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

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紀連海我今天講座的題目叫做《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為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話還要從我們都知道的發生在兩年多年前的戰國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談起。1．「百家」真「爭鳴」在中學，學到「百家爭鳴」這一段歷史的時候，我就一直在想，這個人所共知的「百家爭鳴」，真的是名不副實。為什麼要這麼說呢？我有兩個證據：證據之一、「百家」只有十家。我們都知道，「爭鳴」的「百家」中，其實只有儒、道、墨、法、名、農、雜、陰陽、縱橫、小說十家，而「其可觀者」只是除了小說家外的「九家而已」，這「九家」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三教九流」中的「九流」。您說，明明只有「十家」，非得要說是「百家」，是不是有些過於誇張了啊？證據之二、「爭鳴」一詞更數可笑。您說，就是這簡單的十家的代表人物，當然是生活在不同的地區啦。那個時侯的國家，既沒有汽車，也沒有火車，更沒有飛機。天南海北的，即使是非常好的朋友之間，要想見個面，也也該是非常難的難吧？更不要說不同的思想流派之間的代表人物，專門為了弘揚自己的思想、刻意貶低他人的觀念，而要不遠千里之外去找尋他人去吵架——文人就是有意思，明明是吵架，非得要說成是「爭鳴」，這可能么？後來，上了大學，進一步學習了歷史；再後來，知道了臨淄有個「稷下學宮」！直到此時，才知道，當初的自己是多麼的淺薄無知！才知道，真的曾經有過「百家」，而且這「百家」真的曾經「爭鳴」！才知道，這參與「爭鳴」的「百家」，居然就生活在方圓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之上！才知道，這塊方圓不足5平方公里的土地，就在我今天涉足的、曾經輝煌了八百年的齊國的都城的臨淄！更有甚者，我才知道，小小的這塊土地，對於齊魯文化的融合，對於漢民族的形成，對於國人的基準，有這多麼大的作用！話說到這兒，您就知道，我今天要講的《稷下學宮與百家爭鳴》的重要性了。問題在於：稷下學宮是誰在何時創建的呢？他創建稷下學宮的目的是什麼呢？這個問題較難回答。後人根據不同資料得出了不同結論，有人認為學宮創建於齊桓公田午時期；有人認為創建於齊威王時期，也有人認為創建於齊宣王時期。較普遍的看法是創建於田氏取代姜族、奪取齊國政權後的第二代國君齊桓公田午時期。正如東漢末年北海郡（郡治今山東省濰坊市西南）人、「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在他的《中論·亡國》中記載的那樣：「昔齊桓公立稷下學官（宮），設大夫之號」。這裡我們要注意：這裡所說的齊桓公，是戰國時的齊桓公田午，而不是春秋初期的齊桓公姜小白。因為稷下學宮是戰國百家爭鳴的產物，沒有諸子蜂起與百家爭鳴，即便有好的主觀願望和客觀基礎，稷下學宮也不會產生。具備產生稷下學宮這樣巨大的文化學術交流中心的各種條件，只有田氏代齊後的齊國的齊桓公田午。由此看來，稷下學宮的創建只能是田齊的第三代君主齊桓公田午執政的公元前374～357年內，最早不超過公元前374年，最遲不晚於公元前357年。問題在於：齊桓公田午為什麼非要在稷下建立學宮啊？這裡，我們要先簡單解釋一下「稷」、「稷山」、「稷門」、「稷下」幾個相關辭彙。「稷」，也叫「后稷」，是周族始祖。因善於種糧食，被尊為農神或穀神，在我國古代享有崇高的地位。「社稷」一詞的意思，就是古代帝王、諸侯所祭的土神和穀神，舊時用作國家的代稱。全國有三處以「后稷」的「稷」為名的「稷山」，除臨淄之外，尚有山西省稷山縣南、浙江省紹興市東兩處。位於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西南的稷山，是臨淄與青州市的界山，山陰為臨淄，山陽為青州。山上舊有后稷祠，海拔雖僅171米，但影響巨大。齊國古稱稷下，齊古城有「稷門」，門外有「稷下學宮」，皆因此山而起。2．學宮由來久接下來就要說一下稷下學宮為什麼會產生在齊國了。稷下學宮之所以產生於齊國而不是產生於其他諸侯國，這是齊國的經濟、政治、文化傳統等綜合條件決定的。第一、從經濟條件看，齊國在先秦時代與其他諸侯國相比較，一直是一流的經濟大國。繁榮的經濟是齊國的立國之本，也是稷下學宮建立的必要的物質基礎。您想想，當時諸子百家中幾乎所有學派的代表人物都來過稷下學宮。他們這些人都很少是隻身而來的，往往是帶著大批弟子，稷下學宮的人數之多就可以想見了。歷史上記載，稷下學宮裡面的眾位先生及其弟子在人數上最多時達「數百千人」。不僅如此，齊王還給稷下學士以優厚的生活待遇，比如田駢「貲養千鍾，徒百人」；齊宣王對孟子，「將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您想想，不論是從稷下學宮的建築規模、隊伍的龐大，還是豐厚的待遇，沒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二、從政治條件看，在各諸侯國中，齊國的君主制是比較開明的。而且齊國不但一直就具有重士的傳統，而且還以「養士」相標榜，優待各地人才為其爭霸諸侯而聚集力量。這就為稷下學宮在齊國的產生準備了列國所不能比擬的政治條件。第三、從思想文化傳統看，稷下學宮是齊國思想、文化傳統弘揚和演進的產物。齊地原屬東夷，東夷人是這裡的土著。這些土著「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姜太公至齊後，根據此地的民風民俗，不但制定了「修政因其俗」的政策，而且居然還「與俗同好惡」——就是將齊人的闊達好議論之俗發揚光大。田氏代齊時，中國已處在戰國時期。這一時期，士階層在政治舞台上表現出從未有過的活躍，各諸侯國的君主也表現出從未有過的對士階層的熱情。田氏統治者雖然主宰著齊國，但他們更有「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遠大政治目標。由此，也更加重視士的作用。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稷下學宮得以在齊國產生。但問題在於：為什麼稷下學宮非要在齊桓公田午統治齊國時期才得以建立呢？這就要從田氏代齊和齊桓公田午的繼位說起了。先說說田氏代齊。通過前面的講述，我們知道，齊國的國君本來應該是周朝的開國元勛姜子牙的後代——也就是說，齊國的國君本來應該姓姜的。但到了後來，齊國的國君居然改姓了田。這是怎麼回事呢？話還要從一個叫陳完的人說起。陳姓是黃帝後裔。黃帝的後代虞舜娶到帝堯二女娥皇和女英，女英生子商均。商均約34世傳至胡公媯滿，被周武王分封於陳（今河南淮陽），建諸侯國。胡公媯滿也因此被稱為陳胡公。胡公媯滿的子孫後來也以國名為姓氏，姓陳。公元前706年，陳桓公的弟弟陳佗在陳桓公死後殺死了太子免，自立為陳侯，也就是陳厲公。太子免的三個弟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欲報殺兄之仇，就於公元前700年趁陳佗去蔡國時把他殺了。然後，這兄弟三人相繼為國君。其中的杵臼就是陳宣公。陳宣公晚年打算立寵姬所生的兒子為太子，就把先前所立的太子禦寇殺了。陳厲公躍的兒子叫陳完，他同禦寇的交情很好，禦寇被殺後他怕被株連，便於公元前672年逃到了齊國，史稱「完公奔齊」。陳完來到齊國之後，齊桓公封陳完為管理百工的官「工正」，並賜給他很多田地。為了感恩答謝，又以「田」、「陳」二字在古代同音，陳完改「陳」姓為「田」——田與天同音，意為王族之後。此後的陳家酒一直以「田」為姓，陳完就是田姓始祖，這也是「陳田一家」的由來。此後不久，田完的後代漸漸強大起來。公元前545年，田完的四世孫田桓子，聯合鮑氏、欒氏、高氏合力滅了慶氏。之後田氏、鮑氏又共滅欒、高二氏。繼而，田桓子又採取了「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均孤寡者，私與之粟」，等手段，取得了公族與國人的支持。此後的田桓子之子田乞（田僖子）用大斗借出、小斗回收的辦法爭取了民心，田氏的勢力也大為增強。公元前489年，齊景公死後，田乞立公子陽生為齊悼公。田乞自立為相，從此田氏掌握了齊國的政權。田乞死後，其子田恆（也叫田常）代立為齊相，是為田成子。公元前481年，田成子殺了齊簡公和許多強宗貴族，另立齊平公，使齊國國君實際上變成了傀儡。公元前391年，田成子的曾孫、國相田和將齊國國君齊康公放逐到海上，只留一城之地作為他的食邑，田和成為了齊國實際上的國君。公元前386年，周王室冊命田和為齊侯，正式將他列為諸侯。幾年後齊康公病逝，姜氏遂絕其祀，齊國全部為田氏所統治。史稱「田氏代齊」。田齊的國都仍在臨淄，疆域亦襲姜齊之舊。您瞧見沒有，不管怎麼說，這由陳國逃難來的田氏本來應該世世代代做姜氏齊國的臣子的命的——這就不錯了，但居然就是這個外來的臣子的後代篡了權，而且周王室居然還承認了「田氏齊國」的合法地位。這還了得！您說，在當時會不會有人在田氏齊國的國君的背後議論這件事啊？會不會有人對於「田氏代齊」這件事說三道四的啊？會不會有人很不滿意田氏的所作所為啊？那當然會有啦。那，現在的問題在於：齊國的田氏國君應該如何處理這事呢？當然應該標本兼治、恩威並施啦。治標，屬於「威」，這容易，殺掉胡說八道的人唄。治本，屬於「恩」，這就難了。你能殺掉你認為是胡說八道的人的人，你殺不掉這些人的心啊？怎麼辦呢？只有動用思想武器——統一所有國人的思想——了唄。可在當時，哪種流行的社會思潮對於實際上是篡位的田氏齊國的國君有好處的呢？當然是黃老道家思想啦。為什麼呢？因為道家學派的創始人老子是陳國人啊！老子的家在苦縣厲鄉曲仁里（今河南鹿邑）。而田氏的祖先陳完則是在春秋中期齊桓公時由陳國避亂逃到齊國的。所以，田氏政權和自然地選擇了來自齊國南方陳國的老子的學說，同時又抬出傳說比堯、禹更早的黃帝來作為道家學派的第一創始人。田氏政權如此作為，最主要的目的是讓「田氏代齊」這件事實上的非法篡位事件從法理上合法化。因為田氏是黃帝的後裔，而姜氏是炎帝的後裔。黃帝戰勝炎帝而有天下的傳說，就為「田氏代齊」的合法性找到了歷史的根據。同時，田氏齊國的國君又打著黃帝的旗號來建立霸業，甚至統一六國。也就是說，田氏齊國的國君宣揚田氏的祖先是黃帝，又把黃帝與老子的學說結合起來形成黃老之學，以此作為稷下學宮的主體，實際上是為田氏建立的政權進行辯護，進而造成「田氏代齊」的合理觀念。正如郭沫若在他的《十批判書·稷下黃老學派的批判》中所說的那樣：「黃老之術。……事實上是培植於齊、發育於齊，而昌盛於齊的。」當然，田和的孫子齊桓公田午建立稷下學宮的目的遠非扶植黃老之學，以為田氏建立的政權進行辯護，進而造成「田氏代齊」的合理觀念那麼簡單。他還有著另外的更為深層次的目的。話還要從「田氏代齊」後的首任齊侯齊太公田和之死談起。公元前383年，齊太公田和死後，太子田剡（shàn）繼位，是為齊廢公。公元前374年，出生於公元前400年的齊太公田和的小兒子田午發動政變，一舉幹掉了國君田剡及首相孺子喜，然後自立為齊桓侯，這就是我們人所共知的田齊桓公。當然，此時的田午完全沒想到這次宮廷政變居然導致了國內政局混亂和諸侯列國的武裝干涉，出現了燕、魏、魯、衛、趙紛紛伐掠齊地的局面。面對內憂外患，齊桓侯田午只好硬著頭皮上了。直到公元前370年，齊桓侯田午趁著秦、魏聯軍攻打韓國，韓國向齊國求救的機會襲擊了燕國，奪取了燕國的桑丘，這才逐漸改變了齊國被動挨打的局面。當然，我們知道，這只是齊國與燕國讎恨的開始而已。諸侯列國的武裝干涉雖然由此暫時停止，但國內政局的混亂還遠沒有結束。您想啊，本來您的田齊就是篡奪人家姜齊政權的位置得來的，而您這田齊桓公田午的權利就更加的來路不正了——也是殺掉了自己的哥哥之後篡位得來的。您想啊，此時此刻的田齊桓公田午，在國內的反對派，那就更多了不是？問題在於：此時此刻的田齊桓公田午，應該如何對付這些國內的反對派呢？做法當然還是前面我們曾經說過的標本兼治、恩威並施啦。治標，屬於「威」，這容易，殺掉對付這些國內的反對派唄。治本，屬於「恩」，這就更難了。你能殺掉對付這些國內的反對派的人，你殺不掉這些人的心啊？怎麼辦呢？只能是以和平手段、對於那些不太強硬的國內反對派施以小恩小惠、加強思想教育的辦法來拉攏對方的手段，使其臣服唄。具體怎麼做呢？當然是設立稷下學宮了唄。田齊桓公田午繼位後不久，在成功的抵禦了外來勢力的入侵、田齊政權稍事穩定之後，田齊桓公田午馬上便採納了春秋第一霸主姜齊桓公姜小白設「嘖室之議」的國家養士方法，大開養士之風，極具創見性地在齊都臨淄稷門附近設立了當時的中國第一所官辦大學堂「稷下學宮」，招致天下賢人。「設大夫之號」，給他們享受大夫的待遇，使他們備受尊寵。「稷下學宮」的設立，既能夠使田齊桓公田午招攬天下賢才名士為己所用，同時還能夠集合天下智慧應對諸國列強的威脅，這田齊桓公田午也真是夠聰明的了。說到這裡，我們就知道，能夠與稷下學宮的名字相提並論，在位18年的田齊桓公田午的名字也足以萬古流芳了。因為這已經是田齊桓公田午最顯著的歷史功績了。當然，我們知道，此時的稷下學宮尚屬初創階段，學宮的規模還不會太大。但這一時期稷下學宮的主持人是誰、都有什麼人在這裡參政議政，我們還不得而知。只是通過史籍記載的、曾經在稷下學宮工作過的諸位先生們的實際年齡來猜測，估計至少應該有出生於公元前386年前後的怪才淳于髡。當然，這個怪才淳于髡的才能此時也沒有完全顯示出來。因此，他的事迹我們還是後面再來揭示。現在的我們，要急於了解另外一件事了：公元前356年，田齊桓公田午去世，他的兒子田因齊繼位，是為齊威王。問題在於：此後的稷下學宮如何了呢？3．三人諫威王前面我們說到，田齊桓公田午創立了稷下學宮。但我們知道，任何一件事情在草創時期都是非常艱難的，此時的稷下學宮也不例外，稷下學宮遠非日後那麼的有名氣。還是以直到了齊威王統治齊國的時候，稷下學宮的規模才得以逐漸擴大，並最終走向興旺昌盛。問題在於：齊威王為何要擴大稷下學宮的規模呢？齊威王繼位之時，雖離田氏代齊和被周王朝正式列為齊候已有30年，但此時的齊國還遠沒有擺脫內憂外患的境地：齊國內部，新舊勢力之間的鬥爭非常激烈，而且像阿大夫那樣的不盡職守、營私舞弊的官吏不斷興風作浪，以邪壓正，打擊排擠有作為的正直官員——這股歪風像腐蝕劑一般嚴重危害著齊國的封建統治基礎。在外部環境中，由於國勢還比較弱，列國諸侯覬覦著齊國的豐富資源——齊威王繼位後，齊國接二連三遭到別國的侵襲：威王繼位的第一年，韓、趙、魏三國大舉進犯齊國的靈丘。威王繼位的第六年，魯國攻伐齊，進入陽關；與此同時，晉國又進犯齊國，至博陵。威王繼位的第七年，衛國進攻齊國，取薛陵。威王繼位的第九年，趙國又伐齊國，攻取甄城。可見，威王即位後的前十年里，外患不絕，國勢艱險。而就在此時此刻，齊威王才發現，國王的權威和享樂還是很令自己高興的。您想啊，每天上朝時大臣們前呼後擁，回到家裡又有最好的酒食和美女，這多舒服啊。於是乎，兩年多一晃而過，齊威王愈發沉迷於酒色財氣，而把國家正事都交給大臣去辦理。此時的齊國，危如累卵，人心惶惶。直到虞姬、淳于髡和鄒忌三人先後不斷的諫言之後，齊威王才下定決心整頓朝政，振興齊國，稱雄天下。問題在於：他們是如何諫言的呢？先來看看虞姬是如何勸諫的。話說齊威王有一個聰明正直的妻子虞姬。虞姬看到威王整天沉湎飲樂，憂心如焚。她一再勸告威王改邪歸正，勵精圖治。可是，威王從來聽不進去。佞臣周破胡十分增恨虞姬，於是便尋找機會陷害虞姬。她對威王說虞姬和人私通。威王一聽醋意大作，便把虞姬囚禁起來，下令讓官吏審問。周破胡威逼利誘主審官，把他的陷害詞當作虞姬的口供，妄圖置虞姬於死地。主審官經不住威逼利誘，竟按著周破胡的吩咐把假口供呈給了威王。威王一看，感到供詞與平日里自己了解的虞姬性格相差太遠。他決定親自審問虞姬。虞姬一看，機會來了，便對威王說：「我的罪有兩條：一是我侍奉國君十餘年，一再規勸大王遠離小人近賢臣，今天被小人誣陷，又沒有避嫌，因而遭到囚禁審問。二是受到誣陷後，主審官受賄聽從佞臣之言，又申辯無門，無法向人們說清楚自己的『罪行』。根據這兩條罪名。我應該去死，但鑒於自己不沽名釣譽，事情也還未最終弄明白，國君尚未親理朝政，所以我才活到現在，用來說明我的罪行。」虞姬的話引起了威王的思考。威王會下定決心悔過自新么？正在我們擔心虞姬智諫之後的齊威王是否能夠下定決心悔過自新的時候，一個名字叫做淳于髡的人又出現在了齊威王的身邊。淳于髡是齊國贅婿，此時是齊威王手下的客卿。他針對齊威王好隱語的特點，對齊威王說：「國中有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不知此鳥何也？」齊威王明白他的用意，馬上用隱語回答說：「此鳥不飛則已，一飛衝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從此振作起來。而「一鳴驚人」的典故，這繼楚莊王之後再次流傳下來。但我們知道，這「一鳴驚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因為此時的齊威王一時半會兒還改不了他的非常好玩的老毛病。這可怎麼辦呢？鄒忌出現了。一天，威王射獵回寨後，心情激動，特命侍從備酒備菜，召來歌伎舞女和琴師來給他獲獵慶賀。這時侍從稟報說，有一琴師要見大王，正在門外候著，齊威王說，「帶他進來，給吾彈奏一曲。」來人叫鄒忌，他不慌不忙地把琴拿出，調好，試撫一會兒，然後端坐在那裡一動不動了。人們都靜靜地等著聽，等了好長時間，還是沒有動靜，這時威王不耐煩了，就催促他快彈。鄒忌只是把手放在琴上，撫來撫去，就是不彈。齊威王急了，大聲呵道：「先生為什麼只管撫來撫去，不肯彈奏呢？快快給我奏來！」鄒忌聽了齊威王的呵斥，不僅沒彈，反而把琴輕輕推向一邊，說道：「光會彈琴，算不是什麼本領，還須精通琴理！」齊威王說：「我一向只聽人們彈琴，還沒聽說什麼琴理。你即精通琴理，就說來我聽聽吧。」鄒忌說，「琴是高雅的樂器，琴聲不只是悅耳，還能陶冶人們的情操，它使濁者清，貪者廉，懶者勤，俗者雅。琴弦的精細，聲音的高低，彈拔得緩急，手指的配合，都很重要，配合得適當，音調悅耳，配合不得當，雜訊難聞，這也和治理國家一樣，上面要積極倡導，下面要努力配合，上下一致，政令和諧，國家才能昌盛。」齊威王聽他說得頭頭是道，就說：「你講得倒是挺有道理的，不知彈奏的技藝如何？已經好半天了，還沒動手，是不是先彈一曲聽聽？」威王越急著聽，鄒忌反倒越慢慢吞吞地說：「大王，你有點著急了吧？我是琴師，彈琴是我的本行，一時沒彈，您就急成這個樣子。大王，您是治理國家的、國家在您的手中，就像琴在我手中一樣，你撫著齊國這張大琴，好多年來沒有彈奏一曲，也難怪人們全都著急啊！」齊威王聽了鄒忌一備話，突然醒悟，並深有感觸地說：「我全明白了，從今日我聘你為相，幫助我把齊國這張大琴彈起來吧！」此時此刻，終於醒悟過來的齊威王馬上任用為鄒忌相國，下決心整頓朝政，振興齊國，稱雄天下。4．學宮盛空前話說齊威王在鄒忌等人的輔佐之下，修明法令，整頓吏治，招聘並重用賢士。特別是他廣開言路，實行開明政治，重獎敢於當面給他提意見和建議的人士。這一措施的施行，不但幫助他改正了過失，而且也吸引了大批賢能人才。經過威王的勵精圖治，「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為王，以令天下」。威王的成功，得益於賢能人才的襄助。因此，他繼承父業，招致天下賢人，聚集於稷下學宮，為其出謀劃策。因此，此時的稷下學宮有了新的發展，規模逐漸擴大，士人人數也日見龐大。轉眼就到了齊宣王統治時期（公元前319～公元前301年在位）。齊宣王統治時期，齊國實力迅速壯大，稷下學宮也發展到了鼎盛時期。齊國經濟、軍事實力的提高，為齊宣王實現「欲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政治目標打下了基礎。這一時期，經過列強的兼并戰爭，實現中國統一大業的趨勢已露端倪。齊宣王為了走在這一大趨勢的前頭，像其先輩那樣，「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大力發展稷下學宮，以便讓這些稷下先生為他的政治目標廣造輿論，或選拔有政治實踐經驗的稷下先生委以重任，直接參与政治活動。由於齊宣王非常重視稷下先生，對稷下學宮實行特別優惠的政策，因此稷下學宮在宣王時期得到迅速發展，現在，我們的問題在於：您說齊威王統治時期稷下學宮規模逐漸擴大也好，您說齊宣王統治時期稷下學宮得到迅速發展也罷，可齊威王、齊宣王統治時期的稷下學宮的具體情況到底怎麼樣呢？我們可以用一個非常簡單的詞來概括：盛況空前！話說到這裡，肯定有的朋友會說：沒有這麼邪乎吧？誇的可有點過了啊！我的回答是：我的誇讚沒有過，一點沒有過！只是實事求是而已！具體來說，我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說明這個盛況空前：學者最多、著述最豐、學風最淳、歷時最久。先說學者最多。齊威王、齊宣王統治時期的稷下學宮到底有多少人呢？《史記》中有兩段記載：一段出自《史記·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另一段出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駢、鄒衍之徒……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由司馬遷《史記》的記載，我們可以知道：在齊威王、齊宣王統治時期，稷下學宮的學者——《史記》中稱呼為稷下先生——應該有七十六人之多，而他們的學生——《史記》中稱呼為稷下學士——應該有上千人左右。這還只是關於稷下學宮人數的最少數字吶！更多的數字？有很多啊！比如比司馬遷稍晚一些的桓寬在他的《鹽鐵論·論儒》中就記載說：「齊宣王褒儒尊學，孟軻、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蓋齊稷下先生千有餘人。」瞧瞧，在桓寬的記載中，光是有名有姓的大學者——稷下先生——就有一千多人啦，再加上學生呢？那還不得幾萬人啊？得啦，我們還是相信《史記》的記載吧：在齊威王、齊宣王統治時期，稷下學宮的學者應有七十六人，而他們的學生應有上千人左右。當然啦，我們還應該知道的是：這些學者不僅僅是齊國人，還有更多的學者是來自當時的其他諸侯國的。這個方面，史籍的記載很多。比如慎到和荀子就是趙人，環淵則是楚人，宋鈃（xíng）來自宋國，我們人所共知的孟子，顯然來自鄒國。再說著述最豐。稷下學宮是一所集講學、著述、育才活動為一體的高等學府。關於稷下學宮的諸位學者們的著述，《史記·孟荀列傳》中式這樣說的：「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的是：上述這些稷下學宮的大學者們紛紛著書立說，昌言天下治亂，橫議政事國事，「以干世主」，為現實的政治事務出謀劃策，是以稷下先生著述頗豐。具體而言，在稷下學宮存在的150年中，僅在《漢書?藝文志》中，所著錄的稷下諸子之書就有分屬儒、道、陰陽、法、名諸家的《鄒子》、《鄒子始終》、《慎子》、《宋子》、《尹文子》、《公孫龍子》、《魯仲連子》、《管子》、《孫卿子》、《公孫固》、《蜎子》、《田子》、《捷子》等。上述這些著作，不僅開啟了秦漢文化發展之源，也對秦漢及以後文化的發展與繁榮產生了深遠影響。雖然上述這些著作因為年代久遠，歷經浩劫，多數著作已經不復存在了，但從其僅存的篇目中，我們依然可以想像當年稷下學宮那學術繁榮的情景。三說學風最淳。我們知道，稷下學宮是由官家舉辦而由私家主持的一所高等學府。由於稷下學宮是由國家出資而辦的學府，因此其規模相當可觀，而且稷下先生的待遇特別優厚。田齊統治者為了使稷下先生大展經綸，為他們提供了優厚的待遇，也就是現在所說的政府出資辦學。田齊統治者為了發展繁榮稷下學宮，給予了充足的經費保障，對於知名度高的稷下先生還實行更加優惠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在稷下學宮遊學的這些學者們就可以在衣食無憂的前提下展開良性爭鳴。另一方面，由於稷下學宮是由稷下先生自主主持的一所學校，因此它又具有兼容並包、學術自由、百家爭鳴的特點。對於各派學者，齊國統治者都是採取來者不拒的態度，因此曾先後到稷下學宮講學的不僅有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也有儒家、墨家乃至農家，各家各派一律平等。當時，各派均欲「以其學易天下」，力圖使本派在社會上和齊國取得支配地位，這就免不了競爭和正面交鋒。交鋒的最普遍的方式就是大辯論，也就是爭鳴。學生之間、先生之間、學生與先生之間或本派內部的辯論隨時可以進行。因此，稷下學宮成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策源地，成為戰國時期的文化中心，並成為百家爭鳴的論壇和文化陣地。此外，我們還知道，稷下學宮容納百家，歡迎遊學，既允許個別遊學，也允許集團遊學，這種流動的遊學制度使稷下學術的內部各學派之間、稷下學術與外部各國學術之間不斷處於交流狀態，甚至還有定期的學術集會；加之《管子》中《弟子職》所述「當是齊稷下學宮之學則」，這些充分體現稷下教學活動的制度化和規範化，說明稷下學宮的講學已經超出了春秋戰國時一般私學講學的水平，顯得更為正規，體現了高等學府講學的特色。學者良性爭鳴，學生如何學習呢？有中國古代最早的「學生守則」約束學生啊！稷下學宮裡面有「學生守則」？您沒有聽說過吧？《管子》中的《弟子職》，就被我們後人認為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該守則明確要求，學生在侍候先生就寢或休息後，就應該去找同學相互交流、切磋，乃至論辯，以達到對問題的深入了解和學業的提高。稷下學宮要求學生之間開展必要的學術交流和切磋，不僅是其自由活躍學風的體現，也是學習、學術研討內在規律的客觀要求。當然，這對後世的辦學和學術研討無疑是一巨大啟迪。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稷下學宮羅致了當時的各家各派，在育才上也由積極的作用，從學習到修養無不體現了育才的目的性、計劃性和組織性，為當時的社會造就了一個傑出的知識分子人才群，顯示了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性和創造精神。四說歷時最久。前面我們曾經說過，稷下學宮始創于田齊的第三代君主齊桓公田午執政的公元前374～357年內，興盛於齊威王、齊宣王統治時期（公元前356～301年）。到了齊閔王執政前期，齊國國勢依然強大，稷下學宮仍然保持繼續發展的勢頭。但在齊閔王執政後期，齊閔王被勝利充昏了頭腦，獨斷專橫，狂妄驕暴，對內不恤百姓，不用良臣，對外窮兵黯武，又聽不進稷下先生的批評，甚至他們的直言諍論不但不受歡迎，而且受到威脅。於是有些著名的稷下先生在失望中紛紛離去，這使稷下學宮出現了自開辦以來從未有過的冷清蕭條。到公元前284年，燕將樂毅率領五國聯軍攻伐齊國，佔領齊都臨淄，稷下學宮被迫停辦、中止了五六年之久。隨後不久，齊閔王被殺，襄王在莒即位（公元前283年～前265年）五年之後，田單收復被燕軍佔領五年之久的齊國城池，齊國得以復國。齊國復國後，齊襄王為了重振齊國，採取了一些恢復國力的措施，其中有一項就是恢復稷下學宮，繼續「招致賢人而尊寵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荀子返回稷下學宮，由於資歷比較老，在稷下學宮的時間又比較長，曾三次任祭酒。這時的稷下學宮，由於齊國國力大削，元氣大傷，雖經襄王大力恢復，仍不能出現像威、宣二世那種盛況了。但齊襄王畢竟使中斷的稷下學宮得以恢復。這時期可以稱為稷下學宮的中興時期。稷下學宮衰亡於齊王健時期。齊襄王死後，由他的兒子健繼位，即是齊王健。齊王健年幼，權力由其母君王后執掌。這個時期，政治黑暗，齊國所養的賓客多被秦國收買，不再效忠於齊國。這時的齊國統治者對於那些直言勸諫的稷下先生的忠言，要麼不以為然，要麼大動肝火。荀子就可能是因為進諫齊相「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旬子·強國》而致使「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的。齊國面對強秦的兼并。「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通鑒》六），苟延殘喘，最終為秦所滅。至此，存在了長達150年之久的稷下學宮才隨之衰亡。前面，我們從學者最多、著述最豐、學風最淳、歷時最久四個方面說明了稷下學宮在齊威王、齊宣王統治時期的空前盛況，現在的問題在於：盛世時期的稷下學宮，到底那個學派的人數最多、勢力最大呢？當然是黃老學派啦。5．宋鈃和尹文黃老學派是繼儒、墨、楊、法之後興起於齊國的學派，因其有田齊政權的支持，它在齊國的勢力相當大。綜合《史記》的記載和郭沫若的分析，我們知道，稷下黃老學派內部，又可按照大同小異的觀點分為三派：一派是宋鈃（xíng）和尹文；一派是田駢和慎到；一派是環淵。我們先來簡單介紹一下宋鈃和他的弟子尹文。宋鈃，又叫宋牼（kēng）、宋榮子、子宋子。我們很難確考他的生平，只是知道他是宋國人，大約是在齊威王時期，來到齊國的稷下學宮講學，並擔任了「稷下先生」。尹文子則是他的學生。我們通過《孟子·告子下》的記載還知道，孟子曾會見過宋牼，並稱他為「先生」，孟子自稱「軻」，由此可知，宋鈃的年齡應比孟子稍長。此外的我們還知道，主要活動在齊宣王之後的齊人尹文是他的學生。宋鈃在稷下學宮居住的時間較長，並著有《宋鈃子》18篇。但此書到了東漢時期已經失傳，故而班固錯誤的將《宋鈃子》列入小說家。直到了現代，著名學者、中山大學教授劉節和聞名中外的著名文史學家郭沫若二位先生考證出來《管子》一書的《心術上》、《心術下》、《內業》、《白心》等篇實際上是宋鈃、尹文的遺作，郭沫若先生還考證出《呂氏春秋》的《去尤》、《去宥》兩篇也是宋鈃的作品之後，學術界逐漸開始了對宋鈃、尹文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的比較公正的研究和評價。在這裡，我們還要提醒朋友們注意的是：《管子》一書據馮友蘭、楊向奎、李學勤、胡家聰等先生的研究，它並非管仲的著作，而是戰國時期稷下先生們託名管仲的著作，也就是說，它是稷下學宮的諸位先生們的論文集。通過研究劉節和郭沫若二位先生考證出來的宋鈃、尹文的相關文章，我們可以知道：宋鈃和他的學生尹文其基本傾向是道家，而又注重法治，確屬黃老之學。宋鈃、尹文學說的特點是具有明顯的調和色彩。比如，他們主張「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和「情慾寡淺」，所言很象墨家——正是因為如此，荀子才把宋鈃與墨翟並提，列在一家。但宋鈃、尹文又主張「仁義」，在這個觀點上，又和儒家非常接近。《莊子·天下》說宋鈃、尹文「以聏（ér，調和）合歡，以調和海內」，就是指他們調道、儒、墨各家而言。因此，宋鈃、尹文的學說具有過渡性，它是戰國思想史上的一個中間環節。他們不僅影響了儒家孟子、荀子，也影響了法家韓非子。而具體說到宋鈃、尹文的政治思想，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君道無為，臣道有為」的「靜因之道」：宋鈃、尹文拋棄了老子「小國寡民」開倒車的社會政治主張，而與法家的政治思想有類似之處。宋鈃把老子的「無為而治」進一步發展為君道無為、臣道有為，從而在君臣關係上提出了新的主張。什麼叫「君道無為，臣道有為」呢？臣下有辦具體事情的能力，國君不要代替臣下做具體事情。也就是說，要發揮臣下的能力，而國君的能力不要妨礙臣下對國君表示忠誠。宋鈃認為，這就是「君道無為，臣道有為」，這就叫「靜因之道」。這就是國君處事的態度：虛靜無為、順乎自然。這種思想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政治要求。後來法家韓非就吸收了宋鈃、尹文的這一思想，而成為他提出的國君駕御群臣的「術」的重要指導思想。在君臣關係上，宋鈃、尹文還反對舊貴族的君臣之間的舊秩序：《白心》說：「臣而代其君曰篡也，篡何能歌，武王是也。」認為臣代其君並不都是篡位，如果都叫篡位，那末武王伐紂，怎麼紂的軍隊反而前歌后舞歡迎武王呢？這種思想與孟子所主張的君臣關係有類似的地方，是一種有利於地主階級奪取政權的理論，也可以說它是為「田氏代齊」尋找的又一歷史根據。第二、道、德、禮、義並重，強調「道生法」：宋鈃、尹文既講「道」與「德」，但又講儒家的「義」和「禮」，同時還明確講「法」。宋鈃認為，要用「道」派生出來的「法」來作為判斷事物的是非的標準。這就把法家的「法」和道家的「道」聯繫在一起了。當然，宋鈃、尹文對「刑、賞」不如法家那樣重視，他們認為獎賞不完全能夠勸人為善，刑罰不完全能夠懲罰過錯。由以上可以看到，在老子之後，道家分化出具有調和色彩的宋鈃、尹文學派，其政治思想逐漸轉向法治。法家集大成者韓非從宋鈃、尹文學說中吸取了不少營養。可以說宋鈃、尹文學派是道家的一部分轉化為法家的一個中間環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他們看成是早期法家的一支。第三、宋鈃研、尹文的天道觀——「精氣」說：宋鈃、尹文所說的「道」，雖然也是「虛無無形」、「動不見其形」、「無根無葉無榮」，但這只是說「道」是看不見、摸不著而已。但宋鈃、尹文明確提出「氣」來說明「道」，認為「道」就是「氣」，又提出「精」，認為「精」也是「氣」，而且是比「氣」更細小的東西。宋鈃、尹文認為「精」、「氣」是宇宙萬物的本原，一切事物和精神現象都是由「精」、「氣」變化而來的。「精氣」和「形氣」相結合，就產生人、穀物、星辰等，甚至就連精神現象也是由「精氣」流動而產生的。他們還認為，事物千變萬化，但總離不開「氣」，它並不是抽象的精神實體，而是微小的看不見、摸不著的物質實體。在「形」、「神」關係上，他們雖然認為，精氣產生生命，有生命便有形體，有形體才有思想，有了思想才有智慧。但他們又認為人的精神可以離開肉體而獨立存在。孟子正是利用宋鈃、尹文的精氣說，而把它改造為唯心主義的「浩然之氣」。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觀唯心主義，克服了宋鈃、尹文精氣說的弱點，指出了「形」與「神」的正確關係是「形具而神生」，肯定了精神不能脫離肉體而獨立存在。第四、宋鈃、尹文的認識論：在認識論方面，宋鈃、尹文強調「心」在認識中的重要作用。他們認為：人們都想獲得正確的認識，而沒有去考察正確認識是怎樣獲得的。「知」就是對被認識的對象的認識，獲得這種認識就要靠心。宋鈃、尹文所說的「心術」，就是討論心如何獲得對事物正確認識的辦法。他們提出了以心知物的思想。就是說，「心」在人體處於統帥的地位，耳朵、眼睛這類感覺器官處於從屬的地位。據此，宋鈃、尹文提出了「虛」、「靜」的養「心」之道。他們認為：虛心是修養「心」的最好的辦法。他們解釋說，「虛」就是「無藏」。就是說，已被認識了的事物，不要藏在心裡，要把它拋在一邊，否則就會影響對新事物的認識。所謂「靜」，就是使心安靜。宋鈃、尹文認為，「心」如君一樣，「心」本身動搖不定，就無法觀察事物。只有心靜才能「一意專心」，從而正確認識事物。「心」認識事物，宋鈃、尹文認為應如「影之象形，響之應聲也」，即好象照鏡子一樣純粹客觀地反映事物。此外，宋鈃、尹文還提出了「別囿」（yòu）說。所謂「囿」，是指知識的狹隘性或局限性。他們主張：認識事物要從克服人的主觀片面性開始。在先秦哲學史上，宋鈃、尹文的認識論是一個重要的中間環節，起著承上啟下的作用。6．怪人屬慎到說完了宋鈃和尹文，我們再來簡單介紹一下同屬於黃老學派的另外一些人。先說慎到。根據歷史記載，綜合各家之考證，我們可以知道：慎到，趙國人，早年在邯鄲從事學術活動，後來雲遊到齊國的稷下學宮講學，參加各派的學術辯論，名聲由此大震。又因為慎到的學問高深，來到齊國之後的慎到很快就被齊宣王任命為大夫。當然，此時在齊國稷下學宮擔任大夫的慎到還承擔著另外一項使命——他還是在齊國作為人質的楚國太子熊橫的師傅。齊宣王晚年，慎到隨著楚國太子熊橫離開齊國至楚。而在這期間，魯國曾經有人建議任用慎到作為魯國的將軍，結果被孟子所阻——當然，魯國發生的事，人家慎到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慎到到了楚國之後，曾經做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三計保邊疆。話說楚頃襄王（公元前298年～262年在位）剛剛繼位，齊王的使者便率五十乘兵車趕到楚國。齊使施禮完畢，便「嘿嘿」地冷笑：「當初陛下作太子時留在齊國當人質，以獻楚國東地五百里作為提前返楚的條件。如今，齊王要我特地來傳個話，陛下會不會食言？」楚襄王一時怔住了，屏退左右，請齊使稍作休息。他忙請來了當初勸他獻地脫身的太傅慎到：「這事真難辦了，齊國果真派人來要地啦！」此時的慎到沉著地說：「別慌，大王明天召見眾大臣，讓他們各獻妙計。」第二天早朝，楚襄王心裡直打鼓。上柱國子良率先獻計：「大王，您不能不給東地。身為一國之君，大王是金口玉言，一旦不講信義，將被天下諸侯譏笑。先給他，顯大王守信；再奪回，顯大王武功強大！」子良才退下，昭常上前勸諫：「大王，東地五百里國上萬萬給不得。割去它，楚國將失半壁江山。我願率兵死守東地！」昭常退下，景鯉平靜地給襄王分析：「地要給，否則將失信於天下。楚國難抵齊國強兵，臣願代大王赴秦國憑三寸不爛之舌搬來救兵！」景鯉退出後，慎子笑眯眯地踱進拜見襄王。襄王皺著臉告訴了一切，慎子呵呵一笑：「大王，子良、昭常、景鯉各有見地，您全採用！」襄王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別開玩笑啦！」慎子笑得更厲害了，他不急不慢地伸出右手三指：「大王發給上柱國子良五十乘，東面獻地五百里給齊；在子良起程的第二天，派遣昭常為大司馬。令他去鎮守東地；在派遣昭常的第二天，再派遣景鯉率車五十乘，去西邊向秦國求救。大王，這叫連環三計。我管保大王不用一兵一卒，保住五百里東地完好無損！」子良奔赴齊國說明來意，齊王大喜之餘，急遣使者率兵前去接受東地。已在鎮守的昭常卻迎面慷慨陳詞：「別做夢了。我奉命守東地，誓與國土共存齊王聞訊，氣鼓鼓地呵斥子良：「這，這作何解釋！」子良大怒：「昭常肯定是假託王命自作主張。大王，您派兵攻打好了！」齊王一聲令下，浩浩蕩蕩的齊國軍隊直撲東地。殺聲震天，飛箭如蝗籠罩滿昭常所守的陣地。齊軍剛欲攻入楚國邊界，五十萬秦國大軍卻已鐵桶似地圍嚴了齊國西邊疆域。秦國領兵將軍大聲發話：「齊王阻攔楚太子返楚已不仁在先，再要奪楚五百里國土更是不義之舉。齊兵欲行非禮，秦國五十萬大軍願替天下諸侯主持個公道，跟齊軍奉陪到底！」齊王在朝連聽急報，驚恐萬狀，忙請子良火速回楚：齊國再也不要楚國五百里東地啦！送走子良，他急遣特使出使秦國，火速解除齊國的燃眉之急。楚襄王聽完這些飛速傳來的消息，緊皺的眉頭終於舒展開，沖站在一旁的慎子會心地一笑。好啦，簡單的了解了慎到的聰明才智之後，我們再來說說慎到的更為複雜的與眾不同的思想。更為複雜的與眾不同的思想？這是為什麼啊？當然是因為我們說不好慎到的思想主張到底是屬於當時十個流派中的哪一派啊。我們知道，隨著齊國和稷下學宮的衰落，慎到的思想也由此被歷史的封塵埋沒，其所著的《慎子》42篇，現僅存7篇和一些逸文。正因為歷史將他掩蓋太深，以至於後人在論及這位思想家的時候產生了太多的矛盾：司馬遷把慎子列為道家；《漢書》、《隋書》、《舊唐書》、《新唐書》、《通志》、《宋史》把他列為法家；而《四庫全書》、《百家全書》以及胡適先生把慎子列為雜家；還有一些明代學者考證其為墨家。不由於《慎子》一書大部分已經逸失，我們已經很難全面的、確切的了解其思想全貌；再加上戰國中期是一個思想交匯融合的時期，完全有可能出現同時具備不同流派思想的思想家，因此我們大可不必在這個問題上再傷腦筋。不過，一般而言，我們贊成這樣的看法：慎子作為稷下學者的代表人物，其學說是典型的援道入法或援法入道，被後人稱為「道法之轉關」。也就是說，從慎子開始，道家體系走上了積極干預社會的道路。慎子以「因循自然」的哲學體系，在政治上提出較系統的法、術、勢理論，為法家政治理論增添了許多新鮮血液。當然，我們知道慎到的最主要的貢獻就是提出了「勢」的思想。這裡要注意：在慎到看來，「勢」有三層含義，其一相當於今天物理學上的「勢能」；其二是指一種有利地位；其三是指政治生活中的權力，即能支配他人的地位。正如《慎子》所說：「騰蛇游霧，飛龍乘雲，雲罷霧霽，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使其鄰家。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如何加強君主的「勢」呢？慎子提出「不尚賢」：「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由此可見，在慎到看來，「勢」強調了「國君必須擁有威權，這是國君治理天下的根本」。日後的韓非子繼承了這一思想，並將「法」、「術」、「勢」相結合，形成了歷史上最成熟、最有系統的法家思想。不過，慎到的法制思想與韓非有很大的不同。雖然慎到也承認君臣之間存在「權衡」的關係，但他認為只要君主「舊處無過之地」，就會得到民眾的聽從，從而擁有勢，臣子便不敢犯上。同時在法的具體實施上，他也不贊成嚴刑峻法。他知道，光靠嚴厲的刑罰是不足以服眾的。法制的作用在於能帶給國家益處。也就是說，慎到要建立的是一個完全法制化的社會，「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欺，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這樣的語言讓人不由不感嘆，慎子對法制的信念多堅定，這才是純粹的法家。另外，在慎子提倡的社會體制中，官員具有明確的分工和職責，在職能專業化的基礎上進行勞動分工。同時依靠的是法規制定的考核標準而不是君王個人的裁定來決定升遷賞罰。所有這些都與現代官僚體系相適應。遺憾的是，慎子的這些設想在歷史上從沒有得到任何機會加以實踐。與慎道的思想接近的，是田駢。齊國臨淄人田駢（約公元前370～前291年），因為善於談辯，尤好爭論，因此人們稱他為「天口駢」。此外，同屬黃老道家思想的還有楚國人環淵。環淵，一作娟環、便娟，又稱娟子、涓子。他也曾講學稷下，並整理老聃語錄，成《道德經》上下篇，對保存道家原始思想資料作出了貢獻。7．神奇淳于髡當然，除了人數最多、勢力最大的黃老學派之外，在齊威王時代的稷下學宮中，還要說在思想上屬於雜家的、與齊威王的關係最為特殊的淳于髡最為了不起。綜合有關史料，我們認為，淳于髡具有如下思想特色和個性特徵：第一、學無所主，禮法並重：齊國的稷下學宮，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一個縮影。在眾多稷下先生中，有姓名學派者就有十餘人。淳于髡作為一位「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的學者，其思想是比較博雜的。據劉向《別錄》雲，他似乎寫過《王度記》等有關禮論的文章，又和荀卿相處很久，可知他有儒家思想；從他和孟子辯論「賢者無益於國」，提出「名實」論題，可知他含名家思想；《淮南子·道應訓》說他遊說魏王，先縱後橫，可知他包容縱橫家理論。他師無常師，學無所主，形成自己的雜家風格。這就是淳于髡，一個卓立不群，獨樹一幟的稷下學士。因此，直到現在，我們也很難將其歸入何門何派，而只能以「學無所主」稱之。淳于髡雖然學無所主，但其思想卻絕非沒有章法，而是推崇禮與法在治理國家中的重要作用。談到重禮，人們可能會想到他與孟軻的論辯。其實他反對的只是儒家的拘泥之禮與繁文縟節，並且對尚空談而輕實用的儒者表示不滿。作為一位重實務的政治家與思想家，淳于髡是非常重視周禮對人行為的規範作用的。或許正因如此，荀子與他「久處」，才能「時有得善言」。關於重法，則突出表現在前面我們所說過的淳于髡勸諫鄒忌的內容中。第二、能言善辯，才智過人：稷下學宮的一大突出特色，是鼓勵各個學派自由講學、自由論辯。身居稷下的學者們，多是些能言善辯的巧舌之士，如被人稱為「天口駢」的田駢、「談天衍」的鄒衍等。《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曾引齊人頌言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將淳于髡與鄒衍、鄒奭相提並論，可見淳于髡辯才之佳。正是因為如此，司馬遷作傳時把淳于髡放進滑稽列傳之中。《史記索隱》引崔浩語：「滑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云：「『過』字作『輠』（guǒ）。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智不盡如炙輠也。」流酒器和盛膏器，都是比喻淳于髡多智善辯的。由於史料缺乏，關於他與別人的論辯我們所知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淳于髡能長期榮膺稷下先生之職，其辯才必然是非凡的；他能「數使諸侯，未嘗屈辱」，也肯定與其辯才有關。第三、巧譬善喻，直言諫君：淳于髡常以微言倡其說，論其意，闡其理。巧譬善喻、談言微中，是他不治而議的最大特色。當然，他不僅擅長微言闡理，而且敢於犯顏諫君，指摘當權者的錯誤行為。關於這些，我們另文論述，這裡不再贅述。第四、顯而不仕，豪放不羈：淳于髡以其卓越的膽識和才華，屢次受到當權者的禮遇，成為最受齊王寵信的人物。儘管禮遇有加，他卻「終身不仕」，表現出士人可貴的獨立人格。可以說，他是忠實履行稷下先生「不治而議」職責的一代典範。話說到這裡，我們就要分析一下稷下學宮與眾不同的特殊性了。8．特殊的孟子稷下學宮特殊性的第一個方面的表現是：尊師重道，待遇優厚，地位崇高。這裡面又有兩個方面：一是優厚的生活待遇，二是很高的政治地位。我們知道，在春秋戰國這一政權紛爭迭起，各諸侯國之間的勢力此消彼長的特殊年代裡，許多諸侯都意識到了「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道理，因此紛相用士養士，在用士養士之風大興之時，齊國的田氏政權養士最多：據說田成子任齊相國之時，不僅繼續推行田氏爭取民眾的方法，用大斗借貸，小斗收進，而且節衣縮食，養了一大批士，韓非說他「殺一牛，取一豆肉，余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余以衣士」。這是田氏政權能夠取代姜齊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稷下學宮產生、發展的重要歷史淵源。操辦稷下學宮的歷代齊王繼承其先祖的光榮傳統，尊師重道，給稷下先生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生活待遇。一般來講稷下先生官職的高低、俸祿的多少將隨其學術水平、個人的名望資歷，以及帶徒弟的多少等多種因素而定。但是，至少有一點是一樣的：另一段出自《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在這個方面，具體的事例很多。比如說，前面我們講到的淳于髡。我們知道，他對稷下學宮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齊威王、齊宣王是如何對待他的呢？稱之為「稷下之冠」的同時，還把他被立為「上卿」，「賜之千金，革車百乘，與平諸侯事」。每次淳于髡進進出出稷下學宮，那都是「後車數百乘，從者數千人。」這是對待那些常在稷下學宮講學的學者如此，而對待那些偶爾來稷下學宮遊學的學者如何呢？聽聽齊宣王和孟子的故事您就知道了。齊宣王即位以後，儒學大師孟軻慕名齊宣王的褒儒尊學，第二次來到齊國——此前的孟子，曾經在齊威王在位時期短暫來過齊國一次。話說齊宣王得到消息後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直到下邑崇地（今安徽碭山）。將孟子接入當時齊國最高級的國賓館——雪宮。但我們要注意，孟子是聖人——後人說他是「亞聖」；而齊宣王則是個凡人。於是乎，在凡人齊宣王和聖人孟子之間便發生了很多故事：古時齊國有一種祭祀儀式叫「祭鍾」，以表示對神靈的虔誠，求得神靈的庇佑。每逢祭鍾時，要殺一頭牛，將牛血塗在鐘上，將牛的頭用大木盤子盛放在祭神的供桌上，人們就在供桌前祈禱。有一天，齊國都城裡來了一個人，牽著一頭牛從皇宮大殿前走過。恰巧齊宣王在大殿門口看見了，命人叫住那牽牛的人問：「你打算把這頭牛牽到那裡去呢？」那人回答說：「回稟大王，我要牽這一頭祭祀的牛去宰殺，然後將它的血塗在鐘上。」齊宣王聽了後，看了看那頭牛，然後說：「這頭牛本來沒有罪過呀，卻要白白地去死，將它放了吧！看它害怕得發抖成那個樣子，我實在不忍心，就好像無辜的人要受刑似的！」牽牛人說：「大王您真慈悲，那就請您把祭鍾這一儀式也廢除了吧。」「這怎麼可以廢除呢？」齊宣王嚴肅起來，接著說：「這樣子吧，就用一隻羊代替這頭牛吧！」孟子聽說了這件事，就跑來勸諫齊宣王說：「大王，您的這種惻隱之心，就是仁術啊！只是大王您只看到牛很可憐，而沒看見羊也很可憐的。您要是能把這種愛護動物的心推廣到愛護人民上，那麼大王就可以成為天下的君王了！」其實，殺牛和殺羊都是屠殺生命。雖然齊宣王對牛的憐憫與對羊的殘忍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不能算是仁慈。但這裡齊宣王沒有對順勢勸諫他廢除祭鍾儀式的牽牛人勃然動怒足以體現了齊宣王的容人之量。畢竟牽牛人的地位低微而且還褻瀆了神聖的祭祀禮儀。齊宣王對乘機在他面前兜售「仁政」的孟子不但沒有責怪，而且給予了很高的禮遇。孟夫子有時說話相當狠，不給齊宣王留一點面子。但齊宣王居然都忍下來了。孟子對他說，如果你有一個朋友將老婆孩子託付給他人自己卻跑到楚國去遊歷，回來發現娘倆餓得直哭，對這樣的人該怎麼辦？宣王做義憤填膺狀說：「和他斷交！」豈不知已落入孟夫子的圈套。孟子又問，如果司法官管不住自己的下級，該怎麼辦？宣王回答得相當乾脆，「撤掉他！」孟子接著問，如果一個國家搞得不好，國君又該怎麼辦呢？這一下可把宣王噎得夠戧，於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如此挑戰宣王的威信，若是遇到個性情不那麼憨厚和善於裝糊塗的，孟夫子的頭怕是早就搬家了。不過，這也說明宣王應該算是個有雅量的好人。齊國趁燕國內亂，一舉將其吞併。宣王得意洋洋地找來孟子，說燕國也算是個大國，我咋這麼容易就把它拿下了呢？我不拿下他，老天還不樂意咧。孟子恭維他說，這是想逃離燕王噲的背時統治。但好話只說了一句，突然話鋒一轉，說：如果他們沒過上好日子，怕是你也變成背時統治者了呢。話說此時的其他國家見齊國吞併燕國後地盤擴大一倍，紛紛擔心得不行，要準備起事攻打齊國。這下宣王可是慌了神了，忙把孟子重新招來，讓他出個主意該怎麼辦。孟老夫子落座後先扯了一大通夏商西周的陳年往事，又嚇唬宣王說都是你暴政帶來的禍害！接著讓宣王把好不容易到手的肥肉——燕國的土地吐出來，並替燕國選一位新王。豈不知宣王最捨不得的就是土地，並且不久前宣王才給孟夫子說過他最喜歡的就是這玩意兒！他怎麼會照辦？所以，這招還不如不說呢。雖然孟子的「仁政」學說不和時宜，與齊宣王「闢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的基本路線相悖，齊宣王仍然收留了他，並給予了他上大夫的待遇。如此寬厚的政治經濟待遇，使孟子產生了久住齊國的打算，回到老家直接把老母親接到齊國。公元前317年，孟子的母親在齊國病故，在齊宣王資助下孟子送母親的靈柩回老家鄒地安葬。孟子在家守喪三年後，第三次返回齊國。齊宣王為孟子提供了萬鐘的經費，請孟子在臨淄城內招徒辦學，傳授他的禮制主張，致使儒家思想的禮制規範了齊國國人的行為，優化了齊國國俗。當然，不僅教師擁有較高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生活待遇，而且徒隨師貴，學生的待遇也依教師的身份而定。由於採取了尊師重教，給教師以很高的政治地位和優厚的生活待遇這樣的管理舉措，使齊國在與其它諸侯國爭奪士地的挑戰中明顯地佔據優勢。這在齊國的興盛時期不僅有效地防止了本國人才的外流，而且還絡繹不絕地吸收天下名士來稷下講學，使稷下學宮成為人才薈萃的場所和文化教育的中心。9．自由的荀子稷下學宮特殊性的第二個方面的表現是：兼容並包，來去由己。稷下學宮的基本成份是由各家私學組成的，它自然而然地繼承和發揚了私學的優良傳統，即兼容並包，來去自由。所謂兼容並包就是不分國籍、學派，廣招天下賢士來稷下講學，這就打破了各家私學的門戶之見，有利於各學派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和進行廣泛的爭鳴。據史料記載，在諸子百家的各派學者，幾乎都雲集在稷下學宮，研究學問，著書立說，授徒講學，不斷地發展和壯大著自己的學派。比如遊學稷下的有儒家思孟學派的孟軻、荀子學派的荀況，還有著名的儒者徐劫和魯仲連；有道家的宋鈃、尹文、環淵、接子、季真、彭蒙、慎到、田駢；有陰陽學派的鄒衍、鄒忌；還有「學無所主」，即不屬於任何一派的淳于髡等。所謂來去自由是指凡是遊學於稷下的學士，不管是集團還是個人，都採取來者不拒，去者不止，而且還歡迎去而復歸的。主持稷下學宮的齊國統治者不給稷下師生任何限制，讓他們自由地出入於稷下學宮，自由地穿梭往來於諸侯之間，將有利於學宮內外的學術交流與繁榮。在這個方面，荀子的經歷就最為典型。荀子在公元前286年，他大約50歲的時候初到齊國，正當齊湣王兵強勢盛。此時的他曾經打算說服齊相，治國不能只憑權力地位，而要施行「勝人之道」，爭取統一天下。當然，他的意見沒有被採納，他的告誡也沒有發生任何作用。此時的齊湣王正在發動的一系列對外戰爭，「矜（jīn）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在這樣的環境下，荀子無法在齊國呆下去，不久便去了楚國。公元前284年，燕將樂毅率燕、趙、韓、魏、秦王國之師攻齊，陷齊都臨淄。齊湣王逃宮，被淖齒殺死，齊國幾至滅亡。公元前279年，齊即墨守田單向燕軍發起反攻，一舉收復失地，「迎襄王於莒，入於臨淄」。 齊襄王復國後，吸取齊湣王的教訓，又招集亡散的學士，重整稷下學宮，「修列大夫之缺」。此時的楚國也發生了災難。公元前278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楚襄王被迫向東北遷都於陳。此時的荀子，在戰亂中離楚來齊，參加稷下學宮的恢復重建工作。由於田駢等老一輩的學者已死，慎到、接子又不在齊國，荀子憑他的學識和才德，在復辦的稷下學宮中「最為老師」，「三為祭酒」，成為稷下學宮的領袖，最受學生歡迎、最受學生尊敬的先生。您瞧，這就是稷下學宮的兼容並包，來去自由辦學方針的典型體現。稷下學宮所奉行的兼容並包，來去自由的辦學方針，還表現在在稷下學宮求學的學生們的自由選課上。在稷下學宮求學的弟子不囿於聽自己老師的課，而是可以自由擇師聽課，這就打破了學派之間的森嚴壁壘，開闊了學生的眼界，拓寬了解決問題的思路，擴大了知識領域，對活躍和解放學生的思想，培養兼容型的人才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稷下學宮定期舉行「期會」，即學術討論會，這種「期會」不僅教師可以自由出席辯論，學生也可以自願參與質疑辯難，其結果是使稷下的高材生始終居於學術發展的最前沿，極大地提高了教育質量。10．田巴魯仲連稷下學宮特殊性的第三個方面的表現是：百家爭鳴，自由辯論。稷下學宮在奉行兼容並包，來去自由的辦學方針的同時，對學術上的分歧採取著百家爭鳴，鼓勵自由辯論的方式來求同存異。我們知道，稷下學宮創辦前期，正值齊國封建制度剛剛建立之時，而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利益的成熟的理論觀點還尚未形成。齊國統治者急切地尋找著適合其政治經濟發展需要的成熟的理論觀點問世，以滿足其鞏固新興地主階級政權，並最終實現一統天下的理想。尤其是在齊威王、齊宣王和齊襄王的前期，尚有強烈的「王天下」的雄心壯志，他們積極鼓勵稷下師生進行各種各樣的學術探討，不給稷下師生以任何政治壓力和限制，開明的齊王深知，各家學者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研究問題的方法各異，但「皆有所長，皆有所用」，齊王可以在爭鳴中擇善而用。同時，遊學於稷下的許多學者都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政論家和雄辯家。他們一方面堅持自己學說的獨立體系，力圖說服齊王奉行其道；另一方面，在辯論中又善於發現其他學說的缺點和不足，以理服人。稷下學宮中各家各派辯論的範圍之廣，論辯次數之頻繁，在中國教育史上，乃至於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不僅不同學派之間在辯，相同學派內部也在辯；不僅先生與先生辯，學生與學生辯，先生與學生之間也在辯；不僅學宮內部在辯，而且學宮內部的師生與齊國的統治者之間也在辯。通過激烈而廣泛的辯鳴，解決了一系列的理論問題，開闢了新的研究領域，引起了人們對自然問題和社會問題，以及對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等問題的廣泛的思考。比如孟子與告子之間關於人性論問題的辯論，就揭開了中國古代關於人性論問題研究、論爭的序幕。在稷下學宮的爭鳴與論辯中，曾湧現出了許許多多有特殊才能的雄辯家和政論家，如被稱為「談天衍」的鄒衍、被稱為「雕龍忌」的鄒忌、「天口駢」的田駢以及「一日服千人」的田巴。當然，在稷下學宮中最典型的辯論是魯仲連與田巴之辯。田巴是名家學者，能言善辯，他「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魯仲連是儒者徐劫的學生，年方十二，人稱「千里駒」，他認為田巴夸夸其談，不務實際，面對齊國所處的內憂外患的艱難處境卻提不出一個建設性的意見來，因此直接登台與田巴交鋒。魯仲連難田巴：「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失，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危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魯仲連的一席話把人們從抽象的理論思維拉回到對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的關註上去了，從而折服了田巴。此次論辯結束後，「田巴終身不談」，以後投筆從戎，做了齊將。田巴是先生，是名家學者，魯仲連是學生，是儒家後學，田巴與魯仲連之辯，既是名家與儒家之辯，也是先生與學生之辯。學派之辯不足為奇，可貴的是與當權者的辯論，如孟子經常與宣王進行辯論，直至陷宣王於尷尬的境地，只好「王顧左右而言他」。稷下之學對齊國的影響也就在於此，沒有學術上的辯難，就沒有思想上的成熟，就沒有經天緯地的治國方略，就沒有了齊國當時的鼎盛。通過學術的辯難，達到各學派之間的對立統一，並在論爭中吸取對方的營養，盡而發展自己，豐富自己。因此他們各派之間相非的目的是為了相承。諸子百家在長期的論爭中，逐步認識到只有取人之長，補己之短，才能更進一步完善自己的學說，並獨樹一幟，為社會所接受，盡而取得獨尊的地位。稷下學宮中最後形成的因道合法、兼采儒墨之善、撮名家之要而自成體系的黃老學派；還有以儒家為主體，集各家之大成的荀子都是由各家最初的駁難到最後相融的結果。稷下學宮的師生們視學術辯鳴為天經地義，是學術繁榮發展之必然。當有人說孟子好辯時，孟子曾說「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荀子更說：「君子必辯。」孟、荀道出了百家爭鳴的機關之所在：辯則興，不辯則亡。學術的問題越辯越明，可謂是「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需要指出的是，到了戰國末期，隨著各個諸侯國封建化過程的相繼完成，社會政治經濟等發展形勢的明朗，人們對許多社會問題的認識出現了趨同的情況，達成了某些共識，在這一新的形勢下所進行的百家爭鳴則有別於其前期，各派學者在學術辯論中開始更多地吸收、借鑒其他學派的思想觀點，以使自己學派的學術觀點更豐富、更成熟，因此出現了吸收各派學術思想之精華的集大成之作，如《呂氏春秋》、《管子》和《荀子》，尤其是《荀子》一書是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的集大成之作。綜上，稷下學宮不僅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獨一無二的高等學府，而且其創辦之早，持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它是在戰國這一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文化豐碑。它在中國歷史上的貢獻不僅體現在培養出了許多名垂青史的偉大歷史名人，如荀況、淳于髡、鄒衍、田駢、魯仲連等，而且還表現在產生和發展了許多新的學派，如儒家的荀子學派，道家的黃老學派和陰陽學派等，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古代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11．稷下強盛因前面我們講述了這麼多的內容，由此我們可以知道，齊國的都城臨淄，毫無疑問的，是當時全中國的學術文化的中心。但是，我們在前面的內容的講述中，都沒有涉及到一個問題：在齊國的歷史上，在這個中國的古代歷史上，為什麼只有齊國才能形成規模如此龐大的、全中國的學術文化的中心——稷下學宮呢？我覺得，只要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分析，才是比較合理的：第一、歷代齊國最高統治者對文化的重視。雖然我們說，齊國最高統治者重視文化的最初原因是為代替了姜氏的田氏政權找到合理的借口，是純粹出於政治的需要，但有一點是不可否認的：這樣做的客觀影響則是促成了稷下學宮的形成和壯大。這是首要的第一原因。第二、稷下先生們崇高的社會地位。我們說，任何士人，他們所追求的最高理想，都是力圖使自己的學說得到政府的認可，而毫無疑問的是，這種認可的最佳表現形式，就是自己得到了社會上的崇高的社會地位——這種崇高的社會地位，恰恰是前面我們多次談到的「皆賜列第為上大夫」、「皆命曰列大夫」、「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受上大夫之祿，不任職而論國事」等等。第三、稷下先生們優厚的生活待遇。俗話說得好，「倉廩足而知禮節」。正如前面我們多次說過的那樣，稷下先生們如此優厚的生活待遇，那是會讓多少經常處於戰亂之中而連自身的溫飽和身家性命都不能顧及的士子們羨慕的啊。您說，先甭說前面我們講過的崇高的社會地位，就單說這如此優厚的生活待遇——這要是給了您，您能回絕稷下學宮的邀請而不來么？當然，我們還要知道，歷代的齊國國君之所以能夠用如此優厚的待遇來招待這些為數眾多的稷下學宮的學者，以個最為重要的大前提則是當時的齊國都城臨淄是一個「車轂（gū）擊人肩摩連衽（rèn）成幕揮汗成雨」的大都會，而若是沒有了這個大前提的話，那就什麼事都幹不成了——更甭提建設好稷下學宮了。這裡，就有個問題：為什麼當時齊國的都城臨淄能夠成為一個「車轂（gū）擊人肩摩連衽（rèn）成幕揮汗成雨」的大都會呢？話還要從姜太公呂尚說起。從姜太公開始，歷代齊國國君就注重發展經濟，尋求富國富民強兵之路——這就是歷代齊國國君奉行的「富民」思想。史書對姜太公因地制宜地發展經濟及其卓著成就多有記載。司馬遷在《史記·齊大公世家》中說：「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史記·貨殖列傳》又說：「於是太公勸其女工，極技巧，通魚鹽……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mèi）而往朝焉。」與此同時，姜太公為了發展經濟，還積極主張加強與其他諸侯國的經濟往來。結論：正是在姜太公的苦心經營下，齊國才開始走上富強的道路，為以後齊國經濟的繁榮奠定了良好的基礎。齊桓公時，由於管仲輔佐君主、治理國家有方，農、工、商業得到較快發展，特別是鐵制工具的廣泛推廣應用，大大提高了生產力水平，當時齊國富於列國，齊桓公成為五霸之首。戰國時期，齊國繼續大力發展經濟，成為「七雄」之一。此時，齊國的都城臨淄，呈現出一片繁榮昌盛景象。蘇秦曾這樣描繪說：「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入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勃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竿鼓瑟，彈琴擊築，鬥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齊之強，天下莫能當。」齊國的富強情況躍然紙上。我們當然知道，從姜太公開始的、歷代齊國國君奉行的「富民」思想必然會導致齊國經濟實力的雄厚強大，而這恰恰為稷下學宮的建立創造了必要的物質條件。而與此同時，我們還要知道的是，在稷下學宮的眾多學者的學說中，也會更多的談起經濟發展與國家強盛的關係，而這些論述也必然會給歷代齊國國君的經濟政策帶來積極影響——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稷下學宮抑或是「百家爭鳴」對經濟發展的反哺作用了。第四、稷下學宮的辦學特色和教育功能。正如前面我們講過的，稷下學宮是一所特殊的高等學府，在這樣的高等學府里，您可以安心學問，來去自由。只要您有本事，什麼金錢、地位，什麼待遇、弟子，這些都不要您自己來管，統統交由人家的國君來安排好啦——您就放心吧。您想，這是一種多麼愜意的生活啊！第五、稷下學宮的組織文化建設。作為戰國時期田齊政權所創設的一座古代著名高等學府，稷下學宮由於其產生和發展的獨特歷史文化和地域文化背景，形成了其獨具特色的組織文化：為政治服務的組織理念、開放自由的學術風氣、開放靈活和尊師重道的人事管理、學院式的組織文化模式等。您想想，這些，難道不是我們今天的很多學者需要的么？更甭說當時的士子們了。12．稷下千古傳前面，我們從五個方面論述了稷下學宮得以興盛的原因。接下來就該分析一下稷下學宮的重要影響了。關於稷下學宮的重要影響，至少應該從以下幾方面來考慮：一、稷下學宮的建立與發展，使得齊國成為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開展學術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戰國時，由於齊國經濟發達、政治開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特別是稷下學宮的建立，齊國統治者給予士人的優厚物質待遇，吸引了當時幾乎所有的著名學派彙集稷下。他們展開百家爭鳴，使這一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政治學術思想大融合的重要時期，使稷下學宮成為百家爭鳴的極其引人注目的場所。二、稷下學宮的建立，成為戰國時期各國君臣爭相效仿的一種模式：稷下學宮的建立，既炫耀了齊國的國力，又作為智囊機構，為齊國君主爭雄諸侯出謀劃策，大造輿論。各國羨慕不已，紛紛效而仿之。於是產生了燕昭王建立的下都學館、齊國的孟嘗君門館、趙國的平原君門館、魏國的信陵君門館、楚國的春申君門館、秦國的呂不韋門館。這些學館及門館，都仿效齊國建立稷下學宮以招賢士的做法，發揮士的作用，促進了文化的繁榮。例如，燕昭王建立下都學館，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鄒行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一時間，「士爭趨燕」（《史記·燕昭公世家》）。呂不韋養士三千人，使人人著所聞，編輯成《呂氏春秋》。而《呂氏春秋》一書中，有些篇章直接反映了稷下黃老學派和管仲學派的思想。三、稷下學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形成了發展產生深遠影響：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就是倫理觀、價值觀、世界觀。其具體內容則涵蓋了很多方面，但毫無疑問的是，這些涵蓋眾多內容的倫理觀、價值觀、世界觀是我們的先民長期融合的結果。而在這長期的融合過程中，以百家爭鳴為特色的稷下學宮，毫無疑問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我們知道，在中國上古時期，由於山川阻隔，交通極為不便。西周以來，以各個重要的諸侯封國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區域文化。在眾多的區域文化中，魯國的文化居於一種領先的、中心的地位。而齊、魯兩國地域相鄰，在文化方面具有很多的可比之處。就先秦時期兩國的文化而言，它們有同有異。從實質上說，崇周禮、重教化、尚德義、重節操等等都是兩地人民共有的風尚。兩國文化上的不同之處更多，齊人的務實開放，魯人的重視禮樂。概而言之，齊文化含有較多的東夷文化的因素，魯文化則比較單純一些。而在齊國的稷下學宮，齊文化與魯文化的融合，形成了一次空前的高潮。此後，逐漸形成了以齊魯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也正是從這個角度說，我們認為，稷下學宮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熔鑄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憂國憂民、拯救天下的歷史責任感。稷下學者把學術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體現了強烈的參政意識。從稷下元老淳于髡到後起之秀魯仲連，無不如此。第二、不畏權勢，剛正不阿的大丈夫氣概。稷下學者這些知識分子，既不趨炎附勢，又不受物質引誘，表現出高尚的獨立人格。第三、自強不息，積極有為的進取精神。第四、厚德載物，博大寬容的廣闊胸懷。稷下學者在風雲變幻的政治舞台上所表現出來的高風亮節，稷下之學在百家爭鳴的學術領域中所顯示出來中心地位，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四、稷下學宮歷史經驗的啟示與思考我們認為：在長期的稷下學宮的學術研究和學術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稷下學術精神，主要蘊涵以下五個基本元素：其一，學術與政治的和諧互動是培育稷下學術精神的優質土壤；其二，學術批評與學術爭鳴是稷下學術精神挺直的脊樑；其三，學術開放與學術對話是稷下學術精神涌動的血脈；其四，學術人才與學術自由是稷下學術精神洒脫的風貌；其五，學術創新與學術實踐是稷下學術精神的強勁動力。「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戰國這一特殊的歷史時期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稷下學宮做為我國古代高等學府的傑出典範，其教育教學上的優良傳統卻始終保留在我國的學校教育之中，兩漢之際的太學、宋明清時期的書院在辦學的過程中都或多或少地繼承了稷下學宮的優良傳統。以至於在近現代，蔡元培先生改造北京大學，亦吸收了稷下學宮思想自由、兼容並包，自由辯論的辦學方針，使北大成為「五四」運動的發祥地和新文化運動的搖籃。而時至當代，學術的發展雖處在全球化、經濟熱潮、網路化時代，從外在的客觀條件看，這應該與稷下學宮時代有著天壤之別的學術發展優勢，但是在當代我們並沒有看到稷下學宮時代那樣的學術繁榮景象，反倒是學術發展在當代中國卻遇到了許多問題和面臨著極大的挑戰。這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我們對中華民族的學術文化和學術傳統的漠視和摒棄。因此我們學術界的一個急不可待的任務，是我們必須克服目前由於經濟大潮給人們帶來的浮躁心態和狂妄心理，應該沉靜下心思來認真發掘和鑽研老祖宗、賢人志士們留下的這些學術層面上的真精神，扎紮實實地做好學術發展的每一個環節、每一件事情。由此看來，稷下學術精神對當代中國學術發展的啟示和借鑒作用是無論如何也不可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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