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遊】《一個人和一座城市》阿成：寬容的城市

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松花江跑冰排的季節，全家乘火車離開了坡鎮，那時我還很小。我們一家新去的那個城市叫哈爾濱。在蒙語中，哈爾濱的意思是平地、黑色的河灘、快樂的墳墓、高岸等。在滿語中，哈爾濱的意思是渡口、曬網場、天鵝。在女真語中，它的意思是光榮與夢想的意思。

--阿城

哈爾濱－－阿成（上） 做為一個剛來到這座城市的孩子，我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時常跑出家門去看看這座陌生的城市。走在雨雪交加的中央大街上，我聽到了從不遠處傳來了俄羅斯風格的手風琴聲，幾乎就是在那一瞬間，使這座城市有了某種特殊的旋律。

哈爾濱——阿成（下） 我們這些孩子走路，則是用那種自製的、簡易的"腳滑子"在雪地上飛速地蹬著上學。那時候，全城到處都是蹬腳滑子的孩子。如同生活在童話里。冬天，家裡買糧買柴，用的都是那種自製的小爬犁，它非常方便、輕快。無論是腳滑子還是雪爬犁，真是幫了那一代人的大忙了。

紀錄片：

1. 《一個人和一座城市》寬容的城市(1)
2. 《一個人和一座城市》寬容的城市(2)
3. 《一個人和一座城市》寬容的城市(3)
4. 《一個人和一座城市》寬容的城市(4)

　　我還記得，那是一個松花江跑冰排的季節，全家乘火車離開了坡鎮，那時我還很小。我們一家新去的那個城市叫哈爾濱。在蒙語中，哈爾濱的意思是平地、黑色的河灘、快樂的墳墓、高岸等。在滿語中，哈爾濱的意思是渡口、曬網場、天鵝。在女真語中，它的意思是光榮與夢想的意思。

　　（阿成在松花江）

　　有關哈爾濱的解釋，我看到過好幾種說法。直到今天許多溯古的專家對"哈爾濱"的原意，仍在亢奮地破譯中。

　　這座風雪瀰漫的城市於1907年開埠通商，但早在帝舜時代，哈爾濱地區就屬肅慎和女真的故地了。總之，幾千年來，這裡是滿人、達斡爾人、鄂倫春人、錫伯人、鄂溫克人等三十多個少數民族休養生息的地方。由於這裡地脈寒冷，環境艱苦的緣故，生活在這裡的人們，無論男女都長得高大驃悍，而且個個都是漁獵的能手。（小火車）我隨著父母和兩個哥哥乘坐那種老式的火車離開故鄉坡鎮的時候，是在一個飄雪的晚上。母親在乘火車離開故鄉的夜晚時，曾產生了一種幻覺，她從車窗那兒看見，我那兩個死去的小姨正赤著腳在雪地里追趕火車，她們一邊追，一邊喊：二姐，回來吧，二姐，回來吧－－但是，透過車窗，坡鎮終於消失在紛紛揚揚的大雪之中了。母親是個女人，畢竟是故土難離呵。

　　（鐵路叉）這條鐵路，早年被稱為東清鐵路，它是一條跨國的鐵路。它一直連著俄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從那裡轉車可以去歐洲。在中國境內，它一直到長春、旅順，大連，從那裡換車或乘船，可以到關里。我的爺爺說火車是"蕭何"，說成事是它，敗事也是它。這是我記憶當中爺爺說的一句最為耐人尋味的話了。的確，這條鐵路曾經給這片土地帶來過發展的契機，但同時也帶來了痛苦的回憶。

　　（教堂）在50年代，我們新來的這座城市人口不多，很幽靜。

　　透過烤地瓜的熱氣，我看到的是街道兩邊高大的唐槭樹。在雨雪交融的街面上落滿了絢爛的秋葉。

　　後來，我聽說，哈爾濱有許多雅號，像丁香之城，教堂之國，東方莫斯科，中國小巴黎，還有音樂之城，榆樹之城。據說，早年當地的滿族人死後，都安葬在古榆樹下。這真是一個奇異的風俗。一個叫斯葉阿的俄國女士說過"哈爾濱的每顆樹都是一座墓碑和藝術陵墓。"

　　（方石路）這條街的街面是由無數個小方石鋪成的，成魚鱗狀，閃閃發光，很好看。

　　我還知道，這個城市裡的很多人都是從山東那邊闖關東到哈爾濱來的。他們到這座城市裡來，首先要投奔到道外的那個山東會館。

　　（烤栗子）做為一個剛來到這座城市的孩子，我對周圍的一切都感到新奇，時常跑出家門去看看這座陌生的城市。走在雨雪交加的中央大街上，我聽到了從不遠處傳來了俄羅斯風格的手風琴聲，幾乎就是在那一瞬間，使這座城市有了某種特殊的旋律。

　　（中央大街）後來我才知道，我腳下的這條街是這座城市中最有名的"中央大街"。中央大街的兩旁差不多都是一些歐式建築，有歐式的、俄式的、希臘式的，也有巴洛克式的。儼然一個建築博覽會。但它們在骨子裡卻是那些國外流亡者思鄉的產物。

　　直到現在，我仍然喜歡在這條有著異國情調的街道上漫步。每來到這裡來，照例要到那家華梅西餐廳去用餐，坐在那個靠窗的位置，一邊用餐，一邊看著窗外。這是全城最早的一家西餐館了，這座城市的每一戶人家都曾到這家西餐廳用過餐。

　　透過餐廳的窗子，不僅可以看到街角處的秋林商店，也可以看到街對面的馬迭爾旅館，看到樓與樓的縫隙中的那些鐵鑄的雕塑和微型的休閑廣場。這些早年的建築，也曾是那些外國僑民夢幻中的精神家園。據說，在1933年夏天，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就曾下榻在馬迭爾賓館。

　　（資料）

　　那時候，從這扇窗戶外走過的大多數都是外國人，曾有一個數字的統計，最多的時候，外國僑民曾占這座城市總人口的二分之一。他們當中有冒險家、政客、有軍人和商人，但更多的是逃避戰爭災難的普通平民和勞工。那個早年在中央大街上拉琴的俄國乞丐，就是為了躲避俄國的內戰才流亡到這裡的。他是這條大街是的一個永恆的風景，也是這座城市的一個"序言"。

　　（秋林商店）街角上的那家秋林商店，是當年有名的"遠東第一店"，至今已有100多年的歷史了。這家大商店的最早創始人，伊萬·雅闊列維奇·秋林，是俄國的伊爾庫斯克人。年輕的時候我經常到那裡去，還有南崗的那家秋林商店。

　　（資料）那時候，秋林商店是外國流亡者經常光顧的地方，它經營的大列巴、列巴圈、蘇合力、古力斯蛋糕、力道斯紅腸、毛巴合雜拌糖和吉費勒軟糖，以及伏特加酒、蘭姆酒、黑豆蜜酒等等，最受中外顧客的青睞。在我的記憶里，在那些外國僑民和當地人的心目中，秋林商店是最棒的商店。

　　這些經常光顧秋林商店的外國僑民，在哈爾濱這座城市裡從事著各種各樣的職業。有錢的，開酒廠、煙廠、糖廠，開商店、開工廠、搞建築，甚至開銀行，沒錢的，便養奶牛、賣鮮花、教授俄語、教授各種洋樂器。總之，他們在這座城市裡生活得很好。坦率地說，比當地的哈爾濱人的生活水準要好得多。

　　哈爾濱人對於啤酒的鐘愛，來自於這些外國僑民的影響。而且哈爾濱人對啤酒的喜歡程度，是其他任何城市所無法比擬的。早在1900年，啤酒就出現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裡了。多年來，哈爾濱的啤酒銷量一直居全國領先地位。喝啤酒對於哈爾濱人來說，可以說是根深蒂固，由來已久。但是，你不要以為哈爾濱人各個都是酒鬼，是一些大手大腳不值得信賴的粗人。這僅僅是一個城市的風習而已。要知道，風習有時像飢餓一樣是不可抗拒的。我就經常在給外地朋友的信中或者在電話里說，請他們到哈爾濱來一塊兒喝一杯啤酒。這也是哈爾濱人表達友誼的一種傳統風習。

　　（松花江邊）

　　我喜歡到松花江邊去。這也是世界上所有的臨江城市市民的一個習慣、一份親情和一份依賴。人生有兩個階斷特別留戀江邊，一個是他的孩提時代，一個是他走在行將就木的季節里。從這個意義上說，江水是一個富有童心的老人罷。松花江是從長白山的天池發源，流經哈爾濱，然後匯入黑龍江的。它是中國的第三大河流。我 不明白，為什麼這裡土著人稱它是一條"黑色的河流"，而那些曾經僑居在這裡的外國僑民，則稱它是一條黃色的大江。要知道，它在我的眼中始終是深藍色的。只有在夕陽輝耀之下才變成了一條金色的大江。我很感謝這條江，是它從上游攜帶著大量的礦物質沖積形成了松遼平原上特有的黑色土壤。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這條江孕育了哈爾濱這座城市。所以，浪漫的哈爾濱稱它是母親江。松花江還是一條魚產豐富的江，鮭魚、鱘鰉魚和"三花五羅"等十幾種魚就產自這條江。我在少年時寫過一首詩，"三花銀鱗細，生拌野味香。飛箭喚鴻雁，煮酒話松江。"這是我對松花江最早的讚美與歌頌。

　　（幼兒園）在我6歲的時候，便被父親送進了"東北紅十字幼兒園"。這家幼兒園是一座中世紀古堡式風格的建築。經過俄國建築師的手，就不那麼十分地純粹了。據說，最早它是一個美國人的私人住宅。寄宿在這家幼兒園裡的孩子們少除了當地的中國人之外，還有朝鮮人、蘇聯人和一些日本遺孤。這裡的阿姨、廚子、園丁、園長，差不多全都是蘇聯人。母親曾回憶說，那時我能講一口流利的俄語。現在，我早已把俄語忘光了。但是，在哈爾濱人的日常用語當中，仍然夾雜著一些俄語，像列巴、色克、比瓦、力道斯、木斯斗克等等。它們已經成為這裡日常用語的組成部分了。1920年冬天，瞿秋白先生經哈爾濱赴蘇聯考察時，他就在《俄鄉紀程》里寫到過這樣的一句話："哈爾濱的上上下下都能講幾句洋涇浜的俄國話。"

　　（江水）在上紅十字幼兒園的那些日子裡，我經常逃學。逃學時我最喜歡到松花江邊去，那時，整個的江面上氤氳著一股淡淡的、怡人的、水氣很重的，甚至讓人沉醉的腥味。

　　（江）對於哈爾濱人來說，松花江在他們的心目中佔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它也是某些精神流浪者和孤獨者乃至散淡的人的精神家園。我經常看到一些人常年地廝守在江邊，自晨至夜，或者散步，或者高聲歌唱，或者在椅子上靜坐。大約他們與繁忙的城裡人有著完全不同的人生信條吧。

　　我也曾在自己的小說中多次寫到過這條江。這條江是生活在大江兩旁的東北人的一種精神家園。我曾在小說《趙一曼女士》中寫道："即使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里，流亡後方的東大學子們也是在低聲齊唱著《松花江上》，乞盼著家鄉的平安。"松花江是一部歷史長卷，它不僅有太多的故事，也曾傾聽了太多的苦難……

　　（冬泳）或許，正是這種富有挑戰精神的冷水浴感染了性格剽悍的哈爾濱人。在以後的歲月里，我經常看見在冰凍的江面上鑿冰冬泳的哈爾濱人。我常想，大約正是這條寒冷的江，培養與塑造了哈爾濱人堅韌的性格。這條江不僅是一條充滿慈愛的母親江，更是一條強悍的天河之水。這是一樁讓哈爾濱人感到自豪的事。

　　（馬車）在我上小學的時候，這座城市裡的主要運輸工具，除了馬車、牛車，再就是人力手推車了，那時候城裡的汽車很少，因此，人力手推車是這座城市的一支重要的運輸力量。只是對拉車的人來說，這座城市裡的坡路太多了，要想將滿滿一手推車的貨物拉到坡上去，車主就不得不花小錢兒臨時僱用一些專門拉上坡的"小套"。

　　（拉車）60年代，由於家庭貧困，我常利用暑假和寒假到外面去拉小套。

　　作為一個小套，我幾乎每天都有機會到哈爾濱的老火車站去。老火車站不僅是一個客運站，同時它也是一個很大的鐵路貨場。每次經過那裡時，我都會駐足觀看。是不是在我的內心潛在著一種遠行的慾望呢？

　　（寫作）我曾在小說《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中描繪過那座老火車站。1909年10月26日，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就在這座老火車站的車站月台上，擊斃了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

　　（教堂） 我曾在一篇隨筆中寫道，"沒有鐘聲的城市，是一個沒有靈魂的城市。"這種感受或許源自我兒時的記憶罷。那時候，哈爾濱有很多的教堂，像我家對面的聖母報喜教堂，聖·尼古拉大教堂，彼德·保羅教堂，聖母安息教堂等等，全城有二、三十座。當教堂大大小小的鐘聲響起來的時候，所有走在路上的外國僑民都會停下來，在胸前劃十字。看到這種樣子，真的在心中會替他們想，他們何時才能回到自己的祖國呢？

　　拉小套的生涯，似乎把我從一個不懂事的孩子，迅速地變成了一個有思想、有感情、有主見的男人了。要知道，一個人早熟就早受傷害。記得一次我吃力地幫著車主拉車上坡的時候，看到了走在路邊的老師，他鄙夷地看了我一眼之後，便從我身邊走過去了。我內心的自尊與自卑從這一瞬間萌發了出來。從那以後我不再拉小套了。現在想，或許正是那一段拉小套的生活，才使我有條件撫摸了這座城市的每一寸肌膚。使我對這座城市有了更直接的了解。

　　我拉小套的那個年代正是全國大興土木建築的火熱時期，哈爾濱這座城市裡也陸續出現了一批新的標誌性建築。這些新建築不僅讓我感到親切，也讓我感到自豪。

　　友誼宮是這批新建築中我唯一進去過的地方，我曾在這兒的劇場里看過兩部電影，一部是前蘇聯影片《前哨》，一部是中國影片《山間鈴響馬幫來》。或許，正是這兩部電影，使我第一次看到哈爾濱以外的世界。這讓我感到非常震驚。偌大的哈爾濱城，幾乎在我走齣劇場的一瞬間變得渺小起來。幾十年的光陰，是在不經意中流淌過去了。倏乎間人已到中年了。看到這些漸漸老矣的，像我的老朋友一樣建築，看看眼前這座愈來愈繁華的城市，我為自已成為這個城市的記錄員而感到幸運，也感到一份歷史的責任。

　　中學畢業以後，我的家也由原來的老宅，搬到了安松街上的新宅。上小學的時候，我很難發現身旁的某些變化，然而顧了一名中學生後，才發現生活天天都在變化著。

　　其實，早在1927年這座城市就通有軌電車了。在有軌電車剛剛開始通車的時候，除了人力三輪車工人之外，全城的人都沸騰了。那時候的有軌電車還備有茶水、畫報、報紙，穿皮衣的女售票員戴著那種船形帽非常神氣。那時，乘坐有軌電車是一種身份的證明。夜晚來臨的時候，燈火通明的有軌電車的擊電杆一邊從天線上擊落著鋼藍色的火花，一邊行駛，好看得讓城裡的孩子著迷。

　　我們這些孩子走路，則是用那種自製的、簡易的"腳滑子"在雪地上飛速地蹬著上學。那時候，全城到處都是蹬腳滑子的孩子。如同生活在童話里。冬天，家裡買糧買柴，用的都是那種自製的小爬犁，它非常方便、輕快。無論是腳滑子還是雪爬犁，真是幫了那一代人的大忙了。

　　我家新宅的那一帶，幾乎所有的街名都有一個"安"字：安靜街、安寧街、安心街、安詳街、安豐街、安發街、安固街、安國街等等。居往在這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闖關東來的，安居樂業，對他們來說太重要了。

　　這一帶也居住著十幾戶外國僑民。但是，在中蘇論戰和國內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不少僑民離開了這裡，

　　我記得我家的一個俄國鄰居，叫娜達莎。她自己住一個柵欄院，有一幢俄羅斯風格的木板房。院子里種著一大堆五顏六色的草花。娜達莎是一個漂亮的女人，也是一個熱愛生活的女人。每逢早春時節，她便和那些僑民一道去松花江的北岸折些"毛毛狗"的枝條養在家中的花瓶里。在他們的眼裡，"毛毛狗"是春天和希望的使者。

　　娜達莎的丈夫很久以前就死在哈爾濱了。他的墳就在太平區的文化公園裡。那座公園裡有許多外國流亡者的墳墓。先前叫聖母升天墓地。那兒還有一座被建成船形的教堂。只是不知道，這隻"船"能否載著這些亡靈回到他們的故國去。娜達莎經常去那裡看她丈夫，並放上一束乳白色的小鈴鐺花。娜達莎幾乎什麼也不會幹，她只有靠當地中國政府的救濟維持生活。偶爾她也賣家裡一些東西，我二哥就從他那裡買了一件小牛皮的白匪軍官的大衣，然後送到了鞋鋪，我們兄弟三人一人做了一雙皮鞋。後來，娜達莎也走了，去了澳大利亞。可這已經是二十年以後的事情了。娜達沙已經是一個老太婆了。

　　我去賣電影黑票的地方，是在中央大街附近的那兩家電影院，一家是東北電影院，一家是兆麟電影院。賣電影票的事，是我和我鄰居一個小孩兒一塊去的。每逢周末、周日，一天晚上可以掙四塊錢。在當時那可是一筆巨額的收入。我至今還記得電影院售票口的那個女人，抹著淡淡的紅嘴唇。在那個時代抹紅嘴唇的女人幾乎沒有，街上的行人都穿著藍、黑、黃三種顏色單調的衣服。無論年老年少，也無論男人女人，每個人的褲子上都有補丁。

　　我每到窗口去買票的時候，那個賣票的女人顯然知道我是一個小票販子，但她對我從來很溫和，總是笑著眼睛把一小沓電影票遞給我。

　　在我就讀的那所中學的學校旁邊，有一個專門卸煤的火車專用線。那條專用線至今還在，只是沒有過去那麼紅火了。每天上學和放學的時候，我都能看到一些光著脊梁骨拉車送煤的漢子。我非常羨慕他們，包括他們卷捲煙的樣子，吃東西的粗獷，喝水時的淋漓痛快等等，我覺得他們的身上有一種豪爽和樂觀的精神。記得學校的一次作文課，題目是《我的理想》。我很奇怪，有那麼多貧困同學的理想是那樣的離譜，他們有的想當工程師，有的想當飛行員，還有的人想當科學家，或者人民教師。我在《我的理想》中寫道，我想當一名拉煤工，我認為這種工作不僅僅有一種力的美，而且很實惠。他們拉一天車可以掙五塊錢。這是非常高的收入。我拉上煤車，媽媽就不會為過日子而發愁了。

　　先前，城市在有軌電車的衝擊下，使得城市的上空布滿了密如蛛網的天線，於是，很多人開始對有軌電車不滿了，覺得它們是一種落後的象徵。在我正式走出學校的大門參加工作的時候，城裡所有的有軌電車都被取消了。聽說現在又有人開始懷念它、呼喚它了。這種遲到的懷念之情又將何以堪呢？

　　六十年代末，滯留在哈爾濱的外國僑民已經不多了，教堂的鐘聲已經全部停止了。然而，作為專營西餐的華梅餐廳卻仍然執行著它的特殊任務，即在每天的大清早，在餐廳的門口擺上麵包、鮮牛奶和香腸，專門賣給那些外國僑民。這些僑民在飯店還未開門的時候就已經排隊等在門外了。他們都是帶著布兜子來的，他們買一些麵包和牛奶帶回去家，作為他們一天的口糧。就是在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也沒有斷過對他們的供應。的確，我一直為城市的這種行為感到自豪。這是一座富有同情心，富有人情味兒的城市啊。

　　周末的時候，也有個別的僑民到這家西餐廳來就餐。只是他們不再是有錢人了。我時常看見一個衣著邋遢的俄國老人到這裡來，要一份麵包和一碟紅菜湯。在中蘇論戰和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們有的回到了自己的祖國，有的卻不能回自己的祖國了，便通過朋友或親屬的關係去了澳大利亞、紐西蘭、日本，甚至非洲。他們當中也有哪也去不了的。或許那是經濟原因，或許是政治原因，或許是他們的信仰、身份、經歷從來就是可疑的。他們只好死心塌地的居住在這裡了。一個人無論生活在哪個國度里，他的靈魂都一直留在他故鄉的風俗中。

　　那時候，我每天都要往圖書館跑，每天都要借一本書看，像《越南婦女》，《甲骨金文研究》，《怎樣洗滌纖維織品》、《怎樣指揮大合唱》等等，總之什麼都看，見什麼借什麼，甚至一度把圖書館裡所有有關"橋"的書都借來看一遍，並作了筆記。我感到一種莫名的饑渴，我不知道我為什麼饑渴。我其實並沒有什麼奢望與理想。可能我太年輕了罷。後來，因為天天去借書，引起了那個自作多情的女館員的誤解與厭惡，便不再天天去借書了。

　　近半個世紀的時光，在一些細節中倏忽地過去了。我依舊到松花江邊去散步，去那裡看看我熟悉的俄羅斯風格的江上俱樂部、江畔餐廳，還有1957年建造的那座防洪紀念塔，以及我在80年代末的抗洪時期寫的"護堤銘"。

　　又落雪了。走在江邊的這條落雪的路上，我經常看到我曾面熟的一些老人消失了，永遠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還不曾熟悉起來的、新的老人的面孔。這循環往複的一切都發生在不經意當中，在悄然的落雪當中。江畔上，我童年時代的那座安琪兒和銀熊的雕塑已經不見了，只留下了一個個殘破的基座。冰燈也不再是早年的那種簡陋的冰燈了，變成冰的巨制，冰的高山、冰的建築，冰的城堡了。

　　走在江畔上的人們早已不再是那些闖關東的父輩和外國的流亡者了，而是這座城市的新一代主人。新一代人的理想絕不會是當一個車工或者拉煤工。

　　江面上又架起幾座新橋。一座橋顯然不夠了。城市變得更加龐大了。在80年代之後，城市裡的各種橋也越來越多，已經有160座之多。而它賦予我的卻是那種心臟搭橋手術的感覺。不過，城市的精神，城市的血液，城市的信息，城市的功能，城市的交通，通過這些編織在城市當中的各種橋樑變得順暢起來了。無論如何給予城市人一種全新的、解放的感覺。

　　如果你現在說阿成寫的哈爾濱市是一種真實的再現的話，這恐怕是個問題，我相信所有的都不會是這樣.它是一種精神家園，它依託於一種相對的真實，把自己理想中的城市表達的更加完善.這個無論我走到天涯海角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去，比如說我在歐洲，我在法國曾經做過一個很怪的夢我夢見我很快的進入一種時間隧道去見我的小丫頭，去看然後我又很艱難的通過這個隧道又回來.我整個走的路線，這個路線非常有趣，一個是法國式的建築一個是哈爾濱的建築，這種城市之間這種相通幾乎是在一瞬間完成一種對接.我當時回來想這應該是一篇文章，要有機會我回把它寫出來.

　　我一直在想，只有民族的進步和城市的涅磐，城市裡人才能有真正的精神涅磐。我想說的是，對這座城市的進步而言，我最愛是分布城市中各個地方的草地、花園、文化廣場和綠化庭院，以及"水、氣、聲、渣"污染的成功處理。是這一切，讓城市更加靠近了自然，這也是一座城市中最靈動，最優秀的品格。

　　我親眼看著它長大起來的哈爾濱，已不再是我的城市了，我不過是先前這座城市的一個朋友，一個記錄者……但我在內心，卻一直為這座城市祝福著。 央視國際 (2003年01月20日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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