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禹：改革要拿出小卒過河的勇氣和韌性
改革要拿出小卒過河的勇氣和韌性
楊禹 央視特約評論員、發改委城鎮發展中心研究員
核心提示：我們既要看到《決議》中的「新提法」也要看到「老提法」，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在看到改革突破性的同時注重其關聯性，並強調了改革任務的艱巨性。最後他指出，改革成敗的關鍵仍在落實，保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改革的目標和推進改革是最重要的。
我今天的題目叫做「拿出小卒過河的勇氣和韌性」。為什麼要用這個題目呢？小卒過河我們大家都知道一種什麼樣的狀態，我們下象棋小卒過河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拱，每一步都談不上很驚人，好像一步都不起眼，但是我覺得中國今天的改革就像我們手裡沒有車馬炮，沒有一捅到底、一下子將軍的那樣的好東西，我們手裡邊就是握著小卒子，中國的改革就是一步一步往前拱。但是小卒過河以後只能向前，可以橫著走，但是再也不能往回退了，我們的改革不能停滯和倒退。橫著走也許是在選擇更準確的路徑，但是必須往前拱，小卒過河最終也能拱出勝利來，我想這就是今天我們改革的狀態。即便三中全會對整個改革又做了全面深入的部署，也並不意味著我們手裡就輕鬆愉快的握上了車馬炮，還是小卒過河的狀態，我想這是我對今天我們改革狀況的基本判斷。
一、如何看待三中全會
首先我想先討論討論用什麼樣的眼光、用什麼樣的心態和思想方面來看三中全會這麼豐富的內容。我提了幾個關係，供大家今天和今後繼續一起來學習三中全會做參考。
（一）既要看三中全會的「新提法」，也要看三中全會的「老提法」
過去一個多星期，從我們公報的頒布、《決定》的播發，我也注意到，我們絕大多數同志包括媒體，大家第一個習慣，從這份《決定》裡邊先挑哪些是最新的東西，這個符合大家的閱讀習慣，也符合傳播規律，大家都在想最新的一定是代表這次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裡邊的最重要的內容。但是我覺得，三中全會既然是對我們中國改革的一個全面部署，並不意味著只有新的東西才是改革的內容，其中很多看上去我們很眼熟，仔細一看跟十八大的表述甚至跟之前的很多表述完全一致，這些內容我們一看可能被大家第一時間略過去了，因為大家主要興奮點是挑最新的東西，但是我覺得這些老提法也是改革的內容的一部分，這些老提法也非常的重要，甚至這些老提法是你必須先看到的，是我們去看那些新提法的一個起點、一個坐標，並不是只有新提法才有改革含量。這個起點上、這個歷史時期為什麼有些提法我們中央要反覆講、要擺在這個地方，我覺得不是簡單的例行公事，而是有著相當的現實針對性。
（二）既要看「市場」，也要看「政府」
第一時間大家都注意到了，這次三中全會有一句核心的帶有突破性的表述，說「我們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因為過去很多年，從20年前1993年，那個時候我們中央在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提出過一個《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們就講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後來一直在改前面的詞，從「要讓他發揮」到「更大程度的發揮」，但是基礎性的作用20年沒有變，這次有了更大的改變。大家都據此認為，這次的改革，特別是在改革的主線，經濟體制改革當中，重點是強調市場化，更加尊重市場，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我覺得過去一個多星期裡邊，媒體主要都在圍繞這個做展開做報道，很多專家學者也重點圍繞這個來做解讀。
但是我認為這只是問題的一半，公報和《決定》裡邊講，改革的核心要處理的問題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然是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是兩個事物之間的關係，我們不能光看市場的作用在增強。中央的這句話裡邊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表述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覺得只有把今天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擺在一起看，才能夠把握這個關係，到底我們要想把他調校到什麼位置。
（三）既要看點的突破，也要看點與點的關聯
大家第一時間去學習這麼一份公報、一份《決定》的時候也容易習慣於先去找一些亮點，媒體也有這種傳播規律，說這裡邊挑亮點，大家一下子就挑出來很多，單獨二胎、廢除勞教制度等等，但是我覺得這次的改革不是一些點的簡單集合，因為這次我們面對的中國發展的系統性難題，做的一個改革全面的部署，很多改革的含量不是這些點能體現的，體現在那些點與點背後的關聯，體現在改革的深層的邏輯中。我覺得這些內容可能不像那些點那麼搶眼、那麼容易被大眾馬上去了解和傳播，但是它也許是改革最重要的內容、部分。
比如說有的邏輯就有變化，過去一年我們一直在強調要推進新型城鎮化，我們過去很多年也一直在講三農領域的改革，還要繼續往前推進，我們在農業領域面對著誰來種地的問題，面對著農村土地流轉的問題，這次部署改革的時候，並沒有為三農的改革單獨寫一段，也沒有為城鎮化單獨來一部分，而是把我們的城和鄉兩個部分合在一起，這個部分叫做「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就是把農業的問題、農村的問題、農民的問題跟我們的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直到小城鎮，怎麼發展，完全融為一體。這個不是簡單的辭彙的城鄉一體化的強調，而體現了我們改革的邏輯，就是認為今天你要想解決中國農村深層的問題、土地的問題、人的問題，必須跟城鎮化放在一起考慮。今天講中國的大城市、中小城市怎麼發展，你必須同時考慮農村的地和人的問題，這是一個整體的問題，這樣改革邏輯的推進我認為是三中全會講究改革系統性、協同性的一種體現，他的價值比某些個別的點要重要得多。
（四）既要看改革的突破性，也要看改革的艱巨性
當中央對改革做全面的梳理和部署的時刻，這個階段里我們看到的是，不僅我們共同表達了推進改革的決心，而且有了這麼多新的部署，當大家很密集的接收這些信號的時候，容易比較關注它帶來的新的突破，容易忽略我們改革仍然面對的難題。三中全會的《決定》本身已經是一些突破了，已經衝破了原來阻撓我們的一些障礙，從理論上、思想上到政策的部署上、體制的變化上等等，但是並不意味著之前困擾我們的一些難題、之前阻礙改革的約束我們的那些壓力在一夜之間都消失了，其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仍然客觀存在，並不會因為有了一些決定那些就退去了。
再有，這次改革有很多突破性的部署，看文件裡邊一句話很讓人歡喜，覺得這句話終於說出來了，但是這句話再往下推進就要觸動深層的利益，到那個時候那些利益本身就是改革艱巨性的一部分。所以我覺得越是我們看到改革整體向前推進、向前突破的時候，越要對他今後的艱巨性有充分的判斷和認識，否則容易整體產生一種對改革過於樂觀的判斷。
（五）既要看公報，也要看《決定》，更要期待具體領域的細則
學習三中全會其實是三個層面，既要看公報，也要看這份《決定》，更要我們一起期待著在很多具體改革領域還要需要細則，這個細則是《決定》並沒有回答的。上周五我們公布了《決定》以後，很多同志說公報就不用看了，公報不就是從《決定》里來的嘛，公報五千字，基本上就是大的原則，我覺得即便我們手裡握有這份更詳細的《決定》，其實反過來再去看看公報也還是有含義的，因為要把2萬字裡邊的最核心的內容，特別是一些基本原則挑出來寫進公報里，挑哪個、沒挑哪個、公報里挑了哪些，我覺得這個是有含義的。看了公報，看了《決定》，接下來我們還期待著《決定》裡邊的很多改革儘快拿出細則，改革有些真正的力度、難度、有銳度的地方其實要體現在細則里，因為我們目前改革包羅萬象，內容太多，即便《決定》寫了2萬字，其實仔細一看裡邊很多重大的改革在那裡邊只不過就是一句話或者就是一小段話，只是一個大的方向，至於說怎麼搞，接下來我覺得相關的有職責的部門去怎麼定這個細則和怎麼去推進，才是改革真正體現它的價值所在的地方。
我記得我前天在央視做了一個評論，當時一條評論就分析了一句話，當時分析的是這次提出要「研究制定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決定》裡邊就這麼一句話，這句話本身含量有，比如說有了這麼一句話讓我們大家就感覺到延遲退休是不需要再爭論了，中央已經寫進改革的部署中了，不要再去討論到底要不要延遲的問題，這句話一出來人們就可以把思考往前推進了，不再去糾結到底要不要延遲的問題。但是就算是中央定下來說我們要延遲退休，但是怎麼延遲？這裡邊學問大了，路徑完全不一樣，節奏感也不一樣，中央提出來叫漸進式的搞延遲退休，目前我們看到的之前社會上廣泛爭論，也有一些學術機構提了一些方案，那些方案你總的看都算漸進式的，沒有誰說一夜之間實現的，但是漸進跟漸進還不一樣。
清華大學出的一個方案就算是漸進裡邊比較激進的，當時也在網上引起了很大爭議，按照那個方案可能過不了幾年，也就五六年的工夫基本就改到位了，就延遲退休至少延遲5年，就意味著今天我們可能70年代初生人的女同志，這一代人她可能就要等到65歲才拿養老金，變化還是很大的，男同志也是如此。
但是也有一些學術機構，像社科院、人大，他們提出的方案是要用一二十年，甚至說用30年的時間來完成延遲5年退休的調整，他們的依據是，這種調整在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件大事，調整了整個全體國民的人生預期，一定是要按月慢慢調，一個月一個月往後推，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慢慢完成這個過程，像歐洲一些國家基本都是這樣。大家都是漸進式的，對我們現實的影響完全不一樣。也有的同志說要趕快，因為現在我們養老金缺口壓力太大，趕快用延遲退休來彌補養老金的缺口，但是我個人認為，如果把延遲退休的改革只理解為是為了趕快讓養老金進入良性循環，我覺得這個太功利了、太具體化了，因為養老金的問題不是簡單靠延遲退休解決的問題，是包括養老金自身管理水平的提升，包括這次三中全會提出來要把一些國有資產的收益轉到社保、養老當中，跟很多領域都密切相關。所以決定裡邊就這麼一句話，並不意味著大家就沒有分歧，並不意味著我們全知道要怎麼改，後面的事還多著呢，所以我們要領會三中全會到底要幹什麼還要經過很長的時間。
二、三中全會上最重要的幾個「老提法」
把這幾個原則擺在這兒以後，我想接下來用一部分時間先說一說我們三中全會的老提法，然後再集中的說一說新提法。
三中全會最重要的老提法，我這兒列舉了幾個，大家都很熟悉，我相信大家已經看到了。
（一）關於道路問題和國情判斷的「老提法」
關於我們要堅定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這基本上把十八大的內容重申了一遍。這是關於道路問題的最基本的判斷，這個非常重要，針對的是什麼我後面要講。
還有一句非常重要的，對國情的判斷，我們仍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仍然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這次三中全會的《決定》2萬字，當時習總書記作為起草組的組長他提了一個要求，說為了最大限度的凸顯改革的內容，這2萬字基本上只寫改革的事，不寫發展的事，就是關於我們未來發展的一些目標、一些任務的部署就不寫了，要集中力量突出改革的內容。但是我覺得這裡邊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考慮發展的問題，我們的改革與發展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關係，這句話往那一擺，說「發展仍是解決我國所有問題的關鍵」，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很多人樂觀的認為我們中國的發展已經總體上基本最快速度的發展階段快要過去了，現在我們發展的水平差不多了，已經可以了，接下來就是要用改革的辦法去搞好分配、搞好利益的調整。但是這句話擺在這兒我認為他的含義就是告訴我們，即便這份文件仍然用最大限度的篇幅來展現改革的內容，但是發展仍然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關鍵。我們今天面對的難題有可以靠改革去解決的，也有很多難題是必須用發展的辦法來解決的，有很多問題、有很多改革如果沒有一個足夠動態的穩定的向前發展的背景，這個改革也很難向前推進。所以我覺得發展與改革的關係，再加上穩定的關係，這仍然是一個最基本的關係。
（二）關於基本經濟制度的「老提法」
關於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這次有兩段話非常重要，就是說我們仍然是「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個是老提法，但是擺在這兒含義很深，尤其是我們已經看到過很多次的這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以及「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因為在三中全會之前有些經濟學界的人就大膽的預言，說為了體現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為了體現市場經濟的成熟度，這次很有可能不再提毫不動搖的支持公有制經濟，甚至他認為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各個成份之間要發生本質性的變化，但是當從公報里、從《決定》里看到這樣的基本表述之後，我們知道這些方面並沒有什麼重大的改革。
（三）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和基本政治制度的「老提法」
關於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也有兩句話，我認為是關鍵的老提法。第一個，關於在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時候，仍然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這三者的有機統一我們說了很多年，也是我們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含義，這個沒有任何變化，不變裡面也有新聞，不變裡面也有改革含量。
另一個，關於我們基本政治制度，「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關於我們的政治制度都沒有變。
所有這些沒變，針對的都是有一些人期待的三中全會在這些領域、這些方面想改變，所以他的沒變才變得這麼有意義。
很多人看到三中全會的公報和《決定》以後，有那麼一些人他第一反應是失望的，我記得12日傍晚，我們當時《新聞聯播》首播三中全會的公報，當時我也在準備做評論，播完公報以後8點鐘由我來評論，那算是中央電視台針對三中全會的第一聲評論，我記得我上來第一句話就說，我說這個公報裡面新的表述很多，但是我首先想說幾個關鍵的老的表述是什麼，把這幾個講一講。
當時我記得7點半剛剛播完三中全會公報那一段時間，我上微博看，當時很多微博上的人表達的都是失望之情，我記得有一位經濟學家在微博上很活躍，他當時就發了一條微博，就幾個字，很有意思，代表了他當時的第一感覺，那幾個字他說「什麼都沒有發生」，當時一看我就樂了，我想這就說明他想發生的事情並沒有在公報里看到，他想發生什麼我們就可以有判斷了。在三中全會沒有開之前，有一天我也發過一條微博，我說馬上要開三中全會了，這段時間大家都在表達對改革的期待，所有人都在期待，但是我說這個問題真正的關鍵不是說你期待不期待，真正關鍵的問題是你期待的是什麼改變，我覺得這個裡面是有不同的認識。
如果有的人期待著三中全會的這輪改革要讓中國換一條路走，我說那這些人一定會失望，如果你期待著我們今天的改革是在我們選定的道路之上，在那些關鍵點上要向前突破，我覺得大家會有收穫的。事實也證明是這樣，因為大家期待的方向不一樣，期待值的高低不一樣，所以對於公報、對於《決定》，包括裡邊的新老提法的認識也會不一樣，有人滿意，有人失望，但是有的人的失望並不意味著一份公報和《決定》對讓大多數人失望。
那些老提法是什麼呢，過去這一年我相信在座的領導們也都有一些觀察，十八大以後的第一年，我們的輿論場也好、思想輿論界也好並不平靜，圍繞著「中國夢」的提出也意外的引發了一場激烈的道路之爭。中國夢去年11月29日習總書記在復興之路展覽上第一次提出來，那之後大家就熱議，習總書記在
他當時講的所有內容當中，如果我們真要挑一句最重要的話是哪一句呢？當然大家挑法不一樣，有的人說總書記說了中國夢是所有人的夢，只要你奮鬥就可以實現夢想，他覺得這話說的很生動、很貼心。但我個人認為，那天的表述當中他說的最重要的一句話是這個，就是關於道路問題，他說：我們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句話我們一看，在
道路問題總書記在過去一年系列重大講話當中講過很多次，反覆講，今年10月7日，他在印尼的巴厘島參加APEC領導人會議，當時他向國際社會講中國的改革與發展，他講了一句話：「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他在國際場合講完了也不需要做詳細解釋了，講過去了。這一個月正趕上開三中全會，所以我們注意到國內的各界人士，特別是輿論界、思想理論界很多同志站出來解讀，說習總書記巴厘島說的什麼是根本性問題、什麼是根本問題上的顛覆性錯誤，來解讀。總書記說的根本問題到底是什麼，其實他自己回答過，只不過更早一點，在今年的七一之前
我們今天面對的社會輿論也因此發生了很多撕裂，今天講改革必須看到這種社會輿論的變化，比如我舉個例子，不久之前發生的上海法官嫖娼事件，這個事件剛剛發生的第一時間，我相信咱們13億人當中的絕大多數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樣的，我們無論從道理上、從情感上、從法律意識上都認為這些法官違法違紀、違反公德，沒有人說他們好話，都一致的譴責他們。大家看這個問題的邏輯起點是一樣的，但是再往下想這個問題，你會發現想法就不一樣了，帶有普遍性的兩種邏輯共性，我這兒總結了一下，大家看看是不是這樣。一種是比較傳統的邏輯共性，也是我們可能大多數黨政幹部我們習慣的邏輯思維方法，就是上海的法官出了問題，上海不僅依法依紀處理這些法官，整頓法官隊伍，進而整頓我們司法隊伍，進一步完善隊伍的管理等等，我們認為這就是我們在發現問題之後努力的解決問題，而不斷的發現問題、不斷的解決問題，這就是我們今天完善依法治國的努力，也是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上的一部分，這是我們大家的習慣思維。
但是大家也會看到，我們身邊的網民他們也是群眾，人民群眾當中也有很多人的邏輯是這樣的。他覺得每當這樣問題的發生都再次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不下去了，你那些怎麼去處理法官、怎麼開大會舉一反三、整頓隊伍，都是打補丁的做法，你現在這路根本上解決不了維護司法公正、完善依法治國的這種任務，只有換條路走，你看人家西方的政治制度人家就可以互相制約，人家就可以不讓法官出現這種醜事。總之，這個人群他的邏輯很簡單，只要看到這種負面新聞發生，他就一步推到道路問題上，顯得很沒有耐心，這種聲音到底有多少人這麼想的很難做量化統計，但是他們在輿論場上聲音不小。
我們今天改革所要做的事情，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為就是不斷的在這兩個邏輯路徑當中來影響和爭奪我們的群眾。每當我們的改革向前推進一步，包括這次三中全會，在司法改革當中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這些改革動作做出來了，見到效果了，讓群眾看到了，我覺得就會有一部分群眾從第二種邏輯路徑里回到第一種邏輯路徑里，他覺得你在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上看上去是可以解決這些問題的，但是每當類似於上海法官嫖娼這種事發生，每當這種負面的新聞發生一次，就意味著又有一部分群眾被這種事情發生從第一個邏輯路徑推進了第二個邏輯路徑。
所以我們今天不斷發生的新情況和我們做的努力，就是在這兩個邏輯路徑上來來往往的此消彼漲的爭奪我們身邊的群眾，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局面。
關於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年多我們也聽到了一些有挑戰性的聲音，我這兒舉一個例子，張維迎，這是我們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著名的經濟學家，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的教授。他在去年國務院研究發展研究中心在釣魚台辦的經濟發展論壇上，一個很高端的論壇，台下坐著很多國務院部長的場合，他把話講的很刺激，說國有企業要私有化，國有經濟的比重應該降到10%，當時新浪網在全程直播，他話音一落新浪網直播的頁面馬上頭條標題就是「張維迎：國有企業是中國進步最主要的障礙」，好像輿論的尺度變得很大，教授們可以當著國務院的部長們的面把話說的很不留情面。像
國際社會也看到了我們中國的輿論場上發生的這種新情況，我這裡舉一個例子，英國有一個很有名的雜誌，叫《經濟學人》雜誌，今年5月份出了一期，把十八大之後頭半年中國的大事小情梳理了一遍，其中包括南周事件，包括中國的討論、憲政的討論，封面把習總書記的腦袋和乾隆爺的身子貼到一塊了。1793年是什麼年份？咱們這邊是乾隆年的時候，在歐洲大地上是法國大革命的前夜，大動蕩之前的最後的時間，他的意思今天的中國十八大以後的中國仍然是處在大革命的前夜，要發生劇烈動蕩之前。這份雜誌猛一看是搞經濟方面的雜誌，但是這份雜誌有將近一百年的歷史，很有國際影響力，他從來不諱言自己的政治立場，他的政治立場涉及到中國就一句話，他是希望中國變變顏色，希望我們換條路走，希望共產黨下台，是站在我們執政黨政治立場的對立面的一份雜誌。但是他的聲音我們也不妨一聽，因為他站在我們的對立面，打開天窗說亮話，最值得聽的不是說他表達了自己的看法和西方人的看法，他替我們身邊的一些人說出了心裡話。我們身邊的很多人心裡憋的這些話好像即便有微博也不能說透了，《經濟學人》很體恤他們替他們把話說出來。他怎麼說的呢？他說中國社會今天有一個人群是嚮往著民主和自由的人群，這在他看來就是中國的希望，在我們的角度看來這個人群恐怕跟想搞憲政的人群是很重疊的。他說這個人群此刻，5月份的時候，說對習近平和他的新一屆領導班子已經是非常的失望了，期待值已經一降再降降到冰點了，為什麼失望呢？因為他們在半年以前，在十八大召開的時候，曾經懷有一種強烈的期待，他們期待著習、李穩穩噹噹的上任之後會用他們的方式帶著中國換條路走，他們期待這個，結果這半年以來他們從習近平一而再再而三的講話當中聽到的就是習近平在反覆強調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沒有露出絲毫的跡象帶著中國換條路走。所以他們聽一次失望一次，失望半年以後基本上絕望了，看明白了，這屆班子不想換條路走。
《經濟學人》認為這個人群現在因為很不滿，所以他們不見得天天都去討論道路問題，但是他們會把這種不滿和失望之情轉嫁到、釋放到中國社會的其他具體矛盾當中，所以《經濟學人》悲觀的預期，他說中國社會未來這八九年這屆班子的任內不會消停，說大家圍繞道路問題會發生不斷的較量，從輿論場到思想理論界，最後影響到經濟運行，最後說中國人都沒心思去搞經濟建設了，所以中國經濟將一路下行，到2016年和2017年的時候GDP的增速要跌到3%，然後中國經濟就崩潰了。他這個預言有點危言聳聽，但是我覺得也說出了點真話，說出了點我們身邊人的心裡話，我們必須看到我們身邊有不少人心裡都是這樣想的，就有這種失望之情。他們在三中全會之前又鼓舞了一種期待，希望十八大一下沒有改過來，希望三中全會的改革能帶來這種變化，結果他們看到三中全會以後又失望了，咱們要讓他們高興了那事就麻煩了。所以這種激烈的道路之爭的背景之下我們去體會三中全會的那些老提法，就知道有著極強的現實針對性。
三、三中全會《決定》里的「新提法」
把老提法講完之後接下來我想咱們重點來細講新提法，新提法裡邊畢竟包含著很多改革的新意所在。
《決定》裡邊如果算是新提法的內容太多了，有很多大家已經很熟悉了，也都沒有什麼認識上的模糊之處，我覺得我就不再重複了，包括像單獨二胎這事，不用再講了，我想圍繞主線談談幾個關鍵的新提法和我們怎麼來理解。
（一）關於「國家治理」一詞的運用
這個詞是我們第一次提出來，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治理」這個詞到底是什麼含義，跟過去我們習慣說的管理當然有不同，這個定義怎麼去解釋他我覺得這可能是很多理論家們將來要做的事情。總的來看結合現實我們看到，所謂國家治理比管理強調的是更多的各種力量的共同參與，如果說管理是政黨和政府所要扮演的角色和承擔的任務，國家治理我覺得這個詞本身的含義就是不僅有執政黨、有各級政府，也有社會力量的加入，市場主體的加入，甚至包括社會個體的加入，以適當的方式，大家共同來完成對這個國家運轉的治理，這個理念是往前前進的。
（二）經濟體制改革仍是重點
下面一個就是最關鍵的話，這次的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我記得前兩天我在我們《東方時空》解讀的時候特意講，我說這幾天大家全在關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說大家一定不要忘了這句話還有後半句，就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政府如果不能更好的發揮作用，市場的決定作用也發揮不出來，前後兩個一定要放在一起看。接下來我還要詳細展開，看看這個關係，先看幾個別的提法。
（三）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這次關於改革的目標，這句話值得大家重視，「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這個實際上是列出了改革的時間表，如果說整個《決定》多數在表達的是改革的路線圖的話，這個是時間表。這個時間表壓力還是很大的，因為離2020年我們只有6年多的時間了，這6年多裡面要想在一些重要領域取得決定性成果，我覺得不容易，雖然這個決定性成果的表述是有彈性的，在某一個具體改革上什麼叫做決定性成果，那還是可以有不同解釋的，但既然擺在這，就比不說時間點壓力大多了，在多數重要領域總得把這次《決定》裡邊提出的主要任務給完成了，那才叫決定性結果，或者把最難關給越過去，要做到這個我覺得難度其實非常大，我們也得有一個理性預期。三中全會提出的那麼幾十項或者更細的說上百項具體改革任務，裡邊我覺得能夠有百分之六七十能夠到那個時候越過最難關，那我們就已經要非常欣慰了，很不容易。
後面這個詞用的也很有含義，說今後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定型」這個詞是新提法，他其實想回答什麼問題呢？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十八大以後大家就有很多議論，說我們今天的改革還要不要摸著石頭過河。一直到三中全會又有這種議論，有人說還得摸著石頭過河，有人說都改革這麼多年了還摸著石頭過河，不能再摸著石頭過河，各種說法。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複雜，我們只要從實事求是的角度看就可以了。我們隨著改革開放35年不斷的積累對規律的認識，今天其實很簡單，你摸了幾十年石頭過河，找到了規律的領域，你就不必再摸著石頭了，讓制度定型就可以，不要讓我們各個方面的制度全都是遊動坐標，該定下來的定下來，那些還沒有看到規律的地方註定還得摸著石頭過河，所以哪該摸、哪不該摸實事求是的去分析就可以了。這個定型的要求體現了我們要把一些規律的系統認識和之前制度的不斷完善穩定下來，不必再大幅度的改來改去。
（四）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
這次還有幾句話也引起大家的關注，比如說提出「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這句話含義很豐富，主要由市場來決定價格，是不是意味著今後所有的我們大家身邊經濟生活當中遇到的價格都要由市場來決定呢？我覺得不是，要理解這句話的含義必須去更細緻的分析什麼價格由市場決定，什麼價格依然由政府決定。有很多公共品的價格是不能完全交給市場去自我調節的，會出現公眾接受不了的局面，會暴漲；有些價格政府的參與可能就可以弱化了，更多的讓市場決定。比如說這次很多同志關心的證券市場，這次改革當中有一句話，說要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把過去股票上市的核准制改成註冊制，這個含義是什麼呢？過去我們都知道一個企業我想變成上市公司，不是我想上市就可以上市的，證監會在那先把一道，證監會把這一道的時候證監會要判斷，我得看看你這個企業持續盈利的能力行不行，這個狀況可以不可以，你總體上比較靠譜，你盈利水平比較穩定，我才按照我的審核程序讓你上，這是典型的審核制度、核准制度。今後的註冊制是什麼意思？只要你企業想上你就想，我證監會只負責兩件事，第一，你上的時候我給你註冊、登記一下；第二，我證監會監管的職責變成我監管你是不是作為一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完整、準確、全面，該披露的信息都披露，向股民、向投資者披露，這是我監管的主要乾的事情。至於說你這個企業能不能掙錢，你自身的經營狀況如何，你的經營可持續性如何，我證監會以後不管了，你自己到市場，你願意上就上，你到市場上經營狀況不好股民會用他的辦法讓你感受到壓力的。而對於股民來說，今後也有變化了，沒有證監會半道幫你篩選，就是說出現在你面前的上市公司就更加良莠不齊了，想上就可以想，股民買誰的股票、不買誰的，你自己的判斷力必須提升了，你的風險加大了。說到底就是證券市場上的股票價格就讓市場自己決定，好一點、壞一點，暴漲還是崩盤，都是企業自己對自己負責，也是投資者自己對自己負責，我政府部門往後退，我只管你信息是不是披露的公開、完整、準確，管這些基本原則，這就是在股票市場上你就可以更充分的讓市場來決定價格，不必政府操那麼多心。但是公共品領域可不是都讓市場決定價格，這一點上我們還需要詳細的去區分，《決定》裡面對這句話也有更具體的表述，大家可以去準確的看這些表述。
（五）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
這次提出「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其實這個話五年前就說過，當時叫做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這次把「逐步」兩個字去掉了，很多人據此說是不是農村的土地也可以進入到建設城市的商品房，我覺得對於什麼叫做「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還必須大家做詳細的認知，包括我們有關的細則還要儘快出來，否則容易產生歧義，後面還要講土地的問題。
（六）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這次關於市場的准入制度
提出了一個叫做「在制定負面清單基礎上，各類市場主體可依法平等進入清單之外領域」。這個負面清單也是一個新詞，我們的投資准入制度當中，現在我們執行的叫做正面清單管理，什麼是正面清單管理呢？就是政府規定了，列出單子來，一個正面清單，我規定的是哪些領域投資者可以進來投資，我規定你可以投資的進入的領域，你就按這個來。負面清單管理是什麼呢？我列出一個清單，我規定的是你不能進來的領域，把一般投資者不能進的領域用負面清單限制住，只要我在負面清單里沒有提到的其他所有領域就意味著你都可以進入，我只備案就可以了。市場經濟國家基本上都是負面清單管理，就是規定一個相對較小的不讓你進的，剩下的完全放開，我們沒有搞市場經濟的時候大家基本上都是正面清單管理，我們正在經歷這個轉變。
負面清單這個詞能夠出現在三中全會的《決定》里，不容易，因為所謂負面清單管理我們在幾個月之前大家都很關注的上海自貿試驗區那個改革當中剛剛作為一個新鮮事物提出來，上海自貿區改革就有一個很重要的一條就是上海自貿區實現了負面清單管理，當時覺得能在上海率先搞負面清單管理，這個大大的向市場經濟推進了一步。沒想到剛剛過了幾個月，我們就把他寫進了全會的《決定》里，意味著不僅在上海自貿區那28平方公里了，要在全國推進這個，已經在全國普遍推廣了，這個突破還是很大的。但是這個詞擺在這兒了，一個理念突破了，並不意味著改革當中接下來就全是大踏步向前奔跑了，中國的改革複雜性就體現在這兒了。上海自貿區最先提出了負面清單管理，9月29日掛牌，剛剛一兩個月的時間，他掛牌以後馬上公布了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那個負面清單一公布，經濟界一片嘩然，紛紛表示失望，為什麼呢？因為發現那個負面清單比大家預期的要長得多，特別長，清單裡邊規定的特別廣闊的領域都是不準進入的。負面清單，不滿意的人說，簡直就是一個王婆娘的裹腳布又臭又長，說這還有什麼改革的意思，把不讓進的領域規定的如此寬廣，雖然現在改了，公布了方向，實際還是不想開放。甚至很多人發現說有些領域之前在國務院的關於投資項目核准的一些名單裡面都有，就是允許你投資了，結果又進入了上海自貿區的負面清單，反而倒退了，所以各界當時心理落差很大。我覺得落差大的人可能是期望值過高，因為這種改革，無論是上海自貿區的改革，還是這次我們三中全會提出的一些改革動作，我們必須看到符合我們中國改革開放過去35年來的一些基本規律。
其中有一個規律值得我們關注，就是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這些年來凡是中央自上而下提出一個新的概念，提出一種突破，自上而下去部署的改革，往往在部署完了之後在實踐當中他的起步是比較穩妥、比較慢的，像開車慢慢的掛一個一檔，走出一里地再掛二檔，再走好幾里地慢慢的掛檔。凡是來自於基層，在中央理論上、觀點上、政策上沒有突破，由基層的群眾在一線自己摸索出來、探索出來，這樣的改革往往是起步非常快的，掛完一檔，很快二檔、三檔，很快四檔，迅速的跑起來。為什麼會有這種差別呢？我覺得很正常，因為中央自上而下部署的改革有很多內容，說句實話，就像這個負面清單的內容，寫進《決定》里當然是一個嚴肅的過程，但是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我們的決策者和相關的一些專業人士、業內的人們大家坐在辦公室里討論出來的，大家做了一個政治決斷或者經濟上的判斷以後認為我們可以搞這個，寫進《決定》里，推進了。但是負面清單在現實當中還沒有比較穩定的成熟的經驗，自上而下已經部署好了我們在一線去嘗試，這樣的起步往往是需要穩妥起步的。而基層自下而上的改革，必須快速起步，必須迅速掛上三檔四檔跑起來，讓對這個改革還持有懷疑的人，包括中央的決策者，迅速的看到這個改革是對的，是好的方向，是能夠帶來積極變化的，讓大家看到這種變化以後才能被更高層級的決策者認為這符合全國的方向，認可它，在全國推廣。所以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這兩種改革，在改革當中是有不同的節奏的，也不能違背這個節奏。
所以我覺得我們今天三中全會的很多改革大家也要去區分，有些是基層已經充分實踐的，這次是中央認可的，這樣的改革我相信只要中央一認可迅速在全國鋪開，動作會非常快，而由中央提出來的突破，這種理論上、理念上的突破，我們對他實踐當中的前進的節奏要保持合理性，負面清單體現了這一點。
（七）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
這次的新提法當中還有一句話，也引起了熱議，說「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入股，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很多人看到這個話第一反應是，小產權房可以轉正了，小產權房都建立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上，它都可以和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了，我們期待了很多年的小產權房轉正終於要實現了，其實這是一個明顯的誤讀。這句話當然有突破性，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能夠入市，能同權、同價的交易，這對於我們更有效率的用好農村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把他跟城市的發展扣在一起，我覺得當然有推動作用。但是這句話真正的值得關注的要點還包括前邊那個前提，就是「在符合規劃和用途管制前提下」，這句話不起眼，沒有後邊的顯眼，但這句話提的非常重要。小產權房轉正不了還是栽在這句話當中，因為小產權房雖然屬於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但是它是違法建築違法行為，最核心的是違反了我們的用途管制，不允許你用它來建設住宅，建設給城鎮居民的商品房住宅，你去建，本身就是違法行為，你悶頭去買，圖個便宜，你還期待它轉正，怎麼可能讓它轉正呢？如果讓它轉正不就意味著我們鼓勵違法，一個明顯違法的建設出來的結果，你讓建它的人和買它的人因為轉正而因此獲利，我覺得這對我們市場經濟的法律的嚴肅性、政策的嚴肅性、政府的公信力都是摧毀性的打擊，完全不符合我們的土地規劃和用途管制。所以這樣的改革並不像有些公眾解釋的，說這就意味著小產權房要合法，今後改過去了，規劃和用途的管制仍然在極大程度上限定了這樣的土地多少量和以什麼樣的方式能夠真正做到同等入市和同權同價。
（八）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這次關於我們的財稅制度也有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提法，特別是這次提出要「必須完善立法、明確事權、改革稅制、穩定稅負、透明預算、提高效率，建立現代財政制度，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句話裡面含義不少。裡面關於稅收制度的改革提了很多，有些公眾和學者說了，這次提出改革稅制，最近這幾年大家都在講要減稅減稅，這回政府表達了的決心，今後老百姓的稅收負擔會進一步減少了，大家可以有這種期待，我覺得這個說法是似是而非的。我們要看到今天稅收制度的現狀是什麼，我們今天從中央財政到地方財政，稅收的主要來源，它的最大問題是來自於企業的太多了，我們所有的稅收當中90%以上直接來自於企業，只有幾個百分點來自於社會公民個人，這個制度非常的不合理，制約了我們的發展。所以今後我們改革，所謂改革稅制，總的方向，大家要看到，是減少企業的直接稅負，增加個人的稅種負擔。並不像有些人期待的，有些老百姓說的，我個人交的稅越來越少了，你看個人所得稅不就越來越少了嘛，其實不是的，我們從改革稅制的角度，是讓個人承擔的稅收還要再增加，佔比提高，企業稅收下降。所以這裡面包括了大家熱議的房產稅，房產稅是針對個人的稅，大家對房產稅的預期通過三中全會可以變得更清晰了，不用再爭議了，一定要全面推開的，只不過是哪年實行和最終那個稅率是多少的問題。
我們大家也關心的，說這種改革對房價有什麼影響？新一屆政府對房地產調控還會不會一直調下去，其實稅收制度的背後跟廣大公眾最關心的熱點問題和公眾利益之間這個關聯就在這兒，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今年以來新一屆國務院組成之後，對於房地產調控不再像之前溫總理那麼反覆強調不斷出台新措施了，基本上很低調，克強總理很少說房地產調控，只是在幾次關於經濟的部署當中很低調的寫要繼續堅持房地產調控，沒有再多說什麼。有的人就做出預期，說這個調控看來李總理對房地產市場的想法跟溫總理不太一樣，看來調控很快就要放開了。然後大家產生了預期，有些房地產商跟著也起鬨，說調控很快就要結束了，然後就引發了最近之前一段時間的各地、包括北京房價的暴漲，為什麼？大家都買漲不買跌，一聽說要放開了，就覺得等到放開了肯定會暴漲，所以現在能買趕快買，所以一些剛需集中釋放，所以北、上、廣的房價過去半年裡面快速上漲，其實我覺得這是一種誤判，因為不可能短期內迅速宣布說行政化的調控放開，因為誰一夜之間放開行政化的調控，都意味著房價的暴漲，嚴重的報復性反彈，前面所有的調控前功盡棄了，那種報復性反彈是我們不希望看到的。
所以這種行政性的調控註定要退出，但是他的退出必須有前提，什麼時候改革到位了前提具備了什麼時候就退出。前提是什麼？目前看兩個關鍵前提一個是住建部明確說過，什麼時候全國住房信息系統聯網了什麼時候才可能退出，國務院要是地級市以上明年以前做到信息系統聯網，能不能如期做到還不一定，還是地級市以上，所以至少你可以發現明年年底之前不可能行政調控退出。還有一個前提是什麼？就是退出了以後必須提前構建好約束房價過熱的手段，而房產稅就是一個重要的約束手段。大家可以這樣來看，什麼時候房產稅在全國全面推開了，什麼時候行政性的調控才有可能退出，而房產稅的全面推開我個人認為，從目前看明年底之前是決不可能的，最快也要在2015年，今年一直想擴大試點，從現在的上海、重慶擴大到至少5個省，但這個擴大試點能不能在今年底之前宣布還不一定，試點擴大到5個省到全國普遍推開恐怕至少還有一兩年，所以這個稅收制度的改革奔著房產稅全面實行是很堅定的，走幾年這個過程不一定能有明確的說法，什麼時候走完這個改革我們百姓個人身上的稅負又多了一種，對稅制來說總體是有利的，對約束大家擁有過多住房也是有利的，也是作為調控退出的前提條件。
這次還講了一個叫做「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過去大家也議論過很久，說我們1994年之後的分稅制，導致我們地方財力捉襟見肘，說錢太多的都被中央拿去了，說地方事權、財權不匹配，希望通過改革解決這個問題。這次《決定》裡邊有一段話對於中央和地方事權做了重新的界定，什麼事情是中央事權？什麼地方是地方事權？什麼地方是中央、地方共同的事權？做了一個新的界定。意味著我們在今後的改革當中其實是要做兩方面的動作，一方面，如果這個事權在地方，中央要把更多的財權、財力轉給地方，讓財權、事權在這些事上在地方形成匹配關係；另外一方面，中央把一些地方的事權收歸中央了，特別是一些基本公共服務領域，這個事權不在地方了，由中央全國統一管理。這種動作大家隨後會看到很多，從這兩個方向上最終完成事權與財權和支出責任的相匹配。
（九）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
《決定》裡邊還有一句話，說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這是一個新提法，也是大家熱議的。農民的財產權利指什麼？最主要的就是土地權和房屋所有權，這個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指的是什麼？是不是最大限度的讓農民除了土地、除了住房、除了集體收益再給他增加什麼樣的權利呢？我覺得我們要這麼來看，農民獲得更多的財產權利也有改革的前提條件，這個前提條件是什麼？也是這個改革部署當中表述的，就是「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什麼時候實現了這個什麼時候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利才能得到保障了。為什麼？因為我們今天的農民如果都是不離土、不離鄉，我們廣大的農民兄弟都是只守在自己的土地上，我們沒有這方面太多的改革的壓力。改革的壓力來自於我們大量的農民要離開土地，要進城，要流動起來，流動起來他的土地所有權，土地上的這種享受的權利，他的住房的權利，怎麼能夠在他流動的狀況之下得到保障，這是改革的難點。而你要讓農民流動起來，他在家鄉獲得的所有的這些財產權利，隨著他的流動並沒有從他手上消失，他如果進了城以後，他在城鎮地區變成城鎮居民獲得了我們城鎮地區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之後，這些從家鄉帶來的權利，能不能用制度性的辦法讓他置換出來，而不是手裡握有兩份權利，這個也是我們改革一直想解決的根本問題。
過去溫總理那十年最擔心的一件事情，就是農民失地，農民在流動，在進城過程當中，城裡沒有得到公共保障，家鄉的地沒了，集體收益權利沒了，兩頭不落，當時我們最擔心的就是這個。現在我想這屆政府仍然擔心這個，要改變這個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讓我們的城鄉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只有當城鄉之間所謂公共資源能夠做到均衡配置了，一個人無論你在鄉下做農民，還是進城做市民做常住人口，你得到的基本的財產權利、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總體上是相對均等的，做到這個我們才能去準確的保護農民的所有財產權益。而大家要知道，我們今天的城鄉差距太大了，我們要能做到這次公報提出來的平等交換和均衡配置，我想在2020年是絕對做不到的，這個要隨著我們的發展，還要用個我想至少二三十年，所以改革面對的壓力就在這兒，有些我們提出目標知道該怎麼辦，但是你的發展階段、發展水平沒上來，目前我們財力有限，城鄉之間差距仍然很大，這種情況之下很難做到，甚至也很難從根本上回答這個命題最後的問題。過去我們也有些城鎮的同志們說，說這個不公平，說現在很多農民他出來打工，他到了常住地，包括北京也有，北京700萬外來常住人口，他在北京已經獲得了這個城市的大量的本地財政支出的保障，本來跟我們戶籍人口分享本地的財政保障，但是他在家鄉的所有權利都依然被保障著，那是不是最終會出現我們城鎮居民只能獲得一份社會保障，而農村居民他可以在城與鄉獲得雙倍的保障，這是很多城鎮居民提出的疑問。我想這個問題最後的解答應該只有等到我們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才能得到最後的解決，到那個時候就不應該再有這種情況了，因為當一個農民選擇進入城鎮變成城鎮人口的時候，他就必須有制度性的要求讓他放棄在農村的所有權利，不能拿雙份的，所有人都是獨一份的，這才是真正的公平發展。所以這個改革我覺得提出新的說法理念，但是改革的實踐很大程度上受我們發展階段性的制約。
四、未來改革主線：政府與市場關係
（一）用全面、冷靜的態度看待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我前邊說到的這些幾個關鍵提法，歸結到一起都在跟我們未來的這條主線政府與市場關係相關，我也想來分析分析，我這兒列了幾個過去的時間點，大家簡單看就能看到。我們的政府與市場關係上走過了這些歷史的軌跡，35年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根本談不上市場的理念，那時候只是賦予企業經營管理的自主權，剛剛開始，改革的起點。5年以後說法就前進一點，提出政府原則上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了，這是5年推進以後的變化。又過了5年1988年，當時進一步推進政府公開，當時還沒有宏觀調控的概念，叫宏觀控制之下企業能做到自負盈虧你就是那個大個年代大的進步了。又過了5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整整20年前，這是我們對市場經濟的一次全面部署，第一次提到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是1993年。又過了10年，胡錦濤同志上任之後，當時提出來更大程度的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到了十七大的時候提出更制度性的發揮基礎性作用，總之每次說法都往前推進一步。推進了20年，這次我們終於說到市場起決定性作用。我看有的學者解讀說這個決定性作用是什麼，就是在這個市場經濟的舞台上，市場前進了，政府後退了，說政府在退到相對更局部的角落，管你那點事就行了，這個舞台的主體被市場佔據了，由市場來起決定性作用。
我覺得這種市場進、政府退的解釋是不準確的，我個人認為，所謂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說我們的政府不需要遵循市場規律，政府就是市場規律的對抗者、挑戰者，是用市場來壓制政府，不是這樣的，這個決定性作用的本質含義是，無論是市場主體還是政府，大家都要首先遵循市場經濟的規律，這叫做市場的規定性作用。大家都要遵循同樣的市場經濟的規律，政府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不是讓政府去干市場的事情，政府遵循這個規律是干在市場經濟規律中政府該做的事情，這叫做政府遵循市場經濟規律。所以我們這次《決定》提出了政府的幾個定位，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等等，那都是市場經濟規律要求政府應該做的事情。市場經濟規律同時要求市場主體應該怎麼辦，也不是說市場主體從此就全都他們說了算了，並不是這樣，大家都遵循同樣的規律，這叫做決定性作用，這是我的理解。
我們也可以看到，咱們從文件裡邊再拉回來回到實踐當中。過去新一屆政府成立之後很多實踐其實都是為了追求這個，不斷的調校政府與市場的關係，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看到大家的認識當中也有一些值得我們進一步探討的地方，比如說克強總理上任之初就提出來，我們要進一步努力建設法治政府、服務型政府。他在
其實那天李克強總理還有另外一句話，應該放在一起看，他說我們在深化改革的時候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氣、智慧和韌性」這句話的看點在韌性這個詞上，過去十幾年我們在中央文件也好、領導講話也好，總說我們要有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李克強那天默默的加了「韌性」這個詞。「韌性」這個詞反映了新一屆領導集體對中國發展和改變難度的認識，因為有難度，有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才要講改革者要有韌性，兩句話放在一起看，無論是對全國的改革還是對某一個領域的改革，某一個單位發展都是重要的，就是你既要看到眼前用實幹精神、用甩開膀子來謀求一些突破，又要看到這份事業特別是改革的艱巨性，保持足夠的理性的預期和韌性，這是一個冷靜態度。
（二）既要防止政府依賴症，也要防止市場原教旨主義
克強總理這半年政府與市場關係上老講這句話，說「我們要用政府權力的『減法』來換取市場活力的『加法』」，這句話本意也很清楚，我們現在首先減政放權，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但是這句話又被輿論場盯上了，這半年拚命的傳播、體會、落實，在輿論場上這句話又被一些同志給誤讀了，有的同志說了，總理反覆強調咱們的改革，包括三中全會又強調市場發揮決定作用，政府要怎麼怎麼樣，說今天我們的改革就是政府管的越少越好，就是政府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給自己下決心做減法。我覺得說到這個份上就跑偏了，因為我們要知道這句話固然重要，但是並沒有涵蓋我們調校政府與市場關係改革的全部內容。我們政府自己除了做減法之外，政府也要做加法，因為過去我們有很多該管沒管到的地方，該管好沒管好的地方我們還要增加機構、增加職能、增加人員，還要強化，不是只做減法的問題。如果我們黨政部門自己還是公眾認為我們今天的改革就是讓政府做減法，就是讓市場做加法，我覺得就與事實偏頗了，沒有看到改革的全貌。這次三中全會之後我想可能也有很多解讀或者大家的理解就會覺得今後我就強調市場發揮作用，越強調市場發揮作用的時候越要清醒的知道今天政府的坐標到底在哪，哪些該管的必須把它管住管好。
（三）調整政府與市場關係要尊重我國現階段發展的特點
克強總理上半年在談到宏觀調控的時候曾經表達過一個上下限的問題，這個大家也一定注意到了，當時我們上半年經濟運行壓力很大，當時克強總理就講了，說我們宏觀調控有一個上下限的概念，上限就是通貨膨脹不能太高，下限就是GDP增速不能太低，就業不能太少。經濟運行這句話的關鍵在這兒，這是它同改革的關係，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時候我們的重點是什麼？釋放改革紅利，而當經濟運行偏離了、波動了，或者通貨膨脹要發生了，或者經濟下行、經濟增速掉下來了，這個時候宏觀政策要側重穩增長，這句話的含義除了表達我們宏觀調控的邊界以外，還傳達了一個意思，雖然我們今天全力以赴推進改革，但並不意味著我們在什麼時候都可以無所顧忌的用最大的精力去改革。有的時候改革的任務不得不讓位於穩增長的任務，只有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時候才是釋放改革紅利的關鍵期。如果經濟下行，比如跌到了我們下限7.5和底限7%，接近這個的時候怎麼能夠穩增長就怎麼來，哪怕你用的手段是一些相對改革含量不高的手段甚至是倒退的手段也不得不先用，所以這個其實為我們冷靜的傳遞了一個改革受到的約束。就是我們今天經濟的轉型升級必須仍然以穩增長為前提，改革的空間有的時候會受到經濟增長任務的擠壓，甚至有的時候為了穩增長而不得不讓轉型局部倒退。所以今天我們的改革市場，是在我們穩定經濟增長和促進經濟轉型之間找一個平衡點，兩者都要兼顧。
這就是今天從改革角度來說它告訴我們的是改革的局限性，這個我們必須看到，越是在整體推進改革的時候，越要冷靜的看到是什麼力量在束縛著我們的改革。有些束縛是我們用改革的動作去頂破的，有些束縛是我們這個發展階段的客觀規律使然，你無法超越這個規律，什麼時候我們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到了基本發達的水平，我們不需要GDP的增速老在6、老在7，可以像今天發達國家一樣1%、2%就夠了，到那個時候就從容，但是今天我們不能幹下一階段的事情。
今年國務院提出，在結構調整中化解過剩產能是關鍵任務，這也是要通過改革解決的。這化解過剩產能我們提了十幾年了，但好像老化解不下去，那我們到底用什麼力量化解過剩產能？有人說我們現在不是靠市場作用嗎，我們應該市場優勝劣汰，市場是有優勝劣汰機制的，說這些過剩產能、落後產能政府不應該管，不應該操心，讓市場自己去淘汰，投資者投資過剩產能賺不到錢自己就退出去了，我們能主要今天就靠這個嗎？我估計也不能，因為第一，我們的市場還完全沒有建立的很成熟，市場機制本身並沒有充分的運轉起來；第二，即便市場成熟了，一個成熟的市場同樣有失靈的時候，所以不能認為市場是萬能的。所以今天主要靠市場來淘汰這些過剩產能、落後產能，自發的讓投資者自己去衡量、自己去調校，那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遠水不解近渴。也有的同志從另一個角度說，那乾脆我們還是得靠政府命令，那些過剩產能、落後產能主要都是地方政府搞起來的，就從管幹部、管地方問責制的角度去約束他。我覺得主要靠這個也不行，因為這也是倒退，這個不應該有的，還是靠政府來改變微觀經濟活動當中的局面。
最終我們現在選定的是一種什麼路子？從過去這一年的實踐當中，也從三中全會的《決定》裡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可能今後面對這種難題更多的主要是靠環保門檻的約束，國務院上半年出台了一個大氣治污的國十條，和我們北京關係很大，大家都很關心，其實國十條裡邊頭幾條基本就是淘汰落後產能和化解過剩產能的要求，只不過以大氣治污這個環保的目標為統領。環保門檻里既包括了法律的約束、政府的約束，也包括了市場的力量，它是把幾種力量都融合在一起以一個環保門檻的面目出現。未來這幾年我們看到，在改革當中按照三中全會的部署致力於完善我們的環保門檻，這是一個有重大突破的地方。
但是它也引發了一些我們的思考，我在這兒也想說兩句，化解過剩產能，我們今天改革最難的是什麼？不是找不到方法、找不到規律，最難的是當你觸碰利益的時候我們就遇到了最難點，今天這是我們改革面對的最難點。比如說化解過剩產能，大家都知道，為了保證北京的整個京津地區大氣的環境，我們做了很多的努力，正在做。其中包括讓河北大幅度的壓減他的落後產能，大量的鋼鐵、落後的中低端的工業，但是我們北京大家都支持這個。河北的同志們怎麼想呢？我前不久和河北的發改委的同志們交流，他們的想法很複雜，他們很不高興，說句實在話。我記得有一個同志問我，說楊老師，您是北京市民，說我就想問問你，說你們北京兩千萬人的藍天重要還是我河北七千萬人的肚子重要？我說你這個問題真不好回答，我只能說這兩個都重要，我們得找平衡點。河北同志們為什麼這麼問，說我們河北為你們北京人服務了幾十年，我們自己做了很多犧牲，現在我們自己的工業化終於進入快車道了，結果沒想到北京又提出了藍天問題，說了一圈最後又是讓我們河北不許再上工業了，我說國務院要求你們壓的是落後產能，你們要上工業可以上先進的工業，但人家河北同志的邏輯是什麼呢？說是，國務院給我們留了出口要上就上先進工業，但是工業化是有規律的，工業化的客觀規律是什麼？這個我也認可，我也覺得有道理，工業化領域某些局部領域是可以躍進的，說我這個地方上來就搞一個晶元，對你的整體環境沒有太高要求，可以躍進到下一個階段，但是對於一個省，七千萬人的大省來說，整體的工業是很難一步躍進到高端去的。說不讓我上中低端這些污染比較嚴重的，我上高端，人家高端投資者願意來嗎？人家不願意來，因為他對來哪是有挑剔的，很多高端的工業對這個地方的配套環境、產業鏈條、服務環境、市場成熟度是有要求的，國內有的是比河北更好的地方，憑什麼到河北來。所以我們化解過剩產能也並不意味著大家都認識上一致就去做那麼簡單，會觸碰利益，即便北京和河北緊緊挨著，但是大家處在有相當差距的不同的發展階段，在一件事上就會有不同的利益的衝突，區域發展利益之間的衝突。河北同志的考慮有沒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我們也不能為了北京最大限度的壓制污染源就完全不顧及河北今後經濟的快速發展的需要和河北老百姓改善民生的需要，這是我們必須兼顧各方面的複雜的利益關係。
（四）如何準確理解政府本身的改革
包括我們今天的政府本身的改革，怎麼能夠更準確的理解？我覺得也有一些需要我們共同來思考的問題，不久之前我們央視的記者做的一個報道，他去採訪了廣東佛山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後來這個報道也上了《新聞聯播》，很生動，說799天是怎麼變成37天的？他介紹了當地怎麼做了以後最後的結論是，記者說這個地方經過2年的改革，把2年前審批周期長達799個工作日一舉壓縮到37天，這個改革是成功的。然後記者的話就說完了，後邊我評論的時候我也不好上來就說記者說的不對，但是我用我的評論把這個判斷扳回來了一下。我說我們判斷一個地方，我們都知道基本道理，政府管的少一點、壓縮審批、把主動權還給企業，但是今天我們在這種改革的背景之下，我們判斷佛山這個地方當前這個審批制度是不是改成功了，首先的一個指標並不是周期指標、時間指標，不能說他把799天因為壓到37天，所以這個改革成功了。我說首先指標是什麼？首先要看這一級政府是不是今天在這37天裡面、這個體系下，完成了自己該負的責任，他把該管的關是不是把住了，不該管的事是不是放開了，如果他把時間放短了把該把的某一個關沒有把住，這個改革是失敗的。所以你把該負的責任完全的充分的負到了之後，在這個基礎之上把時間壓的越短越好，但是這兩個不能本末倒置，說因為時間短了所以就成功了，那改到25天不是更成功，改到7天最成功。我們大家大的原則都知道，但是怎麼去衡量今天到底什麼該政府做，政府該做到什麼程度上，我覺得也許大家還需要在改革中逐漸的去增加更準確的理解。
所以我們今天行政體制改革講的大幅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直接干預，這個原則是對的，但是我個人覺得，過去我們在政府機構的一次又一次的變化當中曾經有過一些誤區，認為要為了改變而改變，為了減機構、減人員而減。現在我們這個理念慢慢變化了，我們是把職能轉變放在根本的，就是機構改革是為了職能轉變服務，政府無論是在經濟活動當中，我想包括大家的工作，在維護司法公正的方面的一些相關的機構，我個人覺得是首先需要準確的判斷我們需要承擔什麼樣的職能，為了這個職能，需要什麼樣的機構，需要多少人，就實事求是的設定什麼樣的機構、設定多少人。
今年兩會時候大家可能注意到了，馬凱代表國務院做了中央政府機構改革的方案，其中談到，一定要先確定職能，然後實事求是的確定機構和人員。這個月，國務院又部署了地方機構改革開始推動，這個理念的變化是我們在改革當中一點一點去體會的，不能為了減而減，做形式上的東西。
（五）李克強時代「存量為主、拉家帶口的改革」
我們可以稍做總結一下，前面我圍著這條主線談了以後，我們看今天的中國改革，我們姑且叫做「李克強時代的改革」，我覺得典型的特徵叫做「存量為主、拉家帶口的改革」。朱總理的階段仍然是增量為主，溫總量的階段介乎於二者之間正好是一個過渡期，我們都還記得朱總理當年說過的那段話，甭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粉身碎骨也要闖過去，那段話讓我們很感動，但是客觀的講，我覺得今天我們面對的改革比當年朱總理面對的改革難得多，當年固然需要政治家的決斷力，但是當年的改革更多的是可以靠提供增量來調整關係，今天的餘地越來越小，我們的改革不得不在存量當中做複雜的調整。
今天我們改革三個關鍵詞：強化市場，放鬆管制，改善供給。但是值得我們去思考的是，並不意味著我們說強化市場就不管政府該幹什麼，強化市場這個改革要做到位，你就必須把握好強化到什麼尺度，放鬆管制也並不是說我們認為放鬆管制好就一路放鬆下去，關鍵在於哪放鬆、哪不放鬆、放鬆到什麼尺度，我覺得這是改革的深層邏輯。
新一屆政府有一個理念的變化也體現在三中全會的《決定》裡面，我覺得這是積極的。過去我們經常講，一屆政府上任，一個總理、一個市長、一個區長上任，一定頭半年先把自己任內想乾的幾件大事先部署好，然後騰出點功夫講我政府不幹什麼，講講行為邊界，但是這屆政府包括這次三中全會，首先更重視把我們行為邊界劃的更清楚一些，先講好我不做什麼，然後再去部署我做什麼，這個理念我覺得從總體上來看是我們各級政府部門大家應該成為習慣的，先搞清楚不能做什麼。
過去我們講改革，很多同志也有一些稍加不滿意的地方，覺得改革不像預期得那麼快，推進的那麼堅決，說可能缺少勇氣、缺少魄力，沒有甩開膀子干。我覺得有些改革是可以靠勇氣推進的，有些改革光有勇氣不夠，因為他受的自身規律影響。比如說有些改革明顯是因為你在這個階段吃的虧不夠，這個階段吃的虧不夠你就改不下去，大家一起吃虧的過程是一起認識客觀規律的過程，虧吃夠了規律就算認識到了，改革就往下走了。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我們的城鎮化，北京也身在其中，大家可以體會到，過去十幾年我們中央政府在文件裡邊、領導講話裡邊從來沒有說過我們要重點優先發展特大城市，一直講大中小城市要均衡發展。但是過去十幾年事實上我們共同經歷了一場大城市，特別是我們北上廣快速擴張的這種快速發展的階段，今天國務院提出新興城鎮化，再次講要均衡發展，但是怎麼把這個扭轉過來？一個很重要的契機，就是我們終於吃虧了，我們終於知道大都市不可能無限的擴張、無限的發展，這才讓我們慢慢剎住了車，開始努力的去想致力於中小城市的發展。
大城市吃了虧，有的時候吃虧的時候是這個城市裡邊的人們享福的過程，就是一邊得到好處一邊不知不覺吃了虧。所以過去我們經常講，說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於誰？說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來自於利益集團，說某些擁有過多權利的人，某些大企業，他們身上固化了利益，他們成為改革的最大阻力。我覺得今天來看，這些阻力還有，但是我們在有些改革當中面對的阻力不是來自於他們，而是來自於我們自己，來自於老百姓，因為我們的普通老百姓身上不知不覺之間也開始有了固化的利益，這是我們今天面對的最大壓力。就說北京，北京吃虧的過程中其實也是一個享福的過程，比如我們曾經分析過，我自己單位我們做過一個課題研究，北京的同志們都很關心一件事情，說北京這個城市到底還能裝多少人，最多能裝多少人？現在已經覺得有點人滿為患了，其實咱們現在兩千萬人，我們計算了，北京的自然資源的極限值，就是土地、水這些自然資源最大限度夠三千萬人，這是北京的自然資源極限。我們今天是兩千萬人，我們一年現在外來常住人口增加60來萬，戶籍人口增加10多萬，一年還增加個六七十萬人，按照這個進度，十幾年以後，2025年前後就逼近極限值了，到那個時候這個城市肯定就崩潰了，因為現在剛兩千萬人就已經這樣了，再多一千萬人可以想見是什麼局面，我們不能任由那種局面出現。
但是為什麼這樣的情況呢？那麼多人每天70萬人北京，大家都說北京、首都，咱們發展的機會多，優質資源多，大家當然都願意到北京來。我們分析了以後還有一個具體原因，就是北京實際這個城市的生活成本比大家預期的低，過去很多人，大都市北上廣一定是生活成本最高的，結果我們調查的實際情況不是這樣，我們把北京的情況跟周邊幾個省的城鎮做了對比，咱們北京吃的大米、白面、大白菜、豬肉的實際價格跟周邊省份縣城的價格差不多，但是周邊省份的同志們他到北京來落腳，變成咱們700萬外來常住人口當中的一份子，他平均的工資收入是在家鄉的2倍以上，他的收入在北京的收入可能在北京不算高，但是比他在家鄉已經翻了一倍以上，如果我是一個河北的同志我這樣對於我來說在北京吃的更便宜，因為占我的支出比例縮小了一辦，收入翻番了，我們北京的水、電、氣、公共品價格，占的支出比例都比外來的同志們在家鄉占的比要低。有的同志說了，北京這些低沒有用，房價高，但是700外常駐外來人口當中95%的人常年是租房的，他想買房有那個願望，我們對比實際成本的時候不能以意願作為標準，要以實際支出，北京的房租客觀上偏高，但是考慮這些同志們他的收入至少已經翻了一番，實際跟他來說跟家鄉比並沒有高多少。幾大塊加在一起，我們過去認為大中小城市越大的城市生活成本應該越高才對，是一個梯次的關係，現在事實上的局面是，北京不是一個高地而是個窪地，每年70萬外來同志們進北京，其中有些人對生活成本並不敏感，你高點、低點人家都要來，但是有幾十萬人對生活成本就很敏感，你稍微高一點他可能就選擇中小城市了，或者河北周邊城市了，你這麼低，就是作為一種吸引力，人家就願意來。北京現在面對資源極限值就必須開始踩剎車了，降低外來人口大規模湧入的局面，不能眼看著這個城市進入崩潰的狀態。
怎麼降低呢？看到之所以這麼低，是我們北京在改善民生上十幾年積累的結果，改善民生是好事情，我們還要繼續做，但是中國今天的發展和改革就是這樣，你做一件好事情的時候，不能只用一個角度看問題。從改善民生的角度來說，我們用大量的財政補貼保證了北京這些公共品價格整體偏低，讓大家得到實惠，讓市民也好、常住人口也好得到實惠，形成這種局面。從改善民生的規律上看這個有好處，我們在全國領先，但是從城鎮化的規律來看，這麼做就使得這個城市過快的奔向資源極限值。今天當我們想往回調的時候，有關市裡面有些部門已經開始考慮，不能這樣下去了，不是說我們從此不再重視改善民生了，而是我們要改變我們、改革我們的財政支出的方法。比如說過去一年，我們市級財政在公共交通上投了175億，其中有80億是票價補貼，這才讓北京公交車保持了4毛、地鐵2塊錢，這175億的投入體現了改善民生，而且跟戶籍脫鉤了，因為在北京上地鐵是不需要出示戶口本的，所以這175億本地財政支出是被戶籍人口、非戶籍人口、大量的遊客和出差的同志們分享。如果這種局面出現在中小城市裡，好處大大的，但是出現在北京就有問題，這種財政支出有問題。所以我們想調整怎麼調呢？想把北京的比如說80億票價補貼逐漸拿回來，拿出幾十億，這個錢仍然用在公共交通上，比如說我們增加建設更多的線路，增加更多的優質的車輛，給司、售人員提高待遇，提高這個城市的公共服務能力，讓市民得到好處。但是你同時也要讓市民願意多掏錢，不能再這麼便宜，但是這個改革最難的不是前面拿一個財政支出的方案，最難的是老百姓不答應。所以咱們地鐵有關部門，這兩年一直在輿論場上扣分，隔三差五就放個風說我們準備地鐵改計價的方法，都不好意思直接說漲價，說我們要學上海分段計價，上海的分段計價是起步3塊，然後5塊8塊10塊，上海市民很適應，因為他一起步就是這樣，而我們北京市民已經過慣了兩塊錢的好日子了，要回調老百姓不答應、網民不答應。今年夏天也不知道源頭在哪，微博有一天突然出現了一個信號說北京有關部門明年要改變地鐵的票價，一天的時間微博上鋪天蓋地的都是罵聲，不光北京市民罵，全中國的網友都罵，說北京政府簡直想錢想瘋了吧，好不容易有一個便宜的事還要從這往回掏錢。其實北京市財政根本不是缺欠的問題，是怎麼更科學合理的花錢的問題，但是就這麼一罵，就受不了了，誰被罵誰受不了，第二天地鐵總公司開了一個新聞發布會，出來闢謠，說大家放心我們從來沒有想過漲價，我一看闢謠樂了，闢謠才是在釋放謠言呢，因為他們骨子裡早就想漲了，但是輿論壓力確實很大。
所以從這點來說，這種調整本質上是為這個城市好，也是為了這個城市的市民好，但是要想說服公眾願意接受自己的利益又被拿走，比登天還難，所以說今天改革的阻力到底在哪，我認為既在那些過度握有權利的部門、佔有不當利益的部門，其實也在我們自己身上，這就是改革的難度所在。
所以我總結一下，我們今天講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我覺得我歸納幾句話：
第一，我們確實既要看到前半句，也要看到後半句。
第二，我們既要防止政府依賴症，也要防止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過去我們不想改，我們習慣過去很多事情就是政府幹，政府不幹了都不知道這個事怎麼幹了；市場原教旨主義就是強調市場作用以後就認為市場是萬能的，認為市場能解決一切問題。這兩種傾向都要防止。
再一個，調校政府與市場的關係，要尊重我們今天發展階段的特徵，時刻不要忘了我們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成熟國家、發達國家他所達到的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我們不可能，我覺得那個挺好，但不可能一夜之間達到，你要想他么做就是違反了我們今天發展階段的特徵。所以這個調校關係是一個長期複雜的過程。
五、新設立的兩個機構：國家安全委員會、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全會裡面還有幾個新提法我就不多說了，包括對國有資本的管理、包括自然資源等等。
這次設立了兩個機構大家很關心，一個是國家安全委員會，一個是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也有很多學者對此做了解讀。我認為這兩個機構的成立，這個領導小組是中央的機構，說成立就成立，前面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大家知道這屬於國家機構，雖然中央全會定了但是要等到明年兩會才能真正成立，他的範圍、許可權、組成、職能到那個時候才有更清晰的表述。但我個人認為，總的來看這兩個機構的設立對我們的意義，體現了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提升我們國家治理的效率，為了提升這個效率，總體的取向是要加強中央的集權，這個沒有寫在文件裡邊，這是潛台詞，我個人的理解。我覺得他的考慮就是要在現在的行政層級之間，現在的中央部門和各省這個層級，跟中央最高決策者之間，其實搭建了一個新的層級，因為這兩個機構他們加在一起實際上涵蓋了幾乎我們現在中國對內對外經濟社會各個方面的所有內容，他的層級比一般的政府部門某一個省一級還要高，是一個統籌作用，這個層級實際上增加了。增加了這個以後我個人認為，對我們提高中央政府的集權度和國家治理的效率有著非常好的作用，統籌推進改革也好，推進發展的任務也好，穩定我們的國家安全也好，我覺得都是有重要的意義。
六、保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改革目標和推進改革是最重要的
對於三中全會這個《決定》的總體印象我想再總結幾句，這是我個人的體會。
（一）在道路等根本問題上回答的越鮮明、越堅定，改革的後顧之憂越少
如果我們不再用那些所謂老提法把道路這些基本問題說的這麼清楚，稍加含糊或者這些老提法算了不說了，或者故意不說了，這些問題如果沒有這些鮮明堅定，那些新提法裡邊所包含的很多改革動作都容易引發公眾對你基本道路的動搖，認識的模糊，每一個市場化方案走不通的時候都可能讓人覺得，我們是不是想奔向西方式的市場經濟的治理了，我們還要不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了？所以我覺得這次改革，第一個問題把這個問題解決了，這是至關重要的。
（二）三中全會回應了各界對改革得幾乎所有重大關係
這幾年以來我們大家在改革各個領域熱議的話題，在三中全會的公報裡邊都可以看到回應，這個回應有的是原則性的回應，有的是對我們期待值還高的具體措施的回應，但是都回應了了，體現了我們改革的決心。
（三）部署風格比較務實
接下來就是，整個部署還是比較務實的，雖然只是風格問題，但是也不容易，體現了習近平同志他自己個人的一些風格在裡邊，包括一年來我們改文風的體會。
（四）這一輪改革成敗的關鍵仍然在落實問題上
最後一個，這一輪改革成敗的關鍵仍然在落實問題上，能否最大限度的落實，尤其在落後當中怎麼去協調複雜的利益關係，我個人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五）保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改革目標和推進改革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對這個《決定》的總體印象，我們還得繼續再更細緻的學習。總的來看我想說，所有這個《決定》無論在道路問題上、還是在具體的改革問題上，說改革我們到底能改到什麼程度，今天的目標提到什麼程度，我們怎麼去理解，我們在實踐中怎麼保持合理預期，我個人認為歸結到一起，在我們繼續領會三中全會和實踐它的時候就堅持四個字，也是老提法，老生常談，但還要提，就是「實事求是」這四個字，過去一年中央帶領我們一起轉作風、轉會風、轉文風，包括落實八項規定，包括這次教育實踐活動破四風，我個人體會，我覺得這些作風的轉變都很重要，但是這些作風都還不是這個執政黨最本質的作風，我認為中國共產黨人92年以來所積累下來的最本質的作風如果只有一條就應該是實事求是的作風，今天我們謀劃中國的改革與發展就要堅持這個，我們實事求是的看待我們提出的目標，對它保持合理期待。我們黨政幹部和我們身邊的人民群眾一起去實事求是的看待我們每一階段能做什麼，我們能取得的進步，和每一個發展階段，每一個改革的周期里，我們所面對的那種約束和局限性，我覺得保持實事求是的作風是我們這個黨也好、我們各級政府也好，最核心要抓住的問題。當我們全面推進改革的時候，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作風，尤其是部署改革的時候，這個時候新的理念很多，決心表達的很充分，新的措施提出的撲面而來，目不暇接，越是這個時候我覺得越要多強調一點改革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如果你不強調這個容易讓大家對改革的前景過於樂觀，對改革的艱巨性認識不足，真正改革的難點最終要體現在怎麼去處理今天越來越複雜的利益關係。
如果我們去評價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革，將來5年以後、10年以後評價它的成敗得失，除了在不同的具體領域去看他局部的得失之外，我覺得我們還要看今天在我們的輿論場上、我們的身邊發生的那些圍繞著利益糾葛而發生的各種社會衝突是不是得到了有效的化解。我們看到的非常多，征地拆遷違法的衝突，區域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區域利益的衝突，這幾年頻繁出現的很多城市想上工業項目，特別是化工項目，結果被市民給反掉了，我們工業化的進程、城鎮化的進程和廣大公眾日益提升的環保訴求之間目前所爆發的頻繁出現的激烈的衝突。這種衝突讓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一個決策民主的新的機制，這個機制不是只關照某一種利益，而是讓我們的工業化的訴求、城鎮化的訴求、經濟發展的訴求和我們環境保護的訴求找到一個平衡點。這種機制能不能建立起來是三中全會這種改革，我認為雖然沒有寫進文件，但是是我們付之於最大期望的地方。如果這樣的衝突、這樣的矛盾，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以後2020年的時候仍然頻繁發生，說明我們這輪改革還沒有觸到最痛點，我覺得保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看待改革的目標和去推進改革是最重要的。
推薦閱讀：
※宗教改革是失誤嗎？ | 第一部：各時代的宗教改革者
※當初為什麼要設置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
※40歲油膩男人的槽點——童年
※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
※光大集團重組改革框架落定 匯金持股56%成新公司大股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