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利社會流動 形成階層固化

近幾十年來,美國社會階層結構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一是中產階級嚴重縮水,從1971年佔全美人口總數的61%下降到今天的50%以下。二是在中產階級人數大幅度下滑的同時,中上層階層「逆流而上」,其隊伍不僅不見縮小,反而穩步擴大。美國社會階層的這些結構性變化對其政治和經濟政策制定提出了新的挑戰。本文旨在討論美國中上層階層構成及其擴大後所產生的影響。

美國中上層階層的界定

在西方,階級(class)是一個比較含糊的概念,缺少明確無誤的定義,對如何確定其內涵和外延西方學界一直爭論不休,他們的分析與馬克思階級分析不是一個含義,而是階層含義。譬如,確定一個人的階級屬性時,是應該僅僅考察其經濟收入呢,還是也應同時考慮經濟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如受教育程度、職業性質、文化修養、藝術品位和朋友圈子等。以英美兩國為例,英國人受封建貴族思想影響,階級觀念歷來十分濃厚,一個人縱使家產萬貫,只要其語言粗俗、發音走調、文字使用不規範,無論多麼富有,他都無法進入上流階層。

美國本是個「暴發戶」性質的國家,對階級問題不像英國那樣看重。長期以來,美國人強調平等理念、試圖淡化階級觀念。歷屆美國總統都強調美國不僅應該「沒有窮人」,而且應該「一代比一代更加富有」。在美國人看來,即使美國存在階級,它也不是歐洲國家那種世襲化階級,而是一種流動變化的階級體系。用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馬克斯·勒納(Max Lerner)的話講,美國階級制度是一種開放性制度,各階層邊界沒有不可逾越的障礙,上下層之間呈流動狀態。姑且不論這些論述是否正確,這種觀念在美國頗有市場,已然成為一種「迷思」(myth)。正是源於這一「迷思」,絕大多數美國人傾向於贊同「美國社會不存在階級」(a classless society)的觀點。

更為有趣的是,鑒於美國曾具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傾向於把自己歸入中產階級行列。2014年的一份調查顯示,85%的美國成年人認為自己屬於中產階級。實際上,美國人的中產階級概念十分寬泛。以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12月發布的報告為例。若以三口之家為計算單位,年收入在4.2萬美元至7.3萬美元之間的家庭都屬於中產階級。同年,中產階級五口之家年收入區間則在5.4萬至16.2萬美元之間。

在這個如此寬泛的中產階級範疇內,大多數美國人不願把自己列入「上層階層」(upper class),而更傾向於把自己看作「中上層階層」(upper middle class)。譬如2014年,自認「上層階層」的人數比例約為1%,而自定位「中上層階層」的為13%。這些數據比例與美國社會學家對中產階級、中上層階層和上層階層的分類大致相同。美國社會學家考察中上層階層時,傾向於查看兩個因素,一是收入,二是職業。根據這兩個指標,他們認為美國中上層階層人數占就業人群的15%—20%,且主要為專業人員。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理查德·里維斯(Richard V. Reeves)根據家庭經濟收入而非個人自我定位,把美國中產階級人群分為三個等級:中上層(20%)、中層(40%)、中下層(40%),並以此為依據提出,從整體上來看,美國中上階層收入呈增長趨勢,這是造成美國收入差距拉大和經濟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上層階層佔據多重優勢地位

近幾十年來,與美國社會其他階層人群相比,中上階層的收入出現了大幅度增長。據統計,美國25%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佔全國所有家庭收入的一半之多,其中除去1%—2%的上層家庭,餘下的大多為中上層家庭,導致美國貧富鴻溝不斷擴大。其結果之一是,中上階層在與其他社會群體拉開經濟收入差距的同時,還在獲得高等教育資源方面拉開差距,而教育恰恰是人們改變命運、提升社會地位的有效途徑。高等教育不僅與優質職業緊密相連,而且與經濟收入和職業穩定直接相關。在高等教育日益昂貴的情況下,金錢成了人們是否能夠享受高等教育的「硬道理」。在此方面,中上階層家庭無疑具有明顯優勢。美國佩爾高等教育機會研究所(Pel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最新研究成果顯示,高收入家庭子女中的大學生比例是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學生比例的8倍。顯而易見,美國中上階層不僅在經濟上佔有更多資源,而且在教育上也享受到了更多的「天時地利」。藉助在經濟和教育資源兩方面的優勢,可以輕鬆地保住自己的中上階層地位。

除了在享受教育資源方面佔有優勢外,美國中上階層在家庭婚姻和社會地位上也盡顯優勢。近來,美國富裕家庭子女與弱勢社會群體家庭子女的「婚姻差距」(marriage gap)問題引起了社會的極大關注。前者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後者大多僅完成中等教育。學者們發現,經濟收入位列全國前25%的富裕人群中,結婚比例遠高於收入較低的人群。這種因收入差距而導致不同家庭結構的狀況告訴人們,這不再是個人問題,而是社會問題。也許,中上階層的地位與家庭結構初看上去無甚關聯,因為結婚與否畢竟是一種個人選擇。但是,如果我們把家庭穩定和下一代人群的人生機遇等因素考慮進來,其社會意義就大不一樣了。因為這意味著,出身於中上階層家庭的子女經濟資源充沛、家庭環境穩定、成長條件優渥,待其進入成人階段後,他們無疑更具備多種優勢來保住和延續其父母輩的中上階層地位,並可能擴大與其他社會群體在各方面的差距。

中上層階層擴大不利消除貧富差異

美國中上層階層不僅致力於保護和鞏固他們的經濟與社會地位,他們還試圖藉助自己的經濟和社會資源影響美國的政治進程,如總統選舉和法律與政策制定等。美國中上層階層可以仰賴其人數多、資源廣、專業知識高和人脈關係強等優勢發揮其政治影響力,通過組建政治團體、去國會山遊說、在媒體上發表文章和積極行使自己的公民權等,影響美國的政治動向。因為這些人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利益與美國政治走向息息相關,他們的政治參與程度在各社會群體中也相對較高。以2012年美國總統選舉為例,美國最高收入家庭中,四分之三的家庭都參加了投票;相比之下,美國最低收入家庭中,只有不足半數參加了大選投票。顯然,作為既得利益者,中上階層更注重假借政治參與來保護和擴大其經濟和社會利益。由於根基深、資源多、能量大,美國中上階層在過去的40多年裡生活滋潤、影響強大,以強勢社會群體的姿態遠離其他人群,成為一個既讓人羨慕,又引得他人怨怒的人群。

綜上所述,美國中上層階層在近幾十年來的擴大,鞏固和增強了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也給美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提出了不少新的問題和挑戰。其一,美國中上層階層正在逐步遠離其他社會群體,脫離長期以來支撐美國社會肌體穩定和健康成長的中產階級。美國作家和學者里翰·薩拉姆(Reihan Salam)撰文表示,作為個人,美國中上層階層成員中品質優秀者不少;但作為一個群體,他們過於自私和勢利,「正威脅著把美國最優秀的一切給摧毀掉」。其二,美國中上層階層隊伍的擴大只是為一小部分人群提供了社會流動機會,把大部分中產階級人群排除在外,致使中產階級中的不少人流動到中下層階層。隨著中上層階層後代承襲他們的社會和經濟地位,美國社會流動將變得更加困難,使所謂的「開放性階級制度」名存實亡。其三,出於保護自身利益的考慮,美國中上層階層對旨在改進福利政策、加大社會財富再分配力度的立法和政策,大多持消極甚至抵制立場和態度,使其成為消除貧富差距、解決社會不公的阻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美國學者說,中上層階層已經從原先社會學家的學術性問題轉變成經濟和政治問題。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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