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家書里的曾國藩

曾國藩是理學家，對自己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在京時期，他曾立下「不靠做官發財」的誓言。所以曾國藩總是處於入不敷出的境地。

曾國藩是一個富有爭議的人物，褒之者稱之為「千古一完人」，連青年毛澤東也曾說過「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貶之者覺得他在維護社會治安和平定內爭時嗜好殺戮，曾給其一個「曾剃頭」的綽號。不過，無論我們對曾國藩整體上作出怎樣的評價，說他在家書里體現了一種中國式的智慧，是沒有爭議的。

晚清政治極其黑暗腐敗，官員大肆收取三節兩壽禮和各種陋規，無品無級的胥吏則完全靠敲詐勒索為生，曾國藩卻立志做清官。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在給四個弟弟的信中說：

「將來若做外官，祿入較豐，

自誓除廉俸外，不取一錢。

廉俸若日多，則周濟親戚族黨者日廣，

斷不畜積銀錢為兒子衣食之需。

蓋兒子若賢，

則不靠宦囊，亦能自覓衣飯；

兒子若不肖，則多積一錢，

渠將多造一孳，後來淫佚作惡，

必且大玷家聲。

故立定此志，決不肯以做官發財，

決不肯留銀錢與後人。」

曾國藩想當清官，有讓兒子自立的一面，但客觀上有益於國家、社會。

這裡，有個概念需要解釋一下，「廉俸」，實際上指稱的是兩種事物，俸者，正薪也，相當於今天的基本工資或基礎工資；廉者，養廉銀也，類似於現在的津補貼。清代給官員定的正薪很低，幾乎不能養家，為了鼓勵官員廉潔從政，雍正元年（1723年），創立了養廉銀制度。養廉銀的來源來自地方火耗或稅賦，各地財政狀況不一，養廉銀也有區別。一般而言，養廉銀通常為薪水的10倍到100倍。州縣長官的養廉銀則在1000兩到2000兩，布政使為1萬兩左右,按察使為8000兩左右，總督的養廉銀約為2萬兩。

中國是個人情社會，講不講感情，幾乎成為我們評價一個人品性的基本標準。曾國藩雖然在仕途混得順風順水，做京官期間，十年七遷，連升十級，由普通翰林成為副部長（侍郎），但他非常十分看重情義，對親戚朋友時有關照。道光二十一年（1821年）六月初七，曾國藩給祖父寫信說：

清代的京官很窮，曾國藩每年都要借錢度日。道光二十三年他做了一次四川鄉試主考，發了個小財，立即寄了千兩銀子回家，並且囑咐家人將其中的四百兩用於接濟親族。後來，他辦湘軍、出任兩江總督，年年都給家中寄錢，囑咐弟弟將一部分贈親戚朋友。

曾國藩對家人更是溫情脈脈。剛剛到北京做官，他就要弟弟寄詩文，希望在學業上加以指點。曾國藩的三弟曾國華在三河之戰中陣亡後，曾國藩回憶兄弟相處時的往事不禁淚灑信紙：

「溫弟少時性情高傲，

未就溫和，故吾以溫甫字之。

六年，在瑞州相見，

則喜其性格之大變，

相親相友，歡欣和暢。

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釁，

實吾度量不閎，辭氣不平，

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為長兄之道。

千愧萬悔，夫復何言！」

同治三年（1864年），金陵久圍未克，曾國藩擔心老九曾國荃心情抑鬱，引起肝病加重，與之商量請求朝廷派李鴻章來金陵會剿。他先是寫了一封信探弟弟的口風：

「如奉旨飭少荃中丞前來會攻金陵，

弟亦不必多心，但求了畢茲役。

獨克固佳，會克亦妙。」

二十多天後，他又寫了一封信，明確地說出了這樣做的理由：

「吾與昌歧久談，

知少荃於吾兄弟處實有相親相衛之意，

吾意欲奏請少荃親帶開花炮隊、

洋槍隊前來金陵會剿。

接弟此次複信，

余即一面出奏，一面函咨少荃，

請其迅速西來。

如蘇軍齊到成功，則弟受其勞，

而少荃享其名。

則既可以同膺懋賞，又可以暗培厚福。

蓋獨享大名為折福之道，

則與人分名為受福之道矣。

如蘇軍雖到，而城賊仍堅持不下如故，

則謗可稍分，而責亦稍輕。」

五月十五日，曾國藩更是向曾國荃和盤托出了自己請李鴻章前來會剿的矛盾心態：

「不請少荃來會剿，則恐賊城相持太久，

餉絀太甚，弟以郁而病深。

請少荃來會剿，則二年之勞苦在弟，

一日之聲名在人，又恐弟以激而病深。

故展轉躊躇，百思不決。

此次將咨與函送弟處自決。

弟之聲名，即余之聲名也；

弟之性命，即余之性命也。

二者比較，究以保重身體為大，

弟自問身體足以久磨久練，則余自放心矣。」

此事雖然因為李鴻章善解人意的婉拒而作罷，但曾國藩對曾國荃出自肺腑的骨肉之情，卻令人感動。

或許是因為深知越大的樹越脆弱的道理，曾國藩一生極其低調，非常在乎社會評價。在家書中，他一次次批評家人的張揚行為，希望家人保持足夠的謙遜。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五月初五，曾國藩給四位老弟寫信說：

「諸弟亦宜常存敬畏，

勿謂家有人作官，而遂敢於侮人；

勿謂己有文學，而遂敢於恃才傲人。

常存此心，則是載福之道也。」

曾國藩的父親好管閑事，有時愛替人出頭。在家書中曾國藩這樣勸父親：

「我家既為鄉紳，萬不可入署說公事，

致為官長所鄙薄。

即本家有事，情願吃虧，

萬不可與人構訟，

令官長疑為以勢凌人」。

同年十月，曾國藩聽說父親不顧勸阻又在延攬他人之事，不好直接批評其父，寫信給叔父，希望叔父加以勸阻：

「又聞四弟、六弟言父親大人近來常到省城縣城，

曾為蔣市街曾家說墳山事、

長壽庵和尚說命案事。

此雖積德之舉，然亦是干預公事。

侄現在京四品，外放即是臬司。

凡鄉紳管公事，地方官無不銜恨。

無論有理無理，非己事，皆不宜與聞……

以後無論何事，望勸父親總不到縣，

總不管事，雖納稅正供，使人至縣。

伏求堂上大人鑒此苦心，

侄時時挂念獨此耳」。

「弟言家中子弟無不謙者，

此卻未然，余觀弟近日心中即甚驕傲。

凡畏人，不敢妄議論者，謙謹者也；

凡好譏評人短者， 驕傲者也。

弟於營中之人，

如季高、次青、作梅、樹堂諸君子，

弟皆有信來譏評其短，

且有譏至兩次三次者。

營中與弟生疏之人，尚且譏評，

則鄉間之與弟熟識者，

更鄙睨嘲斥可知矣。

弟尚如此，

則諸子侄之藐視一切、信口雌黃可知矣。」

與一般士大夫看重官位不同，曾國藩懂得進退之道，甚至數次生出遠離官場之心，用句如今的話說，叫做「不戀棧」。道光二十九年，時在京城的曾國藩寫信給四個弟弟說：「吾近於宦場，頗厭其繁俗而無補於國計民生，惟勢之所處，求退不能。但願得諸弟稍有進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資，即思決志歸養，以行吾素。」同治三年，曾國藩寫信告知曾國荃：

「余昨日具疏告病，

一則以用事太久，恐中外疑我兵權太重，

利權太大，不能不縮手以釋群疑。

一則金陵幸克，兄弟皆當引退，

即以此為張本也。」

曾國藩在做人處事上如此小心翼翼並非沒有緣由。老曾是個鳳凰男，他出身於湖南雙峰（舊屬湘鄉）荷葉一個普通的自耕農家庭，其祖父考秀才數試不中，父親終其一生也只是個秀才，在官場沒有任何背景。他在京城十年七遷，連升十級，完全靠的是自己的勤奮、敬業。

因為熟讀詩書，曾國藩有一種深深的聖人情結，他的最高人生理想，其實不是要做一品大員，而是要做受人尊敬的聖哲。他敬業、清廉、不好女色，是為了這個目標；他善待他人、關心親友，也有這樣的想法在內。我們看他的日記，有時似乎是在看一部懺悔錄，普通人覺得微不足道的事，曾國藩總要嚴厲譴責自己一番，比如做客時多看了一眼漂亮女人，比如與朋友聊天影響了讀書寫字等等。正因為如此，他在家書中展示的自我才那樣與眾不同。

貳

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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