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首款照相機誕生記

　　季榮曾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物質匱乏，許多耐用消費品在市場上十分緊缺，即使有貨也要憑票供應。因此，蘇州和國內不少城市一樣極力開發這些產品以滿足人們的需求，蘇州虎丘牌照相機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　　當時，照相機尚不普及，在尋常百姓眼裡算是高檔的奢侈品，但由於又是意識形態領域裡的宣傳工具，國家高度重視。當時將照相機和電影機、電視機簡稱為「三機」，並列入國家「五五」規劃，為此國家計委專門召開了數次「三機會議」，一機部專門設電影處負責照相機工業的布點和發展規劃。蘇州市領導捕捉到這個信息後，考慮到蘇州城市的特點，決心發展蘇州照相機工業，並把任務下達給蘇州市機械工業局。經市機械局研究決定照相機研製任務交給蘇州第二光學儀器廠。　　該廠是一家裡弄小廠，廠址位於平江路中張家巷全晉會館（現為中國崑曲博物館），主要生產機床顯微鏡、光譜投影儀、水準儀等光學儀器產品，生產設施和技術力量都很薄弱。為了開發照相機，機械局從外地引進和系統內調撥了七名具有高等學歷和工作實踐的技術人員來廠工作。我就是那時從昆明軍工廠調回蘇州，進入二光廠參與照相機開發工作的。由於我學的是光學儀器專業，58年畢業時的論文就是照相機設計，同時在上海照相機廠參與過58-Ⅰ型上海牌照相機的試製工作，因此，對照相機有一定的認知和興趣。　　在我到廠上班以前，廠里已經接到了開發照相機的任務，主管業務工作的凌龍昌副書記等親赴上海、南京等地作了調研，感到照相機的生產技術和設施條件要求很高，而相比較工廠的現狀差距太大，難度和風險都是巨大的，企業領導班子內部對此未形成共識。產品的發展方向是企業生存的關鍵，作為一把手的朱衡彬書記肩負重任，必須慎之又慎，力求共識。　　我上班伊始，朱書記立即找我討論，我建議從調查研究入手，首先了解一下國內照相機行業和市場的情況。為此，我們先去杭州走訪我的母校浙江大學光儀系，徵詢老師們的建議；再到上海照相機總廠找我的同班同學孫晶璋工程師請教。他從大學出來一直耕耘著照相機，對照相機有很深的造詣，在行業內可稱為資深專家了，這次，他給我們非常詳細地介紹了相關情況，還提了許多極具價值的建議。後來他一直關心和幫助我們，為虎丘牌351型照相機的選型和照相機生產定點等方面做出許多重要貢獻。上海回來後，朱書記及時在領導班子內部溝通，統一認識後，照相機試製工作才正式開始。　　首先，遇到兩個問題，一是照相機的選型；二是確定照相機的牌子。誰提議牌子叫「虎丘」已記不清了，因為虎丘是蘇州城市的名片，聞名遐邇，虎丘塔更是我們蘇州最為重要的地標，所以，定為「虎丘」牌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　　當時，市局和廠領導對做什麼型式的照相機以及如何搞都沒有明確的意見，為此我覺得很迷茫。但是，仔細想來凡事總有兩面性，有弊必有利，利在於自由度大，一張沒有邊際的白紙，發揮空間大，可任由你來畫；　弊在於風險大，個人承擔的壓力也大。我告誡自己，這是回蘇州工作的第一炮，必須認真面對，加倍努力，只能成功，不可失敗。好在這樣的方式倒也符合我的工作個性，有領導的信任和支持，我也不想太多，勇往直前大膽干。　　不久，局裡把一光廠的劉志東、電加工研究所的王洪武調來了，陸續又派來了劉嘯虎、吳玉明、夏志鈞、王全昌，再加上二光廠剛大學畢業的孫龍成，一共八人組成了試製班子。在那時這些人都還年輕，三十左右，正值而立之年，且都有一定的閱歷和特長，在我們之間沒有「長」，我是個自然的、公認的、或者說自以為是的「頭」，但是工作順利，配合默契、關係融洽。這按世俗的眼光是不可思議的，其實極好解釋，只有兩個字「無私」。和這些夥伴在一起工作很幸運、很欣慰。當時一下來了這麼多技術人員，對一個小廠而言可謂優化組合的豪華陣營，這為以後的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這充分體現了市局領導的重視和支持。　　我深知選型工作的重要性，不僅關係產品的生命力，而且影響企業未來的發展前途，必須慎之又慎。當時，國內的照相機行業尚處於仿製階段，我們也只能從仿製起步，問題是仿誰家的、怎麼仿。我找孫晶璋商議，分析研究國內外市場信息，並確認幾個前提：（1）120照相機在國內雖是熱銷，但在國外已漸漸淡出，135可能即將成為市場的主流，顯然選擇135照相機是上策；（2）不搞玩具類的，要搞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和有檔次的照相機；（3）不要跟著人家後面走，而是要另闢蹊徑，走一條自己的研發之路。當時，如果仿國產照相機比較省事，我在行業里有許多同學和熟人，且沒有壁壘，能夠要到全套照相機的圖紙與工藝，可以在短期內試製和生產出照相機，但始終會落在同行的後面，更無我們蘇州人的特色，所以不能仿製當時的國產照相機，比較理想的方案是尋求一款國外剛上市的流行照相機來參考仿製設計，儘管難度大些，若是成功了，在款式上可以走到同行的前面。我把這些想法向領導彙報後，得到了認同和支持。然後我和孫晶璋一起收集資料、反覆推敲，決定選擇日本佳能Canonnet QL17的照相機。它小巧玲瓏，機體的高和寬之比近乎黃金分割，功能齊全，機子款式確實很漂亮，且在國外市場上市不久，就十分暢銷。我向廠領導介紹後，他們都認為非常理想，並取得了一致意見。方案基本確定，隨之而來的問題是如何搞到樣機。在不開放的年代，物質高度匱乏，市場上只有國產相機，洋貨要立項申請進口，或有人從境外帶回來。　　可　是，馬　上　要　覓　一　架Canonnet QL17照相機談何容易，只好多方打聽、四處奔波，猶如海底撈針。在上海，孫晶璋告訴我上海市少年足球隊訪日時，禮品中有照相機。我們一起立即跑到南京路上海市體委，找體育攝影記者（孫晶璋的好友），但是禮品中沒有這款相機，而這位記者曾經見過新華社上海記者站某記者用過這款照相機，好在都是孫晶璋的朋友，我們又立即趕往在南京西路的新華社記者站去，得知相機是上海舞蹈學校借給他用的，原繫上海白毛女劇組訪日時的禮品，已經還給人家了。舞蹈學校那裡可沒有熟人了，這位記者特地幫我們打電話聯繫，又寫條子讓我們找學校去商量，舞蹈學校在虹橋西路，路很遠，我們立即乘公交車趕到那裡，他們把相機給我們看了，但不能隨便轉讓，轉讓必須經上級主管機關批准。回廠彙報以後，我又赴南京爭取省機械廳支持並轉介紹信去上海，但由於省機械廳那時不支持蘇州上照相機項目，所以碰了一鼻子灰回來，今日回想仍感心酸。後來，我和朱衡彬書記等出差上海，偶然遇見杭州照相機廠的陳鼎烈校友，得知他們那兒有此相機，可以去商量商量，我們立即趕往杭州，打著孫晶璋的旗號、費盡口舌，終於從杭州借來了一架Canonnet QL17照相機。總算上蒼不負有心人，出現了峰迴路轉的局面，邁出了照相機開發工作的第一步。　　七三年春節過後，技術人員基本就位，按照各人特點進行分工，設計工作正式啟動。這項工作主要是從仿製測繪開始，那時的條件不能全部照抄日本樣機，主要原因是該相機的檔次在當時國內市場相對偏高，市場更歡迎價廉物美又實用的照相機，決定暫時不宜完全照搬，故作了一些取捨。　　經過三個半月的艱苦努力圖紙工作基本完成，但為了爭取時間，在繪製圖紙的同時，陸續分批將零件圖紙發至車間加工，技術人員王洪武，夏志鈞都到車間和工人師傅一起日以繼夜奮戰在線切割機、銑床邊指導加工，王全昌和從上海請來的葉天榮師傅擔負裝配任務……全廠上下為「七一」獻禮大幹一場，爭取在73年7月1日前把樣機做出來。由於全廠幹部、工人和技術人員的共同努力，苦幹加巧幹，僅用了短短半年時間，終於在73年6月15日成功裝出五架虎丘351照相機，各項性能基本達到設計要求，試拍結果相當理想，鏡頭成像非常清晰，拍出的照片很漂亮，全廠職工十分激動，大家忙著敲鑼打鼓趕往市委報喜，從此開創了蘇州照相機工業的新篇章。　　（作者為原蘇州照相機總廠總工程師，本文摘自《蘇州民族工商業百年往事》，該書已於近日出版。）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