臟腑學說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2)

臟腑學說歷代論述

我們之所以提出「臟腑學說是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這一論點，是因為經過系統學習中醫理論後，認識到中西醫學在臟腑理論上有著相同的解剖學基礎，且在生理功能和病理表徵的敘述上也沒有本質區別。

相比之下，藏象學說、經絡學說雖然也是中醫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但不具有臟腑學說的特質，而陰陽五行學說主要還是一種說理工具，唯有臟腑學說方能夠稱之為中醫理論體系的核心。

首先，臟腑學說確有解剖學基礎。古代醫學家對五臟六腑及奇恆之腑在形態學上的認識主要是通過對人體進行解剖觀察而獲得的，如《靈樞·經水篇》所說，「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靈樞·腸胃篇》有關消化道長度的數據，和近代解剖學的測量結果基本一致。《難經》載：「腎有兩枚」，「肝獨有兩葉」，「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等。再如，宋代的《歐希范五臟圖》，楊介的《存真圖》，以及清代王清任《醫林改錯》中所載臟腑圖形，都是通過屍體解剖繪製而成的。明代李梴在其所著《醫學入門》中提出心有「神明之心」和「血肉之心」的不同，李時珍在《本草綱目·第三十四卷·辛夷》中則明確指出「腦為元神之府」。這些觀察雖然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還比較粗淺，但卻為臟腑學說的形成提供了解剖學基礎。

其次，歷代醫家對臟腑生理功能及其病理表徵的闡述達到了很高的程度。我國最早的醫學經典《黃帝內經·靈蘭秘典論》提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主不明則十二官危」。明確指出人體以五臟六腑為核心，以「心」為主導，臟腑發揮各自的生理功能，且相互聯繫，使人體內部形成一個統一的整體。

講養生不離臟腑，講病證虛、實、寒、熱不離臟腑，講經絡、針灸也不離臟腑。東漢·張仲景在《傷寒論》中創立六經辨證，在《金匱要略》中創立臟腑辨證，亦植根於臟腑。唐·孫思邈著《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王燾著《外台秘要》中，除敘述臟腑的生理、病理外，還對疾病的脈象、證候及治療方葯作了系統整理，誠為臟腑學說應用的寶貴資源。隋·巢元方所撰《諸病源候論》以五臟為綱，分述各種虛勞證，他認為，臟腑虛損與脾、腎、心、小腸經關係密切。宋金元時期，李東垣創立「脾胃論」，朱丹溪創「陽有餘而陰不足論」，使脾、腎兩髒的生理、病理得到了顯著發展。金代張元素所著《醫學起源》以臟腑寒、熱、虛、實之變論述臟腑病機，對臟腑辨證的充實與發展有很大影響。明·張介賓、趙獻可等對腎與命門的關係進行研究，薛立齋、李中梓等重視脾、腎在人體的重要作用，提出了「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的論點。清·唐容川在其所著《血證論·臟腑病機》中說：「業醫不知臟腑，則病源莫辨，用藥無方」，可謂一語破的。

最後，中藥學研究與應用向來以臟腑和臟腑證為基礎。在中醫藥臨床應用研究中，形成了四氣五味、升降浮沉及歸經理論，通過組方遣葯，彰顯其功能與療效。中藥的四氣五味可視為現代成分藥理學和葯代動力學的雛形，升降浮沉、功能主治和歸經理論，則可視為藥效動力學的雛形。《神農本草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中藥分類始於該書。後世中藥著作，成果最豐、影響最大者，莫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該書共52卷，計1892種中藥，其中第三、四兩卷專門敘述五臟六腑的百病主治葯，所列病證約計110餘種。《中華本草》則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中藥學研究集大成者，該書將8980種中藥的功效分為18大類，其根據還是藥物對於臟腑所患病證的功能與療效。可見，研究中藥藥理，離不開臟腑及臟腑證的傳變與轉化。

關於中藥與臟腑的關係，夏良心在《重刻本草綱目》序言中如是說：「本草者，固醫家之耰鋤弓矢也，洪纖動植，最為煩雜，散於山澤而根於臟腑。名不核則誤取，性不明則誤施，經不別則誤人，誤者在幾微之間，而人之死生壽夭系焉，可不慎乎。」此誠警世恆言也。

總之，從臟腑學說的歷代論述可以看出：臟腑學說是中醫理論與臨床研究的奠基石；中西醫在臟腑理論上具有相同的解剖學基礎；中西醫在臟腑生理功能與病理表徵的敘述上雖有量的差異，但無質的區別；中藥功能主治的論述離不開臟腑及臟腑證的傳變與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