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應肯定《清帝遜位詔書》的價值

清帝遜位之後，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與各國使節合影。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辛亥的論著汗牛充棟，但獨出機杼的作品不多。高全喜的《立憲時刻：論〈清帝遜位詔書〉》是其中頗具特色，而值得提出來專門討論的一部著作。高著在辛亥革命的研究著作中，獨樹一幟地將《清帝遜位詔書》拈出，將其中具有的立憲內涵凸顯出來，從而將人們審視中國現代建國的立憲視野拓展開來，為人們展現了理解革命、建國與立憲複雜關係的嶄新見解。通觀全書，解釋的新穎與啟人心智，歷史的闡釋與結論的可疑，緊緊聯繫在一起，構成此書足值重視的兩個理由。政治憲法學的「立憲時刻」中國的現代建國與立憲政治的演進具有親緣關係。一者是因為以辛亥革命為起點的現代建國的前史，立憲主張就已經長期發酵，並成為晚清政府的重要改革選項；二者是由於不同的建國方案，都共同認可憲政建國的進路，儘管存在遲早和深淺之別；三是由於現代中國一旦浮出水面，是以憲政政體的面目示人的。正是這種「本來的歷史」成為人們「寫作的歷史」之深厚根據。但是，人們歷來對於中國現代建國的立憲敘事，一般是沿循革命建國的路徑來陳述的。革命建國的天然正當性，以及國共兩黨為爭奪這一正當性資源的正統權力的、互不相讓的競爭性闡釋，卻讓這一段歷史的本來面貌模糊朦朧、不清不楚。當國共兩黨關於現代建國，尤其是辛亥革命的意識形態化陳述被顛覆以後，這一段歷史的重新敘述，既變得可能，也顯得重要。高著正是在這種清理歷史演進脈絡的關節點上，撰寫並出版的一部有助於還原中國現代建國歷史真相的著作。高著對革命史觀陳述的憲政建國史之正當性和正統性是否成立的問題，表示明確的質疑。這是他得以清理憲政建國史真相的預設前提。因為國民黨建立起來的、以孫中山為核心的憲政敘述史，認為唯有自己承繼了孫中山革命傳統，將晚清至辛亥時段的憲政建國真相掩蓋了起來。作別意識形態化的民清交替史闡釋，高著確立了建國敘事的兩種進路：一是革命史觀的建國敘事，二是改良史觀的憲政嘗試。他認為，這兩者在辛亥發生了重要的交匯，共同拱頂出中國歷史上一個「千載難逢的憲制創舉」（第130頁）。前者，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為標誌；後者，以《清帝遜位詔書》為象徵。高著恰切地指出，由於革命史觀的正統性，也就是這一史觀受到中華民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政治體的強勢維護，因此人們一般不將後者視為立憲時刻的憲法創製。人們習慣於在憲法文本制定的特定視角，描述和分析中國現代建國的立憲活動。為此，高著區分出詮釋「立憲時刻」的政治憲法學與規範憲法學的兩種大思路：前者是一種有利於立憲的政治決斷時刻，後者是一種有利於制定憲法條規的規範立法過程。唯有從前者的角度，才能理解《清帝遜位詔書》之作為立憲時刻的憲法性文獻的重要價值，也才能將其視為一個完整的立憲過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並且相應理解革命－立憲的潛在危險及改良－立憲的優長之處。高著的這一區分，具有重要價值，不僅矯正了革命史觀天然正當性的狹隘，而且確實發揮了推動人們對一段憲政建國史的完整了解和準確把握的動力作用。這對那些單純尊崇革命建國的人們來說，實在可以說是醍醐灌頂之論。由於高著的這一基本斷定，是一種刻意糾偏的產物。因此，他不得不在憲政建國的理論分析框架上花費大量工夫，以便拓展出一個慣性認知之外的解釋空間。為此，高著建立起四個解釋支點，為「立憲時刻」的精巧解釋，奠立了較為可靠的理論基礎：一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對舉，二是制憲權與憲法律的嚴格劃分，三是非常政治與日常政治的轉換表述，四是革命與「革命的反革命」分流呈現。高著張揚價值理想，為立憲之作為價值觀念出場，且將遜位詔書解釋為立憲價值得到確認的論點奠基。在引入卡爾·施密特關於制憲權與憲法律重大差異的分析框架的基礎上，高著指出遜位詔書儘管不是憲法律，但確實明確處理了制憲權問題。進而他將憲法律的制定，定位為日常政治的產物，但制憲權卻是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轉變時刻的重要問題。遜位詔書以其對後者的處置，顯現出不可忽視的憲政建國價值，成為立憲時刻的重要標尺。在辛亥革命發生之後，立憲時刻凸顯而出，革命的不可收拾，顯然不利於立憲的展開。因此，以達成立憲而推動現代建國為目的的「革命」名義，反對革命的持續和泛濫，就成為後革命制憲的必須。「革命的反革命」之正當性不言而喻。高著的這一複雜解釋建構，對於引導人們完整準確理解辛亥革命後中國立憲建國的現代事件，確實具有重要的幫助作用。而且其間的理論原創努力，超越了還原歷史的敘事慾望，上升到了政治哲學的論述高度。這是近年相關研究取得明顯進展的重要標誌。如何讓革命謝幕高著的歷史敘事，構成他分析遜位詔書的事實基礎。而從中國近代憲政演進過程的歷史還原中，他自覺導出了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結論，那就是以把握寶貴的立憲時刻為革命謝幕。從歐美國家現代建國的比較歷史研究中可以看出，革命必須謝幕，否則憲政無法出場；而「立憲時刻」的凸顯，正是革命必須謝幕的標誌。英國與美國革命抓住了「立憲時刻」，確立了憲政民主的現代政體，「製造」了國家主權的載體「我們人民」，因此走上現代國家發展的健康道路。而法國革命與俄國革命，由於革命處於一個恣意發展的失控狀態，於是，繼續革命成為革命的正當理由。法俄兩國都沒有在革命必定出現的、以「革命的反革命」導引出來的「立憲時刻」，有效落實建構現代國家的任務。可見，以立憲時刻的準確把握，抓住制憲權，將人民主體凸現出來，為國族建構提供政治空間，並促其進入憲法律的制定，就成為革命謝幕，啟動現代國家運作之旅的關鍵問題。在辛亥革命發生後，中國的現代建國契機出現了，「立憲時刻」凸顯而出。在武昌起義發生之後，南方革命軍建立了中華民國。北方還控制在晚清皇帝手中，儘管袁世凱等漢族官僚握有國家重器，但宣統皇帝以及控權的隆裕太后究竟何去何從，成為中國陷入戰爭、分裂還是維持統一、維繫民國的關鍵問題。革命是否能夠走向「革命的反革命」，非常政治是不是可以轉換為日常政治，中華民國能否成為取代一家一姓皇族政權的政治體，中華人民有否可能挺立成為現代國家建構的立憲主體，皇權人格載體的決斷，成為立憲時刻凸顯的一個決定性力量。此時，革命黨選擇了五族共和的國族理念，對於新生的國家之取代皇權政體發出了有力的號召。其間，袁世凱等人施展政治伎倆和發揮政治智慧，促成了以宣統皇帝名義頒布的《清帝遜位詔書》，使得南北政權合二為一，成功推動了古典皇權政體向現代立憲中國的和平轉變。高著斷言，《清帝遜位詔書》的立憲意義不言自明。儘管這一文獻不是規範意義上的憲法，但卻是具有憲法內涵的憲法性文獻：因為在詔書中，清帝聲稱支持共和政體，明確主張五族共和，鮮明導向和平建國，完全杜絕戰爭選項，謙恭表示順應民意。因此，「這份詔書不僅僅是單方面的被迫退位，而是一份雙方都接受並具有約束力的建國契約，具有憲法性法律的意義，即通過這份詔書，一舉證成了基於民心的人民共和國之憲法性的根基」（第90頁）。與詔書一同頒布的三個優待文件，以非常政治狀態下的特權厚待，促成了一個和平的建國環境，弭平了「古今政治天命之斷裂」、「民族畛域之斷裂」（第150頁），「清王室果敢地接受辛亥革命之事實，屈辱而光榮地退位，將一個偌大的帝國疆域連同他們對清王室的忠誠、臣服，和平轉讓與中華民國，從而為現代中國的構建，為這個未來中國的領土疆域之完整和鞏固，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第136頁），革命就此可以謝幕。高著設定革命軍按照自己的革命邏輯行動的話，可能導致兩個可怕的結果：一是依照早先的種族革命邏輯，導致革命後中國的四分五裂；二是以軍事手段對付北方政權，導致戰事頻仍，和平、立憲、建國無望。恰當此時，遜位詔書將這兩個危險化解掉了，因此讓革命的無序綿延缺乏動力，讓立憲建國成為現實。而且與《臨時約法》匹配，共同構成中國憲政建國的兩個支柱：約法明確規定了政體、人民、議院、政府首腦、國務員、法院等項建國事宜，並且反映了南方政權革命建國的訴求；詔書凸顯了共和政體的取向，中華民國的政體、中華人民的內涵，以及超越南北政權之上的憲政中國，並且反映了和平革命的制憲願望。兩者「互為表裡」（第37頁），前者呈現了後者所不具備的憲法正式文本形式，後者彌補了前者人民制憲的短板；前者體現了動態的革命訴求，後者坐實了憲政的穩定根基。「作為姊妹篇共同構成了中華民國『立憲時刻』之憲法，它們才是作為民國肇始之立國根基的根本法。」（第10頁）如果歷史就此延續下去，確實可以宣告「憲法出場，革命退場」。中國的歷史篇章由此翻過一家一姓的皇權頁面，翻開共和立國的嶄新一頁。因為兩者恰好形成對沖的力量，既實現革命目標，又消解革命衝動，實在是構成革命謝幕的最佳終結狀態。中國版的「光榮革命」？在確認詔書代表了和平改良的立憲建國路線的基礎上，高著將《清帝遜位詔書》的頒布視為中國版的「光榮革命」。這既是一個創新性的命題，又是一個極易引起人們爭執的論題。這一命題有兩個相關指向：一是它在性質上「屬於」英國式的光榮革命範疇，二是它在結果上歸於一場「失敗的」光榮革命。就前者言，高著從兩場「光榮革命」的異同分析入手，確證自己做出的、詔書之作為中國版光榮革命的斷言。從同的角度講，高著指出，英國的光榮革命與中國的光榮革命，都坐實在終結革命、崇尚改良、訂定契約、確認憲政、和平邏輯之上。激進革命的喧囂就此打住，在改良的憲政立國面前，革命被迫中止了不斷延續的理由。作為與辛亥革命不同的「另一場革命」，它不僅承接了康有為、梁啟超、張謇等人改良主義的立憲建國傳統，而且開啟了承諾人民革命正當性的同時進行自我革命的現代歷史大幕，有力推進了中國和平寧靜的古今之變，明顯促進了中國立憲建國的現代進程。從異的角度講，英國版的光榮革命具有更加明確的現代內涵，它將個人權利與自由原則作為革命的首要原則，因此為立憲建國注入了現代政治靈魂。但中國版的光榮革命，卻是依託於天命流轉的傳統理念，以不忍人之心和忠恕體恤之道伸張政治的和平邏輯，其間缺少現代立憲政治的自由與權利的魂靈。就後者即中國版之失敗的「光榮革命」來看，高著合乎常識地指出了詔書象徵著的中國版光榮革命歸於失敗的兩個既定事實：一是詔書以及相關優待條款並沒有得到嚴格的遵守。由於革命黨對清王室缺乏應有的守約約束，將清王室趕出了故宮，等於撕毀了清王室與革命黨的訂約。二是袁世凱與張勳的帝制復辟，等於將詔書確認的袁世凱執掌國家權力的憲政建國的合法性基石抽掉。於是，後來的中國政治史演變就為人所熟知的狀態，黨國體製成為國家建構的勝出者。詔書代表的改良立憲，終於敗給了革命黨代表的、一黨之私的暴力建國。不過高著並不為既定歷史事實所降伏。他認為，歷史是不可假設的，但歷史研究不能拒絕想像。唯有如此，「千載難逢的立憲創製」才可能真實地呈現在人們面前，否則就會淹沒在革命史觀浩如煙海的歷史撰著之中。在高著跨越革命天塹、橫貫中西的宏大視域中，他勉力凸顯一個由革命和改良，革命以及反革命的革命所共同凸顯的、完整的建國時刻或立憲時刻。這是一種可貴的歷史研究意識。因為只有在挖掘被歷史扭曲了的真實的基礎上，歷史敘事才變得相對可靠。對於現代中國處於建國、立憲時刻的那段歷史，除非採取解釋的立場，否則不足以理解具體事件的豐富內容和現代內蘊。相反，只能屈從於政治權力的簡單支配邏輯，如人們將詔書習以為常地看作孤兒寡母被迫接受的袁世凱淫威之果。不過無法否認的是，「失敗的光榮革命」免除不了革命既然失敗，就不怎麼光榮的質疑。英國的光榮革命之光榮，就在於它不僅安頓了象徵國家團結和既定秩序的英王，而且將民主憲政革命的成果和平且理性地納入國家運行軌道。缺少這兩個方面的哪一點，英國光榮革命的光榮色彩就黯然無光了。誠然，從解釋的角度講，《清帝遜位詔書》可以被理解為中國版的光榮革命，但由於這一「革命」既未能保證既定秩序象徵者的皇帝繼續在位，因此必須重新建構國家象徵符號；而且也沒能推動憲政民主的政體建構，因而必須藉助持續的革命來實現中國憲政建國的目標，革命與立憲陷入了難解難分的惡性循環。於是，中國版光榮革命之榮光的程度，顯然無法與英國光榮革命媲美。如果這是一場具有實質性涵義的光榮革命，就必須解決中國立憲建國的國家象徵符號，與夫自由權利的政治安魂問題。憲政的敘事史，抑或權力的勸善書於是深探下去，高著將《清帝遜位詔書》作為憲政故事加以敘述，確實具有新穎性。但他的描述與分析，不能不接受人們的強烈質疑，這究竟是憲政的敘事史，還是權力的勸善書？在保持解釋的一致性上，高著動員了大量的現代政治理論資源，而且對於歷史事實的聯想性考證，以及視野開闊的現代憲政民主建國的比較歷史研究，為其提供了較為有力的解釋框架。在具體的解釋策略上，高著藉助一進一退的兩手，將詔書之作為建國時刻的立憲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的主張，發揮得淋漓盡致。進的一手是，他通過理論與史事的辨析與解釋，強勢地推出了詔書之作為建國時刻兩種方案之一的不易結論，從而使人們不得不認真對待詔書這一長期被人忽略的文獻所具有的憲法價值。退的一手是，他將詔書所具有的立憲意義，放置在較為貧弱的憲法性文獻的定位上，安頓在天命流轉的古今之變格局中，確定為失敗的光榮革命的象徵符號，因此人們無法對其做更多的解釋要求。這是高著論述策略極為聰明的地方。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高著就能免除人們的質疑。這類質疑可以區分為宏觀預設的和微觀分析的兩種。就其宏觀預設講，高著並不是嚴格的憲政敘事史。在他娓娓道來的歷史故事中，早就潛蟄著理論上預製好的立憲時刻的政治憲法學理解；而在理論辨析較為困難的地方，他又會以歷史的敘事將理論分辨引導到具體情景之中。無論如何，詔書確實是失權失勢的清王室被迫頒布的一個文件，不管這一文件內涵多麼豐富的改良立憲努力、天命流轉理念下的權力自願轉讓動機、體恤民情滿足民願的高尚道德理念，它都是一個宣告自己徹底退出政治生活世界的廣告，而不是一個重回政治權力世界的宣言。這正是英國版光榮革命與中國版光榮革命具有實質性差異的地方。更為關鍵的是，恰恰是清王室百般阻撓改良的順利推進，一心捍衛王室的國家專權，才導致了不可阻擋的革命洪流。而這一洪流，顯然也不是孫中山那樣的革命者就可以主觀掀動起來的。一個不被信任的王權，或者一個被人認為極端自私的王權，抑或一個已經被人棄如敝屣的王權，其實已經喪失了影響立憲建國大局的基本能力。就此而言，高著只能作為一種反歷史解釋的可貴探索，但不足以改寫中國立憲建國的歷史定局。高著確實可以被讀作權力的勸善書。無疑，清王室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能夠做到高著一再指出的「與時俱進」，不以國家暴力的倉促動員，進行不計後果的負隅頑抗，從而對國家肌體和人民生命造成無謂傷害，確實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善事。這裡包含兩個意思：一是詔書確實從弱的意義上具有改良、立憲、建國的積極意義，而且確實能夠與臨時約法共同構成建國時刻或立憲時刻的互補性憲法文件。但這確實是「弱」的斷定才能成立的說辭。二是詔書真正體現出來的價值，不是它之作為憲法性文件的存在，而是它作為國家建構中立憲時刻出現的時候，人們面對必須轉讓的國家大權時刻，究竟應當採取何種姿態的取勢。就後者而論，詔書之作為權力的勸善書，之發揮引導權力與時俱進的效用，之成為建構國家嶄新權力體系的讓步性做派，更具有示範作用。尤其是在中國立憲時刻仍將連續出現，即現代建國任務尚未完成且必須在將來努力完成的情況下，詔書的這類意義將更為凸顯。在具體的解釋策略上，高著也還可以做得更好。如兩種革命的概念，是在高著中起著支撐作用的一對範疇。但在解釋的進行中，常常出現「革命是一種暴力」，把「另一種革命」踢出了革命的範圍。同時，高著對革命絕對正當性預設的有力批評，也需要限定。因為革命之成為大勢所趨，絕對是權力促成的權利激進化引發的，不能簡單視為革命煽動者鼓噪的結果。至於他設定的改良絕對優於革命的先見，其實也存在可商榷之處。因為堅定地拒斥刀光劍影、濫施殺戮、屍橫遍野的暴力革命，並不能反證宮廷謀劃、朝野交易、溫情脈脈的和平改良之正當。關鍵的關鍵，是「革命的反革命」如何積極開展起來的問題，而不是拒斥革命的問題。另外，高著以立約的極端重要性作為評價詔書價值的視角，還需要夯實。因為，像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嚴格契約政治傳統的國家，憲法性契約如何可以出台並得到尊崇，是一個嚴重影響高著結論的重大問題。高著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並且引入士紳力量作為解釋現代契約精神匱乏的中國如何守約的動力源之補充要素，但似乎仍然顯得欠缺力度。不過相比於高著的宏觀立論來講，這些微觀的解釋策略，自然是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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