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走向未來-中國轉型的挑戰、路徑和前景(一）

從歷史走向未來-中國轉型的挑戰、路徑和前景張大軍摘要我翻譯的《民主化轉型的政治經濟分析》一書是關於後發國家政治和經濟轉型的實證研究成果。它從經濟與政治複雜的互動關係的角度談論民主化之前的經濟政治條件對民主化過程的影響，以及民主體制獲得鞏固的前景。無庸諱言，我翻譯此書時是帶著中國問題意識的。本文就是筆者試圖以該書的經濟加政治複合分析框架為基礎來談論中國未來的民主化轉型。當然，由於中國尚未實現民主化，我的分析帶有相當多的預測性或論斷性評論，而不是一種實證分析。轉型是一個連續性的歷史過程，它連接現實狀況和未來願景。當我們談論轉型的時候，我們要同時弄清楚轉型的現實條件、可行辦法以及未來出路。因此，在下文中，我將中國轉型這一宏大命題分解為三個部分：中國轉型的歷史性挑戰、動力機制以及可能的前景。在第一部分，筆者指出，中國轉型所面對的歷史挑戰其實是中國長久的負面歷史遺產-信奉實用主義的官僚體制-在當代的迴光返照。這一耗費巨大的歷史遺產不僅直接加重了中國人的負擔，成為各種不公平和非正義的總策源地，而且也極大地妨礙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民生的改善。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在這樣的歷史重負下奄奄一息。面對這樣的歷史負擔，筆者在第二部分試圖從源頭理清這種歷史循環的深層邏輯，指出打破歷史的因循必須藉助於一種超驗亮光所映照的中道轉型之路。在這種超驗的亮光下，個人以及個人的自主性成為變革的推動力量，中國的崛起將取決於並表現為昂然屹立在大地上的每一個個人。最後，筆者結合中國轉型所實際面臨的非常重要的外部約束條件，對中國的未來前景做出大膽的預測，著重論及最值得期待的、最有可能的、以及最糟糕的三種圖景。本文的中心論旨是，中國的政治失衡帶來了經濟上的嚴重問題，而經濟上的嚴重問題又將使得中國的民主化轉型更為複雜、更為困難。但是，中國的問題並不是完全不可救藥的，關鍵的是我們要找到一條中道的變革路徑，讓未來中國以最小的代價實現民主均富的現代化目標。在分析過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經驗以及過去兩千年變法實踐的基礎上，筆者提出一種自下而上的、以公民社會為推動力的中道變革模式。它既不是一種漸進主義的經驗道路，當然也不單純是一種狂飆突進的理想主義道路。毋寧說，它是介於兩者之間的，既有漸進主義的務實性，同時又有道德理想的成分。後者為這種道路指明了方向，而前者則為道路的開闢提供了動力。最後，筆者有必要首先在此聲明，中國轉型是一個非常大的課題，遠非本文所能詳細論述。很多問題，比如民族問題，宗教倫理問題、統獨問題、國家結構問題等等，都超出筆者的能力範圍。如果此文能對思考中國未來的人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筆者就心滿意足了一）中國轉型的歷史性挑戰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將來的事早已也有了，並且神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 – 聖經 傳道書三章十五節我深信，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和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他們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儘管他們並不情願這樣做…---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 1．中國變革本應是一個以模仿實現歷史超越的過程法國著名思想家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有力地證明了這樣的一個命題：歷史的發展有可能是跳躍性的，但更多的則帶有延續性和反覆性。本文的主題-從歷史走向未來-所隱含的意義就是，我們可以在歷史中去理解轉型的對象，確認轉型的目標，並尋求轉型的辦法。這正如《聖經舊約》傳道書中所啟示的那樣，轉型的對象「早先就有了」，將來的目標「早已也有了」，而轉型的辦法也只是「使已過的事重新再來」。在民族國家的時代，從歷史走向未來同時包含著兩層意思：第一是從自己的歷史中走向未來，第二層意思是從別人的歷史走向未來。上面托克維爾的話主要是講從法國自己的歷史走向法國的未來，這是一種內生性的歷史傳承。當時的法國人並沒有從別人的歷史走向未來的條件，因為法國政治文明的演進基本上是內生原創性的，它缺乏可資比較和借鑒的對象，唯一能夠作為參考的大概就是英國吧，但英國是君主立憲貴族，和法國大革命的目標還不一樣。而對後來的轉型國家，包括我們中國、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前共產主義國家在內的後發國家的轉型卻常常要學習和借鑒其他較為先進國家的歷史經驗，因為後發國家的轉型一般是觀念引導型的，並且它需要一個效法和追趕的對象-一個因著落實這樣的觀念而實現自由繁榮的榜樣。所謂的較為先進的國家是相對的概念，比如20世紀初期的英國和美國是相對於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相對先進的國家，西班牙和葡萄牙在20世紀八十年代是相對於韓國、巴西、匈牙利和波蘭的先進國家，而在當下，所有這些國家相較於中國都屬於先進國家，都可以成為中國學習和借鑒的對象。中國作為一個相對落後的國家，在其轉型的過程中需要從別人的歷史學習的不僅僅是觀念，而且還應該包括被實踐證明可行的辦法。這一點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表現得很突出。比如中國執政黨所定的執政目標之一-健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的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一個巨大的觀念體系，它包括私有產權、自由創業、自由就業、自由交易和法治秩序等一系列的觀念。而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策略的最初模仿對象恰恰是東亞國家以及象台灣和香港等已經實現市場經濟的海外中國人地區。我記得在我上大學的時候-1990年代初期，經濟學教授們最愛講的就是「雁陣模式」。什麼是雁陣模式？這一概念最早是日本學者在1935年提出的，後來逐漸完善。我們大學教授談論這一模式的背景是日本的經濟當時在東亞地區處於最領先的位置，成為雁頭，而排在其後的為經濟發展水平較為落後的亞洲四小龍-韓國、台灣、香港、新加坡，最後的則為中國與東南亞的幾個國家-象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在這個模式中，日本成為產業和技術發展的領頭兵，當這些領頭的產業和技術在日本失去優勢時，它就要實現產業和技術升級，而把原有的產業和技術轉移到相對落後的亞洲四小龍。同理，後者在將該產業和技術充分開發後，也要實現產業和技術的升級，而必須把原有的技術和產業轉移到更為落後的國家，也即中國和東南亞國家。東亞地區這種先後秩序、逐級轉移的分工模式使相關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次第得到開發，並依次騰飛，這種格局有點象天空中有秩序的雁陣，故此這種分工發展模式被稱為「雁陣模式」。這種雁陣模式就非常突出地顯明了後發國家的追趕和模仿戰略。當然，雁陣模式後來主要因為1990年代以來全球化的大行其道以及日本經濟的衰落和中國經濟的相對崛起而成為明日黃花。除了「雁陣模式」，我們知道，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的另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也是模仿的結果，是直接從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那裡學來的。中國到現在還在實行這種策略，其特點就是依靠美國市場的消費能力來發展自己的本國製造業。這種模仿和追隨還體現在很多其他方面。我今年春節後回我老家的一個小縣城，我的高中同學是我們縣公安局的刑警大隊長，我跟他聊天，問他現在的工作狀況怎樣。你知道他怎麼說的？當時著實嚇了我一跳！他說我們正在西化，向美國學習。我理解他的意思是公安機關的一套管理制度和辦法都在向西方標準靠攏。只不過他們依然還是一個專政機構，而不是一個服務機構。但是他們也在模仿，在我們想不到的地方和機構里都有人在模仿。我相信我們的軍隊也在模仿美國，儘管他們模仿的可能還僅僅只是技術工具性的，器物層面的。我相信，如果他們有機會和條件，也會成為如美國軍隊那樣的國家化的中立機構和力量，而不是某一黨某一派的力量。由此我們也可以基本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中國進步-包括經濟的增長、社會管理手段的改進以及法治上的改善-並沒有什麼秘密和奇蹟，因為到目前為止，絕大部分的成效都是學習和模仿別人的結果。陽關底下無新鮮事，也就是《聖經舊約》傳道書中所說的：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2．中國轉型面臨的最大挑戰：滑回歷史的深淵客觀講，中國的模仿為中國帶來很多積極變化，包括經濟富裕程度的提高、個人自由空間的擴大，社會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等等。但我們現在也發現中國處於一種非常尷尬的境地，經濟發展了，只是表現為GDP總量的提高，一般民眾的生活水準卻無法反映出這種數字化的經濟發展速度。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找不到工作；貧富差距越拉越大，貪污腐敗越來越猖獗；工資不漲，物價高漲；自然環境變壞了，人文環境也變壞了。所有這些問題都可歸因於楊小凱先生所說的那種「後發劣勢」。什麼是「後發劣勢」？後發劣勢其實也是對後發國家的詛咒。其意思是，後發國家由於可以比較容易和快速地模仿先進國家的表面技術和方法而獲得最初的成功，他們出於慣性和僥倖而不願模仿那些比較難模仿的內在制度和規則。結果是，他們在嘗到最初成功的滋味後就很快會因制度上的劣勢而陷入一種發展上的不利狀況。現進的制度規則體系早就存在，成功地實踐了這套規則體系的國家也早已存在，中國的問題不是有沒有模仿的機會，而是有沒有模仿的意願。中國執政黨的意願缺乏可以從鄧小平先生說的一句話中清楚地讀出，他說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就是他不願設定一個制度模仿目標，走一步看一步，中國改革或轉型的路線圖是沒有的。可以說，中國改革的指導思想就是這種實用的理性主義。鄧小平還講過另外的話，就是有很多問題現在解決不了要延緩一下，留給下一代，理由是下一代可能比他們更聰明。這導致執政黨在很多事情上能拖就拖，其實這是一種極端的理性機會主義，用俗話講就是小聰明，也是推脫責任的借口。制度後發劣勢就是中國問題之癥結所在。孫中山曾講：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全球民主化的潮流中，中國不進則退。事實也正是如此。中國的制度在世界制度變革的潮流中，激流勇退，最後退到我們傳統的官僚專制體制。如何理解這種退步？我上面引用的托克維爾那句充滿睿智的話語可以給我們很多啟示。儘管中國共產革命轟轟烈烈，歷時幾十年，先是暴力革命，後有文化革命，既試圖改造社會政治制度，也妄想改變人心道德。可是，托克維爾說得明白：「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從舊制度繼承了大部分感情、習慣和思想，他們甚至是依靠這一切領導了這場摧毀舊制度的大革命」。在革命過後建設中國的過程中，鄧小平及其所領導下的執政黨又「利用了舊制度的瓦礫來建造新社會的大廈，儘管他們並不情願這樣做」。因為我們在世界變革的潮流中沒能順勢而為，沒有模仿先進位度以改進乃至揚棄我們的舊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可能依然在延續從舊制度中繼承下來的感情、習慣和思想，也就是說我們依然生活在過去之中。雖然現在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的年輕人從表面上看起來非常地叛逆，但事實是，他們和中國大陸的每一位中國人一樣依然生活在傳統的思想、情感和習慣之中。我們一方面沒有從別人那裡學到新的制度，另一方面卻又從傳統中繼承了那麼多的感情、習慣和思想，而且，這個新建的社會大廈中又存有很多傳統舊制度的因子，我們很遺憾地看到，這樣，問題的後果就很嚴重了：舊思想、舊習慣以及舊制度的發酵和繁衍已經將中國當下的政治生活拉回到在中國存活興盛了兩千年之久的舊官僚專制傳統之中。向傳統制度的這種回歸也驗證了聖經中所講的「現今的事早先就有了」。（關於中共統治方式向傳統王朝治理模式的回歸，我在下一部分還有更進一步的論證，本部分主要提出我的一些看法或觀點。）無庸諱言，這種回歸或者復古始自鄧小平。鄧小平的沒有路線圖的實用理性主義是他所領導的執政黨推行改革的意識形態。在我看來，這種意識形態本身就是一種復古，它拋棄了革命理想主義或者專制烏托邦，卻同時也拋棄了符合普遍人性和普世價值的人道理想。如果失去了理想，人類將是什麼？人類將下降到動物式的生存狀態。對鄧小平來講，他既然拋棄了革命的理想，那他的唯一思想資源只能是傳統思想。這種傳統思想實際上是流在他的血液裡面的。他的理性實用主義當然也就是傳統儒家講求的理性實用主義的一種變種而已。這種理性主義後來在執政黨內蔓延成風，甚至發展為極端機會主義，雖然鄧小平是始作俑者，但其內在的演化機制卻正如托克維爾所指出的那樣，是傳統在不知不覺中恢復對個人的轄制和影響。如果說由於受革命歷史的牽扯，執政力量在思想意識上向傳統的回歸顯得比較曖昧和扭捏，那麼，整個國家政治生活在制度規則上向傳統的回歸則表現的更為鮮明和直白。眾所周知的「潛規則」一詞的盛行就活生生地表明我們的制度規則體系還是那套東西。我聽說很多政府官員都喜歡閱讀乃至研究這本書，以從中發現官場的秘密，陞官的訣竅。可以想見，在這些人的想法裡面，傳統的東西依然是活生生的。順便再說一句，中國民間最近幾年的歷史研究熱在我看來不是什麼好現象，它從側面說明了中國擺脫舊體制，邁向新世紀的征程上需要跨越很多思想、情感和意識上的障礙。對此我們一定要警醒。甚至可以說，我們中國轉型要背負的不僅僅是六十年的共產政權遺產，還有兩千年王朝專制統治的歷史負擔。另外，中國目前的政治權力結構也已經開始回復到傳統的王朝體制。傳統王朝統治結構的特徵就是君主專制下的層級式官僚體制。這種官僚體制在我們現有的體制中已經是非常非常之明顯了。這種歷史性的回歸確實也沒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說到底，官僚體系是專制體制維繫統治的紐帶和基礎，因為位於專制體制最頂部的君王或者其他最高統治者，只能依賴他們來實現自上而下的社會控制。即使最高統治者講什麼「仁政」、「親民」或者「和諧社會」的理念，他們推行這些理念的渠道和手段依然是官僚系統。對最高統治者以及整個專制體制來說，民眾無法成為他們統治所依靠的對象，假使他們開始依靠民眾，他們權力的「道統」乃至整個專制體制的道義性都要受到拷問。所以，如果他們不靠官僚系統，他們又靠誰呢？他們統治的正當性正在於整個官僚系統對他的效忠和服從，一旦沒有了官僚們的效忠，最高統治者的專制也就土崩瓦解了。最高統治者是很清楚他們所依賴的對象以及需要防範的對象的。正是由於官僚體系本身成為了專制統治須臾不可離的經脈系統，它也同時產生了依託這種獨特地位大撈一筆的心態。有人說中國官員的腐敗是因為他們的權力受不到適當的制約和平衡，此言當然不虛。不過，我們還可以接著問下去，他們的權力為什麼受不到制衡，執政黨不是天天在喊反腐敗么？其實他們的權力之所以沒有受到制衡是由於他們的地位決定的，他們作為專制體制貫通上下的控制系統，如果把它們制衡住了，整個專制體制就無法運轉了。3．「復古路線」不能承受之重也是由於這種無可替代的地位，中國的官僚體系開始尋求相對獨立於最高統治者的利益。而由於中國疆域的廣大和地區間在風俗民情以及經濟人文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位居中央的最高統治者對他們的控制就會有很大的漏洞。於是，中國官僚們獨立的尋租空間會按照自己的慣性越撐越大，直到將一個專制體制撐死掉。據中央黨校周天勇教授統計，中國到2005年時由財政供養的公務員和准公務員性質的人員實際上超過7000萬人，遠遠超過除了農業之外的任何一個行業的就業人數，中國政府成了名副其實的最大的僱主。中國的官民比也達到創歷史紀錄的1：18。中國吃「皇糧」隊伍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在縣和縣一下的基層政權中，而且不屬於正式的公務員編製，但屬於整個官僚體系，有些很象傳統官僚衙門中的「吏」，他們是為「官」服務和跑腿的。據周天勇教授統計，在縣、鄉、村三級政權中，靠收費和罰款等非正規財政收入供養的編製外各類工作人員高達約2000萬人，這裡面有730萬名村幹部，1270萬名編製外的各類聘用人員。我們經常能看到這樣的新聞報道，一個縣鄉政府的組成機構往往人員嚴重超編，這些超編的人一般都是所在機構領導的關係戶，一個局長會把十幾甚至二十幾個他的親戚朋友安排在他主管的政府機構中，這類現象在中國比比皆市。由於沒有真正的監督和制衡，官僚們的腐敗和官僚機構的臃腫就成了專制體制永遠無法克服的痼疾。現在官員們的胃口好得很，貪污受賄的數額越來越大，動則幾千萬，上億。這都還是已經查出來的數額，沒有查出來的，估計還有，總數肯定更高。想想農民現在一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才有幾千元錢，還不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中國的貧富差距能不大么？另一方面，在龐大官僚系統中「服務」和「跟班」的人也要吃飯，也需要辦公經費，而正規財政系統又沒有這麼多錢給他們，他們於是就開始自己想各種各樣的土辦法亂罰款，也不管有沒有理由去罰款。中共現在對基層的治理基本上遵循的是以「罰」治國的原則，靠罰款來維持基層的治理機關，很多地方鄉政府的財政收入很大一部分來自計劃生育罰款。我曾聽到一件很荒唐的事，就是有一個人，82年出生的，大學畢業後到當地中學教書，突然有一天計劃生育管理人員找到他要他交罰款，理由就是他是超生的，當時沒罰或者沒罰夠，現在補罰。真是無奇不有，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原因在於現在農民普遍要的孩子比較少，很多都是要兩個孩子，要三個或四個小孩的比較少，那計劃生育罰款的收入也少了呀，所以他們就開始對以前的人進行補罰。這就是整個官僚集團過度膨脹後的必然出現的財富掠奪問題，農民和小商戶的日子也就更加難過了。處於官員階層以及廣大的「吏員」階層之間的是人數日益增多的一般公務員。他們也日益成為城市中其他社會階層羨慕的對象。除了越來越高的基本工資外，一般公務員還有灰色收入，有較高的社會地位，有穩定安全的工作保障，有健全的醫療養老保障，所以在中國的就業、醫療和養老問題日益突出的當下，擠進官僚體製成為很多人-包括剛畢業的大學生以及研究生-的擇業目標。就象過去的讀書人都爭先恐後參加科舉以擠入仕途一樣，當下中國的公務員報考熱也堪比以前的科舉熱。據報道，中國共有64萬名考生參加2008年公務員考試，競爭1.4萬個職位，相當於46個人爭取一個職位。筆者還真不知道現在有什麼職業比公務員更熱門。這就是對這樣一個官僚主導的利益格局的最真實反映。據《檢察風雲》2006年的一篇報道：在2004年，官員們用於公車的財政支出費用就已經高達4085億元。關於官員們濫配濫用公車的做法，媒體曾披露了兩個實例。一是《新華每日電訊》披露的陝西人事廳「超級車隊」。陝西人事廳總共才有126名公務員，卻配了42輛公車，「這還不包括一些購買後仍未掛牌使用的車輛，也不包括下屬事業單位的十多輛汽車」。另一個實例是《新快報》披露的：廣州市政府辦公廳有177名工作人員，擁有的公車達到172輛，理論上幾乎每名政府官員都有一輛車可以開。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在韓國首爾，政府官員用的公車總共才有４輛；而在芬蘭，僅總統、總理、外長、內務部長、國防部長5人才配有專車，公車僅限於在公務時使用。官員們的公款吃喝數額也很巨大，有人說每年的開支在3000-3500億元，也有人說在3700億元。不管怎樣，公款吃喝的費用都大大高於政府教育和醫療等公共開支的總和。我回老家經常能聽到說誰誰誰的餐館被當官的吃垮了。而且現在公款吃喝的排場越來越大，一頓飯下來常常要發好幾萬元錢，比一戶農民一年的純收入還要多很多。中國的GDP總值只相當於日本GDP的五分之三，人均GDP只及日本的7%，而中國的公款吃喝總費用卻比日本多出1000多倍。另外，中國政府官員一年的公費出國費用也在3000億元以上。據估計，公費用車，公費吃喝以及公費出國的之處總額大約佔中國財政總支出的1/3。與此相對應，中國用於民生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例為全球倒數第一。讓人詫異的是，中國本來不多的醫療經費的80％發在850萬名黨政幹部的身上，更有甚者，在中國很多病人因為沒有病房而不得不推遲住院的情況下，卻有40萬中共各級各類幹部長期佔用著高幹病房，吸收走非常多的醫療資源，讓本來就很緊張的住院條件更加惡化了。除了這些數額驚人的費用之外，根據中國官方自己公布的數據，中國各級官員一年貪污腐敗的金額達2500億，平均每個中國人每年被貪污200元。而且常識告訴我們，這區區的2500億隻是冰山之一角。上述種種現象和事實說明，中國的官僚階層已經形成一個巨大的可怖的食利者階層，成為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沉重大山。正如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所反覆證明的那樣，政治理念上的實用主義加政治治理上的官僚集權主義最後的結果就是專制王朝的周期性循環。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不解決這種實用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的制度劣勢，中國沒法往前走，中國人的苦難就會象中國的王朝統治一樣不停地循環下去，永遠沒有結束的時候。中國的歷史就會持續地在時間之軸上畫圓圈。4．「復古路線」的經濟和民生之痛那怎樣解決制度上的落後問題，答案自然和解決經濟上的貧窮問題一樣，就是繼續學習和模仿那種能有效克服官僚主導的專制體制之弊病的國家。這種國家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憲政民主國家，它們-無論是象英國和美國那樣的原生性民主國家，還是象韓國和波蘭等後發追趕型國家-在實踐上已經充分證明了這樣一個真理：憲政民主制度是確保經濟繁榮和保障個人自由與權利的最佳制度安排，也是能打破實用主義意識形態掩蓋下官僚主導體制的最佳制度安排。我翻譯的這本書就是講後發國家在制度模仿上的經驗和教訓的。後發國家的轉型說到底是結合每個國家不同情況的各種不同制度模仿過程。此間的制度模仿或者轉型過程和經濟發展和改革密切相關。這一點對我們中國人尤其重要，因為中國人對政治的理解有其非常現實的一面，就是政治治理的目的是為民眾提供一個讓他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制度環境；用專業術語講，就是無論什麼樣的制度都要體現出政績合法性。這其中的原由就是，中國人在過去很多年以來生活得太貧困，有著難以遏制的追求物質繁榮的衝動。所以，談中國的制度轉型就要談它對中國經濟的潛在影響，談它對我們每個人生活的影響，談它會給我們個人帶來一個什麼樣的人生髮展前景。我認為，中國朝向憲政民主的制度轉型，確實和這些問題有非常大的關係。我現在舉三個方面的例子來說明，為什麼中國以前僅僅是技術層面上的模仿正在並將繼續對我們以及我們同胞的生活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第一是通貨膨脹的問題，第二是稅收負擔的問題，第三是大學生就業的問題。首先來看通貨膨脹問題。通貨膨脹通俗一點來理解就是錢太多了，要買的東西卻是一定的，那東西就一定要張價。所以它和政府的鑄幣權有關，也就是政府控制貨幣供應的權力有關。從宏觀的意義上講，鑄幣權是政府對經濟實施控制的最有力的手段之一。如果沒有一個負責任的政府，那他會怎麼樣，他會濫發貨幣，尤其現在的貨幣都是紙幣，還不是金銀等貴重的金屬，政府印刷機一開，貨幣就有了。後果就是通貨膨脹。凱恩斯說的明白:「通過連續的通貨膨脹, 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地剝奪人民的財富"。用通貨膨脹實現財富的再分配，妙就妙在「一百萬人中間也未必有一個人看得出問題的根源。」經濟學理論告訴我們，由於政府掌握鑄幣權，能給窮人增加財富的價格上漲總是最晚出現的，持續的時間是最短的，而且幅度也是最小的，而收益主要歸富人的產品或服務價格的上漲卻是最早的、持續的時間是最長，當然幅度也是最大的。這種現象正活生生地發生在中國。典型例證就是房子的價格上升的最早，持續時間最長，幅度也最大，而農民的糧食價格上漲的最晚，而且糧食價格的上漲也主要是成本推動型的，即農藥、種子和農用柴油大副漲價之後的被動反應。所以，通貨膨脹所導致的財富分配效應必然是窮者愈窮、富者愈富。這就是大家目前能親自體會到的。所以現在一般家庭都感覺日子過得比較緊，壓力很大，可是另一方面，我最近又看到一條消息，說是滙豐私人銀行（瑞士）宣布，去年（2007年）獲得主要來自中國富裕人士高達227億瑞士法郎的存款，約合人民幣1600億。消息又說，去年（2007年）該行所管理的資產增加了179億瑞士法郎，總額達到1860億瑞士法郎。我們粗算一下就可以看出，2007年來自中國富裕人士的存款超過該行當年度的資產增加額，並且只是一年增加的存款已經占其所管理的總資產的12%。這還僅僅只是中國富裕人士向國外的一家私人銀行機構的存款，並且這家機構的規模和知名度遠遠小於瑞士銀行和瑞士信貸銀行。正是由於中國有大量的富人，全球各地的負責個人理財的私人銀行家正向中國蜂擁，儘管中國的法律並不允許這些人在中國開展業務。我常常納悶，從1979年到2007年的將近30年時間，中國GDP年均增長速度幾乎達到10%，可是一般民眾依然這麼貧困，常常為最基本的教育、醫療和養老發愁，那我們經濟增長創造的財富都到哪裡去了？我們從上面的事實中就可以管中窺豹。本來中國因為貪污腐敗和官商勾結，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就已經比較突出了，現在，中國政府鑄幣權的濫用又成了雪上加霜。所以歸根到底，政府印刷貨幣的權力要受到其公民共同體的制約，政府權力的行使必須以民眾的利益為導向和指歸。否則就會如凱恩斯講的那樣，民眾的財富被再分配出去，可自己往往還沒有覺察到。但是，怎樣才能保證政府鑄幣權的行使最符合一般大眾的利益呢？這就需要一個憲政民主的機制，如果你濫用鑄幣權，損害公民的普遍利益，那對不起，公民就會定期地用選票把你選下去。即使現在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已經越來越專業化，其獨立地位逐漸獲得廣泛的認可，一般不受政治干預，但這樣的獨立地位的維持也確實需要一個比較公正有效的政治體制，否則中央銀行就難免淪落為統治集團攫取不當利益的工具。除了鑄幣權之外，政府擁有的另一項極其重大的經濟權力是徵稅權，這也是和一般公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我們現在明顯感覺到政府很有錢，它的錢就是通過徵稅權的行使得來的。我說的徵稅權是廣義的，既包括法定的稅收項目，也包括各種名目的規費。據統計，中國政府2007年總的稅收是5.1萬億，再加上沒有列入政府預算的約4萬億的各種規費收入，政府2007年的總收入達9.1萬億多，平均每人徵收了6894元（以中國13.2億人口算）。而2007年中國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3786元。這樣，從人均的角度看，政府的收入占城鎮居民總收入（個人收入+政府收入）的比例高達33.3%。也就是說，對每一個城鎮居民來說，他創造的財富剛剛好有三分之一都被政府拿走了。而且2007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有4140元錢，遠遠低於人均的政府稅賦水平。農民一年辛勞的一大部分成果都被政府拿走了。可是政府把這些收入拿走後都幹什麼了呢？我們看到貪官們的胃口越來越大，貪污的金額越來越驚人，各地政府的辦公大樓越來越豪華，官員們出國旅遊次數越來越多，官員們吃喝的檔次越來越高，開會去的地方也越來越奢華。而我們社會中的中間階層卻越來越承擔不起教育、醫療和住房的費用，更不用提我們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比如農民和下崗工人、城市貧民。如果各位到中國中西部的鄉村去看看就知道，這麼多人看不起病，供不起孩子上學，蓋不起房子。這裡面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他們創造的財富都被莫名其妙地徵收走了。在城市裡，一個月2000元的工資剛夠維持生活，就開始被徵稅，而且中國的消費稅無處不在，不管一個人買什麼東西，他付的錢的一部分就是交稅。而且在個人交了稅以後，無論去政府部門辦什麼事，還得再繳費。這樣個人的稅賦負擔就很大，直接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制度劣勢影響大學生就業初看起來很多人會覺得不可思議，其實細想一下各位就能完全理解。理清這個問題需要全面分析中國經濟體的構成，我認為中國經濟體的構成最關鍵的是兩個部分：一是出口導向的製造業，這一部分基本上以外資和民營企業為主；二是政府壟斷或控制的企業，包括電訊、石油、採礦、銀行、證券、保險、媒體和出版、教育、醫療衛生甚至房地產等等。至於經濟體的其他部分，比如低端的服務業，象餐館、便民店、理髮店、洗衣店，以及農業等，由於產業的性質，很難成為大學生擇業的對象，因為很少有大學生會畢業以後當個理髮員或者售貨員。中國最有活力以及最能創造就業機會的是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它也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推動力量。可是，我們在製造業中縱容「低人權優勢」，讓工廠廉價卻高效地使用中國的大量農民工，以此賺得巨額利潤。此舉的後遺症就是中國的製造產業無法升級，管理水平粗放，技術含量一直無法提高，這樣，中國的製造業就因著後發劣勢被定格在全球產業鏈的最底端。如此的產業結構當然需要的是低技能的產業工人，而不是高技能的腦力勞動者。前兩年，中國有一個首富叫施正榮，是從事太陽能行業的。他曾經準備從國外引進自動化程度很高的生產線，想按照國外同類廠商的路子搞自動化生產。可是你知道後來怎麼著？他放棄了這樣的生產線，而是僱傭了很多人來完成這條生產線的全部工序。為什麼呢？因為他計算了一下成本，發現全用人工比用那條自動化的生產線更能節省成本。這樣的例子在中國非常多。毫無疑問，大學生們在一個自動化程度很高的現代化工廠比在一個作坊式的製造企業里有更多的可能找到工作。再來看國有壟斷企業。從常識來看，壟斷就意味著阻礙創新和遏止對人才的有效需求和使用，因為壟斷使得這些企業不僅不需要自己去不斷的創新和進步，而且還阻礙了其他具有創新和進步能力的企業或個人進入他們的領域，而創新是需要知識的，並且競爭化的體制可能需要高素質的人才，而不是有各種各樣關係的人。我聽說在有些地方，收入高的壟斷企業已經幾乎成為一個世襲的領地，一般能進入這些行業的都是該行業現有從業人員的親戚或者關係戶。壟斷就牽涉到政府的權力限制問題，因為在一個憲政民主國家，政府的權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們很少有機會幹預市場經濟微觀企業層面的運作。這一點因為我們不是一個憲政民主國家也就無法做到。舉例來說，如果把中國電視媒體產業完全私有化，電視行業會創造出很多適合大學生的就業機會，因為媒體的產品需要知識和創意，這正是受過完整大學教育的人能夠發揮優勢的領域。所以我說大學生就業也吃壟斷的虧。無論是政府的鑄幣權、徵稅權、壟斷經營權還是產業政策制定權，其實都和我們一般公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毫無疑問，由於中國目前處於一種專制的自我尋租的官僚體系統治之下，政府往往就會利用這些權力去侵犯或者至少是漠視民眾的各項權利和自由。反過來說，為了保障民眾的權利和自由，就需要對政府有適當的制衡和監督機制，而人類文明史上所發現的最佳的也是最具現實可行性的制衡和監督政府權力的機制就是憲政民主制度。中國的制度轉型關乎的不僅僅是公平正義之類的人類道德理想，而且還關乎我們每一個人的物質生存狀態。也就是說，制度轉型決定的不僅是自由能否在中國得以實現，還決定中國經濟的繁榮是否能夠持續並惠及每一個中國人。所以說，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和經濟上均落後的國家，其制度轉型的特殊歷史使命凝聚著中國人的雙重目標：民主與均富。因此，我們在推進中國經濟轉型的時候，也要同時開啟政治上的民主化進程，否則，我們就會看到官僚群體在發財致富的道路上狂飆突進，而普通民眾則在各種各樣的經濟壓迫下苟延殘喘，最終經濟發展成了對少數人的祝福，和對大部分人的詛咒。在各級官僚趾高氣揚的驕傲中，在廣大公民不堪重負的嘆息中，我們看到的是同一幅歷史圖像：失去理想目標的中國在迅速地沉淪。5．小結：中國轉型的歷史包袱我們今天在中國看到的一切亂象的根由就在於政治的「復辟」或者「返祖」現象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經濟轉型的失衡；在於制度性公平正義的缺失和庸俗實用主義的大行其道；在於人類道德理想的沒落和極端機會主義的崛起；在於我們撕裂了中國現代化的雙重目標，而不是讓它們成為互相促進的有機整體。這其中的關鍵首先就在於，中國的政治在意識形態上降服於一種傳統的理性實用主義的價值觀，將政治看作，並且僅僅看作，是實現社會控制的手段，中國因而無法建立一種健全的現代政治觀-即將政治看作一種抑制惡而實現善的公共事業。其次，中國的政治權力由於無法以公共利益為其旨歸，中國政治權力的終極來源就要回到傳統上的私有化狀態。我們知道，在中國歷史上，政權都是皇帝的，中國的朝代名稱以前都要加上皇帝的姓氏或者族類，像什麼李唐、朱明、滿清、蒙元，這就充分說明中國的政治都是附屬於一家一姓或者一族的。我們現在的狀況和過去王朝專制時代也沒有什麼根本區別。所謂黨國體制或者「共產黨中國」這類表述傳達出來的東西就是如此。再次，在這樣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私有化之歷史背景下，中國目前的權力結構也回歸傳統的官僚體制，遍布中國大地的各級各類官僚其實就是上層實現社會控制的代理工具而已。不消說，這種層級制的委託-代理機制正是中央集權專制體制能夠維繫下去的重要保障，但它也產生了嚴重的治理問題乃至治理危機。有人將官僚統治結構的亂象歸結為：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集團化。不管怎樣，官僚機構作為承擔代理功能的體系只是委託-代理機制的被動方，它所表現出來的問題不僅僅是代理機制的問題，而且是整個委託-代理機制的問題。總而言之，中國轉型所面臨的歷史挑戰就是，在經歷了三十年的所謂「改革」時期之後，我們驀然回首，卻發現中國已經大大偏離了中國現代化的雙重目標-民主和均富。我們生活可能是富裕了一些，可是我們卻越來越不幸福，因為我們離我們的理想似乎越來越遠了。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政治中國的倒退，我們再次倒退到傳統中國的畸形政治觀念、政治生態和政治結構。中國的轉型要想成功，我們就必須阻遏這種悲劇性的倒退，破解這種歷史循環的難題，讓中國重新回到現代化之路上來，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大使命。從制度建設的角度看，我們的大使命可以轉化成這樣的一個目標：建立和鞏固憲政民主制度。怎樣來達成這樣的目標？這是下面一章要討論的主題。（二）中國轉型的路徑分析　　　　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聖經 阿摩司書五章二十四節　　　　在民主國家，結社的學問是一門主要學問。其餘一切學問的進展，都取決於這門學問的進展。在規制人類社會的一切法則中，有一條法則似乎是最正確和最明晰的。這便是：要是人類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結社的藝術隨著身份平等的擴大而正比地發展和完善。- 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　　　　1． 照亮中國未來的歷史之光　　　　有人說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一部《春秋》據說藏著可以讓亂臣賊子懼的微言大義。中國人也常常講以史為鑒，把歷史當成評價榮辱得失的鏡子，既然如此，歷史中必然有著能指向未來的真理。因此，回顧幾千年的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中國人在遇到問題時總是喜歡到歷史裡去找答案。我想這種歷史情結可能很大程度上與孔子有關，他給我們描述了一個夏商周三代先王良政善治的美好圖景， 於是孔子「法先王」式的政治復古主義成了中國歷史上的一股強有力的政治指導思想，三代之治也因而成了中華帝國的政治歷史圖騰。甚至到了中國專制王朝的末期，三代之治依然是中國政治社會的理想。清末福建巡撫徐繼畬在其編撰的《瀛寰志略》中就用「三代之遺意」來表示「天下為公」的政治理想。其讚歎華盛頓說：「華盛頓，異人也。起事勇於勝廣，割據雄於曹劉，既已提三尺劍，開疆萬里，乃不僭號位，不傳子孫，而創為推舉之法，幾於天下為公，駸駸乎三代之遺意。其治國崇讓善俗，不尚武功，亦迥與諸國異。」我想他是真心讚美華盛頓所體現的政治美德的，不過他的比喻讓我有點哭笑不得。他把華盛頓比喻成中國歷史上的「聖王」，而美國關於良好政制的精神恰好是與這種對「聖王」之治的渴求南轅北轍的。我們祖先一直以來所信奉和嚮往的三代之治本質上不也就是家天下或者王天下的一種么？而這種三代之治的政治安排和美國的憲政民主制度又有什麼可比性呢？　　　　中國老百姓無法理解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聖王」情結，等而下之地卻形成了「清官」情結，這兩種情結的糾結讓中國歷史深深地陷入一種無法自我突破的怪圈。我們的祖先無論怎樣相信三代之治的存在和重現的可能性，他們在歷史中的經歷卻總是專制與暴力的循環。中國的二十四史就是飽含著血腥殺戮和姦詐權謀的政治厚黑學的現實演繹過程，我們不停地在歷史的厚黑場中轉圈，卻總也找不到那種能照耀我們未來的亮光。我們從歷史中尋求智慧和指引，似乎變成了我們從歷史中尋求咒語和魔法。我甚至相信，毛澤東在二十四史上密密麻麻的批註是對全體中國人的詛咒。歷史難道是我們的宿命，或者我們的「原罪」？　　　　我們的歷史罪性就在於，無論是儒家士大夫的「聖王」理想，還是普羅大眾的「清官」理想，都擺脫不了政權私人化或者家族化的歷史命運，政治最終就會成為一種實用統治的手段或者私人控制的技術，而不是追求超越性價值-公平正義-的公共事業。換句話說就是，統治者的政治歷史書中每一行可能都寫著天下為公、仁義道德等字眼，可人們在字裡行間看到的卻是綿綿不絕的私慾。通過統治者們那些不經意流露出來的字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從事政治的動機要麼是「彼可取而代之」的雄心，要麼是「大丈夫當如是」的豪情，要麼是「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的驕傲。他們中從來沒有人喊出「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的信實盼望，卻總有人在高歌「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的虛無絕望。　　　　我們無法在自己的歷史中找到那能照亮未來的亮光，我們該怎麼辦呢？難道我們繼續讓歷史循環下去么？幸好，在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可能不再需要普羅米修斯盜天火來照亮我們的去路，因為我們即使從自己的歷史中找不到光亮，我們仍然可以從別國的歷史中尋找那能照亮中國未來的光。那種光就是超驗的公義和普世之光。正如徐繼畬巡撫所說的那樣，在美國，這種光確實照射出「天下為公」的良辰美景。不過，遺憾的是，他只對了一半，因為他以「聖王」情結來解讀這種光，將華盛頓這一「聖人」當作光的來源，而事實上華盛頓絕不是這種光的來源，他只不過是光由以發出的管道而已，因為這種光是一種超越性的存在，它的來源不在一個具體的人身上。　　　　那束超越的普世之光既能照耀未來的去路，也能讓曾經的歷史之路上的各種磕絆無所遁形。如果說歷史是我們的宿命，那也是由於我們一直都被捆綁在我們的歷史「原罪」中，一直無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洗盡這種罪。在普世之光的照耀下，中國的歷史確實能夠成為一面鏡子，照出那捆綁中國人精神、思想和觀念的魔鬼符咒；也只有靠著那普世之光的強力，我們才能獲得擺脫一種前所未有的能力，戰勝歷史深處的罪性，讓我們的歷史在時間長河裡獲得新的生命。　　　　（我並不是全盤反對或否定中國傳統文化或者儒家文化，我反對的只是中國的政治文化或者政治價值觀，以及儒家或者法家或者任何其他思想流派與孕育這種政治文化或政治價值觀有關的部分。我其實很欣賞中國的舊體詩，因為從審美上來說，它確實很有讓人著迷的地方。我尊重傳統儒家溫柔敦厚的人格特質，同樣我也遵循部分傳統的家庭倫理觀。概括而言，我認為儒家或者其他中國文化思想流派在除公共政治生活之外的領域依然有品質良好的精神資源，非常有必要深入挖掘這樣的資源。此是題外話，暫不贅。）　　　　我們知道，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轉型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現代化觀念對中國的變革起著非常大的引導作用，它持續不斷地為中國的變革事業提供著願景和激情。這種現代化觀念其實也是在普世之光照亮別國（尤其是西方國家）之後因著它們的具體經驗而凝練成的一種價值理想。因而，值得慶幸的是，縱使我們無法從自己的歷史中獲得普世之光照的經驗，縱使我們的歷史無法照亮我們的未來，我們卻有著從別國的被照亮的歷史中尋出自己未來之路的便利。別國的歷史經驗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真正的「歷史之鏡」。正如上文所清楚指出的那樣，這種普世之光下的歷史經驗就是憲政民主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對一個後發國家的轉型來說，就是不停地從「普世的歷史之鏡」中學習別國的經驗和吸取別國的教訓。誠然，我上面談到的所有觀念、想法和判斷都不是我憑空想出來的，都是在總結其他國家的經驗後得來的。比如，勞工權利的保護其實是有利於整個社會就業結構的改變，鑄幣權的濫用會導致通貨膨脹，進而影響民眾生活水平，而徵稅權的無限擴張和不受制約的濫用則直接將財富從民眾的口袋中拿走。同樣，我們說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場的經濟制度是好的制度，值得我們模仿，也不是我們憑空捏造出來一個烏托邦，而是從西方國家長達幾百年的歷史經驗中得出對這些制度的基本結論。　　　　顯而易見的是，普世之光下所衍生的很多觀念-如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也都具有普世的價值。雖然因著歷史的巧合，它們都肇始於並成熟於西方，但這絲毫不能掩蓋它們的普世性。不過，具體到制度模仿或者學習的方法，西方整體上作為原發性地區，能提供的具體經驗就不一定很多了。同樣是不幸中的萬幸是，普世之光早已經開始照耀西方之外的世界。許許多多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因著追尋普世之光也成為文明世界的一部分，他們相對於西方國家，也曾經是模仿者。它們在模仿西方制度中也有著豐富的經驗或者教訓。它們已經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中國這一負荷著歷史重擔的模仿者來說，都是彌足尊貴的。因此，它們的轉型或者模仿經驗也應該成為中國的學習對象，或者進一步說，它們進步或者轉型的歷史也成為照亮中國未來轉型之路的光照的來源。對非西方世界的新近轉型成功的國家的學習和借鑒尤顯必要。因為，相對於西方成熟的憲政民主和自由市場體制，中國只能算個稚氣未脫的小學生，讓小學生學習成人肯定是有點勉為其難了。所以，它們只能成為遠期的目標模式，而中國近期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可能更應該是那些處於制度青春期的國家或地區，比如台灣和韓國等等。也就是說，模仿者要明白自己進行模仿的基礎，明白自己本國的實際情形是什麼，否則要麼急躁冒進，欲速不達，在沙灘上建高樓，要麼該進取的時候退縮，畏首畏尾，錯失良機。　　　　概括來講，以歷史照亮中國的未來就包含了下面三層意思：第一，超越的普世公義之光要進入中國的歷史時間中，並進而打破中國傳統的歷史循環，照亮中國未來的去路；第二，以普世之光在西方國家的歷史性經驗中所凝結成的普世價值和制度為效法的對象，將中國的未來引向憲政民主和自由市場體制；第三，以非西方的自由民主國家模仿式轉型的歷史經驗為參照，結合中國現有政治經濟的基本特點和社會結構，理解中國社會向憲政民主和自由市場體制目標邁進的未來可行路徑。對於前面這兩點，我覺得爭議可能不大，而且前面已經做了初步的分析，後面將不再論及。下面我就從第三層含義出發，來分析中國未來轉型的可能路徑．歷史之光下的中國變革道路我認為，談論中國的轉型路徑要注意區分幾個相關的概念。一是中國傳統的「變法」的概念，二是我們現在天天講的中國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概念，第三個是我們曾經很熟悉的「革命」概念，最後一個是目前世界通用的關於後發國家變革的「轉型」概念。辨析這四個不同的概念，是為了搞清楚，它們中的哪一個所蘊涵的東西最適合於描述我們所希望的可行轉型路徑。首先，我來談談中國傳統上的變法概念。從理論上講，中國歷史上的變法好象也是要實現「天下為公」的理想。但仔細察看一下，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傳統王朝所謂的變法都是在確定的君臣專制結構下（即家天下的政治結構下）實現一種親民和愛民的政治目標，這樣子的政治目標是實用主義的，就是讓民眾能得到一點實惠而已。順便說一句，按照我的理解，這種王權時代的變法目標和現在執政黨提出的民生目標挺接近的，雖然我們現在沒有了皇帝和相應的皇權結構，但我們有的是現代版本的專制體制。在這樣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下，變法的發動一要靠「聖王」，二要靠「清官」型的能臣。據說中國歷史上最有可能成功實現儒家「天下為公」理念的變法是北宋神宗時代的王安石變法。確實，按照儒家的標準，宋神宗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難得的好皇帝，即使不是「聖王」，也總比中國幾乎所有其他皇帝離這一榮譽稱號最近；而王安石無疑是一個具有清廉操守的能幹且富有抱負的大臣，據說這種大臣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不多見的。那時的變法條件真是好，儒家的所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的理想權力結構是多麼難得地在歷史上出現了，又據說這種政治烏托邦曾勾起中國歷史上無數心懷大志的儒生的無限嚮往。宋神宗和王安石似乎要改寫中國歷史了。可是，不管他們如何雄心勃勃，君臣無猜，配合周密，他們聯手發動的變法措施還需要依靠效忠這一體制的官僚隊伍來具體實施。實施的結果大家有目共睹。不僅宋神宗的仁義治天下的理想沒有實現，王安石的雄才大略也很快山窮水盡，而普通民眾則生計無著，最後是社會上怨聲載道，變法只好以失敗而告終。我們綜觀中國歷史，不管什麼樣性質和規模的變法，無一不是由一個權威很大的大臣在皇上或者最高領導人的支持下發動的。這是由中國的中央集權型的自上而下的專制政治結構決定的。而結果都註定會失敗，這也是由中央集權型的自上而下的專制政治結構決定，因為這種政治結構的維持和運作必須倚賴一個層級制的官僚體系。從另一個角度講，就連機緣極其巧合的王安石變法都遭到了失敗的命運，那其他變化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為歸根結底，在皇權專制體制下，皇上也是不敢得罪作為其統治根基的整個官僚集團的。現在來談談改革的概念。在我看來，無論是從改革的發動上，還是從改革措施的推行上看，中國所謂的三十年改革，和中國歷史上的變法有很多相似之處。改革的發動者包括作為中國實際最高領導人的鄧小平和他下面的胡耀邦、趙**以及萬里等共產黨的高級幹部。曾經有人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藍圖的總設計師，趙**是中國改革藍圖的總工程師。其實我覺得用儒家政治倫理的標準將他們分別稱為「聖王」和「能臣」也與事實相差不遠。和歷史上的變法一樣，他們自上而下發動的變法也要倚靠一個效忠於共產黨的官僚集團來推行。這樣的改革因為後來有可能危及「聖王」的地位以及他所代表的專制機構，當然就被無情地扼殺了。正如歷史上的變法如果要威脅到皇帝的統治，那變法只好停下來，這是沒有商量的餘地的。於是，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就這樣被自上而下地撲滅了。雖然共產黨最初的改革以及作為改革重要推手的「能臣」都不幸夭折了。幸運抑或不幸的是，作為共產黨改革事業發動者的「聖王」還在。「聖王」似乎還心有不甘，想延續改革的香火，於是他找到了另一位據說很有能力和抱負的「能臣」朱熔基先生。這樣，作為嫁接「聖王」威儀的「能臣」又開始行動了。不過這次「聖王」和「能臣」都學乖了，只講經濟改革，別的都不提了。不過，即使是經濟改革也需要執行，那執行的任務又責無旁貸地落到了龐大的共產黨官僚統治集團身上。這當代中國的二次改革的果效又如何呢？簡言之，就是官員們及其幫凶和夥伴們春風得意，趾高氣揚，龍馬精神，而社會則墮落腐化、沉迷委頓，悲苦絕望。關於這一點，評論太多，數據太多，事實太多，我就不講了，每個讀者自然心中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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