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論語何帆博士《讀論語》講座文字實錄

何帆博士《讀論語》講座文字實錄

主講人 | 何帆

2014年我跑到澳大利亞呆了一年。回國之後，我的學生們說，給我們講一堂課吧。我想講什麼呢？講經濟學、國際政治都講膩了，要不然給大家講一堂《論語》吧。為什麼要講《論語》？可能有很多朋友希望來聽一門國學課，很抱歉，可能會讓你失望，我講《論語》還真不是為了講國學。

少讀中國書

1925年，有一個報紙採訪當時很多民國學者，問你們給青年人有沒有什麼讀書建議？什麼是青年必讀書？魯迅先生回了一句，說如果要提的話，就一條：要少讀，最好不讀中國書。這個故事很有名。可是魯迅他自己看了很多中國書。為什麼魯迅先生會有這樣一個回答？我的理解就是，我們不能夠對國學有過高的期望，因為它畢竟是有一些缺陷的。

很多學者希望國學開出來一個新的天地，尤其在政治哲學方面。從理論上來講有沒有可能？應該有，但難度很大。儒家的文化、中國傳統的文化更適合在一個熟人社會、鄉村社會裡實施，但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遇到的是跟陌生人打交道，而且是跟老外打交道。能不能從我們原來的那套東西里推出來一個新的政治哲學，甚至到時候我們讓奧巴馬施政綱領都按照我們這個來做？有可能性，但這個難度太大了。我不是完全反對，但我覺得可能一開始的時候要比較現實，不可能期望值那麼高。

另外，我們如果從做科學研究的角度來講，國學也沒有辦法給我們提供一個方法論。中國的傳統思想不太講究邏輯，跟中國古代思想家辯論的時候，你沒辦法跟他講道理，因為他基本用直覺的方法，用類比、用打比的方法，既沒有參考文獻，也沒有注釋。「北冥有魚，其名為鯤」，你說在哪兒呢？他不管。你要理解了就理解，認同了就認同，不認同的話也沒辦法跟他辯論。中國的古人講究比興，很多是屬於類比的思維：如果是香草美人就代表著忠臣，這基本是文學的手法。中國一直沒有開發出來一個科學哲學。為什麼嚴復最後在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時候對邏輯學非常重視，叫「名學」，要推薦名學給中國，就是因為中國原來的文化當中沒有這個東西。

中國傳統里不太喜歡把一些客觀的事物約化為量，往往是大而化之。中國古代人的數字思維不太靈光，涉及到具體數字的時候，我們經常會鬧很多笑話。像杜甫寫的一首詩，寫丞相祠前的柏樹，「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沈括在《夢溪筆談》里就嘲笑他，說要是這樣，那個柏樹會長得跟竹子一樣細。中國的文人對數學這些東西不是特別敏感。一旦沒有辦法把客觀事物約化為量，就很難在這個基礎上再做科學的研究，所以更多是靠直覺，比較輕邏輯。比如，中國哲學認識論有一個觀點叫「萬物有好生之德」，什麼意思？就是直覺。萬物生長很茂盛，肯定大自然內在的秩序是像人一樣有好生之德。沒辦法說出其assumption（假設）是什麼，hypothesis（假定）是什麼。

很多哲學家講中國古代的思想，更多提供的是道德哲學。我們的道德哲學跟西方的道德哲學也不太一樣。西方道德哲學一般是要追問到最基本的那些東西，比如康德到最後講道德是什麼，一定要追問到一個「絕對律令」，就是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在什麼情況之下，最後一定要去執行的命令才是道德，就是你必然要去做的。中國其實沒這個東西，中國不去問什麼是正義，什麼是善，什麼是幸福。像哈佛大學桑德爾教授講的正義課，實際上是用一個個道德悖論不斷追問學生：有個火車開過來了，眼看撞上鐵路上的十幾個人。鐵路旁邊站著一個胖子，你要把他推下去，胖子死了，你可以救鐵路上的十幾個人，你到底是把胖子推下去讓他死，救那十幾個人呢？還是讓那十幾個人死？他用反覆的道德悖論拷問你，到底什麼是道德的基本原則。中國人基本不問這種問題。偶爾也有，比如《孟子》裡面講到，如果嫂子掉到河裡頭去，男女授受不親，你到底是救還是不救。但孟子只是輕描淡寫地就把這一基問題迴避了。中國講究如何根據情境決定，不追究元概念，所以我們這個倫理跟西方倫理哲學實際內容也不一樣。

為什麼要讀中國書？

為什麼我今天給大家講《論語》？這是因為我在想，我們應該在這個時代有一個什麼樣的人生觀？我們這個時代很混亂，有很多不同的價值觀，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所以你會覺得找不著自己的人生觀，感覺空落落的，找不到什麼是你自己堅信的東西，誰是你學習的榜樣。

在我認識的知識分子裡面，對我影響最大的是我的老師余永定。余永定原來的老師是浦山，我們好多同學都知道。很多時候我總在想，如果我想做一個余老師、浦老那樣的人，我應該是一個什麼樣的價值觀？我想，很可能他們受了一些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包括儒家的影響。當然，如果你要去跟老余這麼說的話，他肯定不同意。但是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去看你會發現，除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你很可能找不到別的根基。有的人說，為什麼余老師會有這樣的性格呢，是因為他在牛津上過學，所以是英倫范。但跟他接觸多了，你會發現，他身上的那種氣質跟英國的貴族范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你要跟老余講，說我們這些精英云云，老余肯定不會同意。他覺得自己是工人階級，初中之後他就進工廠當工人了。

浦老原來在哈佛的時候，做的博士論文是關於技術進步的。他西方經濟學學得很好，結果回國之後就把這些全都丟了去做翻譯，後來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帝國主義論。從我們做學問的角度來看，這是很不可理解的。他已經接觸到一個很先進的學問，為什麼又把它拋棄了？

後來我的理解是，這種把學問看成是最重要的事，是一種西方價值觀。像浦老這樣的，追求的是比寫一篇Paper更重要的東西，但這個重要的東西是什麼？錢鍾書的詩里寫道：「窮年傲骨兼秋練，獨夜詩心許月知」，這一看就知道不是西方的知識分子寫出來的。但你要說錢鍾書是一個儒生，他肯定也會嗤之以鼻的。但是你去看看，我們身邊的，能夠稱得上學習榜樣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很像是我們傳統的「士」，或者儒家的「君子」。對他們來說，將學術跟道德相比的話，道德比學術要更重要，而他們所遵循的道德，是一種比常人更高的道德，而且是一個世代傳承下來的共同的規範。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社會裡，你會發現有一群人的道德水平普遍高於社會的平均水平。比如在過去的歐洲，騎士有他的道德，騎士必須去保護婦女，必須對領主負責，對底下的兵負責，他有一套騎士的理念。原來歐洲有很多貴族，貴族有貴族的很多理念，他有很多東西，他認為自己跟別人是不一樣的，他的標準比別人要高。包括傳教士也如此，我們看到有很多傳教士到非常惡劣的地方去傳教，為什麼呢？他心目中有一個信念，他對自己有一個定位，認為自己是屬於這群人的，這樣的話他才能夠堅持下來。

所以我在想，我們是一群什麼樣的人？我們該如何修鍊自己？當然，僅僅靠中國傳統文化是不行的，我們還要講科學哲學，講西方的倫理觀，包括基督教等等（我可能有機會再給大家講這些題目），就是儘可能地要吸收其他文明。但是我們的底色是中國傳統文化，這是我們的基因。你喜歡也好，不喜歡也好，我們就是這個傳統裡頭成長來的，所以要盡量在這個傳統文化裡頭去尋找營養。

中國的傳統文化其實有很多來源，有儒家，有道，有釋。為什麼我要先給大家講《論語》（以後我們會講《道德經》）？因為我覺得「釋」比較晚近，而且現在很多佛學可能已經到了野狐禪的地步了。我們還是回到儒和道。儒、道裡面為什麼先要講《論語》呢？其實道講起來會更容易，儒是比較難的。因為道就是說，你能不能夠想通了，要「為無為」，如果你想通了「為無為」，一切迎刃而解。但是儒家有很多時候要講究權變，在不同的情景下要有不同的行為，所以很微妙。你有時候看孔子可能很出世，遇到權貴的時候總是保持非常清高的氣節，不如意的話會不出山，堅持他原來的理想，但有時候他非常地出世。

我們在《論語》裡頭看到的孔子，更多的是政治上不太得意的孔子。他晚年不再出山，回來教學生，跟學生之間有很多交流、溝通，才有了這麼一個師生之間對話的語錄。但是在別的記錄里，比如在《荀子》里看到的孔子跟這裡又不一樣。《荀子》里，孔子很出世。孔子在魯國的時候，當過官，當過司寇，一上來當官就先把少正卯誅殺了，他手段也很厲害的，那個孔子是我們《論語》裡頭很少見到的孔子。但是仔細去想，會發現不同面目的孔子有共同的東西。如果你要去研究老子的話，老子沒有那麼複雜，老子在出關之前和出關之後都是一樣的，但孔子要更複雜一些。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先跟大家講《論語》，如果我們能夠理解儒家的話，可能道家更容易理解。

很多原來認為跟儒家不靠邊的，仔細想想，它文化的底色也是儒家的。比如陶淵明，他到底是道家還是儒家呢？爭議很多。陶淵明是我最喜歡的中國文人，我覺得陶淵明的底色還是儒家。「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他的很多瀟洒、洒脫都是從儒家裡頭出來的，不是從道家裡頭出來的。

儒家思想流變

如果我們要講儒家的話，除了《論語》，後面還有很多經典，我不做很詳細的介紹，但可以大概把經學流派簡單串一下。

為什麼要串一下呢？照我的理解，其實讀《論語》就行了，再把《孟子》和《荀子》讀讀，後面這些都不用讀。既然不用讀，為什麼還跟大家講呢？比如學經濟學，我一向對經濟學也沒有太高的評價，我覺得大部分經濟學家都在騙你們，為什麼我還建議你們學經濟學呢？我常跟大家說，據說羅賓遜夫人有一句話：「學習經濟學的一個最好理由就是為了不上經濟學家的當。」為什麼我讓大家對儒家的思想流變大概有一些了解呢？因為現在裝B的人太多了，如果他要過來跟你說我是儒家，大概了解儒家是啥，你就不會輕易上他的當。

以我個人淺薄的理解，我認為其實儒家正宗到了孟子、荀子那裡，基本就是大觀了，後面基本上是瞎扯。宋明理學是從孟子這一支出來的。荀子這一支較少受到關注。他講人性其實是惡的，所以要有一些規則，要有一些刑罰，後天要注重去學習。荀子特別喜歡當官，最後當了一個不大不小的官的——蘭陵令。這其實是儒家的另外一個傳統。

在孔子之後100多年，出了一本書叫《論語》，就是他再傳的弟子們把他的一些語錄記錄了下來。接著，到戰國時候，孟子和荀子就出現了。到了秦朝的時候，焚書坑儒。其實秦始皇坑的不是那個儒，是一些方士，但儒家的很多經典也受到了破壞。漢朝一開始的時候是講黃老之學的，因為漢朝開始的時候非常凋敝，講究休養生息。到漢武帝的時候翻牌了，更多地推崇儒家，如果看看當時的歷史，就會發現那是由於政治鬥爭的需要。因為原來的竇太后，也就是漢武帝的祖母，是講黃老之學的。漢武帝上台之後要自己樹立權威，自然要推翻竇太后的一套。這時候才出現「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在漢朝時候更多地是講陰陽五行，「讖緯之學」。董仲舒建立了一套宇宙觀，講宇宙的變化，尤其是講君王的行為是與宇宙的變化聯繫在一起的，哪裡地震，哪裡水災，都是因為皇帝沒幹好。

後來就出現了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之爭。先說今文學派，那時候焚書坑儒，儒家很多經典沒了，怎麼辦？有很多學者根據小時候聽師父教的，把背的那些再寫下來，寫的時候都是按照當時的今文，即隸書來寫的。古文學派就說，你們小時候沒好好的受教育，傳下來的那個不對，現在找到的，比如從孔子老家隔壁的牆裡頭找出來的，才是真的。這些書有很多是原來用小篆寫的，所以它叫古文學派。像董仲舒這一派是今文學派，後來到王莽篡權的時候古文學派又開始復興。

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一直對後世有影響，一直到康有為、到晚清的時候，隱隱約約都有今文學派和古文學派之爭。

到了魏晉的時候，看中國古典，會發現他們喜歡講玄學，經常講一些很玄妙的話。很多玄學家是在詮釋儒家的經典，越談越玄。大概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中國文化的第三種基因，就是佛學。佛教原來已經在民間流傳了。在這個時期，中國的歷史非常動蕩，不要說普通老百姓，就是生在帝王之家，今天可能過著繁華的生活，到了明天就家破人亡了。所以這個時候人對生命會有一種幻滅，這就是佛教流行的一個背景。一開始的時候，是普通老百姓相信，後來知識分子也開始信了，為什麼？我們在前頭講過，其實諸子百家不太講究思辨，而知識分子有一個毛病，喜歡跟人辯論，辯論著就發現儒家經典里里找不出來過癮的題目，而佛學裡頭有很多新的概念。到宋朝的時候，有一次王安石問他的朋友，你能說出儒家又有什麼新的代表人物嗎？他朋友就說有啊，舉了一大堆和尚的名字。王安石說錯了，我問的是儒家有什麼代表人物。他朋友說對啊，我就是回答你的問題。他說：「儒門清淡，收拾不住，皆入佛門中來」，就是受儒家教育影響的知識分子都到佛門去了。

到唐朝的時候，信佛的太多了，搞得烏煙瘴氣，知識分子有點頂不住了。這時候出來一個很倔的老頭子叫韓愈，韓愈《原道》，就是說我們的道統是從孔子那來的，不能夠讓釋迦牟尼把我們的道統顛覆，道統是很重要的。可是韓愈說了半天，什麼是道，他也說不清楚，因為他不是一個思想家。接下來是柳宗元。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把他稱為法家的代表人物，其實他是在儒家的演變里一個重要的轉型期人物。從韓愈，柳宗元開始，大家又開始恢復儒家的傳統、道統，但真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是到理學的時候。

理學一開始是「兩程」（程顥、程頤），他們講要「存天理，滅人慾」，後面我們會進一步講到。「兩程」的繼承者是朱熹。大概和朱熹在同一時代的還有一個陸九淵，他講的是心學。我們現在看理學和心學爭得一塌糊塗，其實兩者很多觀點是非常近的，但往往爭得最厲害的就是實際上大家都差不多的。遜尼派和什葉派打得頭破血流，其實他們是很相近的。正是由於他們都在一個大的門戶裡頭，開始窩裡斗，實際上他們都是屬於宋學，宋學更多地是注重講理。

跟宋學相對的是漢學，漢學就是我前面講到的古文學派。我們講義理、詞章、考據，漢學更注重考據，所以宋漢之學是有門戶之見的。不管是朱熹也好，陸九淵也好，包括現在人們很熟悉的王陽明（王守仁），都是在理學裡頭。宋學又分為理學和心學。王陽明在明朝的時候很風光了一陣。但是明朝之後，就有很多人開始反思，無論朱熹還是王陽明，更多地是在空談，一空談就誤國。不少後人反思，明朝為什麼滅亡，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知識分子動不動就去弄個東林書院，一方面是講學，另一方面是臧否人物，看似在弘揚正氣，其實也是在搞黨派之爭。明末清初，黃宗羲、顧炎武等說要進行反思。到清朝的時候搞文字獄，不讓談了，怎麼辦呢？又出現專門搞考據研究的乾嘉學派，就是乾隆嘉慶時期有一班學者在做考據。這背後簡單講，其實就是宋學漢學之爭。但乾嘉學派中有一些注重材料，注重方法的風氣，跟西方近代的科學精神略有相似之處。

現在人人都在講新儒家，但是公認的新儒家並不像大家想像得那麼多。梁漱溟是一個，熊十力、馮友蘭、牟宗三也算是中堅，再往後是杜維明，因為他經常標榜是新儒家。這裡我不再贅述。他們之間也是有門戶之爭的，比如牟宗三，他更多地想打通中國的傳統文化和西方哲學（如康德），考慮中國傳統哲學裡那些形而上的東西能不能夠跟西方哲學對接，熊十力是由佛學入儒家，用的很多概念都是佛學的。我們現在講到的很多「國學大師」，其實都不能歸到新儒家，比如錢穆，他並不承認自己是新儒家。包括最近得唐獎漢學獎的余英時先生，余先生說沒有新儒家，儒家現在只是一個遊魂，已經沒有了。「我是研究儒家的，但是我不是新儒家。」

大概是這麼一個流變。諸多爭論也基本都是門戶之爭，很多都是垃圾，真知灼見很少。

參考書目

我們首先要理解《論語》是一本什麼樣的書。《論語》不是一個系統的著作，它就是孔子的再傳弟子，即曾子還有其他幾個學生的弟子，把從老師那聽到的記錄下來。就相當於我現在記錄了一本浦山的演講集，其實我自己也沒聽浦老先生怎麼說的，我是聽老余說浦老原來說了什麼，我就把它記下來了，大概就是這麼個性質。

怎麼去讀《論語》？黑格爾說《論語》沒什麼，就是一個老頭子談了談人生的一些陳詞濫調。某種意義上講，黑格爾是對的。《論語》里是沒有邏輯。所以我們讀《論語》的時候也把心態放平。我聽到有些學生說，在一個字一個字地摳著讀《論語》，千萬不要這麼讀。《論語》幾千年流傳下來，可能有筆誤，是抄錯的，差之毫厘，謬之千里。很多地方可能是讀不明白的，讀不明白非要下工夫，非要追求每一個字的確解，很可能走偏。但它裡面有大部分內容是你能夠完全理解的，就把能理解的部分吃透，有一些要大膽地放在一邊存疑，因為它不是一個嚴密的思想體系，這樣讀，才更容易接受它真正的精髓。

哪一些書不要去讀呢？我覺得市面上比較多的，比如說于丹先生的書就不要讀了。南懷瑾先生的書我替大家讀了一些，覺得格調也不高，翻翻就行。你去看誰在講《論語》，還要看這個人的性格是不是適合去講《論語》。比如李零先生，我很喜歡他的文字，但是為什麼我不推薦大家去讀李零先生寫的《喪家犬》呢？就是他的性格跟孔子的性格不太像，去找一個跟孔子性格不太像的人寫的書，當然作為參考是可以的，但是不一定能夠體會到孔子所講的微言大義。

《論語》里有絕大部分的內容是很好懂的，因為那時候都是用口語。我們現在說民國之前都叫文言文，其實是不對的。真正的文言文是在《漢書》以前，那些才能算真正的文言文，當時的文言文是按照當時的口語記載下來的。《詩經》《論語》里都是大白話，當時的人就是那麼說話的，之乎者也，有很多助詞、語氣詞，但是漢以後就不那麼說話了。漢以後的那些文言文，是大家去模仿漢朝以前的人怎麼說話而寫出來的。漢以後的人怎麼說話呢？看話本小說、元雜劇就能知道當時的人是怎麼說話的。所以《論語》在寫的時候是按照當時的口語來寫的，能夠流傳下來的很多部分，我們不需要注釋就能理解。

如果還需要一點注釋的話，就拿一本比較公認的注釋比較精當的版本就可以了。大家比較推崇的有楊伯峻先生的《論語譯註》。如果大家實在讀不明白的話，你還可以看一看李澤厚的《論語今讀》、錢穆的《論語新解》；顧隨主要研究中國古典文學，他也講到論語。他對《中庸》比較感興趣，專門有大段講了《中庸》，像這種的也可以看看。他們不在儒家裡，所以可能講得更客觀。

如果還想看更多，可以有一些其它的，比如《孔子家語》，原來很長時間被學者認為是一本偽書，據說現在又說不是了。像這樣有一些跟孔子有關的書，可以接著去讀。還有像我前面講過的朱熹，朱熹有《朱子語類》，很長；王陽明有《傳習錄》，比較短，而且他們寫的時候都是用大白話，跟禪宗寫的《五燈會元》風格很像。大家想看的話，也可以去看一看。不是高山，但至少算兩個小丘陵。

如果要想把儒家放在一個大的歷史裡看，可以看看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就差不多了。

最重要的事

前面說的都是一些題外話，我們現在正式講《論語》。《論語》里第一條是什麼？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我們小時候就會背了。什麼叫學而時習之？學是去學習，習是要去practise，它的意思是說，學了之後又經常去practise，不是一件很愉悅的事情嗎？孔子判斷一件事情，不是說這件事是正義的或不正義的，而是說它是件很愉悅的事情。中國的倫理最後要給你帶來的是一種愉悅感。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們現在交朋友很容易，但在古代的時候，你很難天天朋友聚會。有朋友從遠方來，來幹嗎？來吃飯喝酒嗎？來參加奧運會嗎？不是的，有朋自遠方來，是來跟你一起切磋個人的修養。「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能夠有人跟你一起practise，你不是很高興嗎？

「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你什麼時候會覺得苦惱？在做事的時候。人情複雜，世態炎涼。你做了事，別人不理解你，這時候你會覺得很苦惱。

孔子為什麼要說這三句話呢？孔子認為比較重要，比較在意的有三個活動，第一是學習，實際上是個人的修養；第二就是交友，社交，而且是君子之交；第三就是要去做事，孔子是講究做事的，而且很熱衷於從政。

孔子曾經說過：「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亦是夫子自道，他一生的追求：先是學習，學習之後要去practise，最後要做很多事情能夠隨心所欲。今天，我也是想從學習、修身、做事等這些方面來給大家簡單談談我的體會。

學習（上）

孔子說的學習不是去讀個博士，拿個學位，他對學習文化不太在意。他講：「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是說實在沒事幹了，再去學那些文化的東西。那他講的學是什麼？他的一個模範學生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每天要反省：「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孔子所謂的學，是每天要對自己的生活進行嚴格的道德拷問，希望從中得到直覺的頓悟。這種學習，其實就是提高自己的修養，每天磨鍊自己的意志。

孔子有一天對曾子說：「吾道一以貫之」。就是我講了這麼多，其實就一句話。曾子說：「知道了」。師生之間很有默契。別的學生不理解，問曾子：「老師說的到底是什麼意思？」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什麼叫忠？盡己之心以待人叫忠，就是用自己的感受去跟別人交往，這個叫忠。什麼叫恕？「推己之心以及人」，叫恕。就是別人如果做了什麼事情，你把自己放到他的位置去想，就能夠更好的理解他，這叫恕。按照曾子的解釋，孔子的學問其實就是忠恕之道。我把這個忠恕之道稱為微觀層面的孔門哲學，就是他在個體層面的一套世界觀和方法論。

我們可以再解釋一下。到孟子的時候，孟子說得更清楚。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之心」，他又從不忍之心推出來四端。孟子曰：

「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作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人是有感知別人能力的。從惻隱之心，從你感知別人的心情，向外推出我們的倫理觀、道德觀。宋明理學承接的就是這一思路。為什麼宋明理學能夠做到這一點呢？因為前面有佛門做了鋪墊。佛門有很多宗派，傳到中國之後，在中國最後立起來的是禪宗。禪宗跟玄奘去學來的那些佛法不一樣，它更多講的「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這個給了中國的宋明理學很大的啟發。程頤說「性即理」，陸九淵說「心及理」，他們都講究存天理，滅人慾。什麼叫存天理？餓了要吃飯，這叫天理；食色性也，到了婚嫁年齡想找個對象，這叫天理。什麼叫人慾？本來吃飽了就行了，你非要大吃大喝；本來娶個老婆就行了，你非得要找個小三，那就是你的人慾壓倒了天理。所以儒家講，有道心，也有人心，道心是堅持的天理，而人心是隨時變化的人的慾望。所以要去掉人心，保留道心。

宋明理學中也有分歧。程頤講要從外而求，就是要通過學習禮儀，慢慢磨練，庶幾能成就存天理、滅人慾。王陽明講從內而求，說天理沒辦法從外面求，心裏面就知道。我看見別人掉到河裡，自己心裡也害怕，明明自己就能知道，何必從外面去求呢？有點像我們講的禪宗，就是你自己心裡就有佛性。

我們會發現，這些感悟是有科學基礎的。東方和西方思想有共同之處。亞當·斯密寫的第一本書，叫《道德情操論》，後來又寫了《國富論》。在這兩本書里，斯密反覆講到人有同情心，要在人有同情心的基礎上來推演社會合作的秩序。心理學有個觀點叫「心理理論」，這個術語非常有誤導性，這不是「理論」，而是人類的一種「能力」。但「心理理論」想說的是，人跟禽獸不一樣的地方是什麼？只有人有這種能力，即能夠感知別人的心理活動的能力。一隻狗看到另外一隻狗，它不知道另外一隻狗在想什麼。人一出生就有一種能力，就是能感知別人的心理活動。小孩子也有。心理學家做了一個實驗，把一些幾何圖形構造出不同場景，比如圓形、三角形和方形都排著隊，都很守秩序，這時候小孩子會覺得心情很平和；然後，心理學家讓圓形和四方形都擠三角形，小孩子就會跟著緊張。他能夠從抽象的東西里看到情感，能夠察言觀色，去體會別人心裡是怎麼想的。那反方怎麼說呢？行為主義說，人為什麼分善惡？就是刺激和反應。他幹了好事，你賞他一顆糖，他幹了壞事，就打他一頓，最後他就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了。馬戲團訓練猴子、黑熊，就是根據這個理論而來的。

現在，從心理學的進展來看，很可能我們的老祖宗在兩千多年前感悟到的這些道理更有科學基礎。東方的觀念可能比西方的社會觀念更符合人類這一物種的本性。西方講究人人平等，而在中國人看來，人有親疏之分，同情心是逐漸外推的。亞當·斯密也講究同情心，但是他認為所有人的權重都是一樣的。中國人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第一步先照顧好自己的老人，同時，你有感知的能力，看到別人家的老人也會有孝敬之心，這就把孝道推演到別人那裡。

道金斯寫過一本暢銷書叫《自私的基因》。他談到，有時候會有自利的行為，但是自利的行為會取決於你跟別人的關係到底近不近。如果你跟另外一個人的基因非常接近，比如說孩子，你很可能最後會犧牲自己，成全孩子。但如果是兄弟呢？因為兄弟幾個共同分享了一個基因，是幾份不同的複製品，有一定的競爭關係，所以在犧牲自己的時候會稍微猶豫一下。如果是表兄弟，就更要猶豫了。如果是大街上的陌生人呢？那就更加要猶豫了。亞當·斯密其實也知道這個道理。你手指頭被砍傷了的痛苦感，比你看到遙遠的國家死了一大批人的痛苦感哪個更強？你正看電視，孩子跑過來說：我的手被弄傷了。這時，新聞聯播正好播出一條新聞：非洲的埃博拉病爆發，死了很多人。你更牽掛哪一個？西方的觀念是原子式的個人主義。他們承認有同情心，但認為所有人是一樣的，你既然同情別人，也應該同等地同情每一個人，甚至同等地同情其它動物，但人類的本性不是這樣的。

還有一種反方認為，我們要把各種慾望去掉，才能夠求得解脫。很多宗教都強調禁慾，要割捨親人間的人倫關係。儒家是反對這個的。儒家認為，如果把本能的天生愛自己的孩子、愛自己的老人、愛自己的老婆這種情感去掉，是違背自然的。王陽明曾經問一個修行的和尚，你到底想不想爹媽，最後把和尚給說哭了，第二天這個和尚就還俗了，王陽明覺得很得意。王陽明早年也學佛，學道，最後還是回歸儒學。

學習（下）

以上談的是診斷。接下來談開出來的藥方。我們應該怎麼做？我分Positive list和negative list來講。先說positive list，這個思路就是強調，你應該做什麼，把該做的事情一一列出來。First thing first。我們應該做的是：首孝悌，次謹信，泛愛眾，而親仁。首先要關心自己身邊的親人。《詩經》里的第一首詩是：「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什麼意思？夫妻之間的人倫是所有倫理里最重要的。所以先把這個事做好，再說別的。這裡又一定要通過外在的禮來維護內在的義。古代講究夫妻之間「舉案齊眉」，就是妻子做了飯之後給老公端上來的時候，要舉到眉毛以上。現在老婆也可以按同樣的規格要求老公去做。兩個人已經好到老夫老妻的程度了，幹嗎在日常生活中還要這種儀式性的東西？這就是儒家強調的，要是用外在的東西來強化倫理秩序。這跟西方天主教的婚禮一樣的。為什麼不能隨隨便便去結婚，為什麼要到上帝的面前去宣誓？它也是用一種外在的東西來強化內在感受到的這種秩序。

再說negative list。我覺得大家最應該下功夫去體會的不是Positive list，而是Negative list。「Negative list」講的是哪些是我不能做的。從「positive list」去求仁義，有時候會過猶不及。比如孝道，做到最後，到了「二十四孝」的地步，就會做成偽道學。人的成熟來自於對分寸感的把握，也就是說，你知道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或是在什麼情況下是不能做的。《論語》里最高深的智慧就在於對「negativelist」的把握。隨便舉幾個例子。比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如果是君子的話，要更多地考慮義，而不要去考慮利。拉羅什富科說過：「過度的精明是愚蠢的表現」。如果想追求長期的利益，一定是要堅持義才能得到利，如果老想得到利，最後利也得不到，義就更得不到了。又比如，「勿意、勿必、勿固、勿我」，這句話是說，凡事不要主觀刻意地去想，不能總是說我必須要怎麼樣，不能固執，不能以自我為中心。一個朋友跟我說：「Don"t rush，don"t push，don"t wish」，也是人生的至理名言。再比如，「君子慎獨」。有別人監督的話，不做壞事很容易，只剩你一個人了，也沒有攝像頭，你還能保持本色，那是真正修鍊到家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中國的觀念跟西方的觀念不一樣的地方。我們是說，如果你自己不願意的話就不要強加給別人。西方人總是覺得，我要覺得這個東西好的話，你可能也會覺得這個東西好，我就是要把我認為的好東西給你，比如上帝，比如民主，比如自由貿易，比如性解放。

我們講了從《論語》推出來的社會秩序，強調了這種倫理觀的科學基礎。但我們還要看得，《論語》沒有解決所有的問題，有很多是和現代社會接不上的地方。比如什麼呢？中國的倫理里沒有自由的概念，中文辭彙中沒有liberty。當年嚴復在翻譯liberty的時候就很發愁，找不到恰當的中文。他琢磨來琢磨去，翻譯為：「群己權界」。他還把社會學翻譯成「群學」。一大群人和一個人之間的界限，這在原來儒家的語境里是沒有的。我們沒有社會的概念，也就談不上社會和個體的界限如何區分。中國人的思路是從家庭往外擴展。那麼，社會是什麼？社會是大家按照共同遵守的規則來處理公共事務。我們為什麼沒有社會的概念？因為儒家認為人只能在具體的情境中才能生存。儒家無法理解社會成員是什麼意思。你是誰？你的身份證號碼不代表你的存在，只有當你明白，你是誰的孩子，是誰的老公，是誰的父親，你才有了存在的價值，才能找到自己的定位。

儒家講，我這一套好處大著呢。先修身，後齊家，齊家之後可以治國平天下。這套帝王學的思想是不是儒家裡最根本的？我覺得不一定是。這是《大學》里說的，而《大學》是朱熹格外看重的。在《論語》里，我們看到更多地是修身和齊家，孔子並沒有說一定要把學生培養成君王。《大學》講的是帝王學，我覺得這是儒家要忽悠皇上的。作為臣子，想去約束皇上，就得搬出這套理論。只有這樣，臣子才能告訴皇上，你要聽我的，我知道該怎麼做。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里不是講到，皇上其實也不自由，官員們老是對皇帝的戀愛自由指手畫腳。我們從歷史書里能讀到，大臣們最感興趣的事情是摻和皇上的家事。皇帝娶誰當皇后，誰當太子，甚至誰當他爹，都得儒家說了算。儒家說了，因為我知道怎麼修身、齊家，我知道什麼是名教，所以得我來指點你。人最愛做自己最熟悉、最順手的事情，就是這麼一回事。

什麼事情能做，什麼事情不能做，有時候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儒家講究中庸之道，就是要去權衡。中庸不是鄉愿，孔子最討厭的就是鄉愿。最好是中庸，如果不能中庸的話，孔子喜歡狂狷。孔子說紫色很討厭，因為它跟朱（紅色）很近，可以亂朱。金庸小說里的阿朱、阿紫的名字就是從這兒來的。為什麼我說儒家比道家要難，難就難在這裡。道家是加減法，該減的時候減掉就行。儒家講到中庸之道，就求到「二階導」了，不僅要看變化，還要看變化中的變化。

儒家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底色，但也帶來了中國文化的局限。儒家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它講憂患，但追求的是從憂到樂。從體會到憂患，到解決了難題，最後達到樂的境界。我們的文化中有憂患意識，但沒有負罪感。負罪感是基督教里的東西。《聖經》說人是有罪的，而且這個罪是原罪。因為你認為自己從出生起就有原罪，才能夠帶來一種徹徹底底的謙卑，中國文化里沒有這個。由於你認為自己有罪，而且你的罪是洗不清的，你就得不斷拷問自己的靈魂，中國文化里也沒有這個。李澤厚說，中國的文化叫「樂感文化」，日本的文化是「羞恥文化」，西方的文化則是「負罪文化」。中國人嚮往的是在陽光明媚的日子，三五好友喝個茶，講究的是生活的境界，不願意活得那麼沉重。不過，有利必有弊，基督教有一種對世人的悲憫，這在中國文化里沒有。我個人的愚見是，中國出不了好的文學作品，部分原因就在這。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格調都很低，都是皇上怎麼還不讓我當官哪，昨天晚上在哪兒又喝醉酒了，隔壁的小紅怎麼看不上我啊這些東西。中國傳統文學裡，沒有那種一層一層把皮扒下來的靈魂拷問，也很難看到那種對人類最深情的悲憫。

儒家還有一點是我有點受不了的，就是它有時候氣勢很壯。《孟子》這本書就很壯。「吾善養浩然之氣」，這當然沒問題。不過孟子老先生脾氣特別大，你一句話說不對他就發脾氣。《論語》里倒是平和得多。我讀《論語》，只有在讀到「殺身成仁」這句話的時候暗自一驚。我自己問自己的問題是，人到了什麼樣的時候，必須面臨這樣艱難的選擇？我經常會想，比如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你不害人，自己就沒有辦法過關，該怎麼辦？我想我會選擇自殺。這是那種不得不做出選擇，不得不殺身成仁的時候。但是這樣的情況並不多。有時候，沒有到生死抉擇的時候，儒家會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宋朝的時候，有一個人叫張載，他說的一句話經常被新儒家掛在嘴邊，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我聽到這句話就很不舒服。誰給你的權力？怎麼為天地立心？你連一個邏輯上自洽的世界觀都提不出來。為生民立命？有民主制度嗎？你怎麼知道自己代表了民意？為往聖繼絕學，你考據的功夫都沒有到家，典籍的真偽都說不清楚，怎麼繼？為萬世開太平，也沒見你開出來什麼啊。我實在不知道他從哪裡來的自豪感。我是一個天生的懷疑論者。我推崇的是羅素的態度。羅素說，我是不會為我的信仰犧牲的，因為我信仰的可能是錯的。要隨時保持這種懷疑態度。

小編語：今天為大家奉送早期何帆老師的《讀論語》系列講座內容，讓我們一起溫故而知新吧。

他們思考著時代的問題，渴望與大眾交流，但他們一定不是廣場上那個嗓門最大的。你在遊行的隊伍中也找不到他們，他們只是思想者，從來都不是行動者。在他們看來，魯莽的行動不過是逃避艱難思考的借口。他們從不會現身在稠人廣眾之中，只在燈火闌珊處，等著我們驀然回首。（摘自《先放一把火》）

鼓瑟吹笙

我有嘉賓

鳥鳴嚶嚶

伐木丁丁

思想的聚會

何帆研究札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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