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誰劫持了我們的情感
賈樟柯編導的電影《山河故人》,10月30日在廣州首映,我破例去「喝頭啖湯」。早在今年5月29日,《南方周末》記者從法國戛納電影節上報道,5月20日晚,在一場為他準備的歡迎酒會上,「賈樟柯宣布了他的重大新計劃:他和幾個好友將成立一家電影公司,公司取名『暖流』,計劃拍攝的不再是文藝片,而是商業片。首個計劃,就是改編日本小說家東野圭吾的小說,拍成電影。」該報道的題目是「講述中國的慾望,到《山河故人》為止」。賈樟柯不再用他編導的電影為我們講述關於中國現實的故事,那麼以後,如果不做中國的「暖男」拍主旋律片,就是與郭敬明和徐崢同台競爭「雙十億」乃至「雙百億」的商業成功。哎,這都怪法國佬,在此前開幕的戛納電影節導演雙周單元,將終身成就獎——「金馬車獎」,頒給了45歲的賈樟柯!
賈夫人和賈氏電影女主趙濤以後幹什麼不用我操心,我就想看看賈導最後的文藝片。
《山河故人》顯然已開始轉型。正如法國《綜藝》雜誌所說:「比起《天註定》中的殘酷,《山河故人》要溫柔許多,它甚至有一些溫暖的味道,呼喚著走出去的人回歸。」這本雜誌觀察到,「這樣更為溫和的、個人化的表達,也讓影片更為輕鬆就能拿到『龍標』」。所謂「龍標」,是指中國政府主管部門發的「公映許可證」,圖標是「一條龍」。賈導的上一部電影《天註定》,我是去年3月在台北看到的,至今在中國大陸沒獲公映。據稱是因為中國大陸沒有電影分級制度,而《天註定》4個獨立的故事,分別取材於熱點新聞山西村民胡文海殺貪官、「獨狼」周克華殺軍警、巴東女子鄧玉嬌手刃淫官,以及富士康打工仔跳樓自殺,既血腥,又有東莞風月場所不少色情表演鏡頭,總之是「少兒不宜」。這回的《山河故人》不僅沒有那樣的暴力色情「原生態」,而且有「三角戀」、「忘年戀」等商業性強的情節。
不過,終究不是商業片而是講述(或者準確地說是批判)中國現實的文藝片。
影片的主場地仍然是漢代關公的老家山西和唐代中興名將郭子儀的老家山西汾陽。故事三部分,分別是澳門回歸的世紀末1999年;反腐敗「老虎蒼蠅一起打」戰果累累的2014年;未來不遠的2025年。綜觀劇里主要人物的命運個個都很不幸——
1999年三角戀的男主角之一帥哥梁建軍:失戀後當著戀人的面扔掉住房鑰匙,以示遠走他鄉的絕決;2014年卻因在河北的礦山挖煤得了塵肺病,不得不挈婦將雛回老家棲身。無錢手術化療,本人向親友借貸無著,不得不讓妻子出面向舊戀人、開加油站的沈老闆「濤兒」開口。2025年沒有他的故事,他應早已不在人世。
三角戀的勝利者老闆張晉生:1999年用開加油站賺的錢,以「白菜價」買進煤礦,大發其財;2014年時他在上海,是搞「風投」的地地道道的「資本家」。這個總能抓住商機成功轉型的聰明人,卻在謀劃帶後妻上海女人和7歲兒子張到樂移民澳大利亞,因為反腐敗山西不少貪官「進去了」,他這個有官商勾結原罪的前山西「煤老闆」,也隨時有可能因「行賄」等罪行「進去」,不能不趕緊開溜。2025年他是這部分戲的三個主角之一,聽說「劉局」已經進去了,一方面惶惶不可終日怕被追逃;另一方面,沒有原罪的上海女人是回了上海還是另攀高枝不得而知,他與唯一的親人兒子到樂關係緊張,兒子毅然離家出走。
女主沈濤:雖然因為在梁張二男之間選擇嫁給張老闆,由一個小學老師和小店主的女兒,變成了有車有狗的富婆;又因為張晉生與她離婚時,把加油站給了她,讓她成了坐著數錢的沈總,但在2014年,老父猝然病逝後,她已孓然一身。遠在上海的7歲兒子被空姐送回山西來吊外公之喪,雖在她身邊,卻更願意與上海的新媽咪視頻通話。電影的結尾,是年過半百的她,站在雪地里獨舞,懷念青春年代「蹦迪」的旋律。
第三部分「忘年戀」的男女主角就不用多說了。18歲的張到樂一點也不快樂。他寧可不住豪宅去流浪,不上大學而去餐館當服務生、送外賣,也不願按父親的意志生活下去。因為從小沒有得到母愛,於是在孤苦無依中戀上了與母親年紀差不多的中文老師香港移民Mia。而這個中文教師Mia,香港回歸前的1996年,出走「前途或有白雪飛」的加拿大多倫多;之後與白人丈夫離婚後來到澳大利亞,除了在遠方的老母隨時可能抵達的報喪電話,沒有親情友情交往,心中有多少隱痛,豈是一曲葉倩文的《珍重》能夠描述?對於到樂的忘年戀,她很清楚是靠不住的:一起回到中國,到樂都難以啟齒介紹二人關係,「說我是你姐姐?老師?女朋友?」
這樣的人物命運,使我想起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自序」。他說,書中所敘,不妨稱為大失敗的總記錄。因為敘及的主要人物萬曆皇帝、大學士張居正和申時行、都御史海瑞、總兵官戚繼光和名士李贄,他們或身敗,或名裂,沒有一個功德圓滿;即便側面提及的那些人物,也統統沒有好下場。「這種情形,斷非個人的原因所得以解釋……」
雖然我並不同意黃仁宇對晚明政治文化狀態的總體判斷,也不認同他對異端思想家李贄「自相矛盾」的評定,但我可以借用他的這種思路,由人物的總體命運來觀察一個時代。
然而,如果我由《山河故人》中每個人物的命運都很不幸,來判定他們處在一個總體失敗的時代,先不管是否符合中國現實,至少有兩點是我不願意的:一、這是我上大學時最推崇的文學觀「批判現實主義」的老套數,把個人的不幸和罪錯統通歸咎於社會制度,認為這樣才叫深刻,其實是簡單粗暴的政治化或階級鬥爭分析方法;二、順著這樣的思路分析追索下去,必將陷賈導的《山河故人》於不利,跟寫揭發信和大批判文章的實際效果差不多。
可是,我必須寫點什麼,否則對不起自己跟年輕人一起去看它的首映。
顯然,《山河故人》不配與根據雨果小說改編的電影《悲慘世界》相比。《悲慘世界》雖名「悲慘」,調子卻不是憂傷而是昂揚的,主題是:不屈、抗爭和自由,寬恕、自新和博愛。我下載了歌劇《悲慘世界》電影版的主題曲「自由之歌」(《 你可聽到人們在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不時聽一聽。
我想起魯迅評《紅樓夢》的話:「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賈寶玉可不是「批判現實主義」者或者「公知」,他是「情感專家」——特別多情、感性又敏銳而已。
這就對了!據《南方日報》訊,賈導精釀九年的新作《山河故人》30日公映前一天,攜主演趙濤、董子鍵等到華南師範大學映後與學生交流。他說,《山河故人》是他首部以情感為主題的電影,影片從情感世界的構建出發,探索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溝通。那我們就從情感構建與溝通的角度來看這部電影吧。
不用多說,影片中每個主要人物都是情感世界的失敗者,不論他們的物質生活是貧窮還是富有。
為什麼會這樣呢,是誰劫持了我們的情感?
先說第一章三角戀的情感表達。兩個男青年本是好朋友,不幸同時愛上了沈濤;沈姑娘也喜歡兩個人,三人一起交遊。如果是講文明,那就應該尊重沈姑娘的意志,由她在二人間作出選擇。你看人家《戰爭與和平》里,彼埃爾、安德烈都愛娜塔莎,卻從未強迫過她;即使彼埃爾勸她不要為他的內弟那個花花公子所惑,也只是勸說而已,聽不聽還是取決于娜塔莎的判斷。
而我們的張老闆發財了,買了私家車,要求結束三角關係,沈濤尚未應承,他就跑到沈家耍脾氣,見沈濤與梁建軍共吃一盒餃子就摔門而去;為安撫鬧情緒的張晉生,沈濤在迪廳蹦得興起時,擁抱了張,梁建軍不幹了,重重的一巴掌打得張鼻子流血。張個子較矮自料打不過身強力壯的梁,忍下怒火,弄槍不成搞到雷管炸藥,要炸死姓梁的。這種原始的競爭,不是情感競爭,而是野獸或畜牲般的對性資源的爭奪,與公獅或公猴之間的爭霸戰,與公牛或公狗之間爭奪交配權,沒有實質的不同。
從原始社會對女性的搶掠與「搶婚」,進化到「封建(或宗法)社會」的家長制,不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還是皇上「賜婚」、「喬太守亂點鴛鴦譜」,都是不尊重當事人的意志與權利,重的只是服從「三綱」的權威。
女主沈濤的命運本是一個意外呀。她的家世與成長背景需要我們腦補很多情節。她沒有母親,沒有兄弟姐妹,與父親相依為命。她與父親的感情是極深厚的。2014年,老父坐火車出門去為老戰友慶祝七十大壽,在陽明堡車站候車室等人來接時,在打盹中高僧般辭世。雖然老父的「坐化」是人間最完美的辭世方式,她仍然悲痛欲絕。她的父親確實是難得的:什麼都尊重她的決定,包括婚姻大事。所以,在上世紀的汾陽小城,她不僅可以跳「傘頭秧歌」,還可以昏天黑地地「蹦迪」,還可以搞「三角戀」,可以吸紙煙。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沈濤,幸運地在沒有家長權威壓抑下自由成長的女性,一旦當了家長,當了母親,對子女的那種「威權主義」就從眾了。《山河故人》中的情感戲,我最反感的就是她對兒子的態度。
同意把兒子判給父親,讓他在上海可以受更好的教育,這是母親為兒子著想,好。老父過世,讓7歲的孩子獨自來汾陽為外公奔喪,也可以。從空姐手中把孩子接到車裡,一落座就惡狠狠地摘下孩子領口上的彩色小圍巾,斥責他「男不男女不女」;在外公喪禮上,孩子不知鄉下禮俗,告訴他怎麼做就是了,又是惡狠狠地,當著眾人的面,幾乎是用對待俘虜的方式讓孩子下跪;在單獨相見的場合,兒子很單純地勸她說「媽媽,吸煙不好」,她卻惡狠狠地回擊道:「跟你爸爸一樣,總喜歡管別人!」然後,孩子與上海媽咪視頻通話時,她又一把奪過Ipad,叫張晉生過來吵架。這樣一個媽媽,孩子不理解她為什麼選擇坐慢車送他去太原機場,也很好理解。
一個年輕朋友說,「北方」人都是這個樣子,他們習慣了而不以為非呀。廣州人口裡的「北方」,就是五嶺以北,包括湖南湖北。他的話也許有道理。比如在北京,不論是服務生還是售貨員售票員,更勿論警察與公務員,除了受過特別培訓的高檔消費場所人員,他們對人很少有和顏悅色態度友善的,說話都是沖沖的帶較勁味。「北方」人當然不都是這樣。我的父親母親就從來沒有對我說過一句重話,更不用說訓斥打罵。我在湖北老家時,鄉親們對成年男子,從不叫「小名」(乳名)而稱呼「學名」,本來是很有規矩的。——這是題外話。
回頭說男主角張晉生。他給兒子取名張到樂,這「到樂」就是Dollar(美元)的漢語發音。父親作為監護人有權為兒子設計人生藍圖,至於最終兒子選擇什麼樣的生活那是另一回事。他要賺很多很多美元給兒子或讓兒子賺很多很多多美元,也沒有錯。但是,他的狹隘,他的偏執,尤其是他的專制,不僅沒有成就父子,反而導致了父子感情的破裂。兒子有他自己的人生願望,他不是實現父親理想的工具。於是,到樂離家出走了。
電影里有意味的是,張晉生雖然「崇洋媚外」, 一心要兒子西洋化,以致從小念國際學校的兒子中文程度很低,而他自己除了知道美元念「到樂」對英語也所知極有限,因此父子倆正經談事要請Mia做翻譯。同住一個屋檐下的父子之間,缺少最基本的溝通,應該是不爭的現實。這樣的情節是不是有點誇張?
賈導比我閱歷廣交際多,我相信他這樣編劇是有一定現實依據的。由此看來,張氏父子的情感關係,與巴金小說《家》里的高家父子關係沒有多大不同。不過,巴金小說里覺新的離家出走,是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帶有挑戰舊倫理關係的叛逆性;而張到樂的離家出走,卻只是有法律依據的自我維權:「我(已成人)怎麼生活,沒有必要取得你的同意!」
梳理《山河故人》主要人物失敗的情感故事,它們的共同點可歸結到一個問題:是誰劫持了他們的情感,讓其軌跡與初心背道而馳?是威權主義,是自我中心:不知尊重他人(尤其是親人)的權利——自主意識、自由意志和人格尊嚴;不是比征服的強力,就是憑藉宗法制或科層制(金字塔式)社會賦予的等級和地位,要人屈從自己。賈導,可以這樣理解嗎?
電影《天註定》的結尾是,趙濤扮演的以鄧玉嬌為原型的「小玉」,重獲自由後回到山西,看到戲台上正演出《玉堂春》的「三堂會審」,判案的大人厲聲詰問跪著的人犯蘇三:「你可知罪?你可知罪——」小玉聽得淚水盈眶。
我們在情感生活特別是家庭情感生活中,如果處理不好戀人、夫婦及親子等人倫關係,遭遇失敗,我們可知罪過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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