盤點2014—《紅樓夢》研究報刊類述評

內容提要：根據中國期刊網等資料庫的搜索顯示，2014年發表的《紅樓夢》相關文章約有兩千篇。其內容主要有史料考證、版本辨析、文藝爭鳴，以及各種譯本在翻譯策略、文化差異上的不同選擇與表達等。本文僅以本年度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為主，兼顧話題之廣泛性，作一綜合述評。

關鍵詞：紅樓夢2014報刊

根據中國期刊網、龍源期刊網、維普中文科技期刊資料庫的搜索顯示，截止到2014年12月，以《紅樓夢》及其相關內容為話題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大約有近兩千篇。其中學術期刊有1003篇，重要報紙刊登的文章有39篇。而核心期刊有262篇，CSSCI有208篇，《人大複印資料》全文轉載的相關文章有4篇，內容涉及歷史、文學、哲學、藝術學等領域。本文因篇幅有限，僅以本年度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為主，兼顧話題之廣泛性，作一綜合述評。

一、歷史的回顧與考證

　　根據曹雪芹卒於壬午年或癸未年的說法，2013—2014年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的大致時間。為此，中國紅樓夢學會與北京曹雪芹學會都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紅樓夢學刊》與《曹雪芹學刊》對此均進行了詳細報道，馮其庸、李希凡、胡德平、張慶善、蔡義江、呂啟祥、段啟明、陳熙中、沈治鈞、曹立波等學者，對紅學與曹學的發展歷史、研究現狀、《紅樓夢》於現實生活的價值與意義，以及曹雪芹與《紅樓夢》所具有的文化價值等，均有歷史性的回顧與總結。

　　1、生卒年與著作權：在矛盾中共存

　　作為小說家，曹雪芹的偉大是毋庸置疑的，但作為一個歷史人物，曹雪芹的相關記載不僅少有，而且矛盾頗多。2013年，蔡義江與孫玉明曾經先後在《人民政協報》與《中國文化研究》上發表文章，圍繞曹雪芹生卒年的相關史料進行商榷與討論。2014年，蔡義江再次撰文分析了曹雪芹的相關史料，重申敦敏、敦誠、張宜泉詩文資料的可靠性。孫玉明通過對敦誠與張宜泉相關史料的推敲與考證，以及對除夕這一特定節日在傳統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民俗內涵和重要地位的分析，強調曹雪芹現有史料中存在的種種矛盾，提出作為一位嚴謹的學者，究竟哪一種說法更為合理，需要更為審慎的學術態度。張勝利也在兩篇文章中回顧了胡適、俞平伯、周汝昌與王佩璋等人在曹雪芹生卒年問題上觀點的形成與影響。

　　與此同時，黃一農、胡鐵岩、樊志斌也對張宜泉及其《春柳堂詩稿》的相關資料進行了考證與辨析。黃一農認為，宜泉的年紀應與曹雪芹相近，兩人或曾分別考任官學教習，宜泉於期滿後很可能還獲授縣訓導或縣丞之類的低階職位，並歷升江東一帶的地方官。胡鐵岩考證了《春柳堂詩稿》中幾篇詩作的寫作時間，認為張宜泉大約生於1773年，1832年仍在世，因此與曹雪芹在時間上沒有交集。他還認為黃一農對《春柳堂詩稿》的詩文有誤讀，乃至造成對張宜泉生平經歷的錯誤判斷。張宜泉不但與曹雪芹不相識，甚至曹芹溪也並非曹霑曹雪芹。他還探討了敦誠詩集的編選情況，以及其中涉及曹雪芹的史料價值。樊志斌通過對《春柳堂詩稿》研究中各家觀點中具有「歷史唯一性」硬性證據的綜合梳理和辨析，認為曹雪芹與宜泉屬同時期人，其中的涉曹詩對曹學研究有著重要價值。

　　在這些文章的考證辨析下，更加可以看出曹雪芹的相關史料疑點重重，無法輕易判斷其真假對錯。文章各自不同的立場提醒研究者需要更加嚴謹的態度審視現有史料，期待未來可以發現更多真相。

　　毫無疑問，一部《紅樓夢》之外，曹雪芹留給我們的資料是有限的，且這有限的資料又充滿著各種矛盾與疑問。除曹雪芹的生卒年以外，關於小說的創作年代、以及作者究竟是否為曹雪芹的質疑，也從未停止過。例如有人認為，「曹雪芹」是一個筆名，小說是以曹家衰落史為基本素材，來宣洩作者對世運世情的深切感受和警世警人的。或說以往關於曹雪芹的敘述有很多想像和虛假的成分，因此曹雪芹作為作者的判斷是不可靠的。

　　不過，根據張書才對前八十迴文本中出現相關典制內容與清代官書、檔案記載相比較，可以得出《紅樓夢》前八十回的寫作時間上限為乾隆十年前後的推斷。董志新從周春致吳騫的信中，也推斷出清代學者對曹雪芹著作權的認同。樊志斌與武曉敏分別從《紅樓夢》文本中相關內證的正確解讀方法等角度，以及對考證派紅學發展過程的梳理，認為根據現有資料、各種說法比較，「曹雪芹說」佔壓倒性優勢。

　　換言之，在現有資料的基礎上，以審慎而客觀的態度而言，曹雪芹對《紅樓夢》擁有的著作權依然是其中最為合理的判斷。不過，關於曹雪芹的身份，樊志斌也提出，在曹雪芹的生活時代，滿洲、包衣、旗人等概念均代表不同的意義，「滿族」是近代民族國家概念影響下的產物，不適合曹雪芹身份的表述。

與曹雪芹相關家世的歷史探索較以往更為深入。劉廣定展示了現藏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三件內閣大庫檔案內容，由之可以了解巡鹽御史和織造之欽命職責，以及戶部檢核報銷之方式。黃一農對曹家與蘇州織造李家、蘇州織造馬家、杭州織造金家等幾大家族之間的聯姻關係進行了細緻的梳理，勾勒出了曹家「備記風月繁華之盛」的家庭背景。李廣柏從「充閭」、「書帶小同」等典故與當時的歷史背景來推斷，「珍兒」應該沒有遺腹子，張雲章詩中的「令子」應該是曹顒，他所聽說的孫子也不是曹雪芹。而崔川榮認為，眉批中「餘二人」是指曹顒與曹頫，一芹一脂則分指兩人之子。

此外，《紅樓夢學刊》與《曹雪芹研究》發表了多篇相關論文，以大量的文字資料與時空想像，試圖彌補由曹雪芹本身帶來的歷史空白。如方曉偉、李軍、胡鐵岩對曹寅宦途交遊與酬應的考證，樊志斌、王偉波、陳汝潔對李煦及其與曹家親屬關係的探討，馬麟與嚴中對「理事廳」與「織造署」的商榷。而與以往的家世研究不同，歐麗娟提出，魏晉文士所組成的人才庫是曹雪芹整個交遊圈的集體共名與借代符碼，所謂夢阮不單純表示曹雪芹對阮籍的同情，也同時表達了他對出身名門卻遭受易代之失路與家世陵夷之困頓的菁英子弟的知己之感。

　　在承認曹雪芹著作權及其家世研究的前提下，研究者也進一步探討了家世與小說創作之間隱藏的文學素材和思想啟蒙。如詹丹以小說中的蘇州城市書寫為切入點，通過城市地域文化的探討，剖析在人物創作中，影響作家構思的某個側面。方曉偉在江南名僧與曹寅的交往考證中，探究了曹寅對江南禪宗文化的接受，並認為這種接受延伸到《紅樓夢》中表現為曹雪芹的禪宗思想。楊勇軍以清代學者法式善題詠曹寅《楝亭詩集》的五言律詩為線索，提出《紅樓夢》中「金陵十二釵」的稱謂或許來源於明代「金陵十二名姬」。裘新江由曹寅與歐陽修之間的潛在影響入手，推測歐陽修是曹雪芹比較關注的作家，《紅樓夢》的創作受到歐陽修的影響。

　　值得關注的是，挪威學者艾皓德認為，中國文學批評歷來傾向於將自我表述與自傳聯繫起來，研究者對於作者自傳方面的興趣過於濃厚，以至將研究重點牢牢鎖定在小說文本之外。以往研究誇大了小說中自傳性因素的存在，但其自我表述因素並非主要基於自傳與記憶，反而更多地是從虛構性的想像與幻想中汲取了情感的力量。付善明也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情愫和心靈的抒寫，而非家族累積創作。「家族累積說」是「世代累積」和「個人獨創」的折中，部分否定了作者曹雪芹的著作權。⑩這兩篇文章均從創作心理的角度出發，分析了小說中自我表述的虛構與想像，為作者研究提供一個獨到的切入口。　　

　　2、版本

　　隨著相關資料的不斷發現與深入研究，鈔本與刻本之間的淵源關係，以及某一版本前後文字呈現的不同面貌，得到研究者更為深入的關注。就鈔本而言，行款、批語以及避諱文字，是判斷其版本源流的重要依據。早在1978年，馮其庸即出版了《論庚辰本》，探討庚辰本與己卯本之間存在的過錄關係。2014年他在《三論庚辰本》一文中，根據庚辰本的行款、脂批等版本特點，進一步提出庚辰本是據怡府己卯本抄成。現存抄本中，保存原始面貌批語的，只有「庚辰本」一種。此外，劉廣定由己卯本、蒙府本中存在的避諱方式，推斷己卯本抄成於道光年間或咸豐初年，而蒙府本則可能抄成於民國初年。戴永新、曹立波從五首《柳絮詞》的版本情況入手，認為己卯本和庚辰本不是作者手稿，楊藏本第七十回的底本有可能是己卯本，而蒙府本和戚序本是兄弟關係。沈治鈞則通過嘉慶年間苕溪漁隱范鍇在《痴人說夢》記載中的乾隆年間舊抄本證明，現存《紅樓夢》早期抄本都是彌足珍貴的清代古籍文獻。

　　再者，就刻本而言，杜春耕通過對程甲、程乙本的細緻比對與差異統計，認為程甲本在出售前即存在手改文字，且在印刷過程中有自我改正錯誤的實例。蔡芷瑜認為，北大圖書館李盛鐸舊藏程乙本有部分版面與通常所見程乙本有異，部分異文與青石本、北大馬廉殘藏本相同，說明程乙本印刷時存在前後版次問題，該藏本是程乙本系統中特別的印本，可視為一改進本，屬於後期印刷而成。

　　以上研究對以往版本有深入細緻的探討，學術價值不一而論。但不論是鈔本還是刻本，這些早期版本在受到研究者關注的同時，也引起另一種注意。張宵軍、張瑞雪關注到收藏中的偽書問題，認為由於「何為正本」是紅學研究一直爭論不休的話題，因此造成一系列偽書案的出現。鑒於厚古薄今的觀念仍然存在，在科技網路發達的今天，古籍作偽是需要重視的現象。

　　另外，鑒於版本之間的差異，小說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在人物形象、文字表達、思想傾向上也有所不同，由此帶來研究者對小說藝術價值的不同評判。對此，段啟明認為，我們不應該全盤否定後四十回的思想、藝術以及對《紅樓夢》傳播的價值，但也同樣不能否認後四十回中的若干敗筆，特別是對主要人物形象描寫中的敗筆。鄒宗良提出，黛玉進榮國府時的年齡有早期稿本、小說改稿、後出整理者改筆以及出自後人推算等幾種不同版本的說法。曹莉亞與黃文均關注小說前後在文字喜好與人物形象上的不同傾向，但對全書作者及後四十回價值上卻有不同認識。王丹說，早期抄本傳抄過程中對文字的隨意篡改和勘校的忽略，造成前期抄本與刻本混淆不清，現有通行本用字也有不同。伍大福認為，雖然小說版本頗為複雜，但都表現出一定的尊禮攘理之思想傾向，其中程甲本尤為突出，這一思想傾向與乾嘉樸學思潮之關聯頗為明顯。這些對版本的探討與推斷儘管意見紛紜，眾口不一，但大多建立在文本的細緻考察上。不過，亦有文章對小說中常見的文字遊戲作諧音式解讀，牽強而少有新意。　　

　3、評點與續書

　　受特定文化背景的影響，在評點中往往呈現某些時代環境與文化心理的特點。對評點者的歷史考證，有助於了解小說流傳過程中的閱讀接受狀況。宋慶中、武全全、趙春輝與孫中旺的幾篇文章，分別考證了桐花鳳閣批校本徐伯蕃與徐申錫的身份及其遞藏情況，王希廉、王朝忠兄弟對《紅樓夢》等通俗小說的刊刻，以及王希廉與周綺在生平交遊方面的資料，豐富了小說評點的研究史料。而夏薇介紹並分析了清代刊本《甄女詞》，是小說評點史料中的新發現。

　　白嵐玲與董宇宇分別由明清小說評點中的援畫論稗、以畫擬稗現象和小說理論發展的角度入手，提出脂硯齋推進了「詩畫一律」的意境理論與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的融合，凸顯出通俗小說理論的尚雅傾向；提出脂批具有小說史略的意義，在批評範式上營造了「對話」氛圍。趙建忠從小說史的角度，認為紅學評點派不僅具有文獻學價值，更對《紅樓夢》的傳播與古典小說批評史具有多重意義。

　　續書是讀者對小說的另一種閱讀，對續書的研究既可以拓展我們對《紅樓夢》閱讀傳播過程的考察，也可以觀察到小說創作發展的進程。甄颯颯認為高鶚在程乙本《紅樓夢》編訂之後賦詩一首，是在釋放他重訂《紅樓夢》後的自賞自得的成就感。趙建忠與宋慶中則關注到《後紅樓夢》的藝術價值，認為它奠定了《紅樓夢》續書的基本格局，但這部續書作者的真實姓名還在爭論之中。

　　此外，楊艷華、張世宏和王羽的三篇文章，分別對《紅樓真夢》、《琴樓夢》以及20世紀40年代上海的「涉紅」作品進行分析，認為這些續書與仿作藉助《紅樓夢》的創作背景，對續作者所代表的時代環境、道德理想、個人志向有所傳達，在繼承與發展小說的敘事策略上，都體現了可貴的創作精神。

　　如果說清代民國時期的文人對小說的續仿，還帶有因小說未曾圓滿而產生的遺憾，那麼，2011年作家劉心武出版《劉心武續紅樓夢》則飽受質疑與指責。詹丹即認為作者過於痴迷其探佚得來的帶有猜謎性質的一些索隱觀點，並將其情節硬塞進續書當中，其客觀效果難免強加於人。續書的成敗與否姑且不論，其行為本身，或許透露出作家於文學創作能力衰弱的跡象。

二、文學的觀察與探析

　　就小說文本而言，《紅樓夢》的人物、敘事結構、思想主旨是研究者著力考察的經典課題。在各種文藝批評的眼光下，小說文本的研究也呈現出更多視角、更多方法的闡釋。

　　《紅樓夢》人物形象眾多，本年度發表的報刊文章即有近百篇。其中既有以寶黛釵、鳳姐以及香菱、晴雯、傻丫頭等單一人物為研究對象的，也有選擇群像或人物關係為對象的研究，角度各有不同，理論各有優劣。如潘啟聰以拉康的鏡子階段和「伊底帕斯情結」的理論，對寶玉的童年性格形成作了深入剖析。張檸著眼於賈寶玉的「貴人」身份，借鑒斯賓諾莎關於快樂與痛苦的定義，分析賈寶玉複雜性格背後的成因。賀岩、李建和秦際明均關注了賈寶玉對情、尤其是愛情遠過於常人的敏銳。李建認為寶玉性格來源於晚明時期「童心說」，而秦際明卻認為，這是對賈寶玉的錯解，也是對儒學的誤解。

　　再如，董曉麗、李夢圓、薛歡對黛玉形象所具有的人性自由、儒釋道文化的融合特點以及人物之悲劇性進行了闡述，周悟拿從榮格的原型批評理論入手，對釵黛形象之性格、才能、命運差異進行逆向探究，將人物性格發展的原因和過程理出清晰脈絡，姜洪濤、王瑩對王熙鳳的命運分析，吳建強對賈府四春，劉弋楓對惜春的出家緣由及其角色定位的細緻探求，以及曹梓薇、趙春輝、李欣然對薛寶釵的性格分析，均有涉及。而潘鏈鈺、張曉琦對元春判詞和金陵十二釵的考證辨析，夾雜著歷史與小說之間虛構的想像，觀點略顯牽強，於學術價值上十分有限。相對而言，曲楠選取史湘雲、香菱、傻大姐，討論她們對林黛玉性情之「真」的渲染作用，蘇萍、馬濤對香菱形象及其血脈及文化淵源的分析，從選題上雖無新意，但閱讀分析中略有心得。

　　此外，研究者還對妙玉的心理、林紅玉的人生、尤三姐與曹雪芹的創作心理、賈政的性格、晴雯的悲劇及命運分析、李紈的藝術魅力以及小說中的小妾與庶出形象等問題進行了闡述。其中崔雲和李燕青、李瑞雪從現代女性視角出發，以同情的態度，探討了趙姨娘與尤二姐的人生悲劇成因，可以視為古代典籍對現代女性的啟發與思考。

　　值得關注的是研究者對小說人物群像的掃描與探討。如單學文通過小說對「眾人」言行的書寫策略，將個人置於有別於自身的「眾人」氛圍中，顯示了作者構建人物主體及其社會關係時所體現的整體視野和動態觀念。歐麗娟從個體發生的角度，探討《紅樓夢》人物人格結構的認識論與性格特質的後天成因觀。貝京、王攸欣由女兒群像的分析認為《紅樓夢》顯示了曹雪芹在價值取向上的雙重性。張澤琳提出小說戲曲中丫鬟形象的積澱、明清時期人文思潮的影響和曹雪芹為閨閣昭傳的創作思想，共同促成了文學史上最光彩奪目的丫鬟群像的誕生。

　　此外，傅光明、王明娟、趙淑彥、劉岩、史逸君、丁玥彤、羅長斌、吳潔菲等文章，分別選取了《紅樓夢》與哈姆雷特、源氏物語、杜麗娘、堂吉訶德、少年維特等古今中外諸多文本中的人物形象，進行了不同文本、不同文化、不同審美語境下的比較文學研究。

　　以上突出的有，陳文新由《西廂記》在《紅樓夢》與其他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不同格調入手，認為曹雪芹儘管不滿意《西廂記》輕佻的格調，卻沒有聲色俱厲地加以指斥，而是採用戲擬、反仿的方式，消解了《西廂記》的淫書因素，提醒讀者留意作品值得留意的部分，從而確立了林黛玉形象的基調，也提高了閱讀《西廂記》的品格。作者特意提出，讀者的高下也會影響作品的品位，一個傑出的讀者，其重要性可與作者相提並論。這一觀點揉合了文本之間的傳承與接受、作者與讀者在文本表達上的相互轉換等，視角獨特新穎。歐麗娟也聚焦於「佳人」之形象內涵與價值認知，由深入剖析「終不能不涉於淫濫」的判斷標準，分析林黛玉對《牡丹亭》、《西廂記》的接受層次，進而與脂硯齋的「佳人」定義遙相呼應。甄洪永一文認為，《牡丹亭》與《紅樓夢》各自偏離了自己的敘事特點，對詩學與史學的敘事方式各有創新。

　　《紅樓夢》不僅塑造了一大批燦爛的人物形象，其文本結構的精巧與美學意蘊的深厚也是歷來研究者重點研究的對象。分析本年度的相關論文可以發現，研究者對空間敘事、時間意象、文本的敘述層次、詩性特徵等關注較多，對小說的敘事結構、思想主旨等也有所闡釋。

　　應磊認為，《紅樓夢》的文本中存在兩種時間意識，象徵著兩種文明秩序的存在與激撞，並由此構成文本敘述中的衝突與斷裂。林素玟從文學治療學的角度，探究了《紅樓夢》作者對「元宵」與「中秋」兩大神聖時間所進行的創傷書寫與自我療愈的期望。

　　賴芳伶著意捕捉大觀園背後隱藏的象徵，探索了大觀園之源及其多重空間的構建，運用神聖儀式中的通道經驗，提出大觀園是寶玉與眾生具象藏虛的修行道場。詹丹從小說人物交往的空間阻隔與同在關係中，探討隱含的禮儀與情感心理問題，以揭示小說敘事外在的表現形式與深層次的制約因素。

　　就小說的敘事研究而言，周建渝、李英然、陳展、趙炎秋、張平仁、鄭鐵生等，分別從回目、敘事層次等方面，闡釋了小說文本的敘事角度、敘事策略以及敘事特徵。吳光正、張海翔認為，曹雪芹利用「神道設教」完成了小說的時空設置，通過降凡、歷劫到回歸的心路歷程，傳達出作者對人性的掌控和對悲情的關懷。

　　關於小說的思想意蘊，孫遜由生態倫理文明的角度，對情情、情不情所具有的哲學意味，以及小說在東西方文化中具有的豐富、複雜、深刻而不同的涵義進行了剖析。李玫通過點戲情節中人物性格、戲曲禪意，以及《山門》在清中期的流行情況，探究作者的深細用心。李大博、熊夢蘊以小說的神話背景和夢境描寫為切入點，挖掘其佛教文化淵源及內涵。陶小紅立足寶黛愛情的前世今生，提出其悲劇的編劇是寶黛自己，與外境無關。巫懷宇借用瓦爾特·本雅明提出的「悲悼劇」（Trauerspiel）概念，認為「悲悼劇」遠比「悲劇」更能解釋《紅樓夢》中的諸多藝術意象與文化現象。

　　此外，研究者還著眼於小說的悲劇本質、戲劇化特徵與文化審美意蘊，對小說文本的思想寓意、文本結構與敘事之間的關係，以及文本形式與思想主旨也多有闡釋。

　　而作為一部糅合多種文體、文學意象與哲學思想的作品，對《紅樓夢》細節的歷史追尋與還原，常常展現出文本背後的歷史環境，研究者對此也表現了一定關注。如張璇在新文化史的理論與視角下，對《紅樓夢》中的人物與居所命名、日常飲食、器具與住宅以及日常活動等角度進行分析，以探求明清仕女的閨閣文化。夏薇、劉菲、劉相雨，以及蔡朔冰等，由睡鞋、服飾、手帕等生活用品著眼，將這些在明清小說中積累了豐富文學涵義的物品，與清代社會服飾的文化背景相聯繫，對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小說情節的推進與歷史背景的構築進行了分析。

　　王建華與王譞選擇了故事發生的地點與環境，對大觀園所呈現出的文學意象與建築風格有所涉及。李娟與李文鳳將目光集中於小說的傳統習俗，觀點涉及小說帶有鮮明的世俗化傾向的宗教文化描寫，和作者在傳統民俗與人物情節之間意味深長的構思與設置。

　　再如顏彥對蘇州工藝的文化指征，褚穎對玉文化的淺析，臧焱辛對禁忌文化與民族文化性格的反映，以及崔曉敏、於曉晗、齊向華對中醫文化尤其是脈診的分析與展現，一方面說明小說本身的博大精深，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在閱讀小說時，所產生的不同興趣與聯想。

　　儘管《紅樓夢》語言已經十分接近白話，但依然有因時代變遷而產生的文化隔膜，特別是小說中有些獨具匠心的文字，容易引發讀者索隱式的想像，這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關注與闡釋。

　　例如，邵義根據史料記載中京錢的產生時間、原因及其使用的時代環境，結合《紅樓夢》中有關月例的細節描寫，提出《紅樓夢》中出現的貨幣應該是京錢，從而推斷其故事背景應該是北京而非南京。王人恩、何新華、吳佩林、尹玉潔、高光新、張秉旺、成愛君、劉敬林和楊曦等研究者，分別考證了「抹胸」與「兜肚」、騷達子和達子與韃子、千年松根茯苓膽、坎肩兒、青鹽、風俗、潑皮破落戶等詞語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釋義。

　　另外研究者對小說中出現的功能性語言、情感色彩性語詞，以及人物對話中各種用詞潛藏的人際意義、藝術功能等也進行了闡釋分析，在引導讀者於閱讀過程中體會小說精湛的文字功力上，存在一定價值與意義。

三、翻譯與改編

　　與中文語言文字的校讎訓詁相比，對《紅樓夢》譯本的研究從數量與角度上都更為龐大和複雜。在各種翻譯理論、翻譯策略引導下，研究者對譯者的主體性、翻譯風格以及文化差異，特別是譯本對底本的選擇和譯本之間文字選擇上存在的不同，越來越關注。

　　大致而言，針對三種英文全譯本而進行語言文字、底本差異和文化差異研究的文章，有近二十篇。從選題來看，研究者對幾種譯本在翻譯標準、翻譯策略、文化負載等方面的差異格外關注，多以目的論、符號學、闡釋學等翻譯理論切入譯本中的回目、詩詞典故、人名、俗語以及文化涵義表達。此類文章常常流於翻譯理論與研究文本之間的淺層套用，失之瑣屑，而對譯本本身的文化背景欠缺深入觀察。

　　值得關注的是，研究者注意到譯本作為一種文化載體，在海外傳播中，常由於標準不同而產生不同的評價。這些評價往往不是對譯本的單純批評，而是夾雜了若干其他因素。如洪濤認為，大陸學術界受「後殖民研究」的影響，在評價相關譯本時有失公允。受文化輸出論的影響，評論者有持雙重標準之嫌。而江帆比較了英語讀者對外文出版社和企鵝出版社兩種《紅樓夢》英文全譯本的懸殊反應，將外文社英譯本在英語世界遇冷的主要原因，歸因於相關編輯的行為，造成外文出版社的出版初衷與譯本實際接受效果之間的巨大反差。楊乃喬、王東風、許鈞、封一函提出，從文學的本質與品位來公允地評判，《紅樓夢》及其翻譯的貴族性、厚重性與莫言小說及其翻譯的坊間性、大眾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這種對翻譯背景的考證與剖析，對其文化傳播中作用的探討，使譯本研究不再單純局限於語言文字的討論，對其文化背景及其文化影響都有深度分析，以便使我們對譯本的研究更為全面。

　　此外，王金波、王燕介紹並分析了外交官梅輝立的生平與著述及其譯介在《紅樓夢》英譯史上的影響，對《紅樓夢》早期英譯史有所補遺修正。趙朝永與楊柳川分別選取「男風」與「紅」這樣具有複雜文化內涵的語詞，考察不同譯本在處理原作社會文化信息時的風格特點和翻譯態度。章佳虹則關注了《紅樓夢》在西方傳播過程中文學批評視角的拓展，尤其是對20世紀90年代集中湧現的以女性主義視角研究小說的漢學家作了梳理。

　　《紅樓夢》日譯始自1892年，迄今為止共有四個全譯本出現。宋丹介紹了由井波陵一翻譯的最新譯本，並將其與之前三種全譯本的翻譯風格與方法進行了宏觀與微觀層面的對比。尹秋鴿對日本學者伊藤漱平在《紅樓夢》譯介、研究與傳播中所作出的貢獻有詳細闡述。

　　相對於英譯的視角多樣，法譯本《紅樓夢》研究著重在文化傳播。2014年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法國漢學家鐸爾孟是法譯本的全文審校者，他與中國、與紅學、與北京西山的關係，是《紅樓夢》傳播、乃至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不可忽略的個案。《曹雪芹研究》刊登的胡德平、段江麗、冀可平、嚴寬、張文大等學者的系列文章，從譯者之間的合作關係、翻譯緣起、翻譯原則以及譯者手繪圖等方面進行了認真的考辨，為我們審視《紅樓夢》在海外傳播與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提供了充滿細節的歷史背景。

　　此外，崔溶澈通過梁建植與胡適之間的往來信件，側面展示了民國時期紅學在韓國的傳播。陳益源完整而翔實地陳述了20世紀初以前《紅樓夢》及其續書傳入越南的各種具體訊息。姚軍玲、唐均與李奎分別回顧了德譯本在德國的傳播、《紅樓夢》斯洛伐克翻譯手稿的詳細信息和新加波早期漢文報刊《星報》與《天南新報》對《紅樓夢》相關資料的記載。張艷娟、鄧麗娟和章小鳳分別對俄譯本人名誤讀現象和俄羅斯著名漢學家帕納休克在1958年對《紅樓夢》的翻譯情況與傳播過程作了分析與介紹。杜志軍和李少平則代表了研究者對蒙古語和維吾爾語等國內少數民族語言對《紅樓夢》翻譯與傳播的關注。

　　除了語言文字的翻譯與傳播之外，以傳統戲曲、話劇、舞台劇以及影視、繪畫等藝術手法進行的改編，也十分熱鬧。在這種熱鬧改編的背後，既體現了小說超越文本，已經深入國人心理的文化現象，但也同時暴露出不同藝術門類對同一題材的嫁接之難。其中，孔令彬、劉衍青對清代紅樓戲的作者、《紅樓夢傳奇》的創作出版、以及紅樓戲的演出與城市文化的發展作了史料性的闡述。李元皓則從黑膠唱片在灌錄時進行的編演設計與劇目選擇入手，對1950年以前的新編紅樓戲予以梳理討論。

　　此外，《紅樓夢學刊》還相繼刊登了李東東、丁淑梅、劉嘉偉、劉恆和盛志梅等人的文章，從民國時期的京劇、話劇及地方戲在《紅樓夢》的改編主題、戲劇形式與小說傳播等方面作出的嘗試，進行了資料的梳理與演出範式的探索。

　　隨著影視技術的發展，戲曲與影視之間的跨界融合，對《紅樓夢》的改編益發豐富多樣，研究者對此也有關注。其中李海琪分析了第一部《紅樓夢》影視改編作品的得失經驗，何衛國對早期紅樓電影受海派文化影響而表現出開放性、時代性與商業性的特點，進行史料的梳理與分析。胡淳艷認為新舊兩版電視劇《紅樓夢》中關於小說所提到的戲曲演齣劇目在選取和演繹上的各有優長，王秀麗則對獲得摩納哥電影節最佳影片獎的電影崑曲《紅樓夢》，進行了從電影、戲曲、小說三者之間跨文化角度的關注。這幾篇文章構成了研究者對小說影視改編歷程的局部回顧。此外，閆曉瓊、李新華、賈奎林、陽志標、李勝等對影視作品中的視覺表現、影像表達與價值傳播，及其在當代文化環境中的地位與作用，進行了另一種角度的探討。

　　而作為另一種傳統的視覺表達，靜軒、劉怡蘅、唐建、孟寶躍和顏彥等，對以改琦為代表的清代《紅樓夢》繪畫和以劉旦宅等為代表的當代《紅樓夢》繪畫，以及傳統繪畫的傳承與發展，《紅樓夢》與書法文化和線藝術等作了歷史的回顧與技法的探析。

　　相對於傳統戲曲對《紅樓夢》的改編受文本與舞台程式化的束縛較多，近年來香港與台灣的戲劇改編無論在文本結構、主題表達乃至舞台布景等方面，都呈現出更為自由、開放與探索的後現代特徵。歐麗娟與林建華分別對由王安祈改編、國光劇團表演的《紅樓夢中人》的情節合理性，提供了基於傳統文化之上的現代詮釋。姚靜靜與李時雍則對香港「非常林奕華」的《賈寶玉》、台灣雲門舞集的《紅樓夢》和王世偉的《林黛玉》三部當代戲劇，以劇場為視點，對當代劇場與經典小說在文本性、結構性等方面的不同策略，進行了解構式分析。就經典的改編與傳承而言，符合原著是否是評價改編作品的唯一標準，是否可以在原文本的基礎上展開更多符合邏輯的藝術想像，十分值得關注。

四、紅學史與紅學人物

　　紅學發展已有百餘年，把紅學史、紅學事件與紅學人物置於客觀歷史環境而進行的反思與批評，特別是對民國紅學的回顧，是近年來比較活躍的研究話題。蘇琴琴和趙建忠分別選取點與線的角度，對小說經典形象的確立作了歷時性的回顧。蘇琴琴認為，「亞東本」是在文學革命帶來文學觀念變革的社會歷史文化語境中誕生的，集中體現了文學革命對小說研究諸多觀念的革新。柯嵐則藉助梳理百年紅學從排滿革命到普世價值的思想啟蒙過程提出，《紅樓夢》應當告別政法啟蒙的沉重，回到人文理性與悲劇精神，回到關照人性本體和生活本身的啟蒙。此外，趙慧芳對民國資料的梳理，彌補了以往對民國時期紅學研究資料搜輯整理中的遺漏。

　　作為一個特殊的歷史時刻，1954年在紅學史上的地位微妙而重要。對此，劉玄、段江麗與董志新將這一特殊的歷史時刻，放置於整個紅學發展史中進行考察，有助於理解學術與學術批評、政治運動與學術方向的相互影響。而對這場運動中的幾位主要人物，周文毅與翟泰豐、寧宗一、呂啟祥、鄭恩波、詹丹等學者對俞平伯及其《紅樓夢研究》批判始末和李希凡紅學研究的學術成果與治學方法，均作了歷史的回顧與學術的討論。

　　對紅學歷史的回顧也表現在對前輩學者治學方法的研究上，尤其是對魯迅、王國維、胡適、吳宓、夏志清、余英時等學者的關注，為紅學史提供了具體細緻的研究個案。如劉克敵認為，由於魯迅在文學創作與思想上的輝煌成就，以致於後人對其學術研究的價值一直有所忽略。尤其是「魯學」和「紅學」研究雖都有較高水準，但二者之間的交流卻很少，魯迅紅學觀點所具有的文化內涵一直沒有充分展開。謝乙德則根據胡適撰寫《紅樓夢考證》從初稿到定稿前後經過的兩次修訂，以及期間大量關於該文考證資料的書信問答及其筆記，對以考證代替索隱的小說研究方法進行了細緻入微的討論。

　　王攸欣、張惠和李平三篇文章，分別回顧了王國維、夏志清和林語堂三位學者閱讀《紅樓夢》的文化背景與學術觀點，展現了一代學人在良好的學術訓練和學術眼光下，對中華民族審美精神和國民性特徵的反省，以及他們為小說研究與文化傳播付出的巨大努力。吳夜、陳揚和程建忠分別從白盾、舒蕪和孫桐生三位學者的紅學研究出發，對其著作、學術價值以及在某一地區乃至某一時間內的影響，進行了闡述與分析。

段江麗和張雲的兩篇文章對日本學者鹽谷溫和清代學人石韞玉、陳鍾麟、宋翔鳳、毛慶臻、王希廉、俞樾、黃人等人的紅學研究及其學術觀念的特點，進行了梳理與考察。

　　劉浩、馬晴、趙立群與廖太燕，分別披露了吳宓1948年應邀前往西北大學講學時準備的演講記錄稿，補充了《武漢日報·文學副刊》上的紅學資料，認為他注重將新人文主義思想與《紅樓夢》研究緊密結合，體現了他獨特的學術個性。高淮生與郭華春、許雋超對余英時提出兩個世界的學術觀點分別進行了觀點不同的評述。高淮生認為「兩個世界」的構想對《紅樓夢》的意義闡釋有明顯的現代啟示意義，郭華春、許雋超卻認為其說雖然深刻揭示了作品的內在結構，卻把完整、統一的藝術世界人為地進行割裂，因而不能真正發掘作品的理想性。

　　除了從研究者的角度對紅學人物進行治學方法、時代環境與著作成果的分析外，《紅樓夢》對後世作家在文學創作上的影響，同樣值得關注。張福萍與李大博、王瑩從對白與家族文化觀念兩個角度入手，以家族文化在《紅樓夢》中的凸顯，探討《紅樓夢》在張愛玲小說創作中的多元呈現，從而揭示《紅樓夢》家族文化觀念對後世文學創作所產生的深遠影響。

五、閱讀與普及

　　《紅樓夢》自1924年開始進入中學教材，幾十年間選入教材中的篇章雖有所變動，但通過《紅樓夢》了解傳統文化、領略中文經典的語言魅力，一直是中學語文教學中的重要目的。由於社會環境的變化，如何引入名著的文化背景、思想意義以及如何領略小說的藝術魅力，是值得研究者思考的問題。沈曉昕、廉蓮、陳一鳴和官樹生以中學教材為例，對閱讀教學中的文化缺位會導致閱讀者誤解作者真實意圖、消解作品意義的現象，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與分析。

　　當然，這些積極思考的背後，也同時存在著「死活讀不下去」的尷尬。鑒於去年某出版社評出的名著榜單依然刺激著研究者對語文教育乃至整個國民閱讀的擔憂，趙大民和朱毓麒認為，語文教育要重視讀書，經典閱讀是培養閱讀興趣與習慣的重要途徑。

六、結語

　　除學術期刊外，報紙類媒體報道中，除一般性消息外，《文藝報》、《光明日報》也偶有深度報道，其內容多與當下社會或當代文學聯繫緊密。由報刊類文章可以清晰看到，《紅樓夢》流傳到今天，與之相關的研究早已超越小說文本本身，而廣涉歷史、文學、哲學以及各藝術門類的研究領域。隨著研究的日益深入，對研究者自身學術背景、閱讀範圍和觀察視野的要求也隨之提高。對小說文本做淺嘗輒止的探討分析，常常使紅學研究產生繁榮熱鬧的假象，而真正建立在紮實的史料、擁有客觀獨到學術眼光的學術論文，不僅需要研究者冷靜理性的研究態度，更需要開放的心態和符合邏輯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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