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上任第一年 - FT中文網

奧巴馬上任第一年 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羅伯特·卡根 2010-02-20字型大小最大 較大 默認 較小 最小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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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的第一年，他的阿富汗政策和伊朗政策（或這方面的政策的缺失）比其他問題更引人關注。這種關注盡在情理中。美國在阿富汗的挫敗，會進一步把這個已經處在危險之中的地區推入混亂的泥潭，並將嚴重損害美國在世界的可信度和聲譽。伊朗掌握核武器，則將實質性地打破該地區對抗美國及其盟友的力量的均衡，催生新一輪的全球核擴散，大大助長伊斯蘭極端主義的氣焰，並嚴重加劇置美國於核恐怖主義陰影之下的危險。如果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意在製造一個地緣政治的「雙頭火車」(doubleheader)——在阿富汗的失敗和裝備有核武器的伊朗，那麼，他留下的歷史遺產將比他的前任所留下的更為糟糕。如果他設法在阿富汗問題上取得進展，並找到一些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的辦法，他將因拯救世界於危難之中而被世人所銘記。

然而，對上述危機的較少關注，顯示了美國外交政策所發生的顯著轉變，這種轉變具有同樣重要的、可能更為深遠的內涵。奧巴馬總統的就任，可能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即將步入新的時代，意味著美國終於厭倦了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採取的「大戰略」，開始與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建立不同於以往的全新關係。

美國實施了60年的舊戰略依託於三個支柱：第一，軍事和經濟的霸主地位，即杜魯門時代的戰略家們所謂的「力量優勢」，特別是在歐洲和東亞；第二，一個正規的、由美國的軍事和政治盟友結成的全球化網路，但並不僅限於與美國建立夥伴關係的民主國家；第三，一個開放的貿易和金融體系。正如埃夫里爾·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在1947年所闡釋的那樣，這一觀點將會打造「主要支持自由國家的勢力均衡」。在自由秩序之外的國家將被壓制並最終加以改變，就像喬治 ·凱南(George F. Kenna)在他「長電報」中所建議的那樣，亦如保羅·尼采(Paul Nitze)的著名戰略文件「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68號文件」所反覆重申的那樣。正如哈里· 杜魯門(Harry Truman)在1947年所表述的，這一觀點首先旨在「鞏固和加強熱愛自由的國家」，其次旨在「為全人類創造最終實現個人自由和幸福的條件。」

人們常說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是第一個冷戰後就任的美國總統。然而在許多方面，柯林頓在其總統任期內致力於完成美國的「後二戰」戰略設計師們所設定的使命，就像德里克 ?喬列特(Derek Chollet)和詹姆斯·戈德傑(James Goldgeier)在《兩次戰爭之間的美國》中所提到的，1996年的國家安全戰略文獻使用「民主」或「民主的」這兩個詞多達130多次。當柯林頓任期結束時，美國的外交政策仍然立足於杜魯門和艾奇遜時代確立的那三個支柱：美國的霸主地位，即現在所謂的「必不可少的國家」；一個擴張的民主國家的聯盟；一個依照「華盛頓共識」運作的開放的經濟秩序。

奧巴馬和他的外交政策團隊顯然拒絕「後二戰」戰略的主要三個支柱中的兩個。他們非但不打算永遠保住美國的霸主地位，反而正在謀求應對他們認為美國相對於其他大國而言不可避免的衰退。他們把自己視為「後美國」世界的設計師。儘管他們不會非常公開地這樣表白，但私下裡，他們對其應對美國衰落的政策持相當公開的態度。特別是在與中國打交道時，華盛頓的政府官員相信，他們出牌的手完全是虛弱無力的。然而，他們並沒有試圖扭轉美國實力的衰落，而是正在重新調整美國的外交政策，以適應這種衰落。

依照他們的觀點，新的戰略要求美國適應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大國——特別是中國和俄羅斯，而不是試圖遏制這些大國的野心。他們所謂的適應，即是向中國和俄羅斯提供正在崛起的大國一直以來想要的東西：對它們國內的政治體制給予更多的尊重；讓它們在各自所在的地區擁有更大的勢力範圍。

接下來，這種適應要求美國在一定程度上疏遠其「二戰」後的盟友。如果美國繼續對它的老盟友做出承諾，那麼，美國與中國和俄羅斯兩個大國日益增強的合作，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將是困難重重的，因為畢竟，當初與它們結盟的目的是遏制俄羅斯和中國——與北約聯盟是為了對付俄羅斯，與日本、澳大利亞、韓國和菲律賓結盟，並與印度建立新的戰略夥伴關係，則旨在遏制中國。儘管承諾了「多邊主義」的空頭支票，但奧巴馬政府並不打算以這些老盟友為坐標來制定其外交政策。一些官員認為，這宣告了「冷戰」的崩潰。奧巴馬政府所尋求的，是與全世界的強國聯手打造一個新的「國際建築」，即20國集團的世界。

在有些人看來，這可能是一種現實主義的做法，因為據說適應更強大的國家是現實主義者的外交政策所具有的特徵。在越戰期間和局勢緩和的年代，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曾經實踐過這一外交政策。當時蘇聯看似十分強大，而美國則相對弱勢。但是，這種做法還包含著一個基辛格永遠都不會贊同的關於這個世界的運作方式的令人矚目的理想主義理念。奧巴馬政府的核心構想，是奧巴馬總統和他的顧問們反覆重申的一個觀點：當今世界的諸多大國擁有共同的利益。奧巴馬主張，大國之間的關係「不需要再被視為一場零和遊戲。」這一「奧巴馬學說」所指的是「雙贏」和「開始說『是"」。按照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的說法，美國的新 「使命」是扮演傑出的「會議召集人」的角色，即讓全世界的大國聚集到一起，謀求它們共同的利益，尋找解決世界性問題的共同辦法。正是在此基礎上，奧巴馬政府尋求與俄羅斯重新確立關係，著手對中國採取新的「戰略再保證」的策略，並從總體上創建一個希拉里·柯林頓所說的「基於共同利益、相同價值觀和相互尊重的接觸的新時代。」奧巴馬政府的官員們故意淡化「大國之間可能存在著妨礙合作的相反利益」的觀點。這牽扯到意識形態的問題。在此問題上，奧巴馬政府要麼否認要麼忽視這樣一種可能性——專制國家對其利益的認識，可能與民主國家存在著本質上的不同。

他們所主張的美國的新姿態，正日益趨於中立。畢竟，為了成為全世界的「召集人」，美國不能在自己的盟友和對手之間或民主主義者和專制獨裁者之間厚此薄彼。不足為奇的是，新一屆政府執政第一年通常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冷落長期以來的盟友，努力謀求與過去和未來的競爭對手建立更好的關係。在歐洲，當美國政府遵從俄羅斯的要求，撤銷某個導彈防禦部署時，美國與波蘭和捷克共和國乃至東歐其他國家的關係受到了損害。在中東，奧巴馬政府為了與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支持者們更好地開展合作，在猶太人定居點的問題上向以色列施壓，導致美國與以色列的關係受損。在亞洲，由於美國政府對中國採取「戰略再保證」的適應政策，美國與印度、日本和台灣的關係因之而降溫。在拉丁美洲，奧巴馬顯然渴望加強與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統治下的委內瑞拉和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統治下的古巴的關係。這讓美國在拉美地區的盟友，包括哥倫比亞和宏都拉斯，以及其他地區反對查韋斯的盟友，產生了一種不安全感。

問題是，儘管美國政府可能不認為大國間的關係必須「零和」，但現實狀況是，在全世界充滿紛爭的地區，美國向其老對手示好，不可避免地損害了老朋友的利益。如果憤憤不平的俄羅斯要求西方世界尊重它在老帝國版圖上的勢力範圍，不存在「雙贏」的解決辦法。其結果是，要麼俄羅斯的影響力得到增長，其鄰國對抗俄羅斯的能力被削弱；要麼是俄羅斯在特殊利益範圍的野心受到遏制，令俄羅斯感到不快。在亞洲，美國或者繼續扮演抗衡中國影響力的平衡者的角色，或者不再扮演這一角色。如果是後者，那麼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必然會受到傷害。

對決定與俄羅斯和中國「解決問題」的美國，最容易的解決之道可能是順應它們的願望，同時迫使它們假設的勢力範圍內的國家也如法炮製。這將不得不改變美國與其盟友的關係。

碰巧的是，美國的絕大多數盟友恰好都是民主國家，而美國試圖適應的大國恰好都是專制國家。奧巴馬政府明顯迴避民主議程的做法，不僅僅是放棄據說在失敗的或過渡中的國家推動民主進程的理想主義觀念——它並沒有選擇不在埃及或巴基斯坦或阿富汗推進民主；也不僅僅關乎是否繼續迫使俄羅斯和中國進行改革——這是美國政府在冷戰後實施的「後二戰」戰略的一部分。奧巴馬政府的新做法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在民主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國）與獨裁大國展開的爭鬥中，美國是否將繼續支持前者？或者，是否美國現在要採取更為中立的態度，努力開始對獨裁大國說「是」。通過這種新的模式，美國可能將使自己脫離「後二戰」戰略所確立的聯盟模式。

事實上，作為美國戰略調整的一部分，奧巴馬政府已經不可避免地弱化了民主在美國利益統治集團的重要性。大多數人以為，這是對小布希總統有關推行民主的言辭作出的回應，據說這套言辭已經由於伊拉克戰爭而失信於人。這有可能是部分的解釋。但是，奧巴馬政府對民主的淡化還應被理解為其新的地緣政治戰略所導致的直接結果，即美國在國際社會保持中立的跡象。

作為奧巴馬政府所謂的「接觸的新時代」的一部分，美國還轉而採取更為公正的姿態，來對待專制政府與其政治反對派之間的爭鬥。無疑，伊朗的情形就是這樣的。在那裡，奧巴馬政府抽身而退，以避免任何可能被解釋為同情伊朗專制教權主義的反對派的輿論。的確，奧巴馬的伊朗戰略使美國客觀地站在伊朗政府一方，支持其為儘快恢復正常秩序所付出的努力；而非與反對派聯合，竭力延長這場危機。美國與德黑蘭的接觸意味著它在刻意疏遠政府反對派。美國在與中國打交道時也是如此。只有在俄羅斯的問題上，奧巴馬政府繼續對民間的反對者表示一些聲援，但是俄羅斯日益增長的專制趨勢並未妨礙美俄關係的「重新確立」。

所有這些可能令美國的外交政策具有了一些新現實主義的味道。然而再一次，奧巴馬的方法源於一個理想主義的前提：美國可以作為一個共同利益的公正的承辦人來打理這個世界；美國的利益與其他大國的利益並不衝突，如果美國證明了自己對其他大國的善意，就能與這些大國建立更好的關係。奧巴馬的官員們認為，在冷戰期間，美國曾運用自己的力量偏袒一方。現在，奧巴馬政府謀求與所有國家成為朋友。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日益顯示出，它基於這樣一種假想：當其他國家認為美國擁有美好的願望、良好的意圖、純潔的道德和公正無私的態度時，它們將基於這種判斷，採取合作行動。如果其他國家拒絕與美國合作，那是因為它們覺得，美國會以某種方式損害它們的利益。在過去，的確是這樣。奧巴馬正在努力改變這種看法。從超然對待伊朗和穆斯林世界，到呼籲消除所有核武器，再到渴望與俄羅斯重建關係，奧巴馬政府的外交中心點是：今天的美國不一樣了，它變得更好了，不再選擇站在某一方，因此，是其他國家開始合作的時候了

奧巴馬相信，在這一點上，他自己的故事就是有力的外交政策。關注什麼造就了他的非凡，使他不僅不同於小布希總統，而且不同於歷任的所有美國總統，將引導世界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美國及其政策，並使新的外交和解成為可能。他希望顯示改變美國對外政策實踐的誠意，以此來樹立美國在道德上更加純潔的形象，這樣一來，我們將取得久違了的外交勝利。

在奧巴馬總統之前，最後一個真誠地推行這種外交理念的美國總統是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他也相信，明確地表達善意和對和平的渴望——它們沒有被國家利益或野心的自私動機所侵蝕，將賦予他特殊的影響其他國家的道義上的權威。然而，他的說服天分轉瞬即逝。事實證明，不僅歐洲國家，就連他自己的國家——美國，也在更大程度上是利己主義的，不願受制於道德約束的。我們將拭目以待，奧巴馬是否會更勝一籌。但是，迄今為止，這種跡象還沒有顯露。

的確，當我們看到奧巴馬政府開創「接觸的新時代」時，我們想知道，有朝一日，奧巴馬的團隊是否會承認自己失敗了？如果它真的承認了，那麼接下來該怎麼辦？那時候，奧巴馬政府會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么——這個世界不會如此輕易地煥然一新，原來的挑戰依然存在，最好的戰略可能更接近「二戰」後諸多政治傾向不同的美國總統所共同追尋的目標：讓美國成為這個世界上「必不可少的國家」。到那時，問題將不是如何應對美國的衰落，而是如何防止這種衰落。

作者簡介：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研究員。

註：本文由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授權刊登。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成立於1910年，是美國歷史最為悠久的智庫、知名的外交與國際事務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網站「卡內基中文網」（www.ceip.org/china）由中國項目主辦，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學者廣泛介紹來自卡內基基金會的著作、雜誌、活動及其他信息資源，以增進中美之間國際政治和公共政策領域的學術交流及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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