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世僅僅一年，卻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先聲 | 時務學堂創辦120周年

作為湖南大學重要的近代起源，時務學堂標誌著湖南教育由舊式書院制度向新式學堂制度轉變，既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肇始，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之一，與北洋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等成為了中國近代教育最早的弄潮兒。

湖南時務學堂：中國近代教育的先聲

? 湖南大學嶽麓書院 鄧洪波

湖南時務學堂誕生在維新變法的浪潮之中，其存在不過短短一年，只是曇花一現，卻在中國教育史上書寫了璀璨一頁。誠如毛澤東指出，「湖南之有學校,應推原戊戌春季的時務學堂。時務以短促的壽命，卻養成了若干勇敢有為的青年。」著名文史大家楊樹達亦言，「以一短命之學堂而能有如此事業者，古今罕見也。」

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維新變法思潮勃然興起，求新變革與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題。在一批地方官紳和維新志士的共同努力下，湖南新政風生水起，被譽為全國「最富朝氣的省份」。1897年1月，由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領銜，正式呈報湖南巡撫陳寶箴，在湖南長沙小東街創辦時務學堂。1899年2月改為求實書院。1902年3月，求實書院改製為省城大學堂。1903年2月，省城大學堂正名為湖南高等學堂。1903年11月，嶽麓書院改製為高等學堂，原湖南高等學堂併入其中，組建成新的湖南高等學堂。1912年，湖南高等學堂改名為湖南高等師範學校。1917年，湖南高等師範學校改為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1926年，湖南工專、法專、商專合併，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

作為湖南大學重要的近代起源，時務學堂標誌著湖南教育由舊式書院制度向新式學堂制度轉變，既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肇始，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開端之一，與北洋大學堂、京師大學堂等成為了中國近代教育最早的弄潮兒。1895年天津設立中西學堂團，後改名為北洋大學堂。僅僅兩年之後，1897年湖南「時務學堂」接踵而至,1898年北京籌設京師大學堂，這幾所學堂都是中國近代教育最早的探索，為中國高等教育轉型做出了重要貢獻。從洋務運動時期的「救急之需」到戊戌維新時期確定為「立國之本」,近代高等教育自我定位的調整,集中體現了近代高等教育趨向成熟。從北洋大學堂到天津大學，從京師大學堂到北京大學，從嶽麓書院、時務學堂到湖南大學，它們都是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活化石，也是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值得深入研究的個案。

今年恰逢時務學堂創辦120周年，此刻回望時務學堂，緬懷先賢貢獻，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其優秀文化教育傳統，這對於推進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具有重要意義。

一

教學宗旨

時務學堂堅持以「報國、禦侮、創新」為宗旨，「提倡新學，鼓吹維新」，「以政學為主義」，培養「學通中外，體用兼賅」的新人才。

其辦學宗旨有別於傳統書院服務科舉的教育目的，而是培養抵禦外辱、救國強國的新式人才。時務學堂培養出來的學生都特別關心時政，都「意氣風發」，「或談學術，或論政治，或研討國內外時事」，「皆自期許有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之志」。這既是湖湘源遠流長的愛國主義傳統的發揚，也與嶽麓書院「心憂天下」、「經世致用」思想一脈相承。戊戌變法後，時務學堂學生林圭、李炳寰、秦力山、唐才質、朱茂芸等參加了唐才常領導的自立軍起義，投身反清鬥爭；時務學堂頭班學生中年紀最小的蔡鍔後來成為辛亥革命中反袁護國的主帥，再造共和。這些都與時務學堂貫徹「以政學為主義」的教育分不開。時務學堂揭開了湖南近代學校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成為近代中國「以政學為主義」的典範。

二

啟蒙教育

時務學堂的啟蒙教育促進了湖南思想界的大解放，推動了湖南乃至全國社會風氣的大開放。

湖南為中國中部內陸省份，三面環山，北有洞庭湖，環境相對閉塞，洋務運動對湖南的影響也有限，直到維新運動給湖南帶來了新的風氣。有人曾說，「湖南是中國最保守的省份之一，其最明顯的表現就是拒絕接受西方先進文化」。維新運動興起後，時務學堂推波助瀾，湖南學習西方新學興起，對外開放風氣明顯；與此同時，時務學堂講新學，開民智，促進了湖南的思想解放；移風易俗，推動了湖南社會風氣的開放。特別是時務學堂宣傳民權政治，反對封建專制，啟發人們懂得要救中國必須維新變法。其中，民權平等、國會議院等思想是湖南近代最早的革命性的啟蒙教育。這些學說不但在學生中反應強烈，在社會上也如一枚重磅炸彈，引起了前所未有的震動。後來的自立軍起義、辛亥革命、五四運動、留日留法勤工儉學、農民運動等，湖南都走在全國的前列，這都與時務學堂中的啟蒙教育等密切相關。

三

教育體制改革

時務學堂的創辦為湖南乃至全國書院的改革以及新式學堂的創辦樹立了榜樣，是變革近代書院教育體製為學堂教育體制的一次成功嘗試。

湖南巡撫陳寶箴在《招考新設時務學堂示》中表示，辦此學堂能促使「各府廳州縣官紳士庶聞風興起，各集捐款，設立學堂鄉塾，為國家造就有用之材。」時務學堂創辦後，湖南各地書院紛紛效仿時務學堂進行課程改革，各地新式學堂也紛紛建立，如瀏陽士紳將縣城6所書院合併為一所規模較大的致用學堂；郴州士紳創辦了經濟學堂；寧鄉則開辦了算學堂。這些改革後的書院和新辦的學堂在教學上也效仿時務學堂「中西並重」的教法，全省學風也為之一振，使新興教育出現了勃勃生機。20世紀20年代初，湖南的教育事業也走在全國前列，這與維新時期時務學堂的教育改革分不開。

四

近代高等教育轉型探索

時務學堂自創辦到改制，雖然時間短暫、歷程曲折，但它將中國傳統書院的人格教育與近代西方大學的知識教育結合起來，以培養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擁有西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知識和思想的近代知識分子，影響近代中國，彪炳史冊。時務學堂前後僅招考學生200餘人，但培養出了蔡鍔、方鼎英、楊樹達、范源濂、李復幾等一大批傑出人才，推進了近代中國政治改革和社會進步，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人。青年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新民學會時，數次談到長沙時務學堂，談起對他影響很大的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時，他曾深情地說：「時務雖倒，而明德方興」。

毋容置疑，120年前轟轟烈烈的救亡圖存運動中誕生的時務學堂，為中國高等教育近代轉型做出了可貴探索。其教育教學特點和人才質量提升方略恰如梁啟超所言：「欲兼學堂、書院二者之長，兼學西文者為內課，用學堂之法教之；專學中學不學西學者為外課，用書院之法行之。」 時務學堂不僅僅是湖南和湖南大學的精神財富，更值得今日中國教育改革回望借鑒、傳承和發展。

Ⅰ 高素質的教師隊伍是核心。

大學不在於大樓，而在於大師。教師是立教之本、興教之源。時務學堂雖辦學條件艱苦，但它擁有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西文總教習李維格，學校管理人員包括熊希齡、王先謙、譚嗣同、蔣德鈞、李維翰等，教習唐才常、楊毓麟、韓文舉、歐榘甲、葉覺邁等都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老師們更是全心投入，梁啟超每天除上課四小時外,還要批改四十名學生的札記和課卷,每一札記或課卷都要寫批，有的長達上千言，為批改札記和課卷,常常徹夜不眠，以至病倒。有如此敬業的大師，培養造就一批名人志士也就不難理解了。

Ⅱ 創新教育內容和教育教學方法是關鍵。

大學是時代的瞭望者，要引領社會風尚就應該與時俱進，不斷創新教育內容和教育教學方法，培養的人才才能勇擔歷史使命，勇立時代潮頭。時務學堂在教育內容、課程安排上，將中國傳統書院教學內容與西方大學教育教學課程有機結合，包括溥通學與專門學，相當於今天的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強調對近代西方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的通識知識和專業知識的學習。在教育方法上，時務學堂將中國傳統書院教學方法與西方大學教育教學方法有機結合，採用講學制度，既有堂上講授，也有同學會講，還有札記冊、問答法和講學制度等教學方法，這些既植根於書院傳統，又讓人耳目一新，學生也「深造有得,旁通發揮」。

Ⅲ 優質生源是基礎。

「藥材好，葯才好」。優質的生源是培養一流人才的基礎。時務學堂有著嚴格的招生錄取、分類培養、甄別挑選制度。其招考審查和招錄的嚴格程度匪夷所思。第一次考試吸引了4000多名考生報考，結果只錄取了40名，僅為1％。這還不算完，到了第二年4月，時務學堂又根據學生平日功課分數及性情舉動再度審查，第一班40名同學甄別完之後，正式學生只剩下27人。蔡鍔、范源濂、楊樹達等就是該班的學生，被世人稱為「天下第一班」。

知識點

關於時務學堂，你可能不知道的事

從書院到學堂，再到書院，再到學堂，這是一個輪迴，但是是一個螺旋式的上升。湖南大學有古代和近代兩個源頭，一個是嶽麓書院，有著一千多年的歷史；一個是我們今天紀念的時務學堂，120年了。他們代表著古代和近代兩個最高精尖、最高大上的教育源頭，現在在湖南大學匯聚，成了我們建設「雙一流」大學最寶貴的資源。這也是我們在這裡紀念時務學堂120周年的邏輯起點。

時務學堂在1897年創辦，從開始籌備到開學、講學，並取得很大的成就，嶽麓書院參與其中，當時的山長王先謙是一個重要的參與者。如梁啟超所說，時務學堂它兼采書院和學堂兩者的長處，不僅有嶽麓書院這樣的實體存在，也是兩種制度的結合，一個代表西方學校、一個代表中國傳統教育。至少當初他們是這麼設想和規劃的，前期也是這麼實踐的。

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後，其實時務學堂還堅持了一段時間，但是伴隨改革新舊之爭和矛盾激化，在1899年改成了求實書院。學堂變書院，但它的課程、老師和學生都有明顯的繼承關係，並不是完全就割裂了。

最典型的個案就是算學教授許兆奎，他最早出場其實是在嶽麓書院的算學課程里，他當時是一個教習。從嶽麓書院到時務學堂，到求實書院，再到湖南省城大學堂、湖南高等學堂，直至演變為湖南大學，他仍然是數學系的教授。他是一個非常前沿的參與者，見證了千年學府的演變，特別有意思。

我在這裡想講的是，拋開政治因素，教育的變革在這所古老又充滿生氣的學校里，其實在有條不紊地進行。我們過去對這一點關注不夠或者說有意屏蔽了，應該充分把它顯露出來。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求實書院學規續抄》里，收錄了「撤職查辦，永不敘用」的陳寶箴在河南制定的《致用精舍學規》。當然，這裡面做了一些技術處理，唯獨這個章程沒有作者介紹。在大家的想像中，由時務學堂改成的求實書院應該完全是保守的反動的，但事實上不是這樣。作為戊戌運動在湖南的一個舵手，陳寶箴雖然受到革職查辦，但他在求實書院學規里還在發揮著作用。

這種細節還有很多，隨著更多材料的揭示，大家會發現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就是學堂和書院並不是那麼嚴重對立，我們可能把問題看得簡單了。1903年初，由求實書院改成的湖南省城大學堂，改成湖南高等學堂。11月，嶽麓書院改成湖南高等學堂，原高等學堂併入其中。也就是說，湖南大學承接了千年學府和時務學堂，古代和近代兩個最典型的教育機構在這裡匯流合併，就成了湖南大學的兩個源頭。

這樣一個有著古代和近現代資源合流的學校由湖南大學承載，它是一千多年來中國教育發展最完美、最完整的一個呈現。它的典型性在於，可以反映我們從宋代以來對教育、對社會、對學術的承接，而且它又不排除近代向西方學習這樣的洪流，正如湖大校歌里講的，「承朱張之緒、取歐美之長」。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傳統和資源，它既是湖南大學的資源，對於教育而言也是講好中國故事、堅持中國文化自信的重要資源，這個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據鄧洪波教授在「時務學堂與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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