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職能

07-08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職能

【原文出處】雲南行政學院學報

【原刊地名】昆明

【原刊期號】200305

【原刊頁號】31～35

【分類號】D01

【分類名】公共行政

【複印期號】200401

【作者】齊明山

【作者簡介】齊明山，中國人民大學行政學研究所，北京 100872

【摘要題】行政管理

【參考文獻】[1]達爾著.現代政治分析[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3（1），155.[2]經濟增長理論[M].W·，1990，520，516.[3][4][5]阿爾蒙德和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2（1）.434—435、438，442.[6]亨廷頓.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10（1）.310.[7][8]斯蒂格里茨著.政府為什麼干預經濟.中國物質出版社，1988，7（1）.162，204.[9]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　金錢、權力與我們的社會根源[M].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1（1），338.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職能與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的職能應該是有所區別。西方發達國家已經建立了制度化的穩定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建立了比較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除了加強國防、維護社會安全、提供公共物品之外，其經濟職能就是管理和規範市場，進行宏觀調控。為了保持社會穩定，採取措施，使社會相對公平。西方新自由主義學者極力主張政府職能減少到最低限度，政府不干預經濟，認為市場比政府更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只是在市場失效的領域政府才能夠介入經濟。這種觀點對西方發達國家有時是對的，但是對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來講是難以實行的。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發展中國家沒有建立制度化的政治秩序，迫在眉睫是解決人民群眾的基本生存問題，更沒有建立起來市場經濟體制，也沒有健全的法律制度等。這些情況決定了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職能要比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職能強，政府主導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必經之路。　　　　一、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國情不同行政生態學告訴我們，公共行政是行政環境的產物。不同的國家由於有不同的歷史、文化和傳統，因而形成了不同的行政生態，因此就必然產生不同的公共行政模式。應該指出，行政生態學是美國學者里格斯創建的，這對美國夜郎自大地認為美國的公共行政模式適用於世界各國是一種諷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盲目地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發展，就是因為沒有採用西方發達國家的公共行政模式。於是，美國和西歐國家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發展中國家推行美國公共行政模式，但是，都沒取得預期的效果。二十世紀60年代以里格斯為代表的一些美國學者對此進行了反思，他們到亞、非、拉一些國家進行了實地考察研究之後，從而提出了行政生態理論。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發展中國家是否應該像美國新自由主義者主張的那樣，只要採取美國的公共行政模式，將政府職能限制到最低，不干預經濟，就能夠使國民經濟發展起來，從而使國家富強，就又成為了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問題。可以講這是新的天方夜譚，是將一個已經破滅了的歷史神話拿過來當作今天新的神話。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國情有很大的區別，每個國家的公共行政模式必須符合其國情，否則就不可能創造出高效的政府生產力。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區別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大約有上百個發展中國家獲得了獨立。它們首先面臨的問題是國家穩定和經濟發展。由於歷史原因，這些國家十分珍惜經過流血或不流血的長期鬥爭取得的獨立。有的國家領導人喊出了「一旦獨立、永久獨立」的口號。它們急切求發展，圖富強的心情不難理解。但是，許多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十分尖銳複雜的民族矛盾、部族矛盾、宗教矛盾和黨派鬥爭。沒有一種民族力量或政治力量能夠使國家的各種力量整合起來，凝聚起來，使國家形成統一而穩定的整體。多黨制和議會制使已經分裂、對立的各派政治力量更加分裂，更加對立。沒有穩定的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就不可能發展經濟。有的國家發展一個時期以後，因為激烈政治鬥爭、民族鬥爭或宗教鬥爭將發展中斷，又回到了發展的起點。達爾指出：「較為現代化的國家的衝突水平大大低於傳統社會的國家，或處在從傳統主義向現代性過渡的國家。毫無奇怪，過渡國家的衝突水平最高。」[1]但是，因為國家不穩定，政治鬥爭沒有規則，又缺乏資源、缺乏人才，始終發展不起來。這些國家一般實行議會民主，搞兩黨制或多黨制。拉丁美洲多數國家屬於這個範疇。拉丁美洲各國取得獨立戰爭的勝利以後，政局迭盪，政變不斷，內亂不止，黨派之爭誤國害民。從獨立之後到20世紀70年代，據不完全統計，拉丁美洲各國先後發生了將近三百次左右的政變，考迪羅主義大行其道。此外，格瓦拉主義的、極左派的、民族主義的、宗教性質的農村游擊戰和城市游擊戰，在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曾風行拉丁美洲，至今也沒有完全平息下來。拉丁美洲的各國的政黨鬥爭十分激烈。它們的議會民主和政黨競選往往是演出一場血淋淋的鬧劇。秘魯的藤森、巴西、阿根廷和現在的委內瑞拉，都出現了問題。政黨競選、議會民主不但沒有整合、凝聚各種政治力量，有時競選一次反而加大了離心力，增加了政局不穩定的變數。沒有一個能夠整合國家各種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的政黨，就不可能保持國家的政治穩定和社會穩定。沒有穩定的基本條件，發展是不可能的。第二、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後，尤其是那些飽受長時期殖民統治和剝削而又缺乏自然資源的國家，非常貧窮，非常落後。人民群眾生存都成了各國政府必須解決的主要問題，政府想方設法確保人民群眾有最低的生活水平，又要保持國家的獨立。美國的主要價值觀，即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可能發展市場經濟，人民群眾也沒有市場觀念；同時也沒有什麼自由，如果說有自由的話，就是貧窮的自由。如果政府不干預，也只能讓人民群眾受窮。政府當務之急就是領導人民、組織人民解決貧窮落後的問題，儘快地發展經濟，以確保國家的獨立。如果政府袖手旁觀，不管不問，讓看不見的手去配置資源，那麼就無法改變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況，看不見的手是伸不進去的，是不起作用的。看看南部非州的一些國家，再看看我國西部落後地區的一些農村，如果沒有政府的幫助和推動，靠他們自己走入市場經濟是非常困難的，那需要很漫長的時間。所以，我們不難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有上百個國家號稱實行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實行國有化。科學社會主義、非洲社會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納賽爾社會主義、尼赫魯社會主義、恩格魯瑪社會主義、塞古·杜爾社會主義、蘇加諾社會主義、烏賈馬社會主義、佛教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天主教社會主義和軍事社會主義等等幾十個派別，甚至法國也搞密特朗社會主義，西德也搞基督教社會主義。其原因除了受前蘇聯和中國實行的科學社會主義和意識形態的影響之外，很多國家將國有化當作發展的一種手段，當作維護國家獨立、富民強國的道路。而它們錯誤地理解了社會主義，將國有化與社會主義等同起來。20世紀50至60年代在全世界範圍內進行的國有化浪潮絕非空穴來風，新獨立的國家面臨發展道路上的重重困難，感到束手無策。國家貧窮，資源匱乏。於是許多國家就實行國有化，將國家僅有一點人力、物力等資源收歸國有，集中力量解決一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印度、緬甸、斯里蘭卡、新加坡、巴基斯坦、格瑞那達、智利、蓋亞那、印度尼西亞、埃及、阿爾及利亞、奈及利亞、塞內加爾、蘇丹、利比亞、阿富汗、索馬利亞、辛巴威、坦尚尼亞、尚比亞、埃塞厄比亞、迦納、莫三比克、貝南、剛果等國家都號稱實行社會主義，實行國有化政策。像貝南根本就沒有什麼工廠、企業可以成為國有化的對象，克盧庫總統就將僅有的一個鐵匠爐進行了國有化。國有化的利弊是非歷史自有公論。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這些措施確實使剛剛擺脫殖民統治的國家擺脫了對外依附，保證了國家的獨立。這是發展中國家追求獨立和發展的一種探索過程，也許是一種不成功的探索。第三，一些已經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因為缺乏人才，缺乏高新技術，缺乏有競爭力的產品，只能依靠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口廉價的原材料和農產品，西方發達國家用這些原材料製成工業產品和消費品，又高價出售給發展中國家。而西方發達國家制定了一些對它們有利而對發展中國家不利的貿易規則，有的發達國家動輒由國會通過法案，在貿易上對其他國家進行限制和制裁。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發達國家看不見的手伸進了發展中國家腰包拿走了大量的錢。拉丁美洲各國從殖民時期開始一直是美國的各種原材料和農產品的供應地，但是，它們又得高價地購買美國生產的各種工業品、消費品和各種武器，各國也只能讓美國那隻看不見的手這樣地配置美國和拉丁美洲各國的資源。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在拉丁美洲是實行得比較早，也是比較徹底的。如果拉丁美洲的國家試圖改變這種狀況，美國是不容許的。它或者進行經濟制裁，或者發動政變，或者派軍隊直接推翻那個國家的政府。南北差距愈來愈大，對此，大多數國家因應無策，一邊抗爭，一邊徒喚奈何。　　　　二、政府主導是發展中國家的振興之路歷史證明，發展中國家的國情與發達國家的國情有很大的區別，用發達國家的公共行政模式是很難發展的，只有採取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國家才能發展。換句話說，也就是採取政府干預社會、干預經濟的公共行政模式，才能使國家高速全面地發展。1955年W·阿瑟·劉易斯就指出：「國家越落後，一個開拓性政府的作用範圍就越大。」「軟弱的政府不能維持自己境內的秩序。」[2]政府對社會和經濟干預是由社會和經濟運行的情況來決定的，不是按照某種理論的設計決定的。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從1929年經濟大危機開始奉行凱恩思主義政府干預經濟的理論，那時也沒有人反對，一直到70年代西方學者才開始進行反思。小布希總統在9·11事件後成立了多達17多萬人的國土安全部，經費達360億美元，在反恐的名義下，對美國公民從身體健康狀況到經濟往來，信息交流情況等一言一行進行全面的監控，甚至計劃研究用高新技術確定每個公民活動確定位置，對美國社會進行更深的干預。美國學者對此並沒有什麼異議。作為發達國家的日本的發展也是政府主導型的。阿爾蒙德和鮑威爾認為發展中國家有五種發展戰略，即民主的平民主義戰略、獨裁—技術型發展戰略、獨裁—技術—平等型發展戰略、獨裁—技術—動員型發展戰略和新傳統主義發展戰略。他們對發展中國家類型的劃分其實主要是從政府在發展中的作用進行劃分的，因此可以講是五種公共行政模式。民主的平民主義類型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頭十年左右時間裡，第三世界國家採用的最為普遍的發展戰略。在非洲和亞洲的大多數新興國家中，都建立了議會民主制政權形式。在拉丁美洲，民主制的聲譽也很高。美國和西歐的前殖民國家著手搞出許多計劃，向第三世界國家提供援助和貸款，用於發展和實現現代化，而且總的來講美國和西歐國家還鼓勵第三世界國家建立民主和議會制的政權以及市場經濟。」[3]這種模式在六十年代都以失敗告終，或者是國民經濟增長十分緩慢，或者出現倒退，或者因為國內矛盾增加，政局動蕩，衝突不斷，發生軍事政變。雖然二位學者認為這種模式不都是不成功的，但可惜的是他們沒有舉出一個成功的例子給我們看。其他四種類型都有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取消了競爭性的公民參與。」[4]獨裁—技術型的重點是放在提高政府維持秩序和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力上。獨裁—技術—平等型是在第二種模式上加上平等內容。「這種類型的政權取締政黨，或根本限制其活動，而且對新聞工具和利益集團施加控制。最強有力的兩個政府機構是政治行政領導部門和政府行政機構。」[5]獨裁—技術—動員型是指共產黨國家和墨西哥等一黨執政的國家。這三種類型的國家都取得較大的發展。如六十年代的巴西、蘇哈托時期的印度尼西亞、1968年上台的貝朗德秘魯軍政府、韓國、墨西哥、改革開放前的中國、朝鮮和古巴以及台灣地區。這些僅是兩位學者所列舉的國家。新傳統主義模式是指南部非洲的一些政治獨裁、經濟落後的國家，也是不成功的模式。從阿爾蒙德和鮑威爾的論述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取得發展的，三種模式都是政府主導型的，開始有的國家沒有實行議會民主制，也不搞競選，有的國家將議會民主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不影響國家穩定。有的國家也不是立即進入市場經濟。亞洲的韓國是軍人政府奠定了發展基礎，新加坡是李光耀領導下的人民行動黨政府主導下發展起來的，印度尼西亞是在蘇哈托軍人政府主導下發展起來的，台灣地區是在國民黨主導下發展起來的。這些國家和地區發展的有利條件是美國不但不干預而且支持它們的發展。墨西哥是一個比較穩定、發展較快的國家。我們研究它的發展歷史，不難發現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主導下的政府對國家發展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墨西哥國家建立後的頭一百年中，發生過上千次武裝起義，生靈塗炭，民不聊生。1910年墨西哥大革命結束這種局面。此後就發生過四次軍人暴動。1920年軍人成功地發動了政變，1923年的軍人政變被工農武裝鎮壓下去，1927年軍人政變只有少數軍官支持。1938年軍人政變支持者更少，很快被平息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墨西哥再也沒有發生軍人政變，政局一直比較穩定。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在執政70多年中，始終能夠駕馭國內各種錯綜複雜、變幻莫測的政局。墨西哥實行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它容許其他政党參加競選，但是想方設法不讓它們爭取到多數。實際上，在70多年當中，在墨西哥始終沒有出現一個可以和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分庭抗禮、分享國家政治權力的在野黨，所以一直保持一黨執政的政治局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它穩定了國內政局，不像其他拉丁美洲國家那樣，不是發生政變，就是出現選舉醜聞或政府醜聞，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非常不穩定。穩定給墨西哥發展提供了保障。雖然墨西哥也實行議會民主，但是競選和議會鬥爭沒有影響國家穩定。亨廷頓是這樣評價墨西哥的：「革命不僅創建了新的政治制度，而且使這種制度能夠獨立於社會勢力，能夠確立起控制社會勢力的權威。而政黨制度則為反映和聚合集體利益提供了切實有效的組織結構。」[6]巴西1964年軍人發動政變一直到1975年還政於民，國民經濟每年以平均10％的速度增長，秘魯的軍政權、阿根廷的軍政權和委內瑞拉的軍政權，都使國民經濟快速增長。1973年政變上台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維持長達15年的統治，在南美各國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智利經濟一枝獨秀。1988年全民公決，還有49％多的公眾擁護獨裁者皮諾切特。但是，一旦軍人將政權交給競選上台的民選總統後，這些國家內亂不止，政黨紛爭不休，利益集團衝突矛盾不斷，國家處於分裂狀態，沒有穩定的政局，執政黨沒有能力整合和凝聚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國家不能形成統一意志，社會沒有統一目標，是發展不起來的。巴西、阿根廷、委內瑞拉、秘魯均發生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實際上，拉丁美洲的軍人是最具發展眼光、最有凝聚力的政治團體。他們上台後取締政黨，控制各種利益集團和新聞工具，專心發展經濟。在這裡，我只是說一個能夠整合國家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能夠凝聚全國人民的意志的強有力的政府是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不表明我贊成軍人統治和贊成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　　　　三、發展中國家的政府職能發展中國家的首要發展目標是發展國民經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展是硬道理。民主、公民參與都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它們必須有利於發展，而不是造成人民群眾的對立和分裂，破壞國家穩定。同時，應該看到東西方之間的文化傳統的差異。西方是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文化傳統，東方是以集體主義為中心的文化傳統。以政府主導型的發展模式更易於在東方各國實行。在其他地區也必須採用這種模式才能發展，但是因為文化的差異比較難實行。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東方「四小龍」、日本、中國創造的經濟奇蹟了。1、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首要職能是能夠整合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統一全國人民的意志，使國家和政局穩定，創造有利於發展的國內環境。發展中國家政府首先能夠使國家保持社會穩定和政治穩定，建立起制度化的社會秩序和政治秩序。政府能夠整合、凝聚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形成統一的人民意志，建立起相對集權的中央政府，確立政府的權威。這樣，政府就能夠及時地化解任何妨礙穩定和發展的因素。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巧妙地利用議會民主制，它讓它合法存在，但是它不能影響國家穩定和政治穩定。秘魯軍政權則繞過議會，使它成為清談館，不影響國家大局。我這裡絕不是說獨裁就能夠達到國家穩定和政治穩定的目標。恰恰相反，獨裁是製造不穩定甚至社會分裂的最主要因素。獨裁像修築高堤堵洪水，一旦決堤，便潰堤千里，後果不堪設想。獨裁的結果必然是國家的四分五裂。中國古近歷史就是獨裁或高度集權然後是四分五裂交替出現的歷史。但是，我認為在沒有制度化的社會中，盲目地搞所謂議會民主，沒有規則和制度，只能造成社會分裂和不穩定，使公眾和各種政治力量都捲入政治鬥爭和民族鬥爭當中去，而且往往是勢不兩立，進行殊死搏鬥，有的甚至演變成為內戰。因此，使國家穩定，能夠整合各種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統一人民意志以求發展，是發展中國家政府的首要職能。2、發展民主，進行民主建設也是政府的重要職能。發展民主，是在國民經濟和公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社會和政治制度化和法制化已經比較穩定的情況下，循序漸進地有領導地進行。隨著民主制度的逐步完善，政府在確保中央政府權威的情況下，逐步地分權於社會、社會組織和公民，逐步擴大公民參與。但是，這個進程必須是有領導、有秩序的，不能超越社會發展階段和公民的整體素質，更不能超越制度的包容程度。也就是說人民群眾行使民主權利，是在制度的範圍之內，制度能夠確保民主權利的行使是有規則、有秩序地進行，不能發生無政府主義，破壞穩定，影響發展的情況。民主發展滯後，必然影響國家的全面發展；但是，民主超前其後果也是不行的，甚至造成天下大亂。發展民主，建設民主是為了國家更快地全面發展，如果造成天下大亂那真是南轅北轍，適得其反了。其代價就是國家動亂，不發展，甚至倒退。這是任何國家都付不起的代價。文化大革命殷鑒不遠，前蘇聯解體記憶猶新。我們不能不吸取深刻的歷史教訓。3、政府干預經濟，充分發揮政府直接配置資源的作用，建立和推動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不干預經濟是一種神話，包括西方發達國家的政府在內，都或多或少地干預經濟。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必須直接進行大量的投資。西方許多學者看到政府的負面作用比較多。諾斯認為：「在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裡，國家並沒有為經濟增長提供一個很好的結構。在過去，與其說國家是一個為公眾利益服務的機構，還不如說它的性質更象黑手黨。」[7]我們現在是生活在行政國家之中，政府的作用無處不在，如果沒有政府，我們出行沒有好的道路，夜晚走路沒有路燈，城市垃圾沒有人清理，社會治安沒有人管，用水和電也將成問題。弗里曼認為：「在戰後『黃金年代』里我們增長最快，最繁榮的時期正是國家干預和管理在國內和國際上達到頂峰的時期。我上文論及的觀點應當加以考慮，他們是：第一，國家競爭和商業周期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國家干預教育和科研的重要性。第二，事實證明，國家對貨幣穩定、國際匯率、利率、金融和信貸體制的信心等等問題的干預是不可避免的。」[8]最後他認為那些新技術，如生物技術、計算機、網路、數字化銀行、空間技術、全球遠距離通訊等也必須由政府為它們制定規則並進行管理。此外還有環境保護問題、核能問題等，國家和國際社會的管理和協調絕不會減少，但是，其形式與特點將不停地發生變化。弗里曼講的是發達國家政府干預的作用。那麼，實際上發展中國家政府干預作用比發達國家政府大得多。政府干預經濟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過程，發達國家經歷了從18世紀70年代到19世紀70年代自由經濟階段和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70年代的政府干預經濟階段。其實，政府干預經濟的現象是一直存在的，只不過有程度的區別。西方發達國家經過一百年的自由經濟時期，其實也是經濟混亂，社會兩極分化，社會動蕩不斷，逐步走向壟斷，逐步由於政府干預建立了各種規則的時期。同時，我們不應該忘記，在自由經濟的幌子下，西方列強「自由」地掠奪、侵略和蹂躪發展中國家，進行原始積累。那時西方列強的政府職能就是開拓殖民地，然後，讓本國的資本進行自由貿易。如果政府不干預競爭性市場，那麼，「競爭性市場如果聽其自然，產生的不是弗里德里克·巴斯蒂亞的和諧，不是讓巴伯蒂斯特·薩伊的均衡，不是穩定的資本積累和投資，不是勞動力和資源在高水平上的供需平衡，而是市場的解體，『競爭浪費』，企業倒閉，周期性蕭條，罷工和封廠，社會騷動，以及政治動亂……到19世紀90年代中期，在連續30年里漫長的第三次蕭條中，對不加調節的強烈不滿在所有主要經濟部門的資產階級中蔓延。農民、製造商、銀行家和商人，加上已經幻滅的鐵路資本家，不管他們有什麼分歧，都找到了一個共同點，認為不加調節的競爭性市場活動導致貨物和服務生產超過了有效需求，所定的價格無法給具有正常效率的生產者帶來合理的報酬。」[9]西方發達國家在市場經濟的頭一百年中出現的混亂，是市場經濟本身要求政府干預市場的。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剛剛建立，政府不干預勢必造成市場秩序混亂。同時，政府干預經濟的過程，是政府集中僅有人力、物力和財力建立國家經濟體系的過程，是「看得見的手」調節經濟運行、建立經濟秩序的過程，是抵禦國內外經濟風險的過程。拉丁美洲經濟之所以出現「拉美病」，其主要原因是各國政府沒有建立起抵禦外部經濟風險的能力。對於那些沒有建立或剛剛建立市場經濟的國家，政府干預經濟活動將更多。政府制定一系列的法律和政策，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宏觀框架，建立市場規範和規則。它需要不斷地探索和調整，這個過程必然對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當然，還能夠舉出許多政府必須干預經濟的例子，如進行公平再分配，扶貧，開發落後地區等。發展中國家政府必須對公共基礎設施進行大量的投資，因為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巨額資金，建設周期長，資金回收慢，私人部門不願投資，更何況一些發展中國家也沒有資金雄厚、能夠進行投資的私人部門。當國際上發生經濟緊縮、外貿不景氣的情況下，政府又不得不進行直接投資拉動內需，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筆者雖然認為政府主導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但是，僅認為它是一個發展過程。政府干預或不干預要視經濟情況而定。發達國家在經濟危機或經濟混亂時期，政府也進行了強有力的干預。實際上，純粹的自由主義經濟是不存在，純粹的自由主義經濟是無政府經濟。所謂自由主義經濟是指政府干預程度低而已。但是，應該警惕的是政府干預經濟不能發展成為管制經濟，即計劃經濟。所以，不能將政府干預經濟與計劃經濟等同起來。政府干預經濟適用於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市場規則的建立，政府干預需要逐步減少，以免出現日本政府不逐步減少干預而使經濟發展停滯的情況。但是，認為政府可以完全不干預那是不可能的。理論上的理想主義不能代替現實。此外，政府關於國防、社會安全、環境保護、社會保障、管理國有資產、進行教育和文化建設等職能就不一一論述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國情不同，其政府職能必然比發達國家政府的職能強。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正反兩方面的發展歷史證明，政府主導是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