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改革的走向和未來探析（一）

當代中國改革的走向和未來探析（一）

作者：王福生

（中共甘肅省委黨校 甘肅 蘭州 730070）

[摘 要] 當代中國改革本身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在今後改革走向的路徑選擇上，理性選項是堅持宏觀漸進與微觀激進相結合，堅持走與國際接軌的道路而又不泯滅特色，克服四種極端主義可能造成的未來的不確定性。

[關鍵詞]走向和未來 改革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當代中國改革已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之上。一方面，改革開放的成就斐然，舉世矚目，如何溢美和評價都不過分。另一方面，國內外理論界都已看到改革凸顯了一些深層次問題，不斷加劇的「新三大差別」--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和區域差距，取代了原有的以工農差別、腦體差別、城鄉差別為標誌的「老三大差別」；地方政府迫於政績需要的掠奪式的項目開發，使生態環境的破壞日益嚴重；「權貴資本主義」的苗頭顯現，等等。所以，有必要正視當代改革本身所發生的歷史性變化，進一步探索其下一步發展走向和前景未來。

一、當代改革本身發生了歷史性變化

1、由修補式改革朝向新體制轉型

當代中國改革本身走到了一個新階段，正處於由修補式改革向新體制轉型的攻堅過程中。在這個十字路口，是繼續圍繞舊體制徘徊於修補式改革？還是朝向新體制過大關，下大力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已經到了不能不作抉擇的時候了。

改革面臨著新問題。改革開放初期，改革基本上是圍著舊體制的修補、改良做文章，通過解除舊體制束縛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群眾活力，釋放了生產力。在上世紀80年代，改到農村，實行家庭承包，給農民帶來好處；改到城市，實行企業承包，使職工增加了收入。90年代以後形勢完全變了，從農村到城市的承包制，沒有解決土地和企業資產的產權問題，修補式改革措施的效用不斷遞減，甚至隨著負效應的顯現，弊端叢生而走向反面。可以說容易改的都改了，開始面對的都是深層次矛盾，是核心體制上的矛盾。修補式改革已經不起作用了。

對外開放也面臨了新問題。相對於改革，對外開放的力度要大的多，可以說是前所未有和全方位的，中國能夠迅速成長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主要得益於外向型經濟的建立。開放加速了發展，但一俊遮百丑，高速的經濟發展遮蓋了諸多體制弊端，淹沒了改革的緊迫性。2008年底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結構深受直接打擊，也使中國主要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顯然，延續原先的曾一度被認為行之有效的發展模式，相應的維持原有的體制模式，已經愈來愈行不通了。

人們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中國目前的高出口、高投資、高耗能、高污染經濟發展模式不可持續，需要轉型為科學發展。但現行的發展模式是由相應的體制模式配套和支撐的，體制不改，科學發展也是實現不了的。

王夢奎曾就解決中國社會轉型期的矛盾提出藥方：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優化結構減輕資源和環境的壓力，以協調發展戰略緩解發展不平衡的矛盾，以全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促進社會和諧。^[1]這些藥方，說到底還是要靠體制改革、制度創新來實現。中國社會在新的發展階段面臨的許多瓶頸問題，如資源和環境的約束、發展的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的固化、「新三大差別」趨於嚴重，等等，既是發展問題，也是改革問題。以制度經濟學的觀點來看，每個發展問題的背後，都有深層的體制性問題。以城鄉二元結構、二元鴻溝問題為例，從根本上說，就是城鄉分割的社會管理體制所造成和強化的結果。

面對社會轉型的諸多深層次體制問題，今後需要做的是認清改革趨勢，加大改革力度而不是予以拖延，以改革的轉型實現社會的轉型。

目前改革正面臨幾個大的轉變：其一，從漸進深入向敢於對關鍵環節激進改革轉變。過去採用的市場取向的漸次推進、漸次深入的改革方法，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功，今後需要對舊的體制關係進行更徹底、更堅決的改革，對改革的某些關鍵環節如農村土地制度，拿出決定性的措施，實行一定程度的激進改革，攻克難點，縮短計劃經濟體制與市場經濟體制交叉並存的過程。其二，從體制外改革向加大體制內改革力度轉變。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以國有經濟為主的計劃體制沒有大動，因阻力較大還改不動的時候，發展起來一個以市場為導向、充滿活力的非公有制經濟成份，改變了傳統的單一公有制結構形式。今後要真正走向市場化，亟待採取強有力的措施，把改革重點由體制外轉向體制內，如對行政管理體制、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體制、勞動人事和分配體制進行深層次突破，按市場化要求進行質的改革。^[2]其三，從單純的經濟體制改革向政治體制改革並重轉變。改革開放首先從經濟領域展開有其歷史必然性，強有力的政治統一，使中國創造了類似20世紀50—80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比也袖珍型的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台灣，由於國家的塊頭大出許多倍，奇蹟及其全球影響也就更為巨大。但近年來政治體制改革與逐漸推動的經濟市場化相比，有嚴重遲滯的現象。國家現行的組織領導體制，使黨政不分、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機構臃腫、效率低下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腐敗現象有蔓延之勢，且激起愈來愈強烈的社會不滿。目前經濟社會領域一些改革之所以難有大的突破，究其原因，都是遇到行政體制及政治體制的阻礙。對此，注意吸取前蘇聯、東歐處理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關係不當的教訓，謹慎和穩妥地對待政治體制改革，不操之過急，不貿然行事，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社會所需要的。但是，若是政治體制改革長期遲滯下去，老是被動地改，到不得不改時再去改，勢必增加改革成本，並在未來付出更大的代價。

2、外部環境發生了劇烈變化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改革面對的外部環境與過去相比，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現在面對著兩大壓力，第三世界國家掀起的改革浪潮的競爭壓力，及西方國家對中國工業化崛起的「政治恐懼」和圍堵的壓力。不僅是前所未有，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會變得愈來愈大。

一方面，周邊俄羅斯、印度、韓國、越南，甚至遙遠的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大國，都在適應全球化大潮作必需的改革。特別是周邊印度、越南等國的改革浪潮勢頭逼人。印度總理辛格曾在2007年初新年講話中宣布，將出台一系列深化改革開放的新政策，他認為，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衝擊下，印度經濟必須進入世界經濟發展的軌道，才能保持可持續增長。據分析，印度政府推出的改革舉措，其力度和開放程度均是前所未有的，因此2007年可以稱為印度的「深化改革開放年」。越南共產黨第十屆四次會會確定了施政重點：加速融入世界經濟進程，繼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農德孟總書記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越南革新開放、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折點。韓國當時的總統盧武鉉強調要繼續執行革新主導型經濟政策，並要革新修憲。他認為：韓國在經濟發展中，要增強開放意識，這是不可阻擋的大趨勢，在全球化時代，反對開放是沒有出路的。巴西總統盧拉則不謀而合，提出了社會改革的目標和任務。^[3]由於地緣政治的原因，印度、俄羅斯、越南的改革進步，對中國構成的壓力是顯而易見的。特別是與存在藏南領土爭端的印度、南海領海爭端的越南之間，對方任何大力度的改革和相應的進步，對中國都意味著爭端的和平解決遙遙無期。

另一方面，中國過去快速發展所依託的國際政治和經濟機遇，如先後抓住美蘇對抗、美國忙於反恐戰爭、世界新技術革命和產業轉移、果斷加入世貿組織等，伴隨著中國經濟總量成長為世界第三，工業化實力對西方構成愈來愈大的壓力，加上意識形態的對立，也就愈來愈不被西方所「寬容」。中國發展所依賴的有利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有的已經消失，如美蘇對抗；有的效用正在遞減，如美國陷入反恐戰爭、加入世貿組織。中國現在的經濟塊頭之大，已引起全球關注，特別是西方的警惕，已經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靠低姿態，如鄧小平所教導的「韜光養晦」的辦法，所能擺脫和解決的。從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到經濟由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拉動型，國際社會要求中國承擔「大國責任」的呼聲越來越高。

面對來自這兩個方面的壓力，中國想繼續在「韜光養晦」中埋頭髮展，已經沒有可能。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可以繼續「不出頭」，但在國內不能不做出應對性的深化改革，以適應正在迅速發生變革的世界。如同法國總統薩科齊所說：「因為我們正處在這個不斷變遷的世界中，世界上所有人都在爭相進行改變，任何耽擱都將是致命的」。^[4]

二、改革走向的路徑選擇

1、東方國家走新威權主義道路作為過渡有其必然性

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東方國家之所以成為東方國家，都是幾千年歷史和文化積澱的產物。馬克思有一個經典表述：「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5]任何一個東方國家，如果想簡單地套用西方的民主理念，用三級跳遠的辦法達到西方的現代化模式和社會發展水平，都會由於沒有文化基礎和歷史傳承的支撐而造成社會瓦解或混亂。當然，由麥克阿瑟當太上皇強行改造的日本除外。

絕大多數套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東方國家都在一定時期運作不良，處於英國作家拉什迪所稱的「可運作的無政府狀態」。以南亞次大陸為例，英國結束殖民統治後，移植了西式民主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及後來的孟加拉國，不約而同的出現了水土不服。巴基斯坦是軍界強人統治與民主選舉不斷交替，常常是因民選的政府治理無能或腐敗，軍界干預而上台；社會又對軍人統治普遍不滿，導致結束軍管而還政於民，形成惡性循環。印度獨立後也存在著多黨民主制不能穩定運作的問題。尤其印度不是由單一種族、單一宗教和文化組成的國家，有印度教、伊斯蘭教、佛教、錫克教、耆那教及外來的基督教等，有種姓制度，有15種主要語言及無數種次要語言。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如此複雜的國家，實行西方的多黨民主制，結果就是拉什迪所稱的「可運作的無政府狀態」，而且拉什迪認為這說法至今仍然適用。^[6]

這種情形下，東方國家在改革中走威權主義道路顯然有其必然性。東方國家有別於西方國家，包括西亞、東南亞、東亞國家和地區，還可以算上俄羅斯，差不多都經歷了並且有些仍然在經歷威權主義路徑。尤其是以成功的東亞模式為代表，正如亞洲「四小龍」中韓國的朴正熙時代，中國台灣在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統治的時代和迄今為止的新加坡模式，差不多都是以威權主義道路走向現代化。這些作為一個規律性現象不是偶然的。

事情看來與西方主流觀點相反，急切地走向民主，對東方國家來說並不意味著好結果。西方的主流媒體和民意，或許是出於善良願望，喜歡用自身的價值觀念和尺度去衡量東方國家，評頭論足。從理念角度說，可能沒有錯。但再好、再美的鮮花，也需要適宜它的土壤和氣候，否則花種撒下去，要麼是長不出來，要麼長出來也是弱不禁風或形狀怪異。東方國家的民主之所以變成「可運作的無政府狀態」，看來即是如此。從目前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國家的情況看，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仍然會是這樣。

面對歷史的普遍性，對中國比較而言，能夠成為特殊的例外嗎？既然西方家門口的親戚俄羅斯沒有例外，距離西方很近的屬於歐亞交匯橋樑的土耳其沒有例外，美軍保護了60多年的盟友韓國沒有例外，傳統包袱更重的中國顯然也無法成為例外。對於這一點，東方國家的領導人更容易看清楚，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認為：「自古以來，中國就是由一位皇帝來統治的。假如中國變民主了，你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嗎？是內戰!」^[7]這句話說的可能有點難聽，但絕非危言聳聽。

關於中國未來改革之路的障礙和解決的藥方，可以借鑒俄羅斯當代政治學家米格拉尼揚的觀點。他分析了俄國自19世紀以來走向經濟和政治現代化的艱難與反覆，認為俄羅斯歷史上有四個因素阻礙了它實現現代化：小農經濟和公民的無權(蘇聯時期)；只突出國家，而無視社會和個人，國家就是一切，國家吞噬了社會和個人；官僚階層掌握全權，官僚壟斷了政治社會生活；文化上的自我封閉和孤立，不能吸收和消化世界文化。這四種因素，同樣也是中國現代化面對的路障。

米格拉尼揚把俄羅斯改革與西方對比後，提出了俄羅斯改革之路的藥方。他認為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是經過了幾個世紀的時間實現的，英國形成穩定的現代民主制度用了約5百年的時間，法國在大革命後經歷了約150多年的反覆才使社會關係得到調整，使社會多數在價值觀上取得認同感，從而形成了現在的政治制度。所以，對於俄羅斯而言，他認為像前蘇聯這種極權主義制度，在改革中要分兩步走。第一步必須經過威權主義階段，然後才能過渡到民主政治階段。對俄羅斯社會來說，威權主義並不比失控的民主可怕，它可能是一劑苦藥，但卻是通向民主的一座橋樑。他認為企圖一步就走到民主化，必然會出現政治勢力的兩極化，導致國家的失控和混亂。^[8]像一名預言家，80年代末以後蘇聯的解體及俄羅斯到普京執政以前的混亂，都已被他所言中。

中國思想界曾經有過類似米格拉尼揚所提出的俄羅斯改革之路的藥方。上世紀80年代末，國內知識界出現過對新威權主義道路的主張和討論，後來戛然而止。但今後對這個問題只有正視和探討，使其成為知識界的共識，才可能成為全社會的共識，進而也才有助於改革的穩步推進，保持國內經濟與社會政治進程的可控性。正如米格拉尼揚所主張的：「從專制政體向威權政治的過渡，從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過渡，需要一個相當穩定的社會階級力量對比關係，需要有一個避免正面衝突和發生悲劇性的破壞性劇變的明確共識」。^[9]這一主張有相當的合理性，值得中國人為之深思。

2、宏觀漸進與微觀激進相結合是理性選項

漸進的改革模式被世界公認是中國改革的特點。1978年以來，中國逐步地在經濟領域改革，通過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大力引進外商投資，逐漸發育建立了多種所有制形式，實際上形成了混合經濟模式。由經濟生活的多元化，又逐步帶來了文化生活、價值觀念、就業方式和個人追求等波及整個社會生活的多元化趨勢，而且這種趨勢還在發展。特別是隨著民營經濟、市場中介組織及影視文化娛樂業的發展，中等收入階層不斷壯大，出現了西方概念上的中產階級。政府也開始主張並致力於擴大中等收入階層，即世界上通常表述的擴大中產階級。中國正在慢慢的向通常的現代化社會形態靠近。

雖然總的改革步伐可能有點慢，但趨勢還是看得見的。中國由傳統的小農社會向現代公民社會的過渡正方興未艾，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現代化社會前景可期可待。

中國所走的漸進的改革道路，是自然選擇的結果。不是事先基於某種理想藍圖，而是根據客觀環境和實踐需要順勢而為的；不是理論在先，有理論準備，而是在「摸著石頭過河」過程中，各種因素相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具體說，就是從體制外改革啟動，並作為一個時期改革的主要內容，邊改邊看，邊看邊改。這種做法，對於形成漸進改革的模式是極其關鍵的。

對於改革開放後中國走的漸進式道路，國內外經常有否定性觀點評判說不徹底、不全面。這些論斷多少是有些「想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從人口到文化傳統，幾乎任何方面的國情都無與倫比的複雜國家，漸進式改革道路不敢說唯一，但肯定是理性的選項。畢竟，在世界歷史上至今還沒有一個大國在如此平穩，沒有發生大的劇變和災變就從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過渡的先例，雖然這個市場體制還很不完善。米格拉尼揚研究中國經驗後就認為：首先要在經濟領域進行變革，建立各種所有制形式。只有在這種基礎上誕生的公民社會，才能保持國家的完整性。爾後才能改革整個政治制度。如果沒有公民社會的某些基礎，民主政治制度是不可能有活力的。只有在此之後，市場和在市場基礎上的政治制度才能不可逆轉。新加坡學者黃朝翰也認為中國選擇了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即優先發展，逐步改革，以發展帶動改革，避免了前蘇聯那樣只改革、不發展所帶來的嚴重問題。^{[10] （未完）}

下文請點擊http://blog.ifeng.com/article/95605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