為主權在民、法律至上、權力制約和公民意識。第一，主權在民主要體現在國家權力結構（公民大會，五百人的議事會和民眾法庭）和雅典公民「輪番為政」（雅典政治向全體公民開放）上；第二，法律至上主要體現在雅典政制嚴格實行法治，絕對禁止人治。雅典人視憲法為最高法律，神聖不可侵犯。此外，法律至上更體現在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時，雅典人強烈反對人治。亞里士多德曾盛讚這種法治精神。他說：「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遵循這種法治的主張，這裡還須辨明，即使有時國政仍需依仗某些人的智慮，這總得限制這些人們只能在應用法律上運用其智慧，讓這種高級權力成為法律監護官的權力。」③這肯定了法治優於人治。在不否定為政者發揮個人才智的同時，也提出了為政者只能在不違背法律的前提下運用個人智慧。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念無疑是雅典法治實踐的思想結晶；第三，權力制約主要體現在雅典最重要的三大機構（公民大會，議事會和民眾法庭）之間的監督和制約。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貝殼放逐法。這個規定是雅典公民控制高級行政官員的重要手段。貝殼放逐法類似於現代對高級行政官的彈劾法，但區別在於，在雅典執行此法的是全體公民；第四，公民意識主要體現在雅典民主制後面相應的政治文化和觀念。它與民主制相輔相成，重要性不亞於民主制度本身。雅典形成了統一的公民集體，關心雅典，參與政治，輪番執政，是雅典人心目中神聖的權力和義務。城邦至上，政治為本，成為了雅典人的共識。這就印證了亞里士多德的一句名言，即「人類在本性上，是一個政治動物」④。

雅典民主制的輝煌令人讚歎，但它畢竟是人類民主發展的初級階段，缺陷和存在的問題也應值得注意，其主要核心是雅典民主制本質上是少數人的民主。雅典民主制是城邦民主制，是小國寡民的民主制。享有民主權的只不過是全體雅典居民中的少數，不過四五萬人。這是使得雅典民主制具有直接民主形式的基本原因。成為公民的條件是年滿20歲的雅典男子，且其父母都是雅典的公民。奴隸、婦女和異邦人皆無公民權。古希臘城邦眾多，面積不大，極易成為異邦人。雅典的民主有局限性，它只是由少數公民享有的、排斥大多數人的民主。

此外，在公民大會等民主機構中，經常是時間閑暇、受過良好教育、知識層次較高的、能言善辯的富人們提出各種議案和發表各種演說。可想而知，富人階層所代表的階級利益和最終達成的提案共識是具有一定階級性的，是不夠全面的。雅典民主制尊奉多數人的意見，這樣也極易忽略少數人的意見，使少數人受到排斥和打擊。這種將多數人的意見絕對化、缺乏保護少數人意見的做法也存在一定的問題，它極易為專制政治提供土壤。

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主要民主思想

當今世界，幾乎所有國家都以民主國家自居。20世紀以後，大多數國家都開始接受民主，並高舉民主旗幟進行自身建設與發展。在古代擁有較高知識素養、較廣社會關係的賢人都來自於精英階層。精英們認為使沒有受過教育的廣大窮人擁有權力是愚蠢的。他們把民主當作是窮人對富人橫行霸道的制度，即群氓政治。⑤例如，在雅典政制中，民主的權利只屬於少數的雅典公民享有，符合雅典公民條件的基本上都是這個社會的有產階級或精英階級，他們懼怕或反對民主。有產階級或精英們認為大多數人是無知和無能的，他們不具備一定的政治能力，對問題的看法和認識很難正確和深刻。他們認為普通人的看法最多只能算是一種觀點，而且是未經過深思熟慮或錯誤的觀點。此外，精英們還認為大眾的無知和愚蠢極易被政治鼓動家們所利用，受其蠱惑和擺布。因此，他們堅信：多數人或群氓一旦獲得參政的權利就會變成集體暴君。

對古希臘民主政治實踐深入透徹研究的當屬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因此，在梳理古希臘時期的民主思想時，主要以師徒三人的民主思想為代表。

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年）可謂是古希臘哲學的分水嶺。他擴大了哲學研究的範圍，將重心引到對人心靈的關註上。雅典民主制先天缺乏理性，因此導致了新的專制與保證，雅典民主逐漸變為非理性的暴民政治。蘇格拉底認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直接民主具有局限性，人民天生是不理性的，他們缺乏管理和民主的才智，他們的決定不一定合乎理性。蘇格拉底認為「民眾沒有任何關於善的知識」，因此他不可能完全「符合民主的原則和人民主權」⑥。對於直接民主，蘇格拉底持反對態度。因為無限的多數權威就意味著權力的濫用，少數的意見也很難得到尊重和保護。更嚴重的是，多數的無限權威反覆濫用的結果極易導致暴政，最終帶來社會的動蕩。蘇格拉底指出了民主泛濫的不良後果，其思想超越了古希臘的民主思想，為近代西方民主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

作為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約公元前427～前347年）繼承並發展了老師的理論。柏拉圖提出哲人王思想，他認為，普通人沒有治國的能力，並不適合管理國家，只有哲人王才能成為統治者。柏拉圖認為理想社會應由三種人組成，即國者、輔助者和生產階層。這三個階層應各司其職，互不相亂，和諧一致。柏拉圖認為這種和諧完美的政體為貴族制。與之相對應的四種不完美政體為軍統制、寡頭制、民主制和暴君制。柏拉圖認為民主制猶如一艘無舵手的大船，沒有分工，沒有專業化，效率低下，難以勝任應對大海。在這種制度下，人們都能無條件、無差別地參與和管理國家事務，人們很可能不再尊重權威，也容易忽略他人的感受，整個社會極易陷入極端的無政府狀態。顯然，在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眼中，民主危害重重，是極易引起社會動亂的嚴重隱患，其重心是懼怕普通大眾的直接參政，並為佔少數貴族精英的利益作辯護。

柏拉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在繼承發揚老師和先輩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有別於前人的民主政治思想。民主政體是亞里士多德民主思想體系的重要部分。在《政治學》、《雅典政制》等著作中，他運用大量篇幅對民主制進行深入的論述和探討。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他將政體劃分為為了謀取城邦共同利益的正宗政體以及為了謀取部分人利益的變態政體。亞里士多德眼中的理想政體，最重要的不在於掌權者的人數或階級，而是政權服務的目標是城邦的全體利益還是統治者的部分利益。可以看出，共同利益具有最重要的地位，並以此作為劃分整體優劣的標準。一個人的私利是私利，多數人的私利也是私利。他所希望的是統治者能夠超越階級利益，從城邦的共同利益出發行使權力和制定政策。亞里士多德最推崇的政體是由中產階級掌權的共和政體，他認為中產階級具有節制和中庸的美德，尤其是他們很少有野心。他所推崇的共和政體的核心精神是社會利益的不同階級共享（只限於公民）公共權力。但是只要有階級存在，任何時代的統治者都只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可能他會在謀取自身利益的同時客觀上顧全到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其出發點是統治者自身階級的利益，亞里士多德超越階級利益的觀點只能是一種空想。亞里士多德對於城邦和公民本質的論述蘊含了最基本的民主精神和原則。他認為，城邦在本性上是公民的組織，而公民是具有城邦政治生活參與權的人。亞里士多德歸納出三個古代民主政治的特徵：一是平等原則，二是遵從多數的原則，三是城邦公職面向所有公民。可見，民主政體平等、多數、公平的基本原則在亞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早有體現。

針對蘇格拉底和柏拉圖對於民主政制的批判，亞里士多德也做出相應的辯駁。首先，他認為群眾的集體智慧不一定遜於政治家的個人判斷力；其次，技術不等於技術評判；再次，出身高貴與卑微同技能嫻熟沒有絕對正向的因果關係。但是，對於民主制，亞里士多德也提出了批評。他的批評主要針對極端民主制，這種政體是由民眾而不是由法律來最後裁決國家事務，民眾就成為了一位集體君主。極端民主制容易產生多數暴政，被少數野心家利用。此外，由於普通貧民佔大多數，富人佔少數，極端民主制會侵犯富人的權利，這是有違正義原則的。這些批判為日後西方構建民主政體時如何防止多數的暴政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古羅馬時期，平民革命不斷取得勝利。雖然沒有孕育和發展出勝於雅典的民主制度，但公民的權利逐漸得到擴展和保障，法律和法治的觀念也逐漸加深。與古希臘重視公民參與城邦政治相比，古羅馬更多強調的是國家對公民必須提供的保護和服務，更看重人民的權利。古希臘的民主重視權力，而古羅馬更重視的是權利。這些思想對後世個人權利觀念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古羅馬民主思想中最重要的是分權制衡的混合政體思想。

在論及古羅馬分權與制衡思想時，就必須提到對後世西方產生深遠影響的西塞羅（公元前106～前43年）。西塞羅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內容是分權與制衡思想，其思想不僅繼承了亞里士多德，還超越了波利比烏斯。西塞羅這樣描述國家：「國家（或共和國）是人民的事務。但人民不是人們某種隨意聚合的集合體，而是許多人基於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結合起來的集合體。」⑧因此，國家是人民的事務，國家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共同利益而建立。在政體理論方面，西塞羅主張政體循環和混合政體。其民主思想主要體現在構成分權結構之一的民眾大會和民主選舉中。西塞羅混合政體的出發點不是民主，而是權力的歸屬問題。西塞羅指出要通過政體自身的分權來進行權力的約束，以權力制約來保障公民的合法權利。這些思想為後世分權理論、民主理論的發展都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

結語

西方民主的發展迄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期間不乏理論和實踐的種種創新和嘗試，古代先哲們的理論財富至今閃耀著歷史的光輝。隨著世界政治經濟的不斷發展，民主的旗幟被運用在革命、治國、社會生活等不同領域。雖然我們今天所談論的「民主」早已不是或超越了古代雅典的民主制，但是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孕育出的民主價值、法治觀念以及公平、自由、平等的精神理念至今仍被後世廣泛沿用。

（作者為天津師範大學政治學理論專業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英］戴維·赫爾德：《民主的模式》，燕繼容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第15頁。

②［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3頁。

③④［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商務印書館，2008年，第171頁，第7頁。

⑤⑥王紹光：《民主四講》，三聯書店，2008年，第14頁，第15頁。

⑦［古羅馬］西塞羅：《論共和國論法律》，王渙生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39頁。

責編/邊文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