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翼明：國學熱是中國人自發的文化自救

唐翼明（資料圖）

唐翼明：國學熱是中國人自發的文化自救

編者註：9月7日，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唐翼明在武漢大學素質教育講堂，以「百年文化反思與國學熱」為主題發表演講。

唐翼明認為有必要對百年文化做一個反思，五四時期的文化主張已經偏左，五四以後應該往右轉，結果卻還是不斷向左，「五四運動以後，該走的路其實是應該糾偏，而我們事實上是繼續向左，最後把中國文化的命脈斬斷了。」

在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時期，中國人已經失去文化自信，一切以外國為準，給後世帶來無窮後患。之所以今天在民間會興起國學熱，唐翼明認為，是因為大家發現傳統文化並不像原來說得那麼糟糕，其實也有很多寶，「國學熱實際上就是中國人自發的一種文化自救和道德自救。」

唐翼明，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魏晉文化史專家、書法家。文革結束後第一批碩士學位獲得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博士，曾任台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著有《魏晉清談》、《唐翼明解讀<顏氏家訓>》，最近出版《時代與命運》。

編輯：周東旭

開篇：作為邊緣人

各位同學好。武大是我的母校，當同學們說要請我做一個演講，我當然不會拒絕。本來年紀大了，我身體也不太好，可這是母校，母校是很特別的，別的地方我可以拒絕，但母校不能拒絕。我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的第一批碩士研究生，考進武漢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專業，1981年3月份提前辦理畢業，因為要去美國讀書。到了美國，又在哥倫比亞大學讀了將近十年，前一年半讀英文，後來的8年拿到一個碩士學位和一個博士學位。

拿到博士學位以後，一個偶然的機會就去了台灣，因為我的父母都在台灣，我父母是1949年跟蔣介石一起去的台灣，我的父親當時是蔣介石的機要秘書，而我們三兄妹都留在內地，幾十年沒有見過父母。我7歲離開父母，再見到父母的時候我已經快50歲，而我的父母也都已經七八十歲。我覺得應該與父母團聚，盡孝道，所以就在台灣教書，總共教了18年，2008年退休。退休之後，我決定回到武漢定居，我老家是湖南，15歲就來到武漢，青年時代完全是在武漢度過，在武漢求學、結婚、成家，也在武漢教了18年的中學，我的朋友都在武漢。我在台灣把父母一一都送走，他們都過世了，所以決定還是回到武漢，因為這才是我真正的故鄉。

我這一輩子幾乎都在做邊緣人，從來沒有進入主流，沒有進入中心，只有回到武漢，才比較有回家的感覺。我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叫《時代與命運》，第一篇文章叫《永遠的邊緣人》，我拿它做全書的代序。我在內地、美國、台灣都待過，而且待的時間相當長，在美國有10年，在台灣有18年，這讓我能夠有機會看到各方面的情況，對一些問題可以有更多的參照點。

通過反思百年文化評價國學熱：是不是要復辟五四時革命掉的東西？

今天我與大家交流的題目是「百年文化反思與國學熱」。國學熱正在興起，武漢三個最有名的大學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和華中師範大學都成立國學院。放眼全國也可以看到，凡是比較好的大學，幾乎都成立了國學院。

關於國學還有很多爭論，比如什麼叫國學，大家看法不一致；國學有沒有復興的必要，有沒有必要把它列為大學中的正規課程，也有很多爭論；國學到底是好東西還是不好的東西，這些都還有爭論。

什麼是國學？國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廣義上國學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章太炎首先提出「國故」這一名詞，「故」就是指不是此刻的，而是過去的文化和傳統。後來胡適說章先生的這個提法可以接受，所以他後來號召整理國故，這一學問也被稱為國故學，慢慢就簡化為國學。也就是說反映中國過去的文化和學問都可以叫國學，與中國傳統文化差不多可以劃等號。

狹義的國學可以以人作個比喻，腦袋就是經學，到清朝基本定位為十三經；二十四史加上清史稿，以及子書和集部，這大概相當於近代的歷史、哲學、文學，他們就相當於人的軀幹；而腿部和腳部等根基就是小學，小學包括聲韻、訓詁、文字，比如說文解字就是小學。他們加到一起就構成國學，是真正作為學問的國學。在武漢大學這樣的地方講國學，想必還是要講學術性的國學。

現在中國的確有許多人在學國學，而且基本是一種自發的狀態，這股熱潮已經燒了若干年，還要燒下去。既然上面沒有提倡，黨中央沒有號召，教育部也沒有規定，為什麼會燒起來？國學熱有沒有道理？世界上沒有什麼無緣無故的事情，既然發生，就有道理。至於好不好？見仁見智，有人說不好，中國這些爛東西有什麼好處？沒有進步，而且是在倒退，因為五四時期我們就已經打倒了孔家店。

五四時期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對傳統幾乎都持有激烈的批判態度，比如魯迅就說中國的書沒有什麼好讀，看中國的書會一天天消沉下去，外國的書才能夠讓人生出一些力量和勇氣，所以他勸中國青年盡量少看中國的古書，多看外國書。大家不要以為只有魯迅才比較激進，有些今天看起來很保守的人，比如蔣經國的老師吳稚暉，他在五四時就說，所有線裝書都可以丟到毛廁。五四知識分子對傳統的批判幾乎是一邊倒。因此，現在提倡國學，是不是就在和五四唱反調，把先前革掉的東西復辟？有的人一點都不看好國學，持反對態度的大有人在。

因此，到底怎麼來理解國學熱？怎麼評價國學熱？要說清這一問題，就有必要對百年文化做一個反思，只有如此才能夠回答國學熱為什麼會興起，應該如何評價國學熱。

今年是2013年，向前推一百年，也就是1913年，1913年的兩年前清朝剛剛被推翻，發生辛亥革命，孫中山先做了臨時大總統，而後讓給袁世凱。袁世凱原本搞得好好的，但不知怎麼發了昏，不僅當總統還要當皇帝。現在這個世界上不叫皇帝的皇帝多得很，袁世凱還是不夠聰明，無皇帝之名的皇帝，可以當下去，一旦當皇帝，很快就被趕下台，不到花甲之年就被氣死。

1913年後的第二年也發生重要的事，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陳獨秀學問不錯，文章寫得很好，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但後來被搞得很臭，不過這個人其實是應該肯定的。陳獨秀很激進，膽子大，也有勇氣，他在《新青年》鼓吹新思想，尤其是當時西方國家的新思想。當時的先進青年幾乎人手一本《新青年》，不讀《新青年》的人，就會被先進青年認為他們已經out了，當時《新青年》就有這樣的權威。陳獨秀的安徽同鄉胡適，比他小，二人關係不錯。胡適曾經臭得很厲害，現在又香得很厲害。胡適在1917年的《新青年》發表一篇文章，叫《文學改良芻議》，提倡改良中國的文字，中心主張就是用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陳獨秀一看大喜，立刻發表，而且馬上寫了一篇文章附議，叫《文學革命論》。先進青年讀了這兩篇文章以後熱血沸騰，大家群起響應，像傅斯年、顧頡剛等後來都成了胡適的學生，魯迅也被錢玄同「慫恿」寫出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發表在1918年的《新青年》。這樣一來，當時中國就掀起一個大運動，後來被之為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就要從1915年陳獨秀創辦《新青年》算起，一直延續了六七年，大概到上世紀20年代初差不多算是大功告成，當時的北洋政府教育部命名小學課本用白話文代替了「學而時習之，不亦樂乎」。白話文運動是新文化運動最表面最明顯的標誌。

由於五四運動使新文化運動更具有特殊的意義，本來主要是語文改革，後來卻成了新思潮的傳播，如果只是白話文代替文言文，大概現在還不會把它稱為新文化運動。1919年的五四運動是新文化運動中的重要時間結點，現在已經有人把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混在一起，叫做五四新文化運動。

在國外也發生大事件，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這是全世界的大事，意味著整個世界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除原來那條自然形成的歐美路線外，又新增加一個模式，也就是蘇聯模式，建立在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新模式。而這件事情對中國的影響很大，一批知識分子吵得一塌糊塗，我們到底是走歐美的路，還是跟著蘇聯走？國民黨與共產黨鬥爭幾十年，就是因為兩個黨選擇的模式不同，國民黨選英美模式，共產黨選蘇聯模式。

今天看來上世紀一二十年代仍是一個令人神往的時期，當時的思想自由在中國歷史上都是少有的。近代哪一個時期中國的人才儲備最多？哪一個時期湧現了真正的大師？哪一時期中國對各種新思想有那麼熱烈的爭論？就是新文化運動時期，也可以叫清末民初時期。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時期可以與這一時期相比，一是戰國時期，出現孔子、老子、孟子和莊子等，另一個是魏晉時期，出現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賢。

近代五四新文化時期，差不多可以與戰國、魏晉時期相比，比如胡適、蔡元培、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都是這個時代的大師，現在有這種大師嗎？國學大師的帽子滿天飛，我敢跟大家負責任地講，中國現在沒有一個人夠得上國學大師的稱號，有一個人我覺得差不多，在美國的余英時先生，這大概是中國現在最偉大的文史學者，但就算余英時也不一定能夠被稱為國學大師，因為他不致經學和小學，主要是靠歷史。香港的饒宗頤先生，是才子型的學者，今年90多歲，但是他和章太炎、王國維、陳寅恪這些人也沒有可比性。剛剛過世的季羨林先生，很多人稱他為國學大師，其實季先生也不是，季先生是搞印度學的，說他是印度學大師剛好，幹什麼要把國學大師的帽子套在他頭上？

儘管大家對胡適有一些爭議，但他還是了不起的，尤其他的思想具有前瞻性，時間越長愈發覺得他很偉大，今天根本沒有人可以與這一代學者相比。發生在一百年前的新文化運動前後是中國思想最活躍的時期，可以與戰國、魏晉時期相媲美。

中國近百年思想主流：文化失去自信 一切以外國為準

如果把戰國、魏晉和五四新文化運動三個時期相比較，他們有哪些不同的地方？戰國時期全部的思想是從中國本土產生，沒有任何外來思想影響，魏晉時期基本是本土產生，後期才有印度佛教影響，很快也被中國文化同化。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與前面兩時期極不相同，這一時期最活躍的思想全部是從外面輸入中國，而不是本土產生。比如民主自由主義，主要是在英國、美國產生，共產主義主要是在法國、德國、俄國產生，無政府主義主要在法國和俄國產生，在五四時期很有勢力，毛澤東早年就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很大影響。還有其他各種各樣的思想，幾乎沒有哪一種不是從外國傳入，而不是本土產生，這是與前兩個時期最大的不同。

這一不同導致很多問題，優點缺點都有，主要是缺點。本土產生的思想很自然，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外邊傳進來的東西多少不太自然，總是帶有某種被迫的痕迹。實際五四時期中國的外來思想是被打出來的，鴉片戰爭以前中國人很自大，認為自己地大物博，做天朝美夢，周邊國家都是蠻夷小邦，微不足道。到鴉片戰爭才一覺睡醒，周圍蠻夷小國都變得這麼了不起。中國人夢醒後，先進知識分子紛紛提出來要睜眼看世界，不能總是關門做夢。而後發生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最終爆發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

新建立的民國政府又開始陷入軍閥輪流執政，中央政府不強大，於是才給了知識分子自由空間，凡是歷史上思想比較自由的時期都是專制不強的時期，中央政權不太穩的時期，戰國是這樣，魏晉也是這樣。越是專制時期，中央政權越是牢固，思想也就沒有自由。到了五四時期，思想又比較自由，而且世界發生大變化，各種外邊的聲音傳進中國，激烈碰撞。

而此時中國人已經被打怕了，很自然就產生一種民族自卑心理，一種文化不自信的心理，覺得什麼都是外國好，因此才會有一些激進分子，說什麼中國書都不要讀，中國的傳統道德也全部被否定，比如孝。孝其實是中國文化中非常珍貴的遺產，這是全世界都沒有的觀念，是非常好的，如果你們到國外觀察下，西方世界的家庭狀況比中國差得多，特別是老年人孤苦無依，很可憐，中國人的孝道是很了不起的道德，五四時期孝道也被踐踏。中國人已經沒有文化自信，一切以外國為準，這就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一個最大弊端，而且給後世帶來無窮後患。

中國文化是不是真就那麼不好？如果沒有外國觀念的輸入，中國自己就不會產生現代觀念嗎？我是不相信的。沒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主義，沒有馬列主義，沒有西方無政府主義，中國人就還要當猴子，就不能進化？沒這回事，中國五千年的文明，輝煌燦爛，沒有外國的衝擊和影響，中國人也會發展出現代工業，但是要晚一點。所有現代觀念在傳統文化資源中都可以找到類似的東西，比方孔夫子「仁」的思想不會慢慢發展出現代「博愛」思想？孔夫子「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難道不可以間接發展出「平等、寬容」思想？從孟子所講「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難道不能發展出獨立的人格自由？我相信即使沒有任何外來因素的刺激，中國文明完全能自然發展出這些思想，時間可能晚一點。

不過，世界已經慢慢變成地球村，中國沒有辦法再關起門來，也沒有辦法把自己鎖在「桃花源」里，不願接受外面的影響，也要接受。外國人打進來，就使得中國的文化在不情願的狀態下發生變化，就像一個嬰兒，等一些日子就可以順產，現在卻要打一針催胎，受外來影響，被迫早產，於是引來許多麻煩，部分激進知識分子認為中國文化什麼都不行，什麼都要學外國，這個想法基本是近百年中國思想的主流。

為什麼這麼說？左派批判右派的一個重要論點就是右派主張全盤西化，但是我要反問，左派自己不也是全盤西化嗎？只是左右兩派認定的「西」不同而已，右派認定的「西」是英國、美國，左派認定的「西」是法國、德國、俄國，僅此區別。右派一邊倒向英美，左派一邊倒向蘇聯、德國，都是全盤西化，都是不要自己的文化。五四的時候已經左了，後面就步步更左，一直左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左手打倒英美民主自由主義，右手打倒蘇聯修正主義，還一頭把中國傳統文化也撞掉，結果什麼都沒有了，英美不可學，德俄不可學，古代不可學，那還有什麼？

雖然五四運動和文革都是過激的，但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五四運動是自下而上，文革是自上而下，文革說是群眾運動，其實是運動群眾，用政治力量來否定傳統文化，造成的破壞與五四運動完全不同。五四運動基本是對的，有些過激的做法可以理解，文革是錯誤的，是不能容忍的，這種事情不能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再次發生，如果再發生我們這個民族就沒救了。

國學為何熱：五四後文化日益偏左 國學熱屬於文化自救

中國文化走到目前這麼一個貧瘠的局面，道德滑坡到今天這麼一個令人擔憂的局面，都是這樣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如果當初不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我們又怎麼會這樣？

中國是禮儀之邦，可是現在的中國人被認為是最不文明、最不講禮貌的民族，最近連中央都發布指示，要求出國旅行注意形象，這就說明國人形象是不好的。現在道德完全墮落，為了賺錢，死人都可以不在意，官場也日益腐敗，隨時都可以抓出一個貪污幾千萬、甚至上億的貪官，老虎、蒼蠅一大把。甚至現在連學生都腐敗，當時我們是很努力讀書的，覺得中國振興有望，真是一頭埋進書海，現在完全不是，校園官場化、學術商品化，言之痛心，根子在哪兒？根源就在於對中國傳統文化否定的太多。

現在大陸與台灣之間往來日益頻繁，凡是到過台灣的人，都不能否認台灣的民風實在比內地好很多，人與人之間的溫情和禮貌，社會制度的文明一眼就可以看出來，不是什麼別的原因，就是因為台灣的傳統文化沒有受到什麼衝擊，五四時期台灣沒有怎麼衝擊，1949年政權交替沒有影響到台灣，文革時期台灣在搞經濟起飛，所以傳統文化沒有中斷，基本還保留在民間。

我有一個觀點，在文化問題上，任何外來的先進觀念，最多只能被嫁接過來，不能搞移栽，把自己的樹拔掉，栽別人的樹是不行的。中國這樣一個文化大樹，已經發育四五千年，有無數的根系，伸到民族的機體中，伸到每一個人身上和每一個家庭中。把大樹一拔，就完了，再栽種任何別的樹也是沒有用的，活不了，因為它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長出那麼多根系和鬚根，嫁接還可以，嫁接是部分吸取，好的東西要，不好的不要。百年來文化上犯的最大的錯誤就在於，我們總是試圖搞移栽，右派試圖這樣做，左派也試圖這樣做，所以引出一大堆問題，造成今天的惡果。

在歷史上，陳寅恪等先生很早就提出過類似的想法，認為輸入外國思想，一定要注意本民族的文化主體地位。陳寅恪是中國近百年來最偉大的學者之一，他最了不起的就是提出並且終生奉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可以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永遠的標杆。不奉行這十個字，就不要期望自己有什麼成就，搞來搞去，最後還是一個流程。

五四時期的主張已經太過左，五四偏左可以理解，陳獨秀、魯迅、胡適等是恨鐵不成鋼，矯枉過正，但是「過正」並不等於就是「正」，五四以後應該往右轉，而我們還是不斷向左，向左，向左。百年來，中國最流行的「歌曲」就是向左進行曲，終於發展到都唱紅歌的天怒人怨地步。

五四時期最了不起的文學明星中，胡適功勞最大，他主張白話文，沒有人會認為錯，取代文言文，是歷史的潮流。現在還沒有人在這方面批評胡適，但是不是完全不可以批評他呢？我今天就要批評，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是可以的，但是不應該廢止文言文，很多的寶貝在文言文中，一分解就都沒了。比如博愛，好像中國人從來不講，只是外國人在講，其實原因之一就是文言被廢除，「仁」字基本不單獨出現，只用在其他詞語中，例如麻木不仁、為富不仁等，大家忘掉這個觀念，以為「博愛」觀念就是外國人發明的。

另外，白話文比起文言文真是粗糙很多。比如第一人稱，文言文可以說余、予、吾等，表示謙虛一點的有鄙人、在下、不才，如果自己很尊貴，有孤家、寡人，有朕，至少幾十個，而白話文只有一個，對誰講都是「我」，沒區分，一點都不細緻，難道這不是一種損失嗎？

文言文是不應該廢止的，文言文學好了，白話文一定寫得好。近代作家凡是語言好的，必是文言很好，魯迅雖然自己罵文言，但魯迅的文言功底何其好，所以他才能寫出那麼漂亮的白話文。錢鍾書的《圍城》寫得多漂亮，錢鍾書的古文好到《管錐編》全都是文言寫成。五四時期那一批人自己文言學的很好，叫年輕人不要念，懂不懂？也有在古文上比較差的，巴金就是其中一個，今天去看巴金的小說，說句不客氣的話，簡直念不下去，年青時我喜歡看他的書，年紀大一點就已經看不下去，語言太粗糙了，太沒有胃口。還包括文字改革，繁體字改為簡體字，也給今天帶來很多問題。

總之，五四運動以後，該走的路其實是應該糾偏，而不是繼續向左，而我們事實上是繼續向左，最後把中國文化的命脈斬斷了。這樣也就可以回答，為什麼今天在民間會興起一個國學熱？搞了上百年，大家發現我們的祖宗並不像原來說的那麼糟糕，傳統文化其實也有很多寶，丟掉傳統文化其實是不對的。所以，就算上面不命令人們學國學，個人也要學。什麼是國學熱？國學熱實際上就是中國人自發的一種文化自救和道德自救，就這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