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大學

本詞條主要介紹齊魯大學的歷史，關於齊魯大學1952年撤銷後的歷史沿革可以參見山東醫學院、山東醫科大學、山東大學醫學院和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部。關於齊魯大學附屬醫院請參見山東大學齊魯醫院。

齊魯大學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教會大學之一，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864年在登州(今山東蓬萊)建立的登州文會館，經過長期的發展，從幾所小型教會學校發展成綜合性教會大學，鼎盛時號稱"華北第一學府"，與燕京大學齊名，有"南齊北燕"之稱。齊魯大學校長、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的劉世傳，曾不無自豪地說:"正如我的另一個母校，哈佛大學是美國最老的大學一樣，齊大是中國最老的大學，絕對沒有一個中國大學能在這一點上趕上齊大!"

1952年，在院系調整中，齊魯大學被撤銷，各學院的去向詳見"辦學歷史"。

雖然齊魯大學和山東大學同處在山東，但是這兩所著名大學在歷史上幾乎沒有關聯。齊魯大學是一所歷史悠久的教會大學，它與山東大學是兩所不同性質、不同風格、不同命運、相互獨立的大學。富有戲劇性的是，齊魯大學的校園最終成為了山東大學校園，這兩所著名高校的校史在2000年走到了一起。

齊魯大學原址現為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舊稱西校區)，坐落在文化東路以南、經十路以北，佔地545畝，現存齊魯大學時期的建築主要有考文樓、柏根樓、聖保羅樓、景藍樓、水塔、十餘棟西式別墅樓以及多處西式平房院落。2013年3月，趵突泉校區及齊魯醫院部分建築被國務院核定為第七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原齊魯大學近現代建築群"，編號7-1783-5-176。

辦學歷史 摺疊 編輯本段 廣德書院 摺疊

此處僅對齊魯大學的各前身粗略介紹，詳細請參見登州文會館、廣德書院。

原禮拜堂舊址建起來的醫學院主樓

19世紀六十年代，北美長老會(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s，North)在山東登州府城(今山東蓬萊)建立了在中國北方的第一個傳教基地，後來山東省一直是北美長老會在華最重要的傳教區。

1864年，北美長老會傳教士狄考文博士(C.W.Mateer,1836.1.9-1908.9.4)攜夫人狄就烈(Julia Brown, 1837-1898)在登州城內一所叫"觀音堂"的破廟裡辦起免費義塾，稱"蒙養學堂"，相當於現代的小學。1872年，蒙養學堂取"以文會友"之意定名為"文會館"，改設"正齋"和"備齋"，相當於現代的中學部和小學部。

1882年，紐約北美長老會總部批准文會館升格為大學建制，定名"文會館"(Tengchow College)，並增派傳教士幫助辦學。史稱登州文會館。登州文會館的課程大致分為聖道文學、天化格算兩部分，既教授宗教神學，也教授中國國學和西方自然科學。作為教會學校，文會館雖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宗教自由(其制度中寫到:"凡館中學生, 每逢聖日, 須同至講堂聽講, 並讀聖經, 即未入教者, 亦不妨入館, 其入館後, 更不強令人入教。緣耶穌教, 並無相強之理也。")但在事實上控制著學生的思想，將畢業生作為傳播新教、對中國人民實施文化侵略的工具(文會館規定學生畢業後必須先傳教3年)。

1883年，北美長老會傳教會醫生聶會東與其妻子到達登州，準備在文會館設醫科，因設備和人員不足，未能如願。於是便租賃了一所寺廟的幾間房子，用一部分作教室，另一部分作為小型診所，並招收了5名學生，隨師學習西醫知識。 這是齊魯大學醫學部分的發端，也是如今山東大學醫學部分的源頭。登州文會館的教師鄒立文和狄考文合作，最早將阿拉伯數字引入中國，登州文會館也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開設西洋音樂課程的學校，為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事業做出了貢獻。登州文會館是中國近現代的第一所現代型大學，是中國高等教育的源頭，也是齊魯大學的重要萌芽和發端。

1892年，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聶會東夫婦奉調到濟南，在東關華美街(今興華街)與洪士提凡夫婦、安德遜女士一起在教會診所工作，後將原診所擴建，取名華美醫院。並同時籌建醫校。1891年學校竣工，定名為華美醫院醫校，每年招收5名學生。到1902年，華美醫院醫校共有在校學生四個班，22人，皆為男性。

在山東傳教的另一個重要教會是英國浸禮會(English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 )。1875年，英國浸禮會將傳教基地從煙台遷到青州。1884年，宣教士庫壽齡(Samuel Couline)夫婦在青州以北美長老會開設的男生寄宿學校為基礎創立青州中學(Tsingchow Boy"s Boarding School)，1886年定名為青州廣德書院(Tsingchow Kwang Teh Shu Yun)，同時1885年由武成獻開始創辦青州廣德醫院和青州醫學堂。英國浸禮會的巴德順在鄒平所辦的教會醫院也設立醫學堂，開始招收學生傳授醫學業務知識。

1881年，英國浸禮會宣教士仲均安、卜道成(J.P.Bruce)、懷恩光(J.S.Whitewerigt)在青州創辦聖經學堂(Theological Institute)，1885年發展為培真書院(Tsingchow Theological College)，1893年為紀念捐款人而更名為葛羅培真書院(Gotch-Robinson Theological College)。1887年懷恩光在培真書院內建立了青州博物堂(Tsingchowfu Museum)，這是山東最早的博物館之一。

義和團運動之後，英國浸禮會和北美長老會決定集中力量，在山東合辦一所多宗派的國際大學。

1902年6月13日，雙方在青州開會，共同建立山東新教大學(Shantung Protestant University)，由雙方聯合組成校董事會。

1903年，第一次董事會決定將濟南聶會東、青州武成獻和鄒平巴德順所辦的醫校合稱為山東共合醫道學堂(Shandung Union Medical College)，聶會東任校長，學制四年，四個年級的學生分別在濟南、青州、鄒平和沂州(今臨沂)的教會醫院進行教學和輪流實習。

1904年，登州文會館正齋和廣德書院合併，在濰縣東關樂道院建立新址，取兩校名的頭一個字，定名為"廣文學堂"(Wei Hsien Arts and Science College)。文會館備齋留在登州，更名為"文會中學"。廣德書院的神學班則併入葛羅培真書院，改稱青州共合神道學堂(Tsingchow Union Theological College)。青州博物堂搬遷到濟南，改稱濟南廣智院(Tsinanfu Institute)。

1906年，華美醫院醫校與青州醫道學堂合併，改稱濟南共合醫道學堂。1907年，在濟南南新街購地建立濟南共合醫道學堂新址及醫院，1911年醫學大講堂、診病所、宿舍等建築竣工。

1908年，英國傳教士卜道成在濟南老城區西南南圩子外以"永租"為名強購土地545畝，籌建新教大學新址，為方便學校和已建醫院的交通往來，地方政府專門在南圩子城牆上新辟"新建門"。為了適應學校擴充需要，學校，在當時濟南市南關新建門外，建築校舍，創辦新校，

1909年，山東新教大學更名為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原齊魯大學高級教授使用的別墅

至此，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形成了文理(濰縣廣文學堂)、醫學(濟南共合醫道學堂)、神學(青州共合神道學堂)四科的格局，雖然還比較鬆散，但是日後齊魯大學的初步框架已經形成。

1911年4月17日，濟南共合醫道學堂正式更名為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醫科，聶會東任校長，有教師14人。齊魯大學醫學院將這一天作為建院日期，今天的山東大學醫學院也將1911年作為建院時間。

1916年，在北京的美國羅氏駐華醫社改組北京協和醫校，將三個班的學生轉入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醫科，並"協款"5萬元用以改善校舍和設備，又許諾連續五年每年"協助"2萬元用以辦學。1916與1917年之交，在中國博醫會醫學教育會的建議下，南京金陵大學醫科和漢口大同醫學校也併入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醫科，因而齊魯大學醫科是由山東共合醫道學堂、北京協和醫校、南京金陵大學醫科和漢口大同醫學校四校合併而成。為了適應規模擴充之需，學校籌巨款200餘萬元，在南關新建門外1908年強購土地上建築新校舍。

1917年9月，青州共和神道學堂和師範學校、濰縣廣文學堂相繼遷往濟南新校址，齊魯大學正式開學。學校正式中文名稱為基督教齊魯大學，而英文名稱沿用山東基督教共合大學舊稱，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以上稱謂見於1924年齊魯大學為登州文會館1894屆畢業生曹昆追發的畢業證書(山東大學醫學院院史館藏有影印件)。在齊魯大學註冊後，正式中文校名改為私立齊魯大學，英文名稱則改為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Cheeloo University)。這個稱謂見於1943年齊魯大學為醫學院畢業生田珍頒發的中、英文畢業證書(原件現藏山東大學醫學院院史館)。

齊魯大學成立初期，下設文理科、神科、醫科、附設大學醫院與社會教育科(即廣智院)。除醫科為七年制外均為四年制，共有教工53人，其中外籍36人，校長為英國人卜道成。齊魯大學1917年教職工名單詳見齊魯大學教職工名單(詞條尚待建立)。首次開學時共有註冊學生303人，包括:

學校的最高管理機構為齊魯大學理事部，以下包括英國聯合部、美國聯合部和駐華董事部，各部由協辦大學的各教會所委派的專業教育人士組成。協辦齊魯大學的基督教會共有9個，分別是:

展開

1924年以前，齊魯大學沒有得到任何國家的執照，也不能頒發符合任何國家規定的畢業證或學位。

1924年7月19日，經齊魯大學申請，加拿大授予齊魯大學執照，授權齊魯大學按照自己理事會的規定"授予與中國法律相一致的文憑和學位"。根據此規定，齊魯大學頒布學位授予條例:

文理學院畢業生授予文學士或理學士學位;

醫學院畢業生頒發醫學士學位，同時授予美國和加拿大認可的醫學博士學位;

神學院畢業生頒發道學士和神學士兩種學位，神學士申請者需擁有文學士或理學士學位。

按照此條例，為當時健在的從登州文會館開始的各教會學校畢業生追發了統一的畢業證書。

學校在創辦後的十幾年間，異常復古與守舊，宗教氣氛十分濃郁，校政大權一直掌握在外國傳教士手裡，學生幾乎也是清一色的基督徒，入學不入教要受到歧視。隨著"五四"運動的爆發，國內青年知識分子民族主義情緒日趨高漲，反基督教運動愈演愈烈;國民政府在1920-1927年連續發布文件，督促教會大學按照政府要求進行改革並申請立案;1928年發生的五三慘案更是激起了齊大學生和中國教職工的民族主義激情，校園內連續爆發罷課和罷工，辦學一度處於停頓狀態。

1929年10月底，齊魯大學的學生再次掀起反對教會奴化教育，爭回教育權的學潮。同年，國民政府頒布大學組織法與大學規程，要求所有民辦大學一律立案納入管轄，並冠以"私立"兩字，其校長必須由中國人但任，外國人在學校董事會中的名額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在此背景下，齊魯大學在各方面進行了適應性改革，淡化宗教色彩，辦學目標修改為"培養學生具有愛、服務和犧牲的精神，造就學生具有崇高的品質，提供專業的訓練，滿足社會需要。"1930年，學校聘請孔祥熙任董事長兼名譽校長、朱經農任首任華人校長，改禮拜堂為大禮堂，不入教的師生數量大為增加。國民政府教育部派王慎明視察文、理兩學院，尹莘農視察醫學院，均認為合格，遂於1931年10月17日批准私立齊魯大學註冊立案。立案之後，雖然部分教育主權已被收回，中國人名義上控制了學校，但實權仍掌握在教會手裡，校長、教務長等名義上由中國人擔任的職務，實權仍在外國人手中。

1929年，時任齊魯大學文理學院院長的林濟青兼任校長，齊魯大學進入了鼎盛期。

原齊魯大學女生宿舍景藍樓

林濟清創新辦學思路，廣泛延攬人才。先進的辦學模式、良好的教學氛圍及公園式的美麗校園使得齊大聲名鵲起，一時學界有"南齊魯、北燕京"之譽。

1930年，根據文學院教授欒調甫的倡議，在林濟青的大力支持下，創辦了國學研究所。先後有老舍、顧頡剛、錢穆、嚴耕望、郝立權、余天庥、王敦化、范迪瑞等知名學者在所研究，齊魯大學一時成為全國國學研究的重地。 學校還編輯學術性校刊《齊大季刊》及國學研究所編輯出版的《國學彙編》，影響國內外。

1930年，從英國歸國不久的老舍先生來到齊魯大學文學院任院長，住在南新街58號(原54號)的一個四合院里，距離學校僅有一箭之遙。在這段日子裡老舍創作了大量優秀作品，如《濟南的冬天》、《濟南的秋天》、《大明湖》、《牛天賜傳》等。身兼齊大"新文學教授"與"《論語》八仙"幽默大師雙料頭銜的老舍，操一口京腔，冷麵妙語，縱橫跌宕，融古今中外於一爐之講課，大受青年學子們的歡迎，轟動全校。除文學院國文系本班學生外，許多其他院系的學生也跑來旁聽，教室里常常擠得水泄不通，一些人只好窗外站聽。不僅如此，他還在國文系一年兩度的師生聚餐聯歡會上，表演過地道的京戲清唱和笑倒全場的單口相聲，並打出了一趟正宗山東楊氏查拳。

與老舍同在齊大文學院任教的欒調甫，是蜚聲海內外的墨子研究專家，人稱"齊魯一大怪傑"，梁啟超呼其:"邁越前人，石破天驚"。

1932年，加拿大人明義士被齊大聘為考古學教授，他將自己在河南安陽收集到的甲骨和其它文物運到濟南，在校內建博物館。明義士的兒子明明德曾任加拿大駐華大使，向山東大學捐贈過父親留下的大批珍貴資料和文物。

1934年夏，青年劇作家馬彥祥來到齊魯大學，接替赴青島山東大學任教的老舍先生。馬彥祥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乃故宮博物院院長，著名學者馬衡之公子，雖年紀輕輕，但已在話劇界頗有名聲。其著有《戲劇概論》，還與洪深合譯過《西線無戰事》，並導演過《雞鳴早看天》、《雷雨》等名劇。馬氏到齊大後，另開了《戲劇概論》和《文藝學》等新課程。當時馬彥祥僅二十七八歲，青年英俊，風度翩翩，喜飾儀容，好近同學。因而每逢課餘之暇，他所居住的齊大老辦公樓二層單身宿舍，常常學生滿座。1935年春，在馬彥祥的倡議組織下，齊大話劇社宣告成立，文理兩院學生，紛紛踴躍參加。

另外，齊大還曾經招徠錢穆、張維華、孫伏園等一大批文化精英任教。

雖然這段時期是齊魯大學的鼎盛期，但學校培養出的人才是少之又少，1917-1931年畢業生只有438人。究其原因，一是招生條件過高，高中必須畢業，還要通過黨義、國文、英文、混合算學、中外歷史、科學六門考試。歷史政治系前四屆每年只招三四名學生。二是學費過高，學生要向學校繳納10項費用，每年高達140元，其他雜費還要20多元。三是學校由於教會背景長期未能在中國政府立案，影響了招生和擴張。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發動七七事變，全民族抗戰爆發。

1937年9月，齊魯大學宣布停課，除部分員工留守外，大部分師生及主要教育教學設備遷往四川成都，與華西協和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燕京大學等在華西壩辦學，史稱"華西壩五大學"。五大學雖然都擁有自己的師資和課程，但共用教學實驗室及設備，各學校間學分互認，共享師資和課程。

抗戰時期，齊魯大學除正常招生、辦學和畢業外，還獲得了以下發展:醫學院和理學院聯合設立寄生蟲研究所，培養碩士研究生;在理學院增設藥學系;國學研究所因邀請到顧頡剛、錢賓四、楊向奎、胡厚宣、沈鏡如等大家而得到極大發展，其中甲骨文大家胡厚宣在此期間出版了《甲骨六錄》等多部著作，建國後任《甲骨文合集》總編輯。抗戰期間齊大培養出的優秀人才，包括醫學院的病理科主任侯寶璋、化學科主任江清、皮膚科主任尤家駿等。

留駐濟南的師生在抗戰的前幾年尚能憑藉西方教會背景暫得苟安。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入齊大，外籍教工押往濰縣集中營關押，其他人解散，校園被強佔為日軍軍醫院，教學設施遭到嚴重破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齊大回遷。經過整修，於當年10月1日正式在濟南復校。1945年當年經費為3億元。

1947年上半學期的在校學生為442人，其中文學院105人、理學院123人、醫學院203人、醫事檢驗技術專修科11人，教職員工70人。

1948年濟南解放前夕，為避戰禍齊魯大學再次遷校:文理學院遷往浙江杭州郊外的雲棲寺，克服困難正常上課，實驗課程借用浙江大學的儀器設備和實驗室;醫學院則遷往福州，借居協和醫院開課。

1951年1月，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部接管並出資補助齊魯大學，解聘外籍教師的行政和董事職務，中國人徹底收回了齊大的教育主權。作為一所教會大學，齊大48年的歷史也走向了終點。

1952年9月，全國高等院校開始進行院系調整。根據華東區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方案，齊魯大學被解體撤銷，具體各部分去向如下:

展開

齊魯大學校園由山東醫學院繼承使用。2000年後成為山東大學西校區(2012年改稱山東大學趵突泉校區)，現由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部使用。廣智院劃歸山東省博物館，目前仍歸其使用。

值得說明的是，歷史上後來出現的一些冠以"齊魯"字型大小的高校與齊魯大學其實並無關係。齊魯大學這個校名，由於教會背景的問題，重新授予某個高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而所謂"齊魯醫科大學"、"齊魯師範大學等"，由於山東大學齊魯醫學部、山東師範大學這些齊大繼承者的存在也不可能授出。

在48年的辦學歷史上，齊魯大學共經歷九任校長，分別是:

卜道成(Joseph Percy Bruce,1861-1934)英國浸禮會牧師、漢學家。1916年任首任校長，1919年辭職回國。

聶會東(James Boyd Neal,1855-1925)北美長老會傳教醫師。1919年接任，1922年因病回國。

巴慕德(Harold Balme,1878-1953)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公共衛生學博士，外科醫師。1921年接任，1924年辭職回國。

李天祿(1886-?)山東泰安人，1908年畢業於京師大學堂，1914、1916年分別獲得美國范登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文學碩士和科學博士學位。1923年入齊魯大學，任文學院院長，1927年任副校長，1928年任代理校長，1929年任校長，同年11月辭職離校。從文化西路看到的小教堂立面

朱經農(1887-1951)祖籍浙江浦江，教育家。1931-1935年任校長。

劉世傳(1893-1964)字書銘，山東蓬萊人，1914年畢業於廣文學堂，1919年獲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1935年接任，1937年抗戰爆發後曾被派到國外進行抗日宣傳，回國後主持齊大遷往四川成都。

湯吉禾(1902-?)祖籍江西九江。1940-1945年任校長。

吳克明(?-1977)1919年畢業於齊魯大學文理科，留校任化學系教師，五四運動期間任學生會主席，積極組織學生愛國運動。1945-1950年任校長。

楊德齋(1900-1972)山東膠南人，在美國獲化學博士學位。1928年回國任齊大教授、化學系主任。1950-1952年任校長。1953年4月任山東農學院副院長。

在齊魯大學工作過的部分知名學者還有:

醫科:江清、於復新、李纘文、張奎

文科:欒調甫、顧頡剛、錢穆、老舍、張雪岩、馬彥翔、胡厚宣

在齊魯大學48年的歷史中，所培養的畢業生雖然數量不多，但在其中湧現出了不少知名專家、學者，部分知名校友是:

醫科:王會文、侯寶璋、薛愚、張匯泉、尤家駿、葉鹿鳴、馮蘭洲、高學勤、葉衍慶、趙常林、張子聖、蘭錫純、孫鴻泉、王永貴

文科:于道泉、吳金鼎、張維華、楊懋春

理科:王錫恩、苗永端

作為舊中國13所基督教教會大學之一，齊魯大學是在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背景下，由進入山東的英美教會聯合創辦的。在這種背景下，學校無法避免的成為了帝毀壞前的辦公樓麥柯密古樓舊影國主義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和侵掠的橋頭堡，齊魯大學起於登州，最終定型於濟南，便暗和了帝國主義向山東腹地入侵的腳步。教會學校內宣揚的宗教教義、民族虛無觀、西方種族優越論等，無疑是對中國人的奴化教育，與近代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潮流相悖。也正是由於其宗教背景，新中國在1952年院系調整中解體撤銷了全部教會大學，徹底收回的中國的教育主權。

儘管存在著問題和弊病，但教會大學絕非一無是處。教會大學雖然數量不多、規模較小，但起點很高、實力雄厚，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以後，在體制、機構、計劃、課程、方法乃至規章制度諸多方面，更為直接地引進西方近代教育模式，在教育界和社會上產生頗為深遠的影響，因而在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著某種程度的示範與導向作用。教會大學為中國高等教育作出的貢獻不可磨滅，教會大學史也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就齊魯大學來說，雖是一所教會學校，但在中國人民不斷的反抗奴化宗教教育鬥爭中，靈活調整政策，淡化宗教色彩，改善管理體制，提高辦學質量，使學校的教育目標能與我國社會現實需要相符原齊魯大學男生宿舍號院合。它不僅為近代山東的新式高等教育提供了清晰的參照，而且較為廣泛地傳播了西方自然科學、人文科學方面的知識，向社會輸送了相當數量的專門人才。僅齊魯大學醫學院就先後培養了1000餘名醫護人員，其中不乏醫學名家，為山東乃至全國的醫療衛生事業做出了顯著貢獻。同時，齊魯大學開展的鄉村建設運動對推動山東鄉村近代化、改善農民生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經過全國各地一系列的實驗，鄉村重建的思想發展為全國性的重要運動，齊魯大學在這方面的工作無疑具有開創意義。齊魯大學已經融入了中國高等教育系統，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山東省高等教育發展史中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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