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敏:「它的靈魂是布萊希特的」—話劇《北京好人》觀後

發布日期:2011/1/24 10:58:29來源:作者賜稿作者:聞敏2010年落葉時節的北京,在朝陽文化館「9劇場」TNT劇場,一連公演了10場《北京好人》。舞台演出本及詞曲作者是沈林(中央戲劇學院教授,該院外國戲劇研究所主任),導演由「夜貓子工作室」擔任。演出海報的標題上寫明:「話劇《北京好人》改編自德國戲劇詩人布萊希特寓意劇《四川好人》」。關於故事梗概,海報里這樣寫道:

三個死心眼的神仙來到人間尋找好人。在下崗技校教師老王的幫助下,終於找到了一個好人—北京衚衕里的洗頭妹沈黛。沈黛在神仙的幫助下開了間雜貨店,廣行善舉,有求必應。可在殘酷的現實壓力下,她卻不得已三次化身惡人隋大,以惡制惡,靠剝削和仗勢欺人方能逢凶化吉、化險為夷。可她真地不想這樣……她究竟是好人沈黛還是惡人隋大?有關善惡的是非也許只能問現實,而不是人性……

演出期間,劇作者沈林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採訪時,曾說:這齣戲的靈魂是布萊希特的。這彷彿給了我們一把解讀《北京好人》的鑰匙。1布萊希特生於1898年,1956年病逝。他那短暫而富有成就的一生,是在「一戰」、「大蕭條」、「二戰」和「冷戰」的年代裡度過的。早在讀中學時,他就反感於鼓吹戰爭的「愛國主義」。他於1917年末入慕尼黑大學,先攻哲學,後改醫科。「一戰」末年他應徵入伍,在故鄉奧格斯堡戰地醫院護理傷員。德國十一月革命爆發,他以激進的傾向和出眾的才華被選入當地士兵委員會。革命旋即遭到鎮壓。1922年初,凝聚了他對那場革命的理解和失望的劇作《斯巴達克斯》(後更名《夜半鼓聲》)在慕尼黑公演,獲得成功。24歲的布萊希特就此在德意志戲劇界嶄露頭角。他雖然不屬於20世紀初德國表現主義文藝家群體,但是和那些藝術家一樣,也是在相同的時代思潮影響下成長起來的。20世紀二、三十年代,布萊希特在研讀馬克思主義原著和參加工人運動的同時,創作了一系列揭露社會弊端、宣揚革命信念的「教育劇」和「教育歌劇」—這是他創作長於邏輯推理的敘事體戲劇的最初嘗試。之後不久,作為一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劇作家,布萊希特開始了漫長的顛沛流離的生涯。14年間他經歷了三次逃亡:第一次,1933年納粹上台,國會縱火案發生的次日,他被迫離開德國,先後在巴黎和北歐的丹麥、瑞典、芬蘭等地旅居,1936—1939年間,曾擔任莫斯科出版的德國流亡者雜誌《發言》的編輯;第二次,1941年5月,德軍入侵蘇聯前夕,他獲得美國簽證後立即從赫爾辛基動身,橫越蘇聯歐亞大陸,由海參崴乘船前往美國;第三次,1947年10月,美國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傳他作證,調查好萊塢共產黨同情分子,他於是放棄了與好萊塢影業合作的計劃,馬上離開美國重返歐洲。看來布萊希特對當時東歐那種在俄國人大力推動下出現的「受命的社會主義」是有所保留的,因而重返歐陸後先是落腳瑞士,次年應邀赴東伯林排演他的一部劇作,該劇於1949年公演並獲成功,但他沒有就此留下定居,而是一面籌建「柏林劇團」,一面堅持申請奧地利國籍(此項申請於1950年獲准)。之後的幾年間,「柏林劇團」在他的率領下曾在東、西歐各地巡迴演出,贏得了國際聲譽。1955年5月,赫魯曉夫主政時期的蘇聯當局授予布萊希特以「斯大林和評獎」。2布萊希特是一位在動蕩中也能靜下心來寫作的人,所以,他的戲劇創作,不僅沒有因為一次又一次的逃亡而中輟,反而隨著經驗閱歷的不斷增長和思想的逐漸成熟深化,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迎來了黃金色的收穫期。布萊希特的敘事體戲劇包括教育劇、歷史劇和寓意劇。完成於1939年的他的歷史劇《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取材於17世紀德國作家格里美豪生的中篇小說《女騙子、女流浪者庫拉西》,從主人公安娜·菲爾靈的遭遇里引申出「玩火者必自焚」的反戰主題;最後完成於1947年的他的另一部歷史劇《伽利略傳》,取材於義大利偉大物理學家和天文學家伽利略因證明了哥白尼「日心說」而遭到宗教裁判所迫害的史實。這部劇作的初稿寫於1938—1939年間,當時的創作意圖是,以伽利略在愚昧與黑暗的重壓下忍辱負重、最終完成不朽的科學建樹的大無畏精神激勵反法西斯戰士的鬥志;而到了1945年,美軍在日本投擲原子彈後,作者重新改寫這個劇本時,增加了批判伽利略從事科學研究的盲目性和屈從權勢的懦弱性的內容,旨在突出一個有才華的人對時代應負的責任。完成於40年代初的與本文密切相關的他的寓意劇《四川好人》,所提出的問題是:在一個冷酷而貪婪的世界裡,人是否有可能做個好人以及好人的出路何在?1945年完成於美國的他的最後一部寓意劇巨著《高加索灰闌記》,大膽地表達了:在邪惡的世道下想獲得正義的裁判幾乎是沒有希望的,只有在一個合理的社會裡才有可能。總起來看,就布萊希特而言,無論是在二、三十年代配合工人運動而寫作的教育劇,還是在三、四十年代寫作的歷史劇和寓意劇,都與重大的社會問題相關,都以改造世界為旨歸,都追求著嚴肅的教育意義和哲理深度。可以說,這正是布萊希特戲劇藝術在思想內容上的一個基本特徵理論上布萊希特把戲劇歸為兩類:一類是傳統的戲劇性戲劇,又稱「亞里士多德式戲劇」;另一類是敘事體戲劇,又稱「非亞里士多德式戲劇」。兩種戲劇的區別在於:前者著重訴諸觀眾的情感,使他們有如身臨其境,與劇中人共悲喜,甚至對號入座;後者則著重訴諸觀眾的理性,使他們在觀看與思考中判斷劇情的是非,得出自己的結論—這種戲劇才是布萊希特終生所致力於的。3據維爾納·密滕茨威所著《布萊希特傳》(上卷)(柏林建設出版社1988年版)和揚·克諾普夫所著《布萊希特手冊·戲劇卷》(斯圖加特邁茨勒出版社1980年版)兩書稱,布萊希特早在1927年就已經擬就了劇作《四川好人》的故事大綱。當時初定的題目是《范尼·克雷思或妓女的唯一朋友》。另據柏林-魏瑪建設出版社1977年版布萊希特《工作日記1938—1955》中載,1939年3月15日的日記里有這樣一個相關片段:

幾天前我翻出了《四川好人》的手稿(始於柏林),名為《商品與愛情》,現存五場戲,其中四場可用。寫這部作品跟打啞謎一樣,因為其中有換行頭、重新化妝的場面。不過我可以在這齣戲里發揮史詩劇的技巧,最終重新回到規範上來。為抽屜寫作是不需要許可證的。

這就是說,布萊希特離開德國開始流亡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四川好人》的寫作。此外,從他的《工作日記》里還可以看到,1939年初,在整理行囊、準備從丹麥動身赴瑞典時,他無意間發現了這份未完成的手稿,於是就伏在已經捆好了的皮箱上繼續寫了起來。以上諮詢至少告訴了我們如下幾點:1,《四川好人》的寫作曾兩次擱置,兩次重又拾起,三次更名,從開筆到完成歷時十三個春秋;2,作者醞釀中沈戴的戀愛在整個劇情中占較大比重;3,對沈黛幾番化身隋大這一構思,作者饒有興緻,得意之情溢於言表;4,作者看來,即便在戰火紛飛的歲月里不具備出版和演出的可能,也有將這部劇作完成之必要。1939到1940年間,《四川好人》終於脫稿了。這部劇作「二戰」前在瑞士,「二戰」後在歐洲各地曾多次公演,不愧為一部充分體現布萊希特創作個性的經典性作品。4布萊希特一生從未到過中國,對「四川」的知識恐怕只能來自於他早年對閱讀和涉獵的酷愛。之所以將故事的發生地設置在遠離歐陸的中國四川,是為了讓觀眾覺得劇中的一切並非發生在此刻、發生在身邊,而是發生在過去、在異國他鄉,以便使他們能以理性的、批判的眼光看待劇情的發展。《四川好人》與《北京好人》的時代背景不同,前者實際上是從「大蕭條」的前夜到「二戰」風雲瀰漫的歐洲;後者則是當下北京。兩劇中的女主人公都叫沈黛,一樣地年輕、靚麗,一樣地寬厚、仁慈,一樣地為周圍的人們、為自己慷慨救助的人們所盤剝、敲詐,一樣地為自己迷戀的情人所哄騙、勒索、遺棄,一樣地遭遇破產的威脅和愛情的幻滅……兩位劇作者都把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底層民眾,其批判鋒芒所向,都是與道德相關的社會問題。5在《北京好人》里,也像在《四川好人》里那樣,沈黛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化身隋大。在實際生活中,按常理,一個人既是沈黛,就不可能再是隋大,反之亦如是。固然,一個人的腦海里同時存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相互矛盾、相互撞擊的思想,這是完全可能的。上個世紀20年代中葉魯迅在解剖自己時就曾說過「人道主義與個人主義相消長」的話(《兩地書》)。但在《北京好人》(或《四川好人》)里,沈黛、隋大二者間,思想、性格、氣質、思路和行為方式的差別之大,早已超出了統一於一身的可能。一個像隋大那樣有一雙洞悉人情世故的鷹眼的「打拚出來的鄉鎮企業家」(演齣劇本),怎麼能同時又是一個像沈黛那樣對經營一竅不通、儘管意識到人們的吝嗇和貪得無厭卻依然樂善好施、儘管情人已經露出歹毒心機卻依然無力自拔的洗頭妹?而且,靠更換行頭、戴上面具,沈黛就能騙過包括余標在內的周圍一干人等?這不是生活的真實,而是布萊希特式寓意劇中的藝術真實。這部話劇也像《四川好人》那樣,以如此異乎尋常的方式揭示出了:像沈黛那樣待人行事就會被生吞活剝,只有像隋大那樣心狠手辣才能「玩得轉」。用隋大的話來說,「行善就是斷流,作惡就是開源,隋大是沈黛的活水源頭!」(第十一場)為什麼會這樣,只能向社會尋求答案。6無論是《四川好人》還是《北京好人》,都以三位神仙的下凡作為故事的前導,之後,神仙的雲遊與故事主線的進展並行不悖,並時而交叉、重疊,最後,神仙們升天,故事也隨即終結。但《北京好人》里的神仙比《四川好人》里的神仙多了某種政治的寓意,這一點是不容忽視的。在戲的「開場」、第七場後的「過場」和第九場後的「過場」里,每當神仙現身於屏幕,舞台上總會傳出往昔歲月里人們聽慣了的「北京站鐘聲」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東方紅鐘聲」。「開場」中,神仙降臨,演齣劇本要求此時「屏幕上展現的是偶人富有生命的、真實而逼真的震撼效果」-由此可見「神仙戲」在劇作者心目中的位置。與此同時,舞台上屏幕兩側的字幕打出神仙們的出場詩(由坐在「文場」的琴師代唱):

駕雲乘風,墜落故苑,山河依舊,退盡朱顏,三十四載,彈指一揮間。

接著,是這齣戲里起中介作用的人物—老王表達他對神仙(甲)的觀感:

細細咪咪丹鳳眼,肉肉團團菩薩臉,下頜痦子一點點,紅光滿面氣宇軒,兩袖清風一身廉。俺老王一眼望穿神仙顏。

之後,老王轉身背朝觀眾,仰視屏幕上又高又大的神仙(甲),唱出了兩句半如今年紀稍長的觀眾大都耳熟能詳的歌曲: 我們有多少貼心的話兒要對您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兒要給您唱,我們敬祝您老人家……這時,另外兩位神仙開口說話了(「文場」上有人代為發聲)。神仙(乙):個人崇拜就不要再搞了!神仙(丙):萬歲又有什麼好!至此,神仙(甲)乃何許人也,已不難判斷;另兩位神仙,以三者身材比例和粗看起來的相貌特徵,加上他們言談話語的口吻和內容,也大概齊可以作出某種揣測—反正總不會是與神仙(甲)之間地位懸殊的等閑之輩吧!三位神仙在老王幫著找到的好人沈黛的洗頭房裡歇息了一宿,早上起來,伸了伸懶腰……此時,字幕打出如下兩句神仙們集體的道白: 看東方,雲蒸霞蔚紅日綻彩,逐黑暗,振奮人心,掃除陰霾。這應該是他們重返故苑後,對那崢嶸歲月和千秋功業的充滿豪情的眷顧吧。然而,映入眼帘的京城景觀又是怎樣的呢?且看兩位神仙的唱詞—神仙(甲):放眼看,街北髒亂,蟻民吵嚷;街南明亮,富人耍錢。神仙(乙):四下望,蟻族挑燈,加班加點;豪門飲酒,面紅耳赤,歌舞正翩翩。儘管如此,隨著劇情的進展,越來越使人感到對這幾位神仙似乎是不能有所指望的。且看如下情節:他們對沈黛這個好不容易遇上的好人,不能說不關切,可是,當老王報告說她太不擅長經營了,眼下又墜入了情網……時,神仙(丙)顯得很不耐煩(第三場末尾)。另一次,當老王報告說她遵照神仙有關博愛的教誨行事,結果所愛的人卻背叛了她,神仙(甲)聽了,怒斥道:「一派胡言!」老王問神仙能否過問一下,神仙(甲)說絕無可能,還說神仙(丙)不久前雲遊時偶然有點見義勇為的舉動就遭到了毆打,被打成了「烏眼青」(第七場末尾)。再一回,老王報告說,她的小店幾乎就要被人們給毀掉了。神仙(乙)的回答是:毀就毀了吧!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第七場末尾)老王最後一次報告說:她失蹤了,隋大霸佔了她的產業。老王籲請神仙們趕快前來救援。這個消息使神仙們大為震驚,因為在他們看來,沈黛是「僅存的碩果」,是「唯一的希望」,是「最後的寄託」。他們似乎有點亂了方寸,而且彼此意見分歧:神仙(乙):我們該下台了!一個好人都沒有的社會能好嗎?神仙(甲):我們不下台,社會下台!神仙(丙):理性!理性!是神仙思想下台,神仙思想過時了,神仙道路不通了!(第十場與第十一場之間的「過場」)到了第十一場,法庭上,老王認出在法官席上就座的原來是這三位神仙,心中暗喜。扮作隋大的沈黛也認出了他們,一時激動而暈倒在地。清醒後她請求屏退眾人,讓她單獨交代實情。神仙們照辦了。她當場脫下了隋大的衣裝,摘下了面具。神仙們不勝驚訝和慶幸。沈黛沉痛地懺悔自己不該既做好人又做惡人。此時,「文場」上響起琴師的一段自彈自唱:

新律法專治賤民,黑律師獨助惡奸,正道是忍憤懣天譴必見,埋頭干,艷陽高照地與天。實可嘆 ,貪贓枉法竟爭權,不稼不穡反有錢,不讀詩書被舉薦,恨世道,挫敗良善折清廉。

神仙們寬宥了沈黛,認為責任不在她而在社會。神仙(甲):(冷靜地,學究氣地)都是制度缺陷!神仙(乙):我們要毀滅這個制度!三位神仙:(激憤)這世道,青紅不分,皂白不變;這世界,善惡不明,是非不見;這社會,只知利害,不認忠奸。索性降雷霆,轟它個地覆天翻……神仙們吼了個夠,甚至還想武力解決,但忽地又覺得太過激了也不妥,因為「不合時宜」。於是「拿捏出」(演齣劇本)一種平和、穩健的調子。神仙(乙):我們更需要建設一個新社會!神仙(丙):誰來建?神仙(甲):好人來建!而此時,他們又再次陷入一種尷尬的沉默之中,看來是對上述方案的可行性產生了疑惑。神仙(乙):這制度已然千年,不仍在運轉?那麼如何是好呢?他們覺得還是稍安勿躁,相信辯證法,慢慢來吧!如下唱段是三位神仙升天之前所表達的對好人沈黛的慰藉和自己心中的無奈:姑娘莫嘆路途遙,柳暗花明有桃園。富吃肉來窮啃骨,和諧社會萬年延。總之,《北京好人》里的「神仙戲」不僅比《四川好人》里的「神仙戲」分量重,而且別有寓意。劇作者將神仙們請回故苑,借他們之眼觀察現實,借他們之口進行社會批判,充分體現了布萊希特敘事體戲劇中寓意劇的特色。7《北京好人》里的余標是沈黛周圍那幫「爛人」中的一個。作者將其置於特寫鏡頭之下,對其靈魂揭露最深、鞭撻最厲。這種揭露和鞭撻是分四個回合層層遞進的。第一個回合,用了整整一場—第三場。那是一個陽光明媚、鳥語花香的春日。在林間小徑上沈黛見一年輕人正尋找樹枝準備上吊,急忙上前勸阻。余標自稱剛讀完「三閭大學」就嘗到了「畢業即失業」的況味,托福考了666,GRE考了3333,為了去美國留學,申請發了不老少,卻全都如石沉大海,於是……此人自視頗高,滿嘴高調,說他「本該負起天下興亡」,但「自我無法實現」。在他看來,「春天永遠來不到中國,惟美利堅有河有岸,河岸的春天,春天的河岸」;在他看來,自己有如鯤鵬,而沈黛,除了「小模樣」尚可外簡直就是一隻鼠目寸光、卑瑣庸懦的「蓬間雀」(典出《莊子·逍遙遊》),是個「一點用都沒有的蠢東西」。初初登場,與沈黛相識的當兒,一個傲慢、狂妄、浮躁、脆弱的「80後」已經活靈活現。第二個回合,第四場里,兩人已成情侶。余標被美國「西太平洋大學」錄取後買不起機票,由他的母親—一個精明幹練、厚顏無恥的女人—出面,利用沈黛的痴情和好心,硬是從她手中騙走了剛剛借來的兩百元,還想再榨取三百元。到了第六場,余標公然以未婚夫身份親臨沈黛的小店,急不可耐地想讓她將僅有的資財-店面和存貨—統統廉價盤出,以便將所得的三百元悉數捲走。而此時沈黛已化身隋大。隋大覺得余標居心叵測,問他要將這筆錢「派何用場?」答曰:「飛紐約啊!」問曰:「我妹拋家舎業,你娶她嗎?」答曰:「計劃中。」余標說著起身要溜,不想再談下去了,隋大哪裡肯?一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為這個錢急吼吼拋售商店,夠虧的。你幹嗎不來掌柜?」余標不屑地回說:「知識分子扒拉算盤珠子」,太大材小用了!從「西太平洋大學」出來,少說也能弄個總裁。隋大直逼要害:「你倆機票備下了?」答曰:「老兄,別操心,紐約我是去定了!」問曰:「兩個人哪?」答曰:「沈黛留守。」問曰:「那我妹靠什麼過活?」答曰:「靠你啊!」余標下場後,隋大有一段獨白,作者藉此對那種認為學識修養與道德水準成正比的觀念給予了激烈否定。隋大的念白如下: 但聞說不讀詩書心智昧,今始見枉讀詩書良知泯。確確是仗義每從屠狗輩,真真是負心多為讀書人。劇作者對余標醜惡靈魂的揭示並未就此住手。第六場末尾隋大又一次化身沈黛上場。余標風聞沈黛這塊「天鵝肉」有可能歸屬他人,見沈黛的態度似乎由一往情深變得有所猶豫,便抓住她容易以好心度人和感情脆弱的毛病使出軟的一手,果然奏效,她相信了他的「我要不是壞人,你怎能成好人?有好人壞人也會變好」的鬼話,同意跟他走。這樣,就又引出了第七場—婚禮終因未能等到攜三百元彩禮前來祝賀的隋大而告吹。當沈黛悄聲對余標說:「你得告訴媽,咱們不去美國了」時,他的回答乾脆極了:「你不去,我去!」至此,余標以他的甜言蜜語織就的溫情脈脈的面紗被他自己撕成了碎片。但,劇作者對他靈魂的挖掘還在繼續。第三個回合,第九場,時間只過了三個月,而劇中人之間的關係卻發生了微妙變化:隋大用蘇好古贈給沈黛的支票和舊車間辦起了一家假煙廠,以往百般盤剝沈黛的那幫人如今都成了廠子里自食其力的工人,余標因遭拒簽,出國美夢已成泡影,隋大遂接納他進廠做工,說定他從沈黛手中拿走的那筆錢要從月薪里扣還。起初母親送余標進廠時他還相當抵觸,覺得像是下了暗無天日的地獄,可是,一次,體力不支的工人老王扛著兩個大包趔趔趄趄往前走,實在扛不動了,把包摜在地上。正在這時,隋大走近前來,余標眼疾手快地將那兩個大包一古腦都扛在了自己的肩頭……這件事的發生大大改善了他在廠里的處境,他的自我感覺也猶如雲開日出一般。很快地他當上了工廠辦公室主任,成了一名白領僱員。別人賣力氣幹活時,他頭戴安全帽,胸前掛著哨子,手拿小紅旗,叉開雙腿,呼幺喝六地,儼如一條為虎作倀的走狗。他的那位善於「公關」的母親很感激隋大,想為他爭取一筆賞金,可他本人最嚮往的是跟隋大說上幾句貼心話。如下兩段唱詞表達了他此時此刻的心聲: 資本和精英,咱們一家親,增效求發展,咱要團結緊,只要團結緊,就能撈到金。 資本和精英,咱們一家親,治國平天下,咱要一條心,只要一條心,就能拼得贏。接著,余標表演單人炫舞,「文場」眾人齊聲念白,所表達的也是他此時此刻的心聲: 余標我下海弄潮長進大,做大事成績彪炳賽出國。咬牙關悶聲不響不猶豫,為金錢不懼刀山和油鍋。好男兒立志讀書往高走,苟富貴不惜祖宗並祖國,普天下有產階級心相印,縱然有釋迦牟尼奈我何!奈我何!第四個回合,第十場,通過余標在隋大面前從奴性十足到凶相畢露的變臉,進一步揭示出他的虛偽、無賴、投機和歹毒。那是在隋大的辦公室里,余標先是獻計獻策說:為了把煙草生意做大—不是為了改善賤民們的勞動條件—應當再多租幾間廠房,還說只要他跟女房東打交道時摸摸她的肥腿,就可以把租金往低了壓……遭到隋大厲聲申斥後,他立刻肉麻地賠小心說:「都是下雨鬧的,您對雨過敏?」可是,當無意間聽人說起沈黛已身懷六甲,特別是發現隋大對眾人一再追問沈黛下落似有難言之隱時,他立刻感到有機可乘,便以沈黛未婚夫身份堂而皇之地裝做出一副十分關心她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的模樣要挾隋大,如下一段對話足以觸及此人靈魂深處的齷齪: 隋大:你打算怎麼辦? 余標:和您談談我的新職位。 隋大:有了新職位就不再打聽沈黛了吧? 余標:沒準。 隋大:什麼新職位? 余標:你的舊職位如何?我把你炒魷魚如何?隋大聞聽此言當即憤憤然要將他一腳踹出門外,他於是表示:下一步要帶警官前來搜查。在《四川好人》里,與《北京好人》里的余標相對應人物是楊蓀。兩劇用以展現他們性格的情節和揭示他們醜惡靈魂的步驟,大體相同,但楊蓀的身份是失業的飛行員,而余標是當代大學生中的敗類,由此可見,對余標的揭露和批判,寄寓著劇作者對知識分子問題的憂思。這一點也表明了《北京好人》在靈魂上與堅持戲劇必須具有嚴肅的教育意義和社會批判功能的布萊希特是相通的。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諸如魯迅及其同輩思想界先驅關於改造民族劣根性的倡導和實踐,以及陳寅恪評價王國維一生時所強調的「獨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等等,在戲中一經余標以無恥的吹噓和炫耀的口吻道出,就全都遭到了不應有的褻瀆和解構,這樣寫是有違於布萊希特的靈魂的,值得劇作者進一步斟酌。8《北京好人》第七場里,繼婚禮告吹之後沈黛的一個激昂的唱段,掀起了整齣戲的情感高潮,這是《四川好人》里所沒有的。她唱道: 有一天,我的婚禮 終會來到:到那時,生人逛街 相視微笑,公僕待民 點頭哈腰;婦人救孤 張開懷抱,強盜遇警 撒腿就逃。 有一天,我的婚禮 肯定來到:到那時,演員拍片 不陪睡覺,詩人寫詩 驕傲自豪;窮人孩子 免費入校,有飯同吃 有難同熬。 我相信,總有一天,它會來到:大樹森森,大江滔滔,大道正正,大地豐饒!這是沈黛理想中的未來,顯然,與這樣的理想境界相違的,正是劇作者所深惡痛絕的種種社會弊端。戲中,每當沈黛唱完一句余標總要脫口而出的一連三個「少來這套!」充分表明了這個受過高等教育、滿腦子優越感的時尚知識分子和一個只讀到初中、地位低下的洗頭妹之間精神上的鴻溝。在遭遇了經營、行善和愛情婚姻這三重挫折之後,沈黛沒有消沉、絕望,但她似乎懂得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個人的幸福和人生價值的實現是和整個社會的發展、變革息息相關的。沈黛不是那種因小我的得失而戚戚為懷的人,她憧憬的是:「一方空地建起大廈」,「一片廢墟栽遍鮮花」,「一塊荒地種上甜瓜」,「一張白紙繪滿新畫」。看來她所嚮往的,是一個沒有污染,生態平衡,物產豐饒,人民富足,人與人之間平等、平均、和睦、友愛的公平而光明的新世界。在那裡,正氣壓到邪風,法治嚴明,壞人害怕好人,壞人有如過街老鼠;在那裡,權勢和金錢不再萬能,文學藝術的純潔、莊嚴的本質不再受侵犯,詩人、演員的人格和他們的勞動備受尊重。沈黛堅信這樣的世界定會實現。她對前途是樂觀的。這樣一些內容,在《四川好人》里是沒有的。9《北京好人》這齣戲臨近末尾,神仙(甲)說,要靠好人來建設一個新社會。這也是《四川好人》里所沒有的。然而,沈黛,相對於她所置身的社會環境來說,實在是太柔弱了,就象作品裡所寫的那樣,一旦卸去隋大的面具和衣裝,她簡直就像一隻「半透明的蛹」。(第十一場)這樣一個稚嫩的存在,又怎能肩負起建設新社會的重任?那麼,出路何在?《四川好人》里,布萊希特曾借沈黛—隋大之口呼喚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如在第四場里,沈黛出場,拿著隋大的面具和衣裝,唱道: 在我們國家裡,有用的人需要有運氣。只要找到了靠山,他就能發揮自己的本事。善良的人一籌莫展,而神明又無權無勢。為什麼神明不用坦克、大炮、戰艦、轟炸機和地雷,去打垮惡人、保護好人?這樣對我們、對他們都更好。接著,沈黛穿上隋大的衣裝,以他的姿勢走了幾步,唱道: 好人在我們國家裡,也好不長久,碗里空了,吃飯的人就要互相鬥毆,啊,神靈的誡條,也對付不了缺吃少穿。為什麼神明不到集上來,笑著把琳琅滿目的東西分給大家,讓那些吃飽喝足的人和和氣氣、彬彬有禮?隨後,她戴上隋大的面具,以他的聲音繼續唱道: 為了能吃上一頓午飯,就得給那些財主老爺來點厲害。不踩倒他一打,就幫不了一個窮人。為什麼天上的神明不大聲宣布,他們還欠好人一個美好的世界?為什麼他們不給好人以坦克、大炮,並下令:「開火,再不許暴虐橫行」?布萊希特動筆創作《四川好人》時,還是個27歲的青年,正在從事工人運動和研讀馬克思的原著,因此,在他的作品中理直氣壯地呼喚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不足為奇。《北京好人》里這樣的回聲就已經變得相當微弱了,一如強弩之末。這也很自然,因為時代畢竟不同了。那麼,出路何在呢?劇作者把這個問題留給了觀眾。全劇告終時,沈黛高舉雙臂,朝向遼遠的天空,說道: 神仙啊,別走!求你們了!等一等……我怎麼面對老王?怎麼面對不愛的蘇好古?又怎麼面對深愛的余標?怎麼面對出生後的孩子?然而,「霞光轉暗,終於變成餘暉,神仙消失了」。沈黛轉身向後,自語: 我不能呆在這兒!我不能呆在這兒!最後,她面向觀眾,說道: 別光看啊,想辦法幫幫我!《北京好人》這齣戲既沒有使觀眾哭,也沒有使觀眾笑。那個沒有結局的懸念使他們有點酸楚,有點不安,有點沉重。這可能正是劇作者和表演者們所要達到的效果吧。10筆者記憶中,上個世紀90年代初,英國劍橋大學東方學院曾主辦過一次學術演講,主講人來自中國,是一度擔任過文化部長的一位知名作家,所講內容大致關於中國當代文學現狀之類。聽眾開始提問後,站起一位美籍女研究生。她的問題是:為什麼現在許多中國作家,包括您在內,好像都失去了關注現實重大問題的熱情?主講人在短暫的沉默後,所答非所問地敷衍了一句:「我同意你的意見」。也是這位主講人,在80年代中前期一次全國性的當代文學研討會上,曾以部長身份作了長篇發言,其中一個論點是:文學的「邊緣化」意味著文學回到了它本該擁有的位置。這樣的說法不是沒有一定道理,但,是否能就此得出結論,認為文學疏離現實重大問題是正常的?不久前,沈林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說:「十年來中國戲劇市場最缺乏的是知識分子的擔當。」布萊希特敘事體戲劇理論的精髓就在於:戲劇應該抓住社會本質和歷史理性,引導觀眾現場思考。沈林對記者說:「現在到了讓觀眾冷靜思考的時候」,「我們想用戲劇提倡理性。」《北京好人》,其創作的主導思想是與布萊希特的靈魂相通的。它是一出知識分子戲劇,是為知識分子而創作、而演出的。它所批判的,正是如今令全社會—首先是知識界—痛心疾首的倫理道德問題。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正如許多人都已經意識到的那樣,中國在今天所面臨的根本危機是道德危機,中國在今後以至於更長的一段時間內,最大的、最根本的危機是與信仰、與道德有關的精神危機。11布萊希特從創作實踐中摸索、總結出一種藝術方法,就是「陌生化效果」,亦即「間離效果」(德語中,「陌生化」與「間離」是同一個詞)。這樣一種藝術方法,其要點有二:一是劇作家為了讓觀眾能以新的眼光觀察和理解司空見慣的事物,故意在劇中以異乎尋常甚至是不可思議的方式或手段去表現某種生活現象與人物形象;二是有意拉大演員、角色、觀眾之間的感情距離,使演員既是角色的表演者,又是角色的仲裁者,使觀眾以旁觀者姿態對待舞台上的演出。由此可見,布萊希特的敘事體戲劇理論屬於一種獨特而有為的戲劇美學。此外,縱觀布萊希特一生,他的戲劇創作的黃金時期,正處於歐洲乃至整個世界波詭雲譎的政治形勢之中,他將「陌生化」藝術方法運用於戲劇創作,恐怕也與此不無關聯吧。布萊希特曾根據中國元雜劇作家李行道的公案戲《包待制智勘灰闌記》改編成《高加索灰闌記》。同樣,沈林根據布萊希特的《四川好人》改編成《北京好人》。對於大多數不甚熟悉布萊希特這位西方經典作家及其代表作《四川好人》的中國觀眾來說,這一「改編」本身,就具有某種「陌生化效果」。《北京好人》在整體構思上從《四川好人》那裡「拿來」了「神仙戲」和沈黛—隋大之間三次「化身」的寫法,因而使劇作具有強烈的「陌生化效果「。布萊希特既是劇作家又是詩人,其早期詩歌從民歌、民謠中汲取了豐富營養,其詩歌作品大都是「節奏不規則的無韻律抒情詩」,其詩歌創作從中國古典詩詞和日本古典俳句中多有借鑒。他的敘事體戲劇理論的形成也曾受到中國戲曲藝術的啟迪。在《四川好人》里,隨著劇情的進展,時而插入篇幅長短不一的詩歌,其中,有的與主題聯繫緊密,如第十場,在法庭上沈黛的那段直抒胸臆的演唱;有的與主題只有某種寓意的關聯,如第六場,在城郊的一家廉價飯館,婚禮進行不下去了的時候,楊蓀為賓客們唱的那首《聖·子虛烏有之歌》,再如第八場,在隋大的煙廠,工人們受到楊蓀的虐待和申斥後合唱的那首《第八隻大象之歌》,都比較長,而且都富於民間傳說的色彩。劇作家這樣寫,首先,是為了讓觀眾的精神得以某種緩衝和轉移,以便於冷靜思考;其次,通過這種詩意的拓展,也能給觀眾以另一種美感享受。《北京好人》里同樣穿插了很多唱段,而且在音樂元素的選擇上力求本土化。沈林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最初,我想用越劇來表現,但琢磨來琢磨去,覺得曲劇最有精氣神兒,曲劇的說唱味道也更符合布萊希特的感覺。」他還說:「我希望我們用的傳統戲劇和表現內容有內在聯繫,而不是裝飾性的,硬往上擱。」擔任唱腔設計和琴師的劉海清(中國戲曲學院教師兼北京曲劇團琴師)為整齣戲(包括「開場」、「過場」和最後的終場在內)總共選用了與劇情發展和人物性格相協調的17種曲牌,其演奏和演唱也是高水平的。《北京好人》里的唱段不長,而且內容都扣緊主題,這樣一來儘管「間離效果」不及《四川好人》,但全劇整體上使人感到更加簡潔、緊湊和利落。12布萊希特是一位看重藝術創新並且勇於和善於吸收東方—尤其是中國—古典哲學和戲曲藝術經驗的劇作家,旨在創造出一種獨樹一幟、與傳統的歐洲戲劇不同的戲劇。1948年問世的他的理論著作《戲劇小工具篇》被譽為「新詩學」。50年代初,針對實踐中發現的問題,他又發表了《戲劇小工具篇補遺》一文。《北京好人》從創作到演出都體現出一種執著而熱切的探索精神,所追求的是一種新穎而簡樸的藝術格調。比如:這齣戲的現場樂器是三弦,演唱中博採單弦、岔曲和鼓書—藉助民間敘事手段推進舞台行動;演出時,「文場」的彈唱與舞台上的表演彼此呼應,演員起身演戲、落座彈唱,力求像傳統的說唱藝人那樣令觀眾感到親切而隨和;演員的表演猶如速寫和漫畫一般,其表演狀態就好像跟友人聊天、講故事似的,繪聲繪色,甚至手舞足蹈;除演員表演外,舞台空間由「場上」和「牆上」(投影)兩部分構成,二者的畫面交相輝映、此起彼伏、有機配合;視覺設計著力體現的是民間一般人日常生活的美;用原初話劇的音效:三合板造雷,蒲扇加紐扣造雨,小道具用的是諸如老百姓用的鳥哨,廟裡的蛙形木魚等等。在觀眾面前讓平日習以為常的物件頓然改觀—化尋常為神奇。演出過程中,全體劇組人員是那麼自始至終精神飽滿,演出結束後,當演員們卸了裝、面對觀眾坐在一排條凳上傾聽反響時,又是那麼謙虛而懇切,這一切都讓人不禁肅然起敬。在當代中國劇壇上,認真領會和弘揚布萊希特戲劇藝術靈魂的,沈林算得上第一人。《北京好人》是一株茁壯的幼苗,看來,無論是對於劇作者還是對於整個劇組,都還僅僅是個開端……2011,1,20 北京五柳村2011年1月24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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