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的最後歲月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革」爆發，早就雙目失明、一條腿傷殘，行走不便的陳寅恪從肉體到心靈，飽受摧殘；儘管他多次寫書面檢查交待聲明「我生平沒有辦過不利於人民的事情。我教書四十年，只是專心教書和著作，從未實際辦過事」，但無濟於事，一浪高過一浪「觸及靈魂」的「鬥爭」大潮，一次次地侵凌其身心。伴隨「文革」的愈演愈烈，陳寅恪由原來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也水漲船高地被扣上「牛鬼蛇神」、「封建yn」、「死不改悔的走資派」之類的高帽子，同時被指斥為大肆揮霍國家財產，享受高級護理待遇，有意污辱為其理療的年輕女護士等的「罪魁禍首」。當原中南第一書記、後調往中央的陶鑄被打倒以後，一度頗受陶鑄關懷的陳寅恪，自然受到株連，遭受更殘酷的批判。當接連得知當年勸自己北上卻吃了閉門羹的弟子、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汪篯自殺，許多好友、同仁慘遭不幸的消息後，陳寅恪痛心疾首，心力交瘁；助手黃萱被趕走，護士被撤離，工資停發，存款凍結後，其處境更趨凄慘；由於連其住宅之門臉、衣櫃、床頭，甚至衣服上都貼滿了大字報，使其夫婦終日惶惶不安；而造反派們卻以此為樂，繼而對其抄家，查封書籍，劫掠手稿和幾經劫難得以保存的極少珍藏。一有風吹草動，夫人唐篔總是挺身而出保護他，以至屢屢被毆打。1967年夏天，唐篔被折磨得心臟病發作，生命垂危，陳寅恪擔心妻子先他而去，預先寫下一副輓聯：涕泣對牛衣，卌載都成腸斷史；廢殘難豹隱，九泉稍待眼枯人。（卞僧慧，卞學洛：《陳寅恪先生年譜長編（初稿）》，中華書局2010年版）造反派見陳寅恪被整得驚魂喪魄，又故意把幾隻大型的高音喇叭吊至他的屋後，以至使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他，一聽見喇叭聲就嚇得尿褲子，造反派卻還不甘心，進而將高音喇叭乾脆綁到其床頭……1969年春節後，生命垂危的陳寅恪一家被勒令遷至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他病體衰弱得只能每天進一點兒「流食」，偶有親友偷來看望，唯見其眼角滴淚而不能語；5月5日下午，病勢沉重的陳寅恪再次被迫作口頭交代，「我現在譬如在死囚牢中……」呻吟哀鳴，以至泣血而不能言，延至10月7日晨5時多，終銜冤負屈而去。一代學貫中西、融匯中外的史學大師、「國學」大師，20世紀世所罕見的一顆燦爛的文化巨星，就這樣在漫長的血雨腥風中隕落，應了他十幾年的悲愴預言，做了「共產之鬼」。[2-3]泰山其頹，梁木其壞，哲人其萎。被譽為「三百年乃得一見的史學大師」就此撒手人寰。此前的1964年，陳寅恪在《贈蔣秉南序》中雲:「凡曆數十年，遭逢世界大戰者二，內戰更不勝計。其後失明臏足，棲身嶺表，已奄奄垂死，將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蹤前賢，幽居疏屬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遺範，托末契於後生者，則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嗚呼！此豈寅恪少時所自待及異日他人所望於寅恪者哉？」又說:「雖然，歐陽永叔少學韓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記》，作《義兒》、《馮道》諸傳，貶斥勢利，尊崇氣節，遂一匡五代之澆漓，返之純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為我民族遺留之瑰寶。孰謂空文於治道學術無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淚之序文，是陳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個文化殉道者的獨白，同時也是一位雖九死而不悔的學術老人留給這個世界的一個隱語。陳寅恪與唐篔相繼逝世後，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場，後寄存銀河公墓，因「文革」問題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願接受寅恪先生的遺骨。直到2003年才與夫人合葬於江西廬山植物園，是為陳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鐫刻陳先生終生恪守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畫家黃永玉題）。從此，一代國學大師在去世三十四年後終於入土為安。[4]

無士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