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特點（轉載）

中國文化的特點

（一）中國文化的特殊背景

1.鄉土文化

中國自古便是農立國，現在還有八成左右的人口以務農為業。對於農人，土地是命根子，是使他們累世居於同一地方的重要因素。鄉土的社會是一個彼此熟悉的社會，不單人與人之間十分相熟，就是一切風俗和習慣，甚至地面上的每一寸土地，都和在這地上長大起來的人結下不解之緣。這些人是一群靠「禮俗」而團結起來的有機體，一切規矩都是靠親身生活

體驗而熟習過來的。在鄉土社會中沒有，也毋需有「次級團體」。次級團體是由一群按著相同的目標而組成，例如工會、教師聯會、護士協會等等，鄉村裡又怎會有這麼多不同的人呢？沒有次級團體，也就不需要有人為的規章或法制；這是鄉土社會沒有法治觀念和守法精神的重要原因。再說，鄉下人什麼都講信用，他們不需要立約、簽字、畫押這一套。他們會認為在一個禮俗和相熟的社會中，要動用法律去保障人與人的交往，實在是「太見外了」！

鄉土社會的人最能直接經驗到的當然是「家」；當一個家在同一地方發展了幾十年或幾百年之後，也就成了「家族」。中國人重視家族，而且這個家族並沒有什麼範圍，大的可以達到「一表三千里」以外。由於家族沒有什麼法定的範圍，所以有錢的人自然便有很多親戚，而貧窮人就是在自己的斗室中，也會有「貧賤夫妻百事哀」的傷感。這是中國人容易感受到世態炎涼的原因之一。

中國人的家族也是一個事業組織。規模小的事業只靠兩夫婦便可應付了；大一點的，便非靠兄弟叔伯等一起去合作不可。這樣的大家庭，實際上承擔了經濟、宗教、教育，和一個小小社會的功能。由於家庭也可以很複雜，所以漸漸便產生了類似法律的「家法」，家內的人都要按著自己的輩份和身份去生活，例如夫婦要相敬如賓，女子有三從四德的標準等等。「家法」排斥感情，所以在傳統的中國人家裡，情感的發泄和疏導，幾乎占不上什麼位置。

農業社會是一個千百年來都不變的社會，一切的經驗都可以世世代代地相傳下去，而且可以有效地應付生活上的一切問題。一個農夫所遇到的只是「寒來暑往，秋收冬藏」的季節循環，而不是時代的變更或社會制度的突變。前人用來解決問題的方案，盡可作為後代任何人的生活指南，而且愈古的經驗，如能證明有效，也愈值得保守。所以「言必堯舜」也就成了鄉土社會的最高智能和最佳保障。

鄉土社會的家是一種「差序」的結構，是由個人到家，由家到家族、國家和天下。在這差序之中，有一個中心，就是「自我」，即是以自我為中心，並從自我向外推演出自己與他人的關係。中國社會原沒有個人主義（指個人的獨立性、權利和尊嚴），因為他的最基本存在是「家的一分子」。但中國人也可以十分自私，他可以為家而犧牲族，為族而犧牲國。因為中國人認為個人和家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和起點；而實際上，國家對一個鄉下人來說，也實在是一個很遙遠的實體。他們對國家的義務，除了戰時的服兵役外，便只有年年的納糧罷了。所謂「交了糧，自在王」，鄉下人最理想的生活，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忘時」生活。

孫中山說中國人沒有國家觀念，也沒有團體觀念，這與中國人的鄉土社會結構有很大的關係。

2.大陸特性

中國文化是典型的大陸文化，在整部詩經和楚辭中，幾乎完全沒有關於「海」的記載。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我們也可以說：海洋的文化（例如歐西文化）好象智者，大陸的文化好象仁者；前者的特點是智，後者的特點是仁。智者的海洋文化動，而仁者的大陸文化靜。

海洋波瀾壯闊，變幻莫測，遇上風暴，更可驚天地而泣鬼神。透過海洋去發現的新大陸、新人種和新文化，可以把人的智能、潛能和想像力，盡量地引發出來。而大陸的變化卻是緩慢的、不知不覺的，即使暴風雨的來臨，也可以成為詩人袁牧筆下清新可愛的小詩：「雨過山洗容，雲來山入夢；雲雨自往來，青山原不動。」中國文化就是一個這樣平淡舒徐，屹立如山的文化。一種清新、落實、中庸、不極端、不激進的文化。中國文化成長於不知不覺之中，變換於無人能察覺之下，正如四時的代序、草木的發榮，「不見其生，日有所長」。中國連教育也要達到如「春風化雨」一般的地步，所謂「禮之教化也微……使人日徙善遠惡而不自知也。」（禮記．經解）

大陸人的智能是深沉的，不露形跡的，他們對生命的體會十分深刻，因為那是千百年來，面對著同樣的環境和同樣的事物所萌發出來的自覺和領悟。

中國人對於由經年累月所培養出來的智能，也因此表現得十分執著，因為那不是學來，或由外面拾來，而是經過無窮的日子累積起來的。中國人的智能就是中國人生命的一部分，因為它是和整個民族一起長成的。

3.月亮的民族

中國的曆法雖然是陰陽合曆（例如中國的春分和秋分等日期，便與陽曆相同），但主要還是按月亮的變化而計算日子。月亮的民族與太陽的民族，在性格上有相當大的差異。太陽是一條線地東升西落，永遠向前的；月亮卻有「陰晴圓缺」，有一種周而復始的變化；它每晚的樣子都不相同，但在不同之中，它的變化程序卻是每個月都相同的。這是一種既「變動」又「常恆」的循環，代表創造性和規律性的結合。太陽的民族不強調循環，他們喜歡義無反顧地往前直衝，這是一種進取性和征服性的表現。月亮的民族則強調在創造和生生不息中的循環、規律和限制。月亮民族不強調一往直前的創發，而強調和諧與順天應人。他們認為生命的最高智能，在乎能接受限制（孔子稱之為「天命」），而又能穩步地成長；在人生成敗得失的循環中，能保持著「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的樂天知命的安詳態度。月亮民族在參透生命之後，內心所享的安寧，就像秋天的夜空那樣澄朗、悠久而寧靜。

4.感受大自然的脈搏

大陸和月亮兩者使中國人對大自然產生了感情，也使中國人願意追隨大自然的節奏，成為一個能感受大自然脈搏的民族。中國人的這種性格很清楚的反映在他們的節日上。農曆中的廿四節氣，是大自然變化和跳動的脈搏，告訴人們大自然在循環和運轉到了那一個階段。中國人的節日，也多與大自然有關。例如：清明與重陽是正當春夏之交、秋冬之際，適宜登高遠足，並藉此機會而追懷先人；端午是在初夏之時，最宜在綠波中暢泳，連帶緬懷民族中一位代表忠勇與節烈的豪傑之士──屈原；而夏夜與中秋，天朗氣清、星月皎潔，最宜在庭園或田野中仰觀天象，欣賞宇宙的玄奧與造化的神奇，於是七月七日的乞巧節和八月十五的中秋節也就應運而生了。中國人最看重的農曆新年，也是與大自然和月亮有關的。除夕是過去一年的終結，以殘月來代表；初一則是「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的開始，以新月亮來象徵，直至十五的元宵佳節，月亮變化到最圓滿的時候，新年才正式結束，代表新年的意義，正是一個由月缺到月圓，由舊到新的過程和創造。生命於是充滿生機，新年於是充滿希望。

多少年來，中國的節日把人帶到大自然的懷抱里，讓人能欣賞天地的遼闊、歷史的悠長，和人生的奧妙。中國的節日把人與自然和歷史聯繫在一起，使人對大自然和對過去產生一份親和的感情，對自然產生敏銳的觀察力，對歷史產生撫今追昔，和承先啟後的責任感。當然，在這些優點的背後，仍是有它的特殊缺點的：與大自然的和諧相處，使人不能產生征服自然的意願；而對歷史的承擔感，則會使人失去全面地批判歷史的勇氣。所以中國很少像張衡和徐光啟那樣的科學家，也很少有王船山和黃宗羲那類能反省歷史錯誤的史學家。這是我們今後當努力的方向。

5.匱乏經濟

匱乏經濟也許是科技發展前的一種世界性現象，並非中國所獨有；但中國卻發展了自己獨有的應付這種困境的「人生哲學」，那便是中國人的安貧樂道和知足常樂的思想。中國人在面對飢餓、貧困的逆境時，所強調的是修己順天，而不是修天順己。貧窮在許多中國先哲的口中，在許多聖賢豪傑和隱逸之士的生活里，並不見得是一種缺憾，反而能顯出一個有道之士的高尚品格。三餐不繼的顏回、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捉襟見肘的曾參，都是中國人津津樂道的好表樣。莊子也形容自己是「貧也，非憊也」（莊子．山木篇），顯出一個人可以貧窮，但並不代表精神上的疲乏和委靡。莊子內心充滿活潑的生機，他所缺的不過是物質條件。

匱乏的經濟加上知足的信念，是中國不能發展科學以「厚生」的其中一個因素。

（二）中國文化的獨特個性

1.獨創而不斷

中國文化是一個獨自創發、獨自發展的文化；它是中華民族在自己的土地上生活、耕耘和創造的成果。無論中國文化是好是壞，它是屬於中華民族的，它具有這個民族祖先明顯的烙印。反觀希臘文化，它在發展的初期，已有機會接觸像埃及文化那種高度發展的文化。中國文化又是連綿不斷、發展至今的文化，它的成就也許不能令世界震驚，但它的生命力確已證明能經得起四千多年的挑戰和考驗。

2.自具特徵

中國文化中有些現象是十分獨特的，例如方塊字、繪畫和音樂都是。中國人各地口音不同，而能應用同一的文字，這是其它文化絕無僅有的現象。中國文化的獨特現象指出一個事實：就是如果中國人自己不去好好地發展自己的文化，中國文化將逐漸枯萎，甚至消失；因為並沒有其它的民族可以代替中國人去發展中國文化，其它文化也不可能代替中國的文化。

3.同化力強，影響深遠

中國文化也許發展得很早，而且本身有很多優點，所以雖然多次被外族入侵和統治，都能一一使這些外族人同化（即漢化）。中國文化的「勢力範圍」也是很廣遠和很深刻的。中國內地雖有「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現象，但在中國國內，幾乎凡是有人煙的地方，就有中國文化的痕迹，即如所有家庭都是儒家式的講倫常秩序的家庭，便是例子。中國的鄰邦如越南、韓國、日本和南洋一帶，多少都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散居在世界各國的華僑，即使是過了好幾代，還不失他們身為中國人的本色。許多老華僑都希望能在中國的故鄉安享晚年，或至少在死後能安葬於他們祖先所生活過的土地。可見落葉歸根的中國文化思想，仍牢牢地抓著許多炎黃子孫的心靈。

4.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中華民族是世界最大的一個民族。單以漢族人來計算便有九億四千多萬人，連同中國境內的五十六個少數民族的六千萬人在內，共有超過十億的人口。換句話說，世界上每四個人中，便有一個是中國人，有一個以方塊字作為他們的溝通工具的人。中國能成為一個大族，有同一的文化，除了靠方塊字的聯繫力之外，也許還應歸功於中國自古以來便有的天下一家的理想，懷遠人的國策，和同姓不婚（以便向外通婚）的習俗。此外，中國漢唐時代的軍威與聲望的遠播，或甚至在中國貧弱時所遭遇的武力上的失敗，都是使漢族擴大或與其它民族融合的直接原因。

中國的廣土眾民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後果：一是使中國不易亡，二是使中國不易興。中國宛如一條巨大而笨重的潛龍，要殺掉牠並不容易。要牠騰躍高飛，更是不易。

5.好古、崇古與歷久不變

中華民族是一個有「歷史癖」的民族，它的歷史典籍若以數量來計算，到現在為止仍穩佔世界第一位。從遠古時代開始，中國人就以編年史的方式寫歷史。孔子所著的春秋便是一部由公元前722 年至公元前481 年之間的歷史書。公元前91年，司馬遷完成了史學上最傑出的著作──史記。據美國達巴斯（Homer H.Dubs）的計算，如果把中國的廿五史譯為英文，便足夠印行每冊五百頁的書共四百五十大冊；這麼多的字，還只是譯到公元1644年明朝末年而已！

數千年來的中國名人，到現在還活在老百姓的心中，許多聖賢豪傑，如萬世師表的孔子、義薄雲天的關雲長等，更成了老百姓心中的神明。中國的姓氏也是世界少有的，許多姓差不多都可以上溯到兩三千年之前。這種深厚的歷史意識，使中國人深深地植根在中國的土壤里，成為一個記憶力特強的民族。至於保守力強、言必堯舜、在詩文中好用典故、在燈謎中喜歡用大量的古代知識和故事、許多文學名著都要假託古人的名字等等，不過是中國人愛好歷史和好古的一些具體表現。至於孔子的名言：「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更成了中國人好古、慕古的典範，而且從此使中國社會成為一個「傳統指導型」的社會。

崇古性格在社會或經濟上的結果，就是中國人有一個歷久不變的社會，嚴重地阻礙了中國文化的進步。事實上，中國文化是太好和太成熟了，以致近代人梁漱溟稱中國文化為「人類文化的早熟」。它本來不該在兩三千年以前，便已經能觸到人類生命的各種現實。由於它太成熟，所以令後來的人只知刻意保存、鑽研，和在這些「文化遺產」中去發掘；因而在社會情況發生了突變之後（如西風東漸、工業革命、民主浪潮等等），中國人反而不能創造新的文化，去適應新的社會。

6.沒有真正階級的社會

近代許多中國學者都認為，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便沒有真正的、狹義的階級；中國社會並不存在一個階級與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而持久的對立。貧窮人在中國的舊社會中也許受 到極大的剝削，或者甚至生活得比奴隸還苦，但這些窮人都是個別的現象，他們並不集結起來而成為一個階級。雖然窮人的子弟極少有翻身之日，但中國人仍深信「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而且民間也流傳著許多窮人變富人，富人而傾家蕩產的通俗故事。孟子的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界，不過是職業上或事務上的分工，而不是把社會上的人分為兩大階級。

中國原是個散漫的社會，甚至國家也不像我們現在所稱的國家。沒有階級間有系統而長久的對抗，也就很難孕育出求解放、求平等，或講權利、講義務的思想來，而且也不會講究權力間的制衡，或階級間的和平相處，更制訂不出保障人權，使人免受剝削的法律。這也是中國不能產生民主思想和民主政體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以倫理為本位的文化

以倫理為本位，或以倫理為整個生活的中心的文化，是中國文化的最大特色，也是中國文化的最大貢獻。在中國文化中，倫理籠罩著個人和家庭的生活，它成了社會和國家的基礎也幾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和作用。

1.以安定和諧為鵠的

中國人愛說「平安是福」或說「平安二字值千金」。他們最希望的是家庭「上和下睦」、「老少平安」。他們並不懂或不熱中於心理學和人際關係的技巧，他們只知持家待人有一個重要原則，那就是「和」，所謂「家和萬事興」，和氣才會致祥；總之是萬事以「和」為貴。他們希望鄰舍之間能「相安無事」，社會是一個令人「安居樂業」的社會，國家則一年四季「風調雨順，國泰民安」。中國人甚至希望這個世界是一個大同的世界，在那裡「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禮記．大同篇），是一片充滿仁愛與和平的樂土。

除此之外，中國人還有一種「天人合一」的理想，希望進一步做到「贊天地之化育」和「與天地參」的地步，那是一種人我一體、民胞物與和天人交融的無上境界。

在求和諧、求安定的強烈願望推動下，中國人較傾向於和平，國家通常也有「懷遠人」的政策，而治理人民的最高準則是為政以德和無為而治，不用壓迫和暴力。

中國人深懂「息事寧人」的可貴，因此便形成了一個無訟的社會，打官司變成一種近乎羞恥的事。所以相傳在某衙門曾有一副這樣的對聯：「為士為農有暇各勤爾業；或工或商無事休進此門」。其實，中國人即使在有事時，也有「生不入公門，死不入地獄」的想法，他們寧願在庭外「和解」，也不願對簿公堂。當兩個人發生爭執時，如果一方首先動手打人，無論他的理由多麼充分，也會被認為蠻不講理。因為在中國人的眼中，理由歸理由，打人、動武卻總是不對的。在這種思想下，中國人也變成了一個不喜歡鬥爭的民族，一群有驚人的忍辱負重能力的人。中國人的這種順民性格，使他們的處世智能變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他們的怕事心理，有時也會使他們在面對不義和壓迫時，不敢挺身而出。

怎樣才可以達到安定與和諧呢？儒家的答案是「建立一個倫理的社會」，一個講名分、禮法、秩序和義務（很少提權利）的社會。在這個社會中，每人都有自己的身份，都要按照一定的倫理或道德規範去生活。這是一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的社會。更具體一點說，在這個社會中，應該做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或者是如大學所說：「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儒家認為，如果人人能按自己的身份去生活，社會一定會達致和諧安定，正如孔子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論語．學而）

在強調和諧時，中國文化並未指出和諧的根基是公平和正義。又因為中國文化強調的是義務而不是權利；不講權利，也就無公平和正義可言。

2.以修齊治平為次序

修齊治平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認為安定和諧的社會絕不能一蹴而至，而應由自己做起，並由近及遠，即按著孟子所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這個方向去努力。在這修齊治平的次序中，「家」可說是整個過程的中心和「總站」；因為事實上，絕大多數的人，都只能做到「齊家」的地步，而少有能達到治國、平天下的。齊家的重要工具是孝，所以錢穆及謝幼偉稱中國文化實質上是一個「孝的文化」。

中國人對孝十分重視，中國的聖人、賢人、哲學和文學家等，雖然曾提出過許多道德的項目，如禮義廉恥或智仁勇等，但最能深入民間，落實於廣大的中國人生活中的，大概首先要數「孝」字了。中國的四書五經有許多關於孝的敘述，全本孝經都是關於孝的闡釋，至於廿四孝更是一些廣泛地流傳於民間中教人盡孝的故事。此外還有數不清的關於孝道的通俗小說和關於孝行的因果報應的故事。

中國人認為「百行孝為先」，孔子也說孝弟是仁之本，是做人的根本起點；孝子對父母不單生前要孝敬，死後也要懷念，達到「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或「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中庸）的要求。孟子以為「大孝終身慕父母」（孟子．萬章上），而「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萬章上）。孝經以為孝是「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而「人之行，莫大於孝」。曾子則認為「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大戴禮記．曾子大孝）。曾子幾乎把人的一切社會義務都包括在孝的範圍內，例如他說：「居處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曾子大孝）因為曾子以為一個人要做到「國人皆稱願（即稱譽）焉」，才算尊親，才算孝。他還以為孝的推廣可以「塞於天地，衡於四海，施諸後世，放諸四海而皆準」（曾子大孝），這樣的孝是個人修養、家庭和睦、社會安定、世界太平的基礎。

儒家雖然主張「孝順」、「無違」、「三年無改於父道」，但並不教人一味盲從父母。孝經主張要有能諫諍父母的「爭子」，曾子更教人要「以正致諫」，即以正道去勸諫父母，因為「從而不諫，非孝也」（大戴禮記．曾子事父母）。後來中國舊家庭所發展出來的「父要子亡，子不亡，是為不孝」，及其它不合理的「愚孝」，都不是孝的精神，而是中國人對孝道的闡釋太過極端所衍生出的流弊。

中國人一方面說要經由齊家而至治國平天下，但另一方面大多數人卻由於在治平的功夫上力有不逮，所以事實上只能以齊家為重點（甚至終點），所以一旦家的利益與國的利益產生衝突時，許多人都寧可以家為重，舜本身便是個例子。根據孟子的理論，如果「舜為天子……瞽瞍（舜的父親）殺人」則國家自然應該逮捕這殺人者，並將他繩之於法。但作為孝子的舜，怎可殺父親？所以舜便只好採取拋棄江山，而拯救父親的途徑，「竊負（瞽瞍）而逃，遵海濱而居，終身欣然，樂以忘天下。」（孟子．盡心上）忠孝不能兩全而取孝，這是許多中國人的價值觀念，這種觀念使不少中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成為中國不能強起來的重要原因之一。

3.以修身為本

在中國的許多古典文學作品中，有不少關於修身的言論；事實上，整部論語，差不多都是一些直接或間接教人修身的話。

孔子認為「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論語．學而），這個「本」就是修身，是按「孝弟」的標準而實踐的生活。修身是所有人的責任，沒有人可以例外，「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人能修身，便可以登上人格的高峰，因為「萬物皆備於我」（孟子．盡心上），因為人人都有「仁、義、禮、智」的善端（孟子．公孫丑上），而且「為仁由己」（論語．顏淵），問題只是人能不能下定決心和願不願意努力。

修身的功夫在「克己」。克己是達到人格最高境界──仁──的途徑，這便是孔子所說的「克己復禮為仁」（論語．顏淵）；此外還要不斷地學。但這個「學」不單是指知識的增加」而更是指道德生活的充實。中國文化之所以被稱為倫理道德的文化，是因為中國文化自始即把倫理道德放在知識之上。知識不是為自己存在，而是為生活存在，為道德服務。中國文化追求的不單是真，而更是善，這便是倫理。舉例來說，中個人如果能「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便說他「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論語．學而）。他諄諄訓誨弟子的，是先生活、後學問，所以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他還認為「好學」的人應該具備「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學而）的高尚品格。如果我們在道德上沒有長進，在與人交往碰壁，孔子便要求我們最好先「自省」，即所謂「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曾子自己便常常省察自己的行為和生活，他說：「吾日三省吾身」（學而）。孔子提醒人：「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論語．里仁）他曾明言自己最大的憂慮是「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論語．述而）

修身的後果，在個人方面要做到宋明理學家所說的「去人慾，存天理」；在待人方面要做到忠恕之道，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在社會方面則要「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

修身的方法更簡單，只要採取和他人易地而處的絜矩之道便可以了。絜矩之道就是：「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大學）

4.向里用力的人生觀

中國人在修養功夫上很強調「自我要求」和「自我努力」，形成一種很強烈的「向里用力」的人生觀。

在一個以倫理為本的社會中，人幾乎要負起無窮的責任。中國文化講義務而不講權利，認為人在彼此相處時，大家必須以對方的利益為依歸。中庸引述孔子的話說：「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意思就是：人應該把他所要求兒子的，先拿出來對待自己的父親；把所要求朋友的，先拿出來對待自己的朋友。中國人的這種「自我要求」的精神，也是有它的必要的，因為中國人的生活中心就是家庭，他既不能離開家庭，也不忍離開家庭，如果家庭的人際關係弄得不好，家便變成了人間的地獄，社會也將譴責這樣的家庭。所以人無論如何都要使這家庭好好地維持下去；而人唯一能作的，便是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別人。東漢的徐中干說得對：「防寒莫善於加衣，止謗莫如修身，防暑莫善於近水」（中論）。如果一個人不能向法官控告不慈的父母，他便只有走另外的，也是唯一的途徑：盡孝，以博取父母的歡心。中國文化絕早便已發展出反省、自責、克己、讓人、容忍、吃虧等價值觀念。「忍一時無憂自在，退一步海闊天空」、「吃虧長見識」、「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通俗格言，都成了中國人家傳戶曉的智能。

中國人相信只要努力、肯積德，人人都有出頭之日。所以修身的最重要座右銘就是立志、自勵和發奮。讀書必須「寒窗苦讀」，其它人也都需要腳踏實地，「咬緊牙關做人」。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雖然有賭博的玩意，卻無「搏殺」的風氣，也很少有僥倖的成功機會。中國人相信成功的關鍵只有一個，就是勤儉，而勤儉也確實成了許多人興家創業的法寶。這一切都是中國人的自我要求精神的實踐，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向里用力的人生。

當中國人遇到挫折的時候，他們大多只會怨命，怨「祖宗無陰功」，或怨「風水」和「八字」不好。這種自怨自艾的心態，也是一種「向里用力」的人生態度的反映。

中國人發明了孝、弟、勤、儉四個字，並把他們作為自己一生的修身的方向。「孝弟」用於人倫，「勤儉」用於職業，或作為持家之道。這都是一般的老百姓所易知、易明和易行的道理。所以他們一直都是中國人不離口的箴言。這四個字的基本精神，說到底，也無非是一種對自己的要求，要求自己去過一種「向里用力」的生活。

5.以倫理輔宗教

中國人很有宗教感，但似乎已經把宗教「倫理化」了。中國文化既以倫理為本，所以也要使宗教為倫理道德而服務，使宗教能產生有益世道人心的作用。中國人並不斤斤計較於教義本身的問題，也沒有正式負責闡釋教義的中心權力，對宗教的解釋也無所謂正統與不正統，只要能說得通，也可將就過去了。在中國，很少發生宗教戰爭，更少有為了宗教教義的問題而產生迫害「異端者」的現象。中國人甚至可以承認所有宗教都各具優點，而且可以毫不猶豫地接受三教（儒、釋、道）歸一的主張。那些拜神、拜佛又同時祭祖祀孔的人，在中國為數不少，別人也絕不會以為他們的信仰不純、不誠。

立地以上承天，承天道以隆人，是中國文化對宗教的基本態度，因為中國人相信倫理與宗教可以合一、對照、和互相增益。儒家尤其相信宗教可融於人文，因為天人之道都同是仁道，人德可同於天德，人性可通於天命而一同臻於至善。在人的仁心與善性之中，可以見到天心與神性的影子；當人達到至誠的境界時，也就達到如神如天的最高境界。這是一種極富倫理味道的「人文宗教」。

中國人的敬禮對象有三，就是：尊天，敬祖，崇德報功。尊天敬祖，是中國文化返本復始精神的流露，因為中國人相信「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記．郊特性），天和祖都是人生命的來源，是人活命之所系，人自然應當報答、景仰、愛慕甚至崇奉。這種返本復始的精神，使中國人對生命、對事物和對歷史都很「有情」。他們捨不得拋下、或遺棄已有的一切，而獨自迎向未來。中國人就是送行，也要送到十里長亭之外。這種依依不捨的心情，揭露了中國人對友情、對往昔、對所擁有的一切的無盡情意。返本復始的精神，使中國人要設法讓「古者化為新，而新者通於古」。要把自己一刀從根源中切斷下來，中國人是難於做到的。

除尊天敬祖外，中國人也「崇德報功」。中國人敬仰那些對人類的文化和物質生活有功

的人，感念他們的功德，和他們為人類所付出過的辛勞。在中國人的「宗教感」中，偉大的人物並未死去，至少他們的精神仍在，而且將永留人間。蘇軾在他的「潮州韓文公廟碑」中，便表達過這種信念：「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故申呂自岳降，傅說為列星……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這其實便是生命永恆和精神不死的一種明確宣言。中國文化不提倡個人主義，中國人也就相信生命不單是一個人的問題。生命雖有個人的幅度，但更有家庭、民族、歷史的幅度。人是整個人類的一份子，有永恆的價值和命運，因此中國人也格外重視「千古」、「天長地久」的觀念，並認為能「流芳百世」，也就與上了永生的天堂無異。

中國文化要把宗教和倫理整合在一起的努力，也可以從中國古代的「器物」中看出來。中國古代的器物是一種祭器和文物的混合，例如殷周的鼎彝，既可用於祭祀，亦可用於飲酒、接待賓客，或作其它禮儀上的用途。它既有宗教價值，又有文化意義。這種鼎彝多以青銅合金製成，非常笨重，而且上面通常刻有「子孫萬年用」或「子孫永保」等字眼，很能表現出中國人對民族生命的現在與未來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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