畫虎不成——淺析侵華日軍緣何鮮有殲滅戰

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經過艱苦卓絕的奮戰，終於取得了近代以來反侵略戰爭的首次勝利，同時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了贏得勝利，中國軍民付出了3500餘萬人傷亡，經濟損失數千億美元的沉重代價。當時的國民政府聲稱，抗戰期間，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上共與日軍進行了22次大型會戰。雖說這些會戰大多以國民黨軍喪師失地而告終，但日軍卻從未在任何一場會戰中成功圍殲中國重兵集團。國民黨軍也得以潰而重聚，屢敗屢戰。

同期的其他反法西斯戰場，諸如波蘭戰役、法蘭西戰役、維亞濟馬戰役、基輔戰役、斯大林格勒戰役等殲滅對方重兵集團，給整個戰局造成重大影響的殲滅戰，無論是法西斯陣營，還是反法西斯陣營，都打出了不少經典戰例。但反觀中國戰場，裝備、機動性、火力配置、軍隊訓練、戰術素養均優於中國軍隊的侵華日軍，在長達14年的時間裡，卻沒有打出一場殲滅中國軍隊重兵集團的出色殲滅戰，這又是為何呢？

日軍對攻佔城池有著狂熱的執著

戰略規劃短視

我們都知道，戰爭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要消滅敵人，就要進行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的殲滅戰，而不是擊潰戰。從戰略上來說，運用大迂迴、大縱深戰術，實現殲滅敵方有生力量的戰略企圖是必然之選。

而日本又是如何規劃侵華計劃的呢？以「七七事變」後日軍大本營的首份對華作戰戰略計劃（1937年7月29日）為例。

作戰方針：擊潰平津地區的中國軍隊，設法使該地區安定下來。作戰地區，大概限定於獨流鎮之線以北。根據情況，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島及上海附近作戰。

兵團的兵力編製及任務：平津地區，以中國駐屯軍約四個師為基幹，擊潰平津地方的中國軍隊；青島附近，以1個師為基幹，佔領青島附近，以保護僑民為主旨。

指導作戰要點：以中國駐屯軍進行作戰，在平津地區，特別是在以上作戰地區，對中國軍隊儘力加以沉重打擊；在情況不得已時，對青島及上海附近進行作戰；由於戰況的演變，特別是由於和第三國的關係，應以最低限度的兵力，佔領平津地區，並策劃持久佔領；對第三國，應嚴密警戒，逐步動員必要的兵力，派到滿洲；另外以5個師歸中央直轄，可以適應形勢變化，作好準備。

這份戰爭指導計劃說明，日軍在加緊向華北進攻的同時，又策劃在上海、青島等地製造事端，擴大侵略戰爭。不過，該計劃從頭至尾，根本找不到打殲滅戰的意圖。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里寫道，對比當時的中日國力，如果日本從一開始就鐵了心要把中國全部佔領，他們是可以做到的。李宗仁認為，日本如果以東北為基地，以北京為進攻出發地，舉全國之力發起全面戰爭，兵分兩路，一路入山西，過黃河，據西安，抓住當時西南軍閥割據、國民政府控制不力的機會，經成都，入昆明；一路沿平漢線，下武漢，直逼重慶，兩路合圍，則中國危矣。

日本山炮部隊陣地待機

可是，戰略短視的日本卻一直深陷在甲午戰爭的「勝利經驗」中不能自拔。到了1937年，中國的國內形勢、東亞的國際態勢已經與1931年、乃至更早的1894年大為不同，妄圖按照甲午戰爭的模式，通過局部打擊來逼迫中國政府與之和談，藉機再簽訂一個新時代的《馬關條約》，被證明是行不通的。

日本侵華野心由來已久。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數十年如一日地做全面侵華的各種準備工作。諸如兵要地誌的調查、軍用地圖的繪製，都靠著日本軍方和民間的努力，積累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侵華日軍手中的中國軍用地圖，甚至比中國自己掌握的還要詳細準確。但是，精於細節、疏於整體是日本的民族缺陷之一。反映到軍事上就是戰術無比精緻，但戰略上卻爛得一塌糊塗。對於西安事變後，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已經形成共同抵禦外侮的共識，日本也缺乏應有的認識。他們仍然認為，中國仍是過去那個四分五裂、人心不齊的中國，依然妄想和以前一樣，通過局部施以軍事、政治和經濟壓力，就能迫使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當局妥協退讓，從而達到其蠶食中國的目的。事實證明，日本的這一系列判斷和決策，毫無戰略眼光和大局觀。

缺乏戰略眼光的結果，就是全面抗戰爆發之初，日軍的戰略重心因為中國政府主動挑起「八一三淞滬戰事」，而從預定的華北平原調整到了並不利於日軍發揮其機動性優勢的江南水網稻田地帶。三個月的淞滬會戰打下來，中國軍隊固然最終失敗，損失極大，但日軍在戰略上的損失卻是多少戰術勝利也補不回來的。

抗日戰爭打到1938年下半年，日軍已經失去了實施大迂迴、大縱深作戰的良機。此時，國民政府龜集於崇山峻岭，兵力相對集中，又占天時地利人和之便，日軍攻至宜昌就無法再深入。等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陸軍一部分被牽制在太平洋諸島上，一部分集結於東三省游疑不決，還有一部分被敵後戰場上轟轟烈烈的人民戰爭攪得雞犬不寧，疲於奔命。加之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的牽制，日本能拼湊出的機動兵力已經寥寥無幾，只能維持正面戰場局部方向的有限攻勢。要想再集中殲滅中國軍隊主力，已經完全不可能了。

縱觀14年抗戰史，就不難發現日本反覆在軍事打擊和政治誘降間徘徊，自始至終就沒有一個類似於「隆中對」的整體戰略規劃，更沒有與之配套的各項準備工作。比如說研究中國國內政治力量的構成以及特點（行縱橫之術，分化利用瓦解，各個擊破），研究中國軍隊作戰特點（了解對手的規律，揚長避短），研究滅亡中國的具體戰略步驟。先攻哪裡，再攻哪裡。攻取這些地方所需要的政治謀略、兵力投放規模、作戰持續時間、後勤保障、可能會出現的各種形式的抵抗，以及如何鞏固、消化佔領區、如何應對國際干涉等等。

由於沒有一個完整而又具備可行性的周密戰略規劃，14年抗戰中，日軍基本上是打到哪兒算哪兒，騎驢看唱本。相形之下，國民政府的「以空間換時間」戰略有明確的目標與計劃，一步一步的退，節節抵抗。雖然整個過程比較難看，但總體戰略很清晰。

日軍重炮機動十分困難

明治維新後，日本建立起近代化的陸海軍。其作戰思想和理論，早期照搬法國，爾後又師從德國。德國「殲滅戰」思想，也反映到日軍的條例、條令中。1938年，日軍頒布了指導師、軍以下部隊作戰和訓練的《作戰要務令》.

不過，條令在執行過程中卻經常走樣。在中國戰場上小單位作戰時，日本在正面攻擊未果的情況下常常出奇兵側擊，從而取得戰術勝利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在戰役指揮層面，日軍的高級指揮官卻幾乎鮮有布置口袋陣的意識。有時候好不容易有這樣的意識了，卻也是姍姍來遲。等到實施時，最佳戰機已經錯過。原本可以達成的殲滅戰，最終卻變成了擊潰戰。至於大膽的戰役穿插、迂迴、分割、包圍等打殲滅戰最基本的戰術，或者「圍點打援」的戰術，日軍也幾乎從未實施過。

例如，淞滬會戰時，上海派遣軍司令松井石根在獲得了3個師團的增援兵力後，卻依舊將它們投入戰線正面與國民黨軍拼消耗。一直打了3個多月，這才終於想起應該在杭州灣登陸以襲其後，但為時已晚。國民黨軍不僅成功潰退，還在南京組織了一場抵抗。

淞滬會戰結束後，日軍形成了從濟南、南京兩個方面對徐州國民黨軍的夾擊態勢，按說完全可能打一個大型殲滅戰。但是，北線日軍輕敵冒進，在台兒庄吃了大虧後，南北兩路日軍急於挽回「皇軍的顏面」，揮師直撲徐州，卻沒有意識到若想圍殲徐州國民黨軍重兵集團，就必須形成一個頗具縱深的大合圍圈，將河南平原以及平漢線這些國民黨軍的退路全部封死。其結果就是國民黨軍主力又一次成功跳出合圍圈。

為什麼會這樣？日本是個地域狹小的島國，其歷史上的諸多國內戰爭，既規模不大，又缺乏戰場縱深。日本歷史上無數軍事將領，都普遍缺乏大兵團作戰經驗。再之日本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強調的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正面粉碎敵人。因此，日本的軍事文化傳統，就是強調正面強攻和不惜一切代價的蠻攻。

其實在日本的國內戰爭史上，也不是沒有人嘗試過合圍。川中島合戰時，武田信玄與上杉謙信的部隊在川中島一帶反覆拉鋸，僵持不下。武田方面派一支人馬迂迴上杉背後進行夾擊，即所謂的「啄木鳥戰術」。結果被上杉謙信來了個各個擊破，直接全軍突擊守在正面的武田本陣，形成了局部以多打少的局面，武田方面損兵折將。從此以後，日本嘗試打巧仗的就更少了。

驕生慣養的東洋馬需要精心照料

到了日俄戰爭時期的旅順戰場，日軍的最後勝利，其實是用屍山血海堆出來的。這種「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愚笨戰法，如果放在其他國家，戰場指揮官是要受到指責，甚至被懲處的。但在日本，指揮旅順攻堅戰的乃木希典卻被捧為所謂的「軍神」，「白兵突擊」「意志的勝利」也被日本軍界奉為金科玉律。這種軍事文化下熏陶出的日軍高級將領，自然是戰略戰術膽量極小，作戰時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打敵人的時候要麼只敢偷襲，例如珍珠港，要麼就是平推，堆人命。加之在中國正面戰場上，國民黨軍隊的一次次潰敗，更讓日軍從上到下都更加堅定的相信其正面強攻戰略戰術的正確性。

除了以上這些因素，日軍將領對於攻城拔寨所帶來的「榮譽」過於看重，也讓他們往往無法打出殲滅戰。在侵華日軍的各支野戰部隊中，都有許多隨軍特派記者。他們用電台直接向國內報紙報告該部隊戰況。結果造成了日軍部隊長官為了所謂的「榮譽」，往往不經請示，臨時改變戰役計劃，專註於攻略城市，造成既成事實後再上報，甚至其上級指揮官往往需要通過國內報紙上的報道，才知道下屬部隊的真正動向。

例如，武漢戰役期間，日軍的計劃是讓第11軍和第2軍分別從江南、江北對武漢實施向心突擊。時任第11軍指揮官的岡村寧次也想到過要迂迴。但當第106師團被中國軍隊打殘後，為了避免第2軍搶戰武漢，岡村寧次乾脆置第9戰區的重兵集團於不顧，放棄圍殲中國軍隊的計劃，直接搶戰武漢，以獲得所謂「無上的榮光」去了。

由於嚴重依賴鐵路補給，因此日軍對維持鐵路暢通頗為上心

現代戰爭，拼的往往是後勤。日軍在中國戰場上的彈藥消耗是非常巨大的。日本擁有比較完整的軍事工業，佔領東北後又獲得了在亞洲首屈一指的奉天兵工廠，因此在彈藥生產方面，滿足戰爭消耗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何將這些彈藥輸送到前線部隊手中，卻是個傷透了日本後勤部隊腦筋的難題。

早在淞滬會戰時，日軍消耗的炮彈等物資就大大超出了戰前預期。松井石根一度下令各部隊嚴格管控火炮使用炮彈數量，並要求國內增派彈藥。由於海運供給不及時，日軍等了很長時間，才總算湊夠了在中國軍隊防線南部發起總攻所需的炮彈，從而大大影響了作戰進程。

等到日本軍隊深入中國國土時，後勤補給的問題就更加突出了。由於中國國內基礎設施極為落後，連一條符合歐洲標準的道路也沒有。僅有的一些幹線公路路況也極差，還經常因為雨天泥濘或游擊隊騷擾而中斷。因此日軍深入中國腹地後，非常依賴鐵路和長江水運。縱觀抗戰史就不難發現，日本的進攻基本就是沿著平漢鐵路、津浦鐵路、浙贛鐵路以及長江兩岸推進，目的就是為了維持後勤補給。這樣一來，就極大限制了日軍對中國軍隊實施迂迴、包抄、合圍的能力。進入相持階段後，日軍在中國戰場上惟一一個攻擊軍—第11軍，只能依託長江及洞庭湖水系，對當面中國軍隊進行有限攻勢。這些攻勢一般持續時間不會太長，日軍就會因為補給問題而被迫返回進攻出發地。

和當時世界上的其他列強相比，侵華日軍的機械化程度極其低下。日軍擁有的載重汽車不僅數量少，質量差，而且基本都集中在兵站運輸隊中。野戰師團的伴隨補給基本就靠編製內的馬匹了。問題是，馬匹的運輸能力是有限的，而且編製內的馬匹有許多是騎乘馬，不能用於運輸。況且日本軍馬是引入西方馬種後改良而成的東洋馬，完全不像中國馬那樣耐粗飼。這些嬌生慣養的日本軍馬到了中國戰場，一旦吃不到像在日本那樣多的優質馬料，輕則生病，重則大批死亡。這讓日軍野戰師團的後勤補給能力更加雪上加霜。因此我們在看一些歷史記錄片或照片時，不難發現侵華日軍「就地徵發」中國農民的牛、馬、驢等牲畜極其常見。

在「一號作戰」時，日軍第11軍每月野戰補給能力僅有區區3000噸，彈藥供給已經十分勉強，別的物資大部分只好依靠就地搶掠。就地搶掠本是侵華日軍的強項。不過，中國經濟落後，日軍飛機、汽車急需的大量汽油和零配件，在中國是基本找不到的。在吃的問題上頗為講究的日本人，也許餓急了的時候可以不再嫌棄中國食物的粗礪，但戰亂帶來的土地荒蕪和糧食減產，以及中國軍民的堅壁清野，有時候也會讓日軍的給養難以為繼。在武漢會戰期間，由於後勤補給不暢，就地搶掠也不是次次都有收穫，曾發生過波田支隊的支隊長用鹽汁泡桃樹葉佐餐，結果舌頭、喉嚨被扎得疼痛難忍之事。試想，在等級森嚴、官兵待遇極為懸殊的日軍中，少將支隊長都如此，其基層官兵的窘狀就可想而知了。

縱觀世界軍事史，合圍的形成，不僅取決於進攻方的意志和作戰部署，而且還取決於對方的作戰意志。在抗日戰爭的戰略防禦階段，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上的抵抗意志和戰鬥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不過，高層指揮官在此情形下依舊保持了頭腦清醒，一般都能貫徹「以空間換時間」的既定戰略。因此諸如滬淞會戰、徐州會戰、武漢會戰，打到後期眼見形勢不利，中國軍隊的前敵總指揮都能果斷地下令全軍撤退，從而避免了被日軍圍殲，保存了抗戰力量。

到了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軍的意志力開始下降。不少部隊一眼形勢不對，不等上級下令，自己就先溜之大吉。其貫用的一線式防禦陣地一點被突破，就全線崩潰，各部隊紛紛奪路而逃。加上日軍又極少進行兩翼深遠突擊，以截斷國民黨軍後路，因此自然難以達成合圍。

綜上所述，戰略規劃短視，戰役指揮笨拙，後勤補給乏力，加上中國軍隊打仗越來越滑頭，都使得日軍在14年抗戰期間打不出一場上規模的合圍殲滅戰，在中國戰場的泥沼里越陷越深，最終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國的共同努力下，一步步走向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