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中國式抗癌」（五）：肺癌

07-08

早晨上班時，小梁興奮地告訴我：「院長，你記得新加坡一位患肺癌的大學教授嗎？」「記得呀，現在怎麼樣？」小梁是護士出身的癌症康復服務人員，負責照顧東南亞患者，對患者比我熟悉。我正挂念這位教授呢，迫不及待問。「好著呢！剛通過電話。」看著小梁那個神情，我的心裡好像有一塊石頭落下地。

這位教授約50幾歲，男性，他的肺癌已有2年，活檢是腺癌。那次在新加坡見面時，CT上已有胸腔和心包積液，縱隔淋巴結腫大，提示肺癌已發生轉移，屬於IIIb期。他已接受了在新加坡能接受的全部治療，包括放化療、分子靶向治療。也許自己是教授，見到同行生這樣的病，心情格外沉重：一是常規方法不可能幫助到他了，生存期看來有限；二是也許我們的那套「中國式治療」即「消滅」和「改造」並舉方法能幫助他，但僅僅是「幫助」，不能擔保。

幾周後，他來到我院住院了。出院後，沒有再見他，但肺癌的兇險，讓我不無擔心。

作為世界性第一「大癌」的肺癌，其治療仍然是最大挑戰。早前，在我院召開的第五屆國際癌症治療論壇上，一位來自美國紐約的教授Doru Paul，發表了一篇演講，題目是：「肺癌免疫治療：2016年新進展」，主要講PD1 拮抗劑對肺癌患者生存期影響。他列舉了許多發表於世界著名雜誌的研究成果，應用PD1 拮抗劑Nivolumab（即Opdivo）的患者中位總生存期12 個月，應用紫杉醇化療者9 個月，不予治療的對照組7個月；中位無進展生存期，即用藥後病情停止發展的時間，用Nivolumab的患者僅2-3 個月，有一份研究顯示用該葯者甚至短於化療的病例。

會後第二天，辦公室里來了四位外國醫生，其中就有作上述演講的Paul 教授。他們來自羅馬尼亞，Paul是在美國和羅馬尼亞兩地兼職。同來還有泰國親王席琳·榮頌。我讚賞了Paul 的研究有水平，收集的資料十分豐富，他說：「不。我們是來請教的。我報告中那些葯和方法，在羅馬尼亞沒有幾個人用得起。我欣賞你們的那套『中國式治療』。」

Paul 講了當前肺癌治療最困惑的問題。在基因篩查普遍開展的今天，肺癌分子靶向治療已經取得很大進展，可讓患者延長生存期，但遺憾的是，延長的時間是以月計。PD1 拮抗劑是另一新的領域，但患者生存期延長仍然有限，費用更是「天價」。患者的目標不是生存幾個月，而是幾年，甚至更長。如果為了多生存幾個月，花費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而且還要冒不完全清楚的不良反應，「價值」到底有多大？

科學研究和臨床實踐不能完全等同。有專家說，醫學不等於科學，這話有道理。也許未來這些科學研究將會給臨床治療帶來理想效果，但這個「轉化」需要時日，可能很長時日，而臨床醫生和病人無法等待。

這也許為什麼湯釗猷院士提出中國式抗癌，需要「中國元素」和適應中國國情的「中國思維」，就是病人至上，中西互鑒，與癌共存。

病人至上就是不放棄。對肺癌病人，即使「晚期「，治療仍是有效果的。2012年，我曾化了一個月隨訪在2007年前在我院治療的「晚期」癌症病人。他們都是「山窮水盡」患者，其中肺癌98例，治療後生存1、2、3、4和 5年者分別有37、15、11、10和7人，有1人已生存10年。生存率雖然不高，但須知，他們均是預期生命不超過半年的患者。

中西互鑒，就是正如湯釗猷院士所說，「學習西方」與「超越西方」相結合。「超越」就要有中國文化。湯釗猷院士用《孫子兵法》的智慧解釋抗癌策略。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主張「窮寇勿追」，就是說，除了追殺（手術、消融、化放療）

之外，還應該「給出路」，讓癌細胞「改邪歸正」，至少停止「為非作歹」。為此，第一，改造殘癌，一些中藥及其製劑可能有效；第二，改造促癌的微環境。炎症、缺氧都促進癌細胞生長；第三，改造機體，主要提高機體免疫功能。運用中醫「辨證論治」思維，參照美國「Coley 毒素」設計，我們將多種生物學製劑組合起來，按照機體免疫功能指標，選擇性應用，形成個體化聯合免疫療法（P－CIC），應用於癌症病人，發現有良好改善免疫功能作用。

上述「晚期」肺癌患者之所以能生存超過預期的時間，就是得益於「超越西方」的中國式策略。

當然，對晚期癌症，徹底消除是不可能的。應用特殊方法檢測外周血液中腫瘤細胞（CTC）是當今癌症診斷學重大進展，譽為「液體活檢」。一些癌症病人經過治療後，CT等影像檢查上找不到癌瘤，但血液中可查到幾十個乃至上百個癌細胞。少數正常人也可查出1－2個，這說明，「與癌共存」是很常見的。我們希望消除癌瘤，但更希望病人活下來，長期活下來。我在廣東江門隨訪到一位5年前曾在我院治療的晚期肺癌病人，當時曾被認為只能生存3-4 個月，如今居然還活著，但他的腫瘤仍存在，頸部多個淋巴結轉移。他的兒子是當地區科技局局長，他興奮地告訴我：他現在吃得下，走得動，好開心，已活過90歲，還想活一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