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良：漫話東漢「黨錮之禍」

漫話東漢「黨錮之禍」

　　黨，英語為party（含有一部分的意思），是現代政治的產物，如今特指政黨。在當下話語里，執政的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所以入黨是很光榮的事情。但在古代漢語里，黨卻是一個貶義詞。黨的繁體字為「黨」，從尚，從黑；凡是與黨沾邊的，都不是什麼好詞，比如結黨營私、朋黨、奸黨、逆黨等等。在古代，一個人如若被劃為「××黨」，肯定要攤上大事，甚至遭致殺身之禍。

　　東漢桓、靈帝時，許多士大夫、太學生由於評議朝政，被專權的宦官集團劃為「黨人」，遭到了殘酷打擊與迫害，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黨錮之禍」。這個事件發生在桓、靈二帝時期，時間跨度約十年，前後共兩起三波。

　　要說禍事的起因，還得從當時政治局勢說起。自漢和帝起，東漢的朝政主要由外戚、宦官把持，兩股勢力犬牙交錯，輪番專權。漢桓帝初期，朝政由外戚梁冀掌握，延熹二年（公元159年）梁氏被宦官單超等誅滅，政權落入宦官之手。無論是外戚專權，還是官宦當道，內政都搞得一團糟。以梁冀為首的外戚集團作惡多端，人神共憤；清除梁氏外戚集團之後，桓帝為了酬謝官宦，一天之內就封單超、徐璜等五人為縣侯。宦官利用接近皇帝的便利條件，假傳聖旨，飛揚跋扈，貪贓枉法。他們像外戚一樣，到處安插親信，在中央和地方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了一個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

　　宦官文化素質不高，在治國理政上無所作為，搞腐敗卻不亞於外戚，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宦官大都心理陰暗變態，心狠手辣，本是「孤家寡人」，卻異常貪婪，到處搶掠，兼并土地。中常侍侯覽「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曾奪人宅舍381所，土地118頃；其兄任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宦者侯覽傳》）。宦官在朝廷上，「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朱穆傳》）；在地方上，「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宦者單超傳》）。他們胡作非為，把朝野弄得烏煙瘴氣。

　　外戚專橫，宦官兇狠，皇帝昏庸，不禁令朝野有識之士憂心忡忡。尤其是，宦官、外戚及其爪牙控制了選官大權，選舉不實，暗箱操作，賄賂公行；以至於出現「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狀況。官員選用上的腐敗，嚴重堵塞了太學生和州郡學子入仕的出路，引起廣泛而強烈的不滿。出於對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擔憂，一些士大夫挺身而出，堅決反對外戚、宦官專權，對他們進行抵制或反擊；太學生們評論朝政，臧否人物，激濁揚清，對賢能大臣給予褒揚，對弄權的外戚、宦官予以鞭撻，逐漸形成了所謂「清議」，太學因此成為當時的輿論中心；全國州郡學子亦與太學生聯絡，遙相呼應。

　　太學當時有學生三萬餘人，學生領袖郭泰、賈彪與朝中大臣李膺、陳蕃、王暢等交往，相互敬重、讚賞。太學裡流行一種說法：「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不畏強御，陳仲舉（陳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王暢）。」與此同時，太學生們對朝中大臣、地方官員及社會名流進行畫像與歸類，「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等外號在社會上廣為傳頌。三君，指竇武、陳蕃、劉淑三人，竇武雖為外戚，但是一個品德高尚的君子，與陳蕃、劉淑同為「一世之所宗」；八俊指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佑、魏朗、趙典、朱寓八人，俊者，即為人之英也；八顧指郭泰、范滂、尹勛、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八人，顧者，即為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八及指張儉、翟超、岑晊、苑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八人，及者，即為能導人追宗者也；八廚指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八人，廚者，即為能以財救人者也。太學生與朝中大臣「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對於宦官來說，更感覺到壓力很大，因為他們擅權妄為，正經做不了，壞事幹了不少，自然引起了輿論界批評或指責。為此他們很不高興，時常在皇帝面前進讒言，並試圖予以打擊。

　　延熹九年（166年），宦官徐璜、侯覽、趙津的家人或黨羽在大赦之前競相為非作歹，徐璜的侄子徐宣戲射殺人，侯覽的家人在故鄉殘暴百姓，趙津的黨羽張泛借橫行。而地方官成瑨、翟超、劉質、黃浮等不畏權貴，在大赦以後仍按律處置了這些人。宦官侯覽等人向桓帝進言，桓帝聽信一面之詞，重處了這些官員。朝中重臣、位列三公的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向桓帝進諫。桓帝不悅，劉茂不敢多說。陳蕃獨自上書，為受罰的官員辯解，建議桓帝斥黜佞邪，結束宦官亂政。桓帝不予理睬。宦官由此嫉嫉恨陳蕃，因其位高名重而不敢加害於他，但對其他人則大加報復。成瑨、劉質等最終下獄遇害，岑晊、張牧等人逃竄得免。宦官與士大夫間的矛盾更加惡化，彼此劍拔弩張，一觸即發。

　　河南人張成，擅長占卜，預知朝廷將要大赦，縱子殺人。李膺時任司隸校尉，下令逮捕張成之子，大赦後仍將這個蓄意殺人的惡棍處死。張成系宦官黨羽，平素以方伎結交宦官，其子被處死，宦官便借題發揮，指使張成弟子牢修向皇帝上書，誣告李膺等人「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不禁大怒，下令布告天下，逮捕黨人，一起波及全國的黨錮之禍就此拉開序幕。

　　李膺被捕入獄，受牽連黨人達200餘人。太僕卿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及名士陳寔、范滂等皆被通緝，全國各地都在搜索拘捕黨人。太尉陳蕃認為「罪名不章」，不肯平署詔書。桓帝更加惱怒，乾脆跳過正規程序，直接讓宦官負責審理此案。李膺、陳寔、范滂等人慨然赴獄，受「三木」酷刑拷打，依然寧死不屈。

　　當時被捕的「黨人」大多是天下名士、社會賢達。宦官大肆迫害「黨人」，引起了朝野的強烈不滿。度遼將軍皇甫規就恥於未被列為「黨人」，故而上書申述自己為「附黨」，「宜坐之」，請求朝廷按「黨人」治罪。陳蕃再度上書勸諫，桓帝嫌他言辭激切多嘴，以「提拔用人不當」的理由，免除他的太尉職位。

　　同年十二月，桓帝竇皇后的父親竇武出任城門校尉。竇武廣交名士，清廉剛正，同情黨人。次年五月出現日食，竇武趁機上疏請求釋放黨人，並以託病交上官印相脅，迫使桓帝態度有所鬆動。安排宦官王甫重新審訊黨人，王甫被范滂等人的言辭所感動，取消了對他們的酷刑。李膺等人在獄中故意供出宦官子弟，宦官們害怕牽連到自己身上，於是向桓帝進言，說天時宜大赦。當年六月庚申日，改元永康，大赦天下。黨人得以獲釋，放歸田裡，終身禁錮，不得為官。

　　第一次黨錮之禍，就此告一段落。

　　永康元年(167年)底，桓帝去世，十二歲的靈帝繼位。竇太后臨朝聽政，大將軍竇武掌握實權，起用陳蕃，詔為太傅、錄尚書事。在陳蕃和竇武的商議下，任用尹勛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又徵召曾被廢黜的李膺、劉猛、杜密、朱寓、荀翌等人入朝，共理政事。與此同時，曹節、王甫等宦官緊密團結起來，諂事竇太后，深受竇太后信賴，繼續為非作歹。

　　建寧元年（168年）五月，出現日食天象，竇武藉此建議竇太后解決宦官問題，竇太后不予採納；竇武也多次勸竇太后，應及早清除宦官，竇太后仍猶豫不決。到了八月，又出現「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的天象，當時人們認為這是不祥之兆，象徵奸佞在皇帝身旁，大將軍有災難。於是，竇武、陳蕃等人決意清除宦官曹節、王甫一黨，並採取相關措施。

　　竇武、陳蕃任用朱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竇武還免除黃門令魏彪，以親己的小黃門山冰代之，讓山冰收捕長樂尚書宦官鄭颯，關進北寺獄。陳蕃建議立即殺了鄭颯，竇武不同意，命令山冰等人審問之；鄭颯的供詞牽連到曹節、王甫等宦官，山冰等人立即上奏，建議抓捕宦官。

　　九月辛亥日，竇武歸府住宿。宦官朱瑀有所耳聞，趁機偷看竇武的奏章，頓時氣急敗壞，大罵：「宦官中放縱不法之人，當然可以殺，我們這些人有什麼罪？難道都要被族滅嗎？」並且高聲反誣道：「陳蕃、竇武奏請太后廢皇帝，為大逆！」當晚，朱瑀迅速召集十七名健壯的宦官，歃血為盟，陰謀作亂。曹節聞訊，挾持漢靈帝，關閉宮門，脅迫尚書官寫詔書，任命王甫為黃門令，持節到北寺獄，收捕山冰等人。殺了山冰、尹勛，釋放鄭颯。接著，劫持竇太后，搶奪璽綬；下令追捕陳蕃、竇武等人。

　　年過八旬的陳蕃聞變，率太尉府僚及太學生數十人拔刀劍沖入承明門，到尚書門因寡不敵眾被擒，當場遇害。

　　竇武馳入步兵營起兵對抗。名將、護匈奴中郎將張奐此前率軍出征，此刻剛回到京師，尚未了解局勢，宦官假傳詔令騙過了他。張奐誤以為竇氏叛亂，遂與少府周靖率五營士與王甫所率領的虎賁軍、羽林軍一起進攻竇武；竇武被重重圍困，無奈自殺。他的宗親賓客姻屬都被誅滅，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等皆夷其族；虎賁中郎將劉淑、故尚書魏朗等皆被誣陷而自殺；竇太后被軟禁在南宮。

　　宦官集團先下手為強，徹底改變了局勢。於是一群小人得志，參與政變的宦官趾高氣揚，坐地分贓：「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見《資治通鑒·漢紀四十九》）。與此同時，他們對被指為「黨人」的士大夫、太學生進行殘酷打擊，瘋狂迫害。李膺、杜密等人再次被罷官，李膺被捕入獄處死，杜密憤然自殺。《資治通鑒·漢紀四十八》記載：「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宦官一切皆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眥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可見，第二次黨錮之禍，株連之廣，為害之深，遠遠超過了前一次。

　　八年之後的五年（176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仗義執言，上書為「黨人」鳴冤，要求解除禁錮。漢靈帝看了奏摺，勃然大怒，不僅沒有採納曹鸞的建議，反而下令收捕並處死他。隨後，靈帝下詔書，凡是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為官者，一律免職，禁錮終身，並牽連五族。這是黨錮之禍的第三波，涉及到更多的無辜者。

　　中平元年（184年）二月，黃巾起義暴發，漢靈帝怕黨人與黃巾軍一同作亂，遂於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頗具諷刺意義的是，直到中平六年（189年）漢靈帝去世，被董卓把持的東漢朝廷才正式為陳蕃、竇武等人平反，黨錮之禍總算就此結束了，而東漢王朝已然奄奄一息。

　　「黨錮之禍」全過程大抵如此，雖然事情過去1800餘年，但這個惡性事件並不是歷史上的孤例。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切歷史事實與人物都出現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喜劇。」可是，黨錮之禍在東漢兩次出現，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還是悲劇，或者說是慘劇。類似「黨錮之禍」事件，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時常發生，而且每次都是悲劇，這既令人扼腕嘆息，更值得反省叩問。

　　就事論事，咱們不禁要問：東漢宦官集團何以大興黨錮之獄？

　　問題的答案，或許只有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的名言最為準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會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

嚴格地說，外戚也好，宦官也好，即使在封建專制時代，都不具備掌握國家權力的合法性。但是，由於他們的特殊身份，容易與皇帝親近，故而能竊取權力，把持朝政。即便權力來路不正，只要一朝權在手，也把令來行。尤其是對於宦官來說，一旦掌握本不屬於自己的權力，更是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肆意弄權，膽大妄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再說天下是皇帝的，哪怕搞得烏煙瘴氣、洪水滔天，也與我無關；因此，宦官專權的時代都異常黑暗。

所謂濫用權力，當然是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所以，一切有權力的人都不願意接受監督或約束。宦官擅權，本來名不正、言不順，故而面對士大夫與太學生的議論與抨擊，他們會感到壓力很大；尤其是面臨權力被剝奪的時候，他們會趁機找借口報復，變本加厲地打擊政敵。而最有效的打擊，莫過於讓政敵閉嘴或永遠閉嘴；永遠閉嘴，就是將其人殺害，甚至株連滅族；閉嘴，就是剝奪其人話語權，將他從體制內清除，放逐出去，終身禁錮。

　　 其實，宦官大都是小人，缺乏文韜武略。可是，宦官何以成為「黨錮事件」的贏家，而士大夫與太學生卻是輸家？

　　 客觀地說，宦官佔據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那就是他們可以控制或代表皇帝。在那個年代，皇帝是至高無上的，是正義與合法的化身。所以，宦官可以借皇帝的名義打擊政敵。一方面能在皇帝跟前進讒言，對那些士大夫與太學生妖魔化，將他們劃為「誹訕朝廷」、「為大逆」的「黨人」，另一方面借皇帝的詔書發號施令，對「黨人」進行打擊迫害。

　　 當然，上述有利條件並不足以使宦官註定成為贏家，真正使宦官獲勝的原因是他們的小人做派。由於工作需要，東漢宦官都被人為閹割，這不僅使他們喪失性功能，而且扭曲他們的人格與人性；特定的生存環境，使他們大都成為心理陰暗的小人。宦官一旦得勢把持朝政，往往會釋放人性的暗能量，形成一股為非作歹的黑惡勢力。相對而言，陳蕃、竇武、李膺等士大夫都是正人君子，他們疾惡如仇，試圖清除以宦官為代表的黑惡勢力，也是為江山社稷著想。

　　 但是，君子與小人交鋒，獲勝的往往是小人。儘管第一次禍事之前，以李膺為代表的士大夫依法處置了宦官的親屬、爪牙，取得了「打黑」鬥爭的初步勝利，而最終卻一敗塗地。

　　 那麼，君子何以鬥不過小人呢？

　　 問題在於，君子講規則守法度，即便是「打黑」，也要走程序，以事實為依據，依法辦事。比如，竇武想解決宦官問題，先徵求太后意見，太后沒有同意，他便猶豫不決；當他決意行動之後，他下令抓捕宦官鄭颯，交給北寺獄審訊，查出宦官曹節、王甫等人罪行，上奏朝廷予以法辦。這麼做，自然是君子所為，卻因此貽誤時機，給對手反撲的機會。

　　 反觀小人，他們無所顧忌，不守法規，不擇手段。君子試圖依法「打黑」處置小人，而小人卻利用「黑打」收拾君子；「打黑」終究不及「黑打」，君子完敗於小人。

　　 宦官施行的「黑打」，主要表現為：

　　 首先，給對手戴上莫須有的罪名。他們劃為先是以接近皇帝的便利，刻意進獻讒言，誣告士大夫與太學生勾結，誹謗朝廷，敗壞風俗；然後又污衊竇武、陳蕃等大逆試圖廢除皇帝。這樣，他們可以牽著皇帝的鼻子走，讓皇帝為自己陣營站台，把對手劃為圖謀不軌的「黨人」，使自己陣營佔據道義和道德最高點，也為施行「黑打」披上合法的外衣。

　　 其次，以非法手段實施最殘酷的打擊。他們假借皇帝的名義，不經過法定程序，就對「黨人」進行武力鎮壓，將黨人領袖殺害，並誅滅其親屬；即便皇帝不配合，他們也敢於綁架或要挾，「挾天子以令諸侯」。憑藉竊取的權力，他們大開殺戒，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再次，以拉網式搜索試圖趕盡殺絕。他們在全國州郡發布詔書，命令地方抓捕黨人，寧可錯抓一批，也不輕易放過一人。除社會名流被指為黨人在劫難逃之外，那些與黨人毫無瓜葛的人，由於遭到仇家的舉報陷害，也被當作黨人處置，未能幸免於難。太學生領袖郭泰預感黨錮的殘酷，選擇了迴避與沉默，僥倖躲過一劫。

　　 宦官集團如此「黑打」，無非是借恐怖威懾，禁錮人們的頭腦，封閉人們的嘴巴。的確，通過捕殺黨人和太學生，有效地遏制了社會輿論，「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風順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 （見《資治通鑒·漢紀四十九》）。這種萬馬齊喑、選舉逆淘汰的局面，正是宦官所希望看到的。但是，對於東漢王朝來說，黨錮事件嚴重傷及國本，為它的滅亡埋下了大禍根。

　　 伴隨東漢王朝的衰亡，「黨錮之禍」總算悄然中止。遺憾的是，類似的禍事不僅沒有絕跡，而且往後還頻繁出現。東漢宦官集團所製造的「黨錮」事端及創造的「黑打」手法，為後世統治者或權臣打擊政敵或排斥異己樹立了成功的範例。每當他們感到輿論壓力很大的時候，他們就會使出「黑打」手法，給對方羅織各種罪名並扣上什麼黨人的帽子，從而置之於死地，並且誅殺其親屬與同黨，以至於趕盡殺絕，使對方永世不得翻身。歷史就這樣循環往複，沒有規則與文明，只有血淋淋的坑害殺戮，只有赤裸裸的權力鬥爭。

　　 歸根到底，禍事的根由就在專制制度本身。帝王專制時代，不僅容易滋生宦官或外戚專權現象，而且權力運行機制也存在諸多弊端，限於文章的篇幅，這裡不做詳細論述。可以肯定，只有實行民主憲政，真正走向政治文明，才能避免「黨錮之禍」的發生。因為在民主憲政社會，權力的賦予與獲得，都必須遵循法律與規則，任何人都有表達權、參與權、選舉權，不需要也不能以你死我活的殺害來鞏固或獲得權力。不管你屬於哪個政黨，你都可以行使你的政治權力，絕不會遭遇「黨錮之禍」，更無性命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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