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柳青年畫：機器時代的手工堅守

馬年春節前的津門楊柳青鎮，家家點染，戶戶丹青。

娃娃豐腴，鯉魚肥碩——一張「蓮年有餘」已經有了飽滿的墨線。兩個年輕人端著小瓷鍾、坐著木板凳，慢慢地暈染著娃娃的臉頰。

上午的光線正適合上粉著墨，年已花甲的楊柳青傳人霍慶有在製作中的年畫前踱步。等到年輕人的工作完成，他將一一給畫中的娃娃「點睛」。雖是寸長之地，但卻有眼仁、眼肉、眼青、眼白的複雜區別，需要前後十幾道工序。年輕人說，「這個，必須由霍老師親自完成」。

楊柳青年畫在這裡傳承了數百年，藝術上開出了繁花勝景，文化上亦培養出了一種對傳統的虔敬。包括這十幾道工序的「點睛」，楊柳青年畫的製作如同一場儀式——版，要杜梨木；紙，是四尺宣；畫，須「貢尖」的品相；勾、刻、印、畫要純手工製作。老手藝人們相信，每一道工序都是再創作，每一筆勾描都是在復活父輩和祖輩記憶。

在一個大機器印刷甚至3D列印的時代，楊柳青年畫就這樣保持著一種傳統的倔強。

幾度風雨楊柳青

興於明，盛於清——楊柳青創始的確切時間和具體人物已經很難考證。確切的是，這種民間藝術繼承了宋、元繪畫的傳統，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畫、工藝美術、戲劇舞台的形式，在歷史中獲得了越來越大的韌勁與彈性。經歷了戰亂和盛世、衰敗和復興、王朝更替和政治運動，五百年來野火不盡、春風又生。

對於「玉成號」第六代傳人霍慶順、霍慶有兄弟而言，楊柳青年畫半個世紀以來的曲折發展，已經足夠跌宕。

「歷朝歷代都沒有重視年畫的，只有咱們黨和國家重視。」上世紀50年代初，在接到來自政府復興年畫的資助後，父親霍玉棠這樣勉勵霍慶順。作為經歷戰亂的楊柳青老師傅，他找到了「景記」「新記」「靜記」的五位藝人，共同成立了「楊柳青年畫生產互助組」（後擴大為楊柳青畫店），開始了年畫的復甦。

1960年正月，周恩來總理視察了楊柳青畫店，作出了更好維護傳統文化的指示；幾年後，郭沫若先生又為楊柳青畫店題寫了店名。十多年間，更多的星星之火在楊柳青鎮亮了起來。

這短暫的蓬勃最終因「文革」而結束。楊柳青的木製雕版或被刀劈火燒，或被充作他用，大量珍貴的「古版」就這樣散佚了。

有雕版，才有楊柳青，霍玉棠試圖用自己的方法保住它們。「在院里挖了個大坑，從炕上扯下油紙包上木版，埋裡面，再蓋上磚。」霍慶有回憶，「黑天，打著手電筒偷偷埋的。」

埋著雕版的地方土質疏鬆，慢慢地竟下陷成一塊窪地，夏天一下雨，雨水都流向了那裡。各自回憶起這一段時光，兩兄弟都發出一聲嘆息：「木版最怕悶和捂，結果很多都不能用了。」

在陳列著雕版的地下室，霍慶有向記者展示了一塊當年曾被埋在地下的「古版」。與已經明顯腐蝕疏鬆的邊緣相比，雕刻完好的地方精緻細膩，圖案上窗前觀花的童子與仕女表情靈動，連窗欞的雕花都是梅蘭竹菊各有不同。「可惜了，」他說，「現在都不知道這幅年畫叫什麼名字。」

好在，還有幸運的畫版保存下來。「文革」後，隨著年畫文化的復興，大量散佚的畫版被找了回來，無論是政府牽頭，還是由民間自發，古版的搜集和保護都日見成效。近年來，天津市西青區政府展開的木版年畫普查工作已徵集了300多塊古舊畫版、20多件繪製工具，挖掘整理了1500多種畫樣。

新世紀以來，年畫的傳承保護越發有了緊鑼密鼓的節奏：楊柳青民俗文化街建成，楊柳青木版年畫節應時而生，年畫作坊數量日漸壯大、文化衍生品日漸豐富。2006年，楊柳青木版年畫被列入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從「貼年畫」到「掛年畫」

「一塊是水滸傳，一塊是大觀園」，霍慶有費力地將這兩塊大型的雕版移到記者面前。六尺長的木版，場面宏闊卻細緻入微——仕女的環佩，英雄的冠纓，如有叮噹清音傳來。

精細化與藝術化，是近幾十年來楊柳青年畫的發展趨向。早年間，年畫是貼在門上、灶上、水缸上的，「粗活」很有市場銷量。現在，年畫是裱在畫框里、掛在客廳里的，是文化展演、是外事禮品，精品化幾乎是必然的。「從貼年畫變成了掛年畫，」霍慶順說，「幾文錢的『粗活』已經被市場淘汰了。」

與時俱進，當然也會涉及另一個問題，如何創新？在傳統的娃娃題材、仕女題材、民俗題材和神話故事題材之外，這個世紀的楊柳青能不能容得下這個「新」？在楊柳青年畫協會會長李艷成看來，這是楊柳青今天面臨的最大挑戰。

「咱楊柳青隨著歷史的沿革，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變化，到目前為止的好多題材、畫樣，也都是在歷史中積累下來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曾有『八個樣板戲』的年畫、『學雷鋒』的年畫呢，家家過年都買。」在一次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中，李艷成靈感突現，將大陸贈送給台灣的大熊貓「團團」「圓圓」和楊柳青傳統的「娃娃」畫在了一起。同是嬌俏可愛，一樣憨態可掬，兩種文化符號相遇，效果卻相當和諧，受到了台灣同胞的普遍好評。

不是每次創新都能這麼成功。大多數情況下，「新」帶給年畫藝人的是一種雙重擔憂的複雜心緒。一項傳統藝術，沒有「新」，就沒有活力，但過於「新」，則會丟失傳統味道。更何況，「新」字背後，還可能跟著產業化和文化浮躁。而這個勢頭已經在年畫市場化發展的20年中凸顯出來，「膠印版、鉛印版、PS版、電腦噴繪版現在都有了，」霍慶順認為，「這也是年畫，但是是沒有價值的年畫。」

「一個搞科技的朋友用機器給我刻的，一個是手工雕的。」在巨大的桌案前，他向記者展示兩塊雕版。的確，即便外行人也一望便知，活靈活現的娃娃造型也掩蓋不住機器雕刻的呆板。

守住文化的大本，只有通過這細緻的「切磋」「琢磨」才能做到。傳統工藝的創新，也因此成為了更難拿捏的分寸。

固本，更要開新

使用「絲版」作畫，就是一種令人糾結的「新」。

楊柳青年畫數百年來都是木版年畫，木版與手繪被認為是它的重要特色，甚至由於杜梨木本身尺寸局限而造成的「接版與斷線」，現在也成了一種表明身份的文化胎記。以「絲版」代替「木版」，一種視角來看是創新，另一種視角來看是反叛。

其實絲版作畫也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探索。對另一位楊柳青代表人物「年畫張」張克強而言，這種探索至少從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了。「我一開始也是按照傳統的技法去做。後來發現，因為市場的浮躁，現在的雕版者容易把畫家勾出來的線變形，這樣藝術魅力就大打折扣了。」張克強對記者說，「後來發現絲版更能復原畫家的線條，比如說范增的線，勾出來就是原原本本范增的線。」

木版是楊柳青身份的一部分，但在他看來，木版的使用也是當年歷史的條件所限。相反，絲版「勾出來的線條就像自己畫國畫一樣，藝術限制更少」，而且「也獲得了市場認同」，這在藝術上和市場上都顯現出一種現代的適應性。

據說辨別木版畫和絲版畫最簡單的方法是看題字。兩幅「蓮年有餘」放在一起比照，木版字跡能看出木紋，有樸拙感；絲版字跡沉實，有鮮亮感。至於風格，則是各花入各人眼。

與霍慶順這樣堅定的木版畫傳承者相比，張克強似乎更願意抽象地理解楊柳青的「版」，無論是一張絲網還是一塊木版，都是為了更逼真地呈現畫家的藝術水準。耐人尋味的是，不同的觀點並沒有撕裂這項民間藝術，兼容並蓄的文化容量是採訪中兩個人都強調的。「我堅持傳統工藝，但這（和絲版）不矛盾，各有各的特長。」霍慶順說。

傳承者們更關心楊柳青年畫所保有的文化味道——在大機器印刷時代對手工創作的堅持、在產業化浪潮里對作坊式製作方式的堅持。那些貌似麻煩的執拗——「刷完要晾半年」「出畫最快也要一個半月」「每次都是自己勾線，哪怕是一個小品」，給了楊柳青年畫時間的味道、文化的分量。

所謂傳承，就是這種堅守；所謂創新，也要從這裡起步。老手藝人們都明白，勾、刻、印、畫雖然耗時漫長，但這當中，有綿密的生活滋味，有審美的情趣和豐沛的情感，有一代人對另一代人的秘而不宣的叮囑——大機器隆隆作響，只有耐著性子的人們才能聽到。（本報記者劉文嘉陳建強光明網記者朱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