涼山彝漢關係：西南地區民族關係一隅

這篇文章是在兩周前開始動筆，是從當時西昌兩起歧視彝族的案例說起，談了一些民族政策的歷史和現實。3·01事件之後，網上和民間的論調起了微妙的變化，極端情緒和高端聖母配合廢話公知翩翩起舞。因此，我把文章進行了大幅度刪改，局限在涼山範圍內，加了更多涼山地區的具體說明。整體意思就是涼山人說涼山事，其他的地區和問題，我也無力參與了。由於刪改前後思路有所差異，因此文章結構體系有些混亂，請多包涵。其實涼山地區的民族問題和民族關係是很有代表性的。如同我之前的文章，我並不想提出過多政論。我希望這些文字能成為大家思考的參考資料，因此對於網上常見的主流論調沒有做太多介紹，著力在我認為內地讀者可能不太了解的方面。-------------------------------------------------------------------------------------1. 一則新聞前兩周彝族朋友的微信和微博圈子裡在大量轉發兩個貼子。一個貼子是西昌街頭的一個小廣告，內容是一個私人房主出售房屋，在廣告上突出說明「不賣彝族」。另一個貼子是西昌市小廟鄉小廟村十組的一個公告，不準村民將房屋租給非法經營者，括弧說明「包括吸毒、販毒、賣淫嫖娼及彝族和帶黑社會性質的團體和個人」。這兩個帖子在彝族青年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各種轉發回帖說什麼的都有，並都對這種明顯的歧視行為表示了極大的憤慨。雖然小廟鄉最近發了政論通知稱撤銷小廟村十組的公告，但也不能阻止最近兩天微博上就此開始的罵戰。更有人擬了一個聲討書發在網上，並署名作者為全體彝族同胞。我支持聲討的行為，但是卻不想用那篇文章一樣的敘述，所以我還是寫個文來說說。2. 涼山地區的彝族與漢族分布涼山彝族地區，大致是指彝語北部方言區，包括涼山州、樂山市馬邊縣、峨邊縣、麗江市寧蒗縣（以上為彝族自治地方）、樂山市金口河區、雅安市石棉縣、漢源縣（以上為比照民族地區享受政策縣區）、甘孜州九龍縣、攀枝花市鹽邊縣、米易縣（以上縣彝族人口佔全縣人口25%以上）、攀枝花市仁和區、宜賓市屏邊縣、瀘州市敘永縣（以上縣區有較多彝族鄉）等地的彝族聚居區。實際涼山州轄區有多個漢族人口比例較高的縣，如會東縣漢族人口約佔90%，會理縣漢族人口約佔83%，寧南縣漢族人口約佔77%，德昌縣漢族人口約佔75%，西昌市漢族人口約佔75%，冕寧縣漢族人口約佔65%。與此相對，涼山腹心地區，多個縣漢族人口低於5%。這是典型的「大雜居，小聚區」的格局。就涼山州全境而言，彝漢人口大約各佔一半，各220萬左右。攀枝花轄區內，漢族110萬左右（據說本地世居漢族與三線建設遷入漢族各約55萬，數據存疑），彝族大約15萬左右。3. 涼山地區彝漢遷徙歷史涼山地區彝漢關係長期互動發展。彝漢人口均是長期持續遷入涼山的。南詔之前，西昌及周邊地區是中原王朝的正式行政編製行政區，多稱嶲州，彝族人口遷入較為零星，漢族也只主要在今西昌附近活動。此時，彝族先民烏蠻民系大量在今滇東黔西一帶活動，其中大姓爨氏與中央王朝多有互動。南詔大理時代，涼山地區屬於南詔大理的重要轄區，彝族人口大規模遷入涼山東部，元滅大理後在涼山地區設立羅羅斯宣慰司。羅羅斯即蒙古語對雲南部分彝族自稱羅羅的音譯。明清改土歸流及土司的衰落促使涼山彝族大量向西部與南部遷徙發展。而漢族人口則以西昌（唐嶲州、南詔建昌府）至會理（唐會同軍、南詔會川都督府）一線安寧河谷為中心，南（來自滇中）北（來自川南）兩向持續遷入，並向四周擴展。彝漢遷徙路徑基本表現為，漢族是翻山按水系前行；彝族是渡河按山脈前行。產生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生產方式上的差異。當地漢族以稻作農業為主，主要在平壩河谷地區活動。而彝族大多半農半牧。畜牧以羊最為重要，特別是綿羊，牛馬也比較多，牧業在生產生活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農作物原以蕎麥、燕麥等為主，後大量種植玉米和土豆作為主食，相應農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例有所提升。美國學者Stevan Harrell以及巴莫姊妹彝學小組稱涼山彝族的生產生活模式為「Mountain Patterns」 ，並在美國舉辦了有關專題展出。清中期以後，涼山地區彝漢衝突增加。漢族方面表現為因人口壓力逐漸向偏遠地方開荒，與彝族聚居地愈加靠近，甚至深入彝區。彝族方面表現為土司衰落後持續遷移，社會新結構對於奴隸人口的需求增加，到漢地劫掠人口的情況增多。這種衝突和互動一直持續到解放後、民主改革前。但總體而言以小規模零星衝突為主，沒有大型戰爭。與此相對，彝漢邊界地區，特別是安寧河谷地區，漢族地主與彝族領主為求互保，往往以「乾親家」的方式（雙方子女互認對方男性家長為乾爹，或兩家男主人結為異姓兄弟，以前者居多）結成聯盟。實際上這一方式非常有效，使得多數彝漢邊界保持了穩定。紅軍長征在涼山的彝海結盟，在彝族一方看來是帶有「乾親家」聯盟意味的。至民國時期，漢族農民租種彝族領主土地、彝族貴族家庭把子女送入漢族先生私塾的情況在安寧河谷彝漢邊界地區已不新鮮。同時，彝漢互市雖規模不大但在彝漢互保的平和中持續存在。「乾親家」這一民族和解聯盟方式至今仍在部分彝漢雜居地區延續。「乾親家」方式的本質是把宏觀的、冰冷的民族集團關係分解為微觀的、溫暖的家庭成員關係，以一個個家庭聯盟為焊點，彌合彝漢地區。參見附件1 涼山地區彝漢遷徙路線4. 「民主改革」對涼山的深刻影響民主改革，這裡特指中共配合漢區土改，針對民族地區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經常簡稱為「民改」。與土改激烈的政治經濟行為相比，民改在方式上初期相對溫和，最後結果大致相同。涼山彝族傳統社會結構為等級種姓制度，分為貴族（主要為奴隸主和領主，部分為自耕農，約佔總人口10%）、平民（主要為受領主管轄的自耕農，少數為奴隸主，約佔總人口75%）、奴隸（包括掠奪的其他民族人口，奴隸按人身自由程度的差異又可細分為幾類，奴隸約佔總人口15%）。社會治理方式的基礎是姓氏宗親「茨威」，按當地漢語習慣一般稱作「家支」或者「家門」，社會治理是外部家支結盟、內部宗法管理、平民家支依附於貴族家支、奴隸無家支庇護的宗法社會。相應的婚姻制度為民族內婚、等級內婚、家支外婚。法律制度以習慣法下的長老調解為主，巫術神判為輔。宗教生活為萬物有靈信仰，以畢摩主導的經書誦讀及儀軌為主，以蘇尼主導的跳神為輔。社會生產為半農半牧，農業生產所佔比例有提高的趨勢。此外，不同家支聯盟間爭奪土地和人口的戰爭頻繁發生（當地漢語稱為「打冤家」）。民主改革首先從調解家支間的戰爭入手，大量的家支矛盾在政府主導下平息。接著政府組織上層貴族學習討論，希望他們主動釋放奴隸、平均地權，實質是在軍事壓力下要求統治階層進行自上而下的革命。這一階段，初期推進溫和，一些貴族主動進行了改革，但多數貴族沒有響應。同時，政府開始接收逃跑的奴隸，甚至慫恿奴隸怠工、逃跑，從而導致一些貴族對政府產生不信任。由於溫和民主改革進程太慢，涼山民改中期政府開始了一些激進的改革動作，最終造成大規模的貴族武裝叛亂。但是武裝叛亂中仍有很多貴族對政府沒有直接敵意，而是不願意改變社會形態，他們很多人對政府喊話的內容都是「讓漢人不要插手，看這些奴隸能不能翻天」云云。民主改革的末期，政府武裝迅速平息了貴族武裝叛亂，全面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涼山民主改革的積極意義不言而喻：廢除了奴隸制及平民對貴族領主的身份附屬關係，並使大量的民眾獲得了生產生活資料，各個種姓的民眾獲得了人格和人權上的平等，理論上所有民眾獲得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些都是是社會的極大進步。但涼山民改沒有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是舊的社會結構和制度全面破除之後，新的現代化的社會結構並沒有建立；領主奴隸主經濟被完全消滅，但新的社會化生產經濟沒有建立。這一組問題在內地陷入極左和文革漩渦中，社會經濟發展緩慢時，並沒有突顯出來，或者說，雖有很大問題，但和內地差異不大。近三十年來，內地和沿海經濟突飛猛進，涼山的漢區和內地其他地區一起，併入到中國經濟的大市場脈絡中，雖程度不同，但都得到快速發展。但是涼山彝區由於社會治理和經濟結構，特別是社會治理方面的問題，無法融入中國經濟脈絡，民族隔閡陡然增加，涼山彝族社會經濟全面「坍縮」，直至出現貧困、偷盜、毒品、艾滋病的「黑洞」。參見附件2 涼山民改擴展閱讀資料5. 彝族社會的「坍縮」與社會問題的「黑洞」涼山民改只「破」不「立」，這和內地土改有一定相似性，但是因為混雜了民族因素，結果形成了惡劣的後果。涼山民改最終的結果，在經濟方面是使所有人成為自耕農，全面消滅了社會分工；在社會治理方面是剷除了長老習慣法制度，卻並沒有使現代法制進入涼山彝族生活。本來政府有相當的時間修補和培育，但幾十年的極左風潮，涼山彝族地區，特別是「老九縣」腹地一直處於停滯的狀態，其間甚至出現了「殺光貴族」的極端政治運動。改革開放之後，內地經濟運行逐漸進入正軌，涼山漢區也通過政府和民間的種種聯繫，搭上了發展快車。而涼山彝區，全民自耕農的社會經濟結構、惡劣的自然條件造成的低農業產出與封閉環境，以及語言文化差異，使得彝族民眾較難融入主流經濟。但是較難不等於不能夠，克服種種困難外加政府努力，本來有機會搭上末班車。然而，彝族地區社會治理機制的缺位開了一個逃逸窗口，使得這種艱難的融入過程奄奄一息。假設一個房間門很難打開，但是窗上了柵欄，要出去，一般會選擇努力開門。但一個房間門很難打開，窗戶卻大開著，很多人（並非全部）就會跳窗出去了。涼山彝區的社會治理機制缺位就開了這樣的逃逸窗口，第一個讓很多人翻出去的窗口就是偷盜。民改之前，涼山彝族的社會制度教育主要通過家庭教育配合習慣法判例這兩處進行教育和約制，前者是教育後者是實踐。因此，對於各類社會「違規」行為有制度化的管理手段，其中也包括對偷盜、危害社會、婦女保護等的習慣法約定。自從長老習慣法制度被全盤打碎、宗法管理被極力壓制之後，涼山彝區實際是一個無法制社會。當地民眾普遍反應「現在的人管不了了」、「家支也說不上話了」等等。相應地，社會運行主要靠道德進行家庭約束。這等於是說，社會的制度化管理坍縮為家庭單位的自我管理。這個道德約束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強制性弱（依靠個人自覺和家長管理），二是地域性強（帶有「鄉規」的意味）。這樣的結果就是，偷鄰居家的東西，自己也知道是錯，當地社會也不容忍；到漢區偷東西，好像已經無關自己的對錯，當地基層社會也認為事不關己。偷了東西回來，改善家庭生活反而讓人羨慕，和當年的中國偷渡客衣錦還鄉是一個感覺：誰管他在外面做了什麼，即便知道。但是為什麼偏偏是偷盜最先有也最普遍呢？我想恐怕是偷盜行為「門檻低」又易操作。有些前往內地偷盜的，其技術含量之低，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程度。更有各種無目的偷盜，簡直就是為了偷而偷。我曾聽涼山州的刑警說過一個案子，那個彝族青年入室盜竊，沒找到現金，就把人家一鍋飯吃了。其實，與偷盜相比，還有一類比較溫和的行為——賣血。1995年前後，我多次在西昌血庫遇到前來賣血的彝族青年，他們形容憔悴，年紀很輕，很多還不會講漢語。血站的工作人員說，一般到彝族年和火把節前，前來賣血的人數會激增。1990年前後，毒品開始大面積在涼山泛濫。我上初中的時候，我同桌的漢族同學偷著吸煙都要裹上頭痛粉（含少量咖啡因等興奮劑），足見社會風氣如此。後來，涼山州和西昌市的媒體幾乎每周都在播放禁毒的內容，以至於我們中學都多次組織學生觀看禁毒專題片和禁毒主題的電影。當時主要還是金三角地區的海洛因經雲南向涼山地區輸入。毒販先引誘文化程度低的無業彝族青年吸食，之後強迫或半強迫其以販養吸，再利用這些青年作為向內地輸送毒品的腳力。毒品利潤豐厚，對當地無收入來源的青年來說，很少的一點跑路費就被看作是巨額收入。再加上自己吸食，現金揮霍飛快，又不得不再次運毒，實際形成一條利用毒品控制大量腳力的運輸渠道。最近10年，政府打擊力度加強，毒品運輸又出現新情況。毒販利用毒品誘使和控制人數較少的一批彝族人，唆使他們誘騙沒有文化不懂漢語的深山中的彝族婦女，特別是孕婦和哺乳期的婦女，通過消化道或者陰道體內藏毒乘長途汽車進行運輸。從昆明到西昌，每個婦女一趟可以有一千至幾千人民幣的收入。這筆「巨款」對很多無知婦女很有吸引力，但是代價不僅是受法律制裁，更有人因毒品包裝破損而身亡，而這些婦女在藏毒前則對此一無所知。傳統彝族社會，對婦女有相當程度的尊重，因為女性出嫁，代表的是兩支家支結盟，出嫁婦女在夫家代表的是娘家的宗親勢力。所謂「射雁天空怒，打妻岳丈怒」。未出嫁婦女受到本家的保護，出嫁婦女由娘家宗親勢力提供支持，夫家提供保護。因此，傳統彝族社會不可能出現由婦女單獨遠出掙錢的情況，更何況是運輸毒品。事實上，彝族婦女體內藏毒的新聞出來後，老一輩的彝族人紛紛說「這些女的她後家（娘家）在做啥子！」大規模的毒品泛濫必然帶來艾滋病的擴散，主要擴散途徑是共用針頭注射毒品。像毒品重災區的昭覺等地，村裡只剩老人小孩和無勞動能力艾滋病患者的情況一度相當普遍。這已經是又從家庭管理坍縮到個人墮落的黑洞。在這樣糜爛的社會環境下，傳統社會治理方式開始尋求方案。「家支禁毒模式」 即是彝族社會利用傳統的宗法制度，在本姓氏內通過宗法管理、宗教盟誓的方式，在宗親內部進行禁毒。這種方案被很多學者看作是新型的社會工作形式，但在我看來，這是社會管理缺位的彝族社會在回歸傳統的管理方式。因為實際上，近年來涼山彝族地區各姓氏的宗親盟會活動越來越活躍，討論的內容除編寫家譜等必談話題外，往往會涉及宗親內後代教育、男女平等、漢區就業等等內容。家支盟會其實質就是對傳統社會管理方式的回歸，不同之處在於現代家支盟會涉及內容是當下生活中的議題，而毒品問題因為其特殊性而突顯出來。很多教育程度高低不同的彝族人都表示：「過去（指民改後到1990年代）不敢開茨威蒙格（家支盟會），現在黑彝白彝大姓小姓都開，是好事。」這其實是表達了一種在社會管理缺位結構下，對傳統社會治理方式的渴望。然而，漢區在外部看來，很容易把彝區的問題黑洞歸結為彝族「好逸惡勞」或者「劣根性」。一些到過涼山的志願者也表示，到涼山彝區工作，「收穫的感動少、感到的無奈多」，對彝區青年「不上進」、「沒追求」感到痛心。這一認知上的差異，使得漢區民眾對於彝族的誤解不斷加深，因此才會出現文章開頭說的，把彝族與吸毒販毒並列起來。而又造成彝族民眾對漢族的對立情緒，形成惡性循環的死結。前面這幾段不厭其煩的敘述，都是在講彝族社會治理缺位開出的「逃逸窗口」，實際上，本質還是那扇「門」——就業——不容易打開。很多網友都提出，就業不暢是民族地區各類矛盾的癥結所在，我完全同意，只是我想強調，社會管理的缺位或者混亂造成的涼山彝族社會的腐壞，與就業無門的狀態一起共同造成了偷盜、毒品等社會問題的黑洞。我希望，不僅要「開門」，還要「關窗」。參見附件3 涼山地區偷盜和毒品問題擴展閱讀6. 艱難的就業與民族照顧政策有關涼山彝族青年的就業問題，我在涼山童工 一文中已經提到。我想再說兩句。青年勞動力在本地就業困難，不是少民地區特有的情況，全中國都有這個現象，因而出現了打工潮和大規模季節性人口流動。但是涼山彝族地區因語言文化壁壘以及教育程度較低的問題，就業難度進一步提高。這種現象，必須要有政府的Affirmative Action作為支持和協調。在解放初期，中國政府提出和實踐的針對少民的優待政策，對於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發展有相當的積極意義。但是幾十年過去，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已經完全不同，而民族政策仍然僵化不變。特別是其中的「民族照顧」政策成為不適應當然社會生活的雞肋。像一刀切的民族考生加分，各類案件中的對少民從寬處理，完全不符合現今的社會狀況。而最重要的一環——就業方面的措施卻幾乎沒有。由於早期的民族照顧政策是配合計劃經濟體制而制定的，因此沒有在就業上問題單獨制定促進措施。其實現在的少民加分或者降分錄取，也是因為全國大致一體的教育體系才使得這一政策仍在實施，私立學校或者自主招生的部分也並沒有執行民族照顧錄取政策。在市場化的經濟運行中，少民青年因為各種原因在經濟運行中總體上處於劣勢，無論從社會公平還是國家穩定的角度看，採取適當的Affirmative Action對其就業予以促進是相當必要的，這也是不少國家正在採取的政策。像涼山彝區這樣的地方，社會生產凋零，經濟活力枯竭，必須要促使大量的人口轉到非農業的領域才能促使當地經濟結構的轉變和民眾生活方式的改變。實際上涼山彝區220萬彝族，青壯年勞動力拋高算佔35%，其中一半需要通過Affirmative Action解決或者促進就業，也不過38萬人，實際很可能沒有那麼多。這些勞動力人口對於全國經濟總量來說微不足道。可是如果沒有政府的積極干預就業，這些人當中如果有十分之一從事不法活動，對全國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很多人對於「民族照顧」政策的印象就是「偏袒」少民。其實，這是現在僵化的民族政策的體現。一項好的Affirmative Action不僅要使民族青年得到僱傭，同時還要促進對這些青年進行培訓和管理，否則大量出現僱員不能完成工作或者不按現代企業僱傭的方式工作（例如隨意曠工）等現象，則無法長效地提高民族青年的就業水平。在現代生產方式下的僱員生活方式也會隨之轉變，這對民族文化的時代化和漢族與少民的關係都有促進作用。在西昌，我們能明顯感受到很多漢族民眾對彝族的排斥心理不完全是簡單的民族隔閡，還有一方面是生活方式的差異，彝族群眾進入城市後依然採用鄉土生活方式（這是與其經濟模式相關的），無法完全融入當地社會，加上民族標籤就形成了鮮明的民族差別。說到這一點，其實與內地一些大城市中本地居民和外來人口的摩擦有類似之處，只是在少民和漢族的交往中被深刻地打上了民族烙印。事實上，漢族地區的文化也因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不斷時代化，如果少民青年不能加入到主流社會經濟的發展脈絡，其本土文化不能或緩慢時代化，就造成了民族之間溝通包容的鴻溝。換個角度說，生活方式的差異不在於吃什麼、玩什麼、信什麼宗教、過什麼節日，這種生活方式差異在於是否在同一個社會化生產的結構中生存，彼此了解的社會信息是否有大面積交集。要知道，我明白你在想什麼，最大的可能是我有同樣或者類似的經歷。7. 「淡化民族特色」可不可行？3·01事件出來以後，網上一大票公知大聲疾呼，要「淡化民族特色」，「讓全體民眾公民化」。我感覺這裡面有兩類思路，一是希望民族差別不要左右現實的政治經濟生活；二是對少民文化和身份持消極態度，不公開地支持漢化和同化。不論是兩者中的哪類，其政策設計都是與胡鞍鋼先生的「大熔爐」 論調是完全一致的。胡先生對美國的族群關係和構架方案推崇備至，但卻選擇性的忽略了三個問題：美國的國民從哪裡來？美國的印第安人狀況如何？美國為什麼又有Affirmative Action？人人都知道，美國的歷史就是移民的歷史，美國的族群人人都是「外來人」，白人從一開始就是各國各色人等搶佔地盤，相互鬥爭平衡，哪裡來的「歷史區域」？英語成為共同語也是經濟交往和政治博弈的結果。更何況現在美國南部仍然有大面積的區域通用語言是西班牙語。黑人就更不要說了，販賣來的奴隸來自不同的地域和部落，逐漸採用奴隸主的語言作為交際工具，基本喪失了自己的文化，根本稱不上一個民族，在這種情況下投入了美國的「大熔爐」。這些歷史難道還需要重複細說嗎？這和中國境內很多民族在現分布區域內，動輒幾百年的居住歷史有可比性嗎？請問胡先生是沒有聽說過一個辭彙叫「世居民族」嗎？更何況中國的漢族民眾不讓他們住歷史分布區域那讓他們住哪裡，全趕高山荒漠里？我也非常想知道胡先生對美國印第安人的生存狀態有何種了解，特別是印第安人酗酒問題及印第安人毒品問題。美國的「大熔爐」為什麼不「熔」他們，或者沒「熔」好他們？這是因為他們生活在「歷史區域」還是因為他們被拋棄在主流社會之外？最後，我希望胡先生對美國的Affirmative Action多說兩句，再不濟談談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說說逆向歧視恐怕也比完全避而不談高明得多。從實際效果來說，身份證是否顯示民族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各個人群是有權保存自己的語言和文化，即使在全球化浪潮的今天仍然顯得十分珍貴。從這個角度上來講，胡先生等人談的大熔爐正是試圖消彌地域和群體文化，這受到阻力必然是空前的。事實上，現行的很多政策或者實務當中的情況，正是很多少民青年必須放棄或者縮減自己的文化才能獲得教育和就業。實施胡先生提的政策和今天的現狀又有什麼兩樣，胡先生只是想做得更公開、更徹底而已，這能解決民族問題嗎？既然愛情不是你想買，想買就能買，那麼民族「特色」也不是你想淡化，想淡化就能淡化，您說是不是？其實「公民化」是很好的正確思路，但是公民化不等於均質化。我前面已經說了，生活習慣、民族文化、正常宗教信仰不是公民社會的障礙，相反，每個人有權保留自己的習俗文化和信仰正是公民社會的狀態。而且，正因為要建設公民社會，才應該使全民普惠地進入趨同的社會生產方式。就好像我們都知道微博可以發圖片，這和我用中文版還是英文版是沒有關係的。與此對應，葛劍雄先生提出「應當適當增加民族地區企業對當地少民的招工」是有真知灼見的。當下的事實是少民青年進入全國一體經濟的脈絡有各種問題和障礙，這種種問題和障礙有的是制度性的（比如三線建設企業主要是漢族工人），有的是市場性的（比如企業主更願意招收熟練漢族工人）。不解決這些問題，你再出什麼民族政策都是沒用的。就好像你給我說，全國男人都要對女朋友說普通話，我說：首先，我得有個女朋友。我們日常的工作中，已經有大量的少民青年在內地工作，漢族同事朋友也樂於與他們交往和合作。這正是因為有了共同的社會生產生活模式，有了共同的話語。他們中相當部分回到家中還是和家人講民族語，過民族節日。還有更多的少民青年希望有這樣的權力和機會。（我順便給某些少民朋友提醒一下，誰說社會化生產方式就是漢化的？哪個發達經濟體不是社會化現代化生產方式？）我在瑞士語言現狀一文中也提到，只有各個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大致相當，他才能保證多元一體和相對穩定的布局。在中國來說，不僅是地域的問題，還有人群的問題。我想內地漢族民眾也不希望生活模式完全不同的少民來影響生活，讓各族群眾都在自己的家鄉平衡發展難道不是好事嗎？8. 少民一定想和漢族分家？國族解決一切？首先，各個集團之間的聯盟本質上講是政治經濟利益的共同體。拋開境外敵對勢力不談，少民中想和漢族分家的想法通常有兩個原因，一是覺得自己受到漢族壓迫；二是覺得分家後自己會過得更好。（其實就後一種想法而言，世界上失敗的例子太多，但是沒有人覺得自己會那麼倒霉。）這其中的原因錯綜複雜，並非一時一事。但是，其中少民沒有參與社會經濟主流，不能或較少分享國家發展的成果有相當大的原因。這個問題不解決，越是強制同化，效果越差，分離情緒越濃厚。換句話說，各少民地區和人群與國家的經濟一體化程度越高，分享社會發展程度越深，就越不願意分家。甚至達到一定程度就無法分家了。我們從小學的漢族與少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就是講的利益集團一體化。在這個問題上，有不少人大談民族認同，大講「想像共同體」。且不說是不是全國都一個民族就肯定沒有分離思想，你這「想像共同體」不是一代人幾句宣傳就能實現的啊。而且認同同一個國家，各自又屬不同民族這不是很常見的現象嗎？怎麼把分離情緒全部打在民族認同的十字架上，又以為「操縱」民族認同就可以解決問題？民主改革之初，涼山多少翻身奴隸是如此地認同這個國家和政權，真心認同漢族親人，不就是因為他們分享了國家發展的紅利，對這個國家充滿了感情！那個時候哪裡來的國族認同？同樣這些人，怎麼現在就要咬牙切齒地偷攀鋼的鋼材？9. 怎樣打開民族問題的死結我作為一屆民科，我也提不出什麼解決民族問題的靈丹妙藥。但是我想有這麼幾個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漢族學者搞民族問題一定要有田野工作的基礎，就是我們說的「同吃同住同勞動」，否則你不能真正了解他們想什麼，需要什麼。拉著一堆外國政策架一個空中樓閣明顯會水土不服。那些漢族警察在抓到販毒彝族婦女之後為什麼會淚水漣漣？不就是因為有了交集之後，了解了她們的生存狀態與訴求。二是，少民青年應當認識到所謂毒粒也不是靈丹妙藥。不能解決融入世界經濟主流的問題，越是毒粒就越是成為「印第安保留地」。不論你毒粒的想法有多強烈，解決與世界經濟發展的介面問題才是當務之急，這個問題一定不是實現了毒粒就自動出現的附加效果。退一步來說，你非要毒粒，那沒有毒粒之前你的鄉親們就不要發展了嗎？最後，我們不要恥於談利益，只是高唱道德上的「民族團結」。政治經濟文化的共同利益才是各民族共處團結的基石。雖然小的齟齬不可避免，但大方向上的共同利益才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原因。----------------------------------附件1 涼山彝漢遷徙路線按照傳統彝族自述史，涼山彝族主要為古候、曲涅兩支。他們從今雲南昭通渡過金沙江進入今雷波等地，在今美姑至峨邊間輾轉來回遷徙。後兩支人在今美姑舉行盟會，確定了兩支人的遷徙方向，稱「古候在右邊，曲涅在左邊」，即古候大致在東，曲涅向西。現今涼山彝族的分布仍大致如此。美姑等腹心地區古候、曲涅兩支比較混雜。近代以來，彝族人口在九龍、康定、永勝一帶擴展。涼山漢族人口不少有明確家譜記載從內地搬遷來的時間。至少在明朝後期已經大致形成當代當地漢族農村的布局。安寧河流域一帶的漢族在明清時代出過不少的有相當學識水準的文人。圖為大致示意，只限文中所談到地區。藍色區域為彝族大致分布，藍色箭頭為彝族大致遷徙方向；紅色區域為漢族大致分布，紅色箭頭為漢族大致遷徙方向。箭頭大小表示大致遷徙人口多少。紅色與藍色交疊區域為大量混居地區。

附件2 涼山民改擴展閱讀資料《民改實施辦法》一則當代新聞報道一則民改專題事項的討論有關回憶書籍這張1958年美姑縣巴普鎮俄其呷惹在民主改革中歷史性地分得了2.5畝土地的圖片一直是涼山彝區民改的標誌性圖片。

附件3 涼山地區偷盜和毒品問題擴展閱讀說起涼山彝族的偷盜行為，在我印象里，是1980年代初期開始泛濫。但我家長輩認為，1970年代時期已經開始出現端倪。當時內地來涼山的知青帶著革命激情而來，結果被涼山落後的現實當頭澆了冷水。待上一段時間以後，很多青年人出現了營養不良等癥狀。其間，有些個別的知青因為身體上的飢餓和精神上的困苦，開始出現偷盜行為，主要是對老鄉飼養的雞、羊等。老鄉開始不相信知青會偷東西，加上高山確有牲口走失的事情，也未加防範，偷盜便多起來。後來，彝族青年中有人發現知青偷東西，開始是質問，後來有人就去偷知青的生活用品。據說這樣的事情在成昆鐵路民工和當地民眾之間也發生過，我不太確信，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一定在攀鋼二代青年和彝族青年中發生過，因為攀鋼幾十萬移民的後代在1980年代前後出現了嚴重的就業困難。1980年代後期，攀枝花市區治安極其糟糕，偷盜泛濫，主要就是一些攀鋼二代青年無業造成的。我都記得當時大白天在攀枝花市區的商場里我媽的背包被一個明顯是漢族青年的人用刀片拉了個大口子。第二天，我媽公司的車又在某處被幾個青年圍住，他們用帶點外地口音的四川話胡吹，說「我爸是高官，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你們拿點買路錢」。幾年之後，各地又漸漸形成以彝族人為主的偷盜團伙。從這些例子來看，偷盜確實是各族無業青年最容易從事的不法活動，而且很容易發展為搶劫。現在涼山彝族的偷盜活動明顯減少了，很大程度上是一些青年開始有了打工的機會，家支管理也在加強。我常舉的例子就是成都等地很多保安是涼山彝族青年。涼山毒品及艾滋病情況專題片婦女體內藏毒新聞：其一 其二 其三 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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