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及時評估李克強經濟學效果

07-08

從2013年6月起，人們就不斷聽到一種叫「李克強經濟學」的說法。這一說法顯然是從年初開始的「安倍經濟學」克隆過來的。發明這一說法的據說首先是一家外資投資銀行的經濟學家，其認為「李克強經濟學」主要包含三大要素：一、不出台經濟刺激措施；二、金融領域去槓桿化；三、調經濟結構。當時人們並沒有仔細思考「不出台」只是相對於「出台另種類」一種選擇，如今我們有了答案。

從開始「不出台」到如今「底線理論」出台時間不到一年。剛剛過去的4月2日，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三條基本的刺激措施：一、研究擴大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實施範圍；二、部署進一步發揮開發性金融對棚戶區改造的支持作用；三、確定深化鐵路投融資體制改革。媒體中不斷讀到中國政府領導人談經濟的上限和下限，以及告誡大家要有「底線思維」。什麼是「底線思維」？很顯然，就是要對經濟下行可能到什麼水平，有一個基本的預估和預案；一旦不行，政府還是要果斷出手。所謂合理區間，就是有一個「下限」和一個「上限」。李克強強調的「上限」有一個核心指標：就是防通脹，控制物價漲幅，尤其是CPI。「下限」有兩個核心指標：穩增長和保就業。

這種「上限」和「下限」是以什麼經濟模式為根據的呢？有人說，只要保持住7%的增長，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完全有可能。只要經濟在合理區間，儘可能地讓市場不要形成政策依賴，同時又讓市場感受到政府在政策框架內有作為。表面上看，李克強對現狀有清醒的認識，對目標有執著的追求，「合理區間論」體現了他在經濟發展上務實進取的特性，是理性和情感的融合。但是，要建立可靠的經濟模式光憑這種願景式期待遠遠不夠，僅僅依靠小康社會目標並無法產生出相應有效的經濟衡量指標，因為這個目標本身缺少必然性。過去三十年經驗告訴我們，貧富分化與國進民退不僅僅是「負作用」，而顯然是主要經濟發展結果。如果李克強的小康模式的確與以往不同，那麼我們依然在等候他的「結構調整方案」來論證。我們目前並不清楚發生觸及「上限」或「下限」的具體因素，因為無法有足夠根據進行數據分析找出它們，這種情況下對這種「上」與「下」的信心更像繪圖心態那般隨意。

關於改革的目的，李克強指出，「我們說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現在，要讓這個『利』更多地落在百姓身上。」關於改革步驟，他強調：「改革要既有頂層設計，又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關於改革的方向，他強調，經濟領域要更多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社會領域要更好地利用社會的力量，包括社會組織的力量，把應該由市場和社會發揮作用的交給市場和社會。如果這些都可以實施，那麼我們將使用什麼作為「上限」和「下限」的調控工具呢？會是貨幣投放量還是單純央行利息率？有沒有想過為何西方國家都無法達到控制「下限」和「上限」的教訓呢？

在這個理論闡述中，李克強指出，把握好合理區間和政策框架，必須增強宏觀調控的科學性預見性和針對性，既要深入研究戰略性、規律性的問題，也要敏銳捕捉苗頭性和傾向性問題。既不能因經濟指標的一時變化而改變政策取向，影響來之不易的結構調整機遇和成效；也不能對經濟運行可能滑出合理區間出現大的起伏缺乏警惕和應對準備。經濟學理論中，我們要的不是一個「樣樣都說的通」的願景，而是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替代方法，以此應對實際經濟發展的意外情況。這包括了具體的責任下放，權利與責任的分配。比如，如何確定失業率的警戒點，一旦經濟下滑到哪裡便會造成失業比率大幅提升？這與企業大量倒閉有何種比率關係？

與美國經濟調控理論模式不同，中國經濟發展理論依然是個哲學層面的學問。有人說，李克強為宏觀調控注入了學理和哲思，其理念既體現了中國領導層的主流觀念，更帶有強烈的李氏個人風格。如果以遊戲為比方，中國經濟調控已從「桌面遊戲」進入了「網路系統遊戲」的時代。對此，筆者認為不應的先入為主強調這種模式的偉大性，因為這本身就是不負責的經濟學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