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迪絲.格羅斯曼:翻譯為什麼重要?

翻譯為什麼重要？這個問題太龐大，太複雜，對我來說太寶貴，所以我決定用提出另外一個問題的方式，即以提問作為回答的技巧間接地回答這一含蓄的問題。在對付棘手話題時，這是一個屢試不爽的傳統方法。正如每個老師都知道的，這肯定是一個緩兵之計，甚至令提問者不知所措，為你贏得時間去想出一個至少看起來連貫的可接受的答案。對這個傳統把戲，我做的改變是把問題切分成更小的部分，以便重新聚焦調查對象，不僅要問翻譯為什麼重要，而且問究竟是否重要，如果確實重要，看重它的是什麼人。提問的方式不同，給出的答案肯定就不一樣：比如，翻譯對譯者、作者、讀者為什麼很重要？對大部分出版商或書評家為什麼不重要？翻譯對擁有眾多語言的文學傳統有什麼相關性？翻譯對世界文明生活的貢獻在哪裡？筆者試圖對這些不同問題做出回應，這些答案成為對圍繞文學翻譯的一些棘手的、持續存在的、顯然從來沒有解決的問題的初步評論。這些問題包括最古老的難題---翻譯是否可能、到文學翻譯到底在做什麼、翻譯在文學世界中應該處於什麼樣的地位等。 我認為嚴肅的專業譯者常常在私下裡認為自己是作家，請原諒，我說的是當我們在思考自己所做的工作時，譯者常自封為作家，不管頭腦中還出現過什麼別的想法。而且我認為我們這種想法是正確的。這只是一種假設還是我們大言不慚的自我評價？文學翻譯者到底做了什麼來證明「作家」這個稱號適用於譯者？難道我們不是文學家卑賤的、默默無名的僕人嗎？不是對出版業充滿感激的恭順的僕人嗎？我能找到的響亮而又認真的答案是「不」。因為大部分對譯者的描述是我們用另一種語言把最初用甲語言寫出來的文學作品寫出來或重新寫出來，希望第二語言的讀者（我說的當然是閱讀譯作的人）無論從感情上還是從藝術上都以平行或類似原作讀者的審美經驗來欣賞譯作。這是譯者的勃勃雄心。優秀譯作接近實現這個目的，而糟糕的譯作從來就沒有離開起跑線。 作為實現這個高尚目標的第一步，譯者需要具備對兩種語言風格的清醒認識，磨練和擴展我們對辭彙的情感意義以及圍繞辭彙的社會氛圍、時代背景、基本心態和這些辭彙創造的氛圍的批評性認識。我們要竭力加深和拓展對基本指示意義背後的隱含意義和情感意義的理解，這個過程與作家提高其對某個文學習語的熟練程度和駕馭能力的努力沒有什麼不同。 像其他藝術實踐一樣，寫作也是一種要求引起心理共鳴的投入而又深刻的使命，是作家或譯者難以輕易放棄之事，即使有人勸阻他們不要做。讓人印象深刻的矛盾在於，雖然譯者顯然是在寫別人的東西，但在此過程中他沒有任何的難為情或憤怒，即使他們被許多出版商或批評家另眼看待，長期以來遭到蔑視。 正如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在1940年給藝術批評家和詩人尼古拉斯?卡拉斯（Nicolas Calas）（非常感謝美洲文學專家喬納森?科恩（Jonathan Cohen）與我分享了這個引用）的信中說的： 如果我創作原創作品，那麼一切都好，但如果我通過翻譯別人非常寶貴的著作，我也能做得好（我指的是形式問題），這兩者有什麼區別呢？ 就在我們把一本著作從一種語言轉變成另外一種語言時，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它已經成為譯者的作品（雖然同時，它仍然神秘地保持著作者著作的地位）。或許轉變這個動詞是錯誤的，我們做的不是點石成金的魔術，但它肯定是一系列創造性決定和充滿想像力的批評行為的結果。在翻譯過程中，我們努力儘可能深刻和完整地聆聽作品的最原始含義，竭盡全力發現語言的力量、結構節奏、微妙的隱含意義、辭彙和短語的意義及所指內容的複雜性。同時挖掘這些東西容許我們探索意義豐富的文化推理和結論。這種閱讀是任何一個人能夠對文學作品所進行的最深刻閱讀。 比如小說。文中的對白往往包含細膩的雖然有時候怪異的暗示，說明人物的階級、社會地位、教育程度，更別提他們的智慧和情感狀態了。作品的敘述和描寫部分往往包含豐富的意圖和冠冕堂皇的言辭，裡面或許也有諷刺或嘲弄；散文的節奏（長句、連續不停的逗號、或短小乾脆的術語）和寫作的口吻（口頭語、精心挑選的用詞、俚語、優雅的或不標準的用法等）都是風格表達的根本手段。譯者有責任理解使用這些手段的方式，以便更好地服務於小說的目的，揭示人物性格，推進故事情節發展。 所有認真的讀者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地都在不同程度上都做這些事。當然，文學師生在寫的每一篇論文或上的每一節課上都嘗試這種深刻的分析。不提馬虎的學生和時間緊迫的老師，與認真的讀者相比，譯者的努力有什麼特殊之處呢？譯者經驗中的獨特因素在於我們不僅是文本的聽眾，在用心中的耳朵傾聽作者的聲音，而且是第二個文本---譯本的說話者，即把我們聽見的聲音再傳達出來，雖然用的是另外一種語言，這是一種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學傳統、文化特色、辭彙和句法、歷史經驗的語言。在我們把這些帶給原作者的語言時，必須以非常尊重、欣賞和讚美的態度來對待這一切。我們的目的是在第二種語言的陌生體系範圍內儘可能地再創造正在翻譯的作品的所有特徵，包括各種變化、怪異性和文體特點。我們這麼做是通過類比，也就是說，通過發現具有可比性的類似特徵，即第二種語言中的特徵、變化、怪異性、文體特點等。 用另外的方式複製作品，如屈服於直譯者的錯誤，試圖用另外的語言複製文本，遵循字字對應模式產生的文本已經不再是翻譯，而是怪異的變體。如博爾赫斯的皮埃爾?門納德（Pierre Menard）重寫了自己的《堂吉訶德》，它碰巧和塞萬提斯的原作字字對應，雖然它因為切近當代被看作高於原作。而且，一個不動腦筋的直譯本是對協議的嚴重侵犯。世界上任何一個有自尊心的出版商都會拒絕出版用這種方式翻譯出的作品。這種譯作或許當然保存了自己認為的原創性，但它是不可接受的、不可讀的、不忠實的作品，而翻譯合同要求的標準則是可接受性、可讀性和忠實性。 引用沃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著名的文章「譯者的任務」中說， 如果譯作最終的本質是要追求與原作的相似性，任何翻譯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正如偉大的文學經典的主體和意義在過去的世紀中已經發生徹底轉變一樣，譯者的母語在發生改變。雖然詩人在自己的語言中的用詞保存了下來，即使最偉大的譯作也註定要成為自己語言發展的組成部分，並最終被語言的復興所吸收。翻譯已經遠遠地脫離了兩種僵死的語言的貧瘠的等式，在所有文學形式中，只有翻譯被人們賦予特殊的使命來觀察原始語言的成熟過程和翻譯自身誕生的陣痛。 正如偉大的德語作品翻譯家拉爾夫?曼海姆（Ralph Manheim）的名言，譯者就像拿著作者台詞說話的演員，如果作者能說英語的話，他就會這樣說。正如人們期待這種藝術的高水平從業者所做的那樣，曼海姆對翻譯的觀察非常有洞察力和說服力。不管翻譯是什麼，在曼海姆的翻譯公式中，翻譯是一種解釋性活動，譯者與原作的關係體現著演員對腳本的闡釋或音樂家對作品的演奏。令人感到吃驚的是，這種演奏形象或許可以解釋如下事實，我總是傾向於把翻譯過程看作事實上的口授來討論，一種別人隨時可以聽見的活動，與沉默的、孤獨的過程不同。我想到作者的聲音和文本的聲響，然後想到我自己儘可能清晰和深刻地聽見這些聲音的義務，最後想到我同樣迫切地用另外一種語言把它說出來的必要性。尤其是在詩歌翻譯中，這個過程並不純粹是比喻意義的，相反，它是我實際解釋西班牙語詩歌並把它翻譯成英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我自己來說，這種工作似乎是通過聲音完成的。 我們一直閱讀翻譯，但在所有解釋性藝術中，只有翻譯不得不對付惡毒的、破壞性的問題----即翻譯是否可能，有沒有可能以及應該不應該可能。認識到這一點令人感到困惑和好奇。似乎從來沒有人提出過演員扮演一個戲劇角色是否可能或音樂家演奏一部音樂作品是否可能的問題。這些當然是可能的，譯者用另外的語言重新寫出一部文學作品同樣也是可能的。能做得很好嗎？我認為能，我的翻譯界同行業也認為能，但總是存在一些沒有同情心的其他意見。不過，即便那些最嚴苛、最吝嗇的批評家也不得不十分勉強地承認在有些時候會出現一些非常優秀的翻譯作品。世界文學作為一門適合於學界研究的學科的概念本身就是依靠翻譯作品的可及性。翻譯佔據了普遍的、啟蒙的文明概念化的核心和顯著位置，這個成就非同小可，它幾乎定義了歐洲的文藝復興。我們都在這個或那個時期研究的「重生」就是以作品翻譯成拉丁語開始的，後來幾個世紀基督教歐洲失傳的古希臘哲學和科學被翻譯成歐洲世俗語言。15世紀、16世紀、17世紀的詩人如西班牙人加西拉索?德?拉?維加（Garcilaso de la Vega）和路易斯?德?萊昂（Fray Luis de León）經常翻譯和改編經典作品和義大利語作品。而賀拉斯（Horace）、維吉爾（Virgil）、彼特拉克（Petrarch）等詩人的譯本被收錄在他們本族語詩歌的集子中。 翻譯對我們自己作為嚴肅讀者的認識非常重要。如果世界上沒有翻譯作品來閱讀和研究，我們作為有文化的、受過教育的人會覺得不可思議。全世界有大概六千多種語言，讓我們假設其中有一千種語言是書面語，即便是天才的語言學家也不可能閱讀用一千種語言的複雜文學作品。對於那些能閱讀10種語言的少數天才，我們就佩服得不得了了。掌握10種語言顯然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我們不要忘記如果沒有翻譯，即使那些掌握多種外語的人也將失去接觸另外990種他們不懂的語言所寫的著作的機會。如果這對有語言天賦的人來說是真實的，想像一下一切翻譯都消失對其他人可能造成的影響。翻譯擴展了我們通過文學探索其他社會和時代的人的思想與感受的能力。翻譯讓我們有能力品嘗從外來的向熟悉的東西的轉變過程，在短時間裡我們可以生活在局限性之外，超越我們自己的已有觀念和錯誤認識。翻譯用數不清的、難以描述的方式拓展和加深我們的世界和意識。 世界各地作家的著作被翻譯成其他語言對他們也非常重要，大大地開創了讀者群大幅增加的前景。作家寫作的眾多願意之一---雖然不是唯一的原因---就是儘可能多地與其他人交流並影響他們。翻譯能急劇增加讀者數量，讓更多的人接觸到該作家的作品。從語言使用者數量上看，對第一語言使用者數量有限的作家來說，翻譯對他贏得眾多讀者至關重要。對第一語言使用者眾多的作家來說，如果大部分人要麼是文盲要麼窮得根本買不起書，翻譯也是必須的。當今文學界的巨大諷刺之一是，如果和西歐和拉美工業化國家相比，英國和美國每年出版的翻譯著作少得可憐，但英語市場是作家及其經紀人都竭力爭取要打進來的熱土。實際上，英語是商業、技術、外交的通用語，雖然購書者數量一直在下降，那些有錢買書的富裕地區，讀書識字水平普遍高的地方仍然是說英語的地方。幾年前，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預測在美國買書的人有四千人，但他接著說，如果你把著作賣給他們和圖書館，你的生意也就基本終結了。樂觀的時候，我認為羅斯有點太悲觀了。但有時候，我真不敢肯定。 諾貝爾獎的雙重後果之一是，如果作品沒有被翻譯成英語，任何作家就別指望成為文學獎的候選人，因為英語是所有評委都使用的語言。這個觀點實際上對書在其他媒體如電影上的使用也同樣適用。沒有被翻譯成英語的書被改編成發行量大的電影的可能性非常小。 不管這種經濟利益有多大，除了經濟回報問題之外，翻譯對創造性的藝術家的影響還體現在另一種方式上，雖然不那麼明顯但更重要，產生的後果也更加不尋常。正如沃爾特?本雅明在上文引用的篇章里指出的，文學翻譯為一種語言輸入了影響、替代性選擇和結合的機會，如果在單一語言的領土之外沒有翻譯過來的外國文學風格和觀念的存在，沒有大量文學的存在，這些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換句話說，翻譯文學對被討厭地稱為「目標語」也就是譯入語會產生重新確認的和擴張性的影響。 1964年，羅伯特?勃萊（Robert Bly）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聶魯達（Neruda）的驚訝」，其中他直接談到了這個問題： 我們傾向於把現代想像力與怪異想像力聯繫在一起，它開始於從一個話題轉向另一個話題的前進、停止、轉向。在聶魯達的詩歌里，想像力在向前推進，加入到想像力不斷高漲的整個詩歌的浪潮里。他是抓住表面現象下的流動趨勢的新潮人物。 在下面移動，他知道底層的一切（這是了解事物本質的正確方法）因此從來不會困惑於找不到名字。與他不同，美國詩人就像在樹林里從一棵樹摸到另一棵樹，從一個房子摸到另一個房子摸索前進的盲人，每件物品都觸摸很長時間，然後，當我們已經知道它是「房子」後才說它是「房子」。 翻譯所能產生的藝術發現的影響對任何語言和文學的健康和活力都非常重要。這或許是國別文學的歷史常常排除某些作家間特別重要聯繫的原因之一。建立在國內和國外明確區分基礎上的「國別文學」是個狹隘的、限制性的概念，在某些地方，這種區分當然是有道理的和有用的，但在寫作中，翻譯將這種差別消除了，它否認或拒絕因為建造巴別塔而受到上帝的懲罰，或至少要消除其最糟糕的分裂性影響。翻譯確認了眾多語言組成的世界連貫的和統一的文學經驗的可能性。與此同時，翻譯稱讚語言間的差別以及語言表達的人類經驗和感受的多樣性。我認為這並不矛盾。相反，它證明了文學和翻譯的整體性和包容性。 翻譯帶來的語言間富有成效的交流的一個例子是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和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之間持續的聯繫。馬爾克斯年輕時就對福克納的小說有難以滿足的渴望，貪婪地閱讀了他小說的西班牙譯本，同時還有其他語言的其他作家的譯本。多年來他常常談到福克納是他最喜歡的英語作家，這成為哥倫比亞總統和美國前總統比爾?柯林頓1995年夏天位於馬賽的葡萄園（Martha』s Vineyard）的威廉?史泰朗（William Styron）家中晚餐上長時間談話的主題。（柯林頓說《百年孤獨》是過去50年最偉大的小說之一，是他最喜歡的小說）。當時在場的還有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當他說他最喜歡的書是《押沙龍、押沙龍》時，柯林頓站起來背誦了《百年孤獨》中班吉（Benjy）獨白的片段。 加西亞?馬爾克斯在《為小說而生》中對《八月之光》（福克納的小說）的閱讀就像主調，敘述他與母親一起賣掉阿拉卡塔（Aracataca）的老房子的旅行。「通過借來的書和譯本，我已經閱讀過小說家技巧學習所需要的所有書。。。福克納是我的最忠實的守護神」。接著他說「我呆在房間里讀我碰巧或者幸運地得到的書。這些書就像剛剛烤熟的麵包，從布宜諾斯艾利斯因為二次世界大戰而中斷的印刷廠剛剛印刷出來。讓我感到幸運的是，我以這種方式發現早就大名鼎鼎的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勞倫斯（D. H. Lawrence）、赫胥黎（Aldous Huxley）、格雷厄姆斯?格林（Graham Greene）和吉爾伯特?切斯特頓（Gilbert Chesterton）、威廉?埃里希（William Irish）、凱瑟琳?曼斯菲爾德（Katherine Mansfield）等很多作家。」關於詹姆斯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他寫道：「它不僅是我從來沒有懷疑在自己身上也有的真正的世界性發現，而且也提供了寶貴的技術幫助我解放語言，幫助我在自己的書中處理時間和結構問題。」最後，這是他描述第一次閱讀卡夫卡的影響，「我再也不能像從前一樣平靜地入睡，這本書就是斯弗蘭茨?卡夫卡（Franz Kafka）的《變形記》，這是由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羅薩達（Losada）出版的博爾赫斯的虛假譯本，本書的第一行就決定了我的生活的新方向。今天它已經成為世界文學的偉大技巧之一。」他或許稱該譯本是「虛假的」，因為正如他描述的從博爾赫斯那裡學到的東西那樣，作者需要做的只是寫被認為真實的東西。無論如何，在這段短文里，這個著名小說家令人印象深刻地求助於年輕作家在小說寫作的技巧上所受到的廣泛而清晰的教育。這個成就如果沒有文學翻譯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些書和他閱讀過的其他書對他走上作家道路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使他能作為學徒閱讀遠方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家事實上成為他的導師。 有人曾說福克納是用英語寫作的最著名的拉美作家，這種描述或許不僅僅是俏皮話。他似乎繼承了給他帶來深刻和廣泛影響的塞萬提斯風格，然後把它轉變成英文，這給後來的西班牙語作家產生既積極又消極的雙重影響。而且，塞萬提斯創造了現代小說的形式和形態，無論小說作家的語言是什麼，這種體裁轉型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義。歐洲小說的發展，尤其是18世紀的英國和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的開創性作品直接來自《堂吉訶德》的模式，該書幾乎是剛一出版就被翻譯成英文。托馬斯?謝爾頓（Thomas Shelton）的英文版出版於1611年，這是塞萬提斯1605年出版的小說的第一部分第一次被翻譯成外文。據說莎士比亞曾打算根據《堂吉訶德》第一部分交叉敘述之一的主人公卡德尼奧（Cardenio）的冒險寫一個劇本，還有一種說法是他實際上寫了這樣一個劇本但不幸丟失了，這些猜測在我們看來特別令人好奇，因為英國有謝爾頓譯本的存在和成功，這些譯本開創了塞萬提斯影響小說成長，影響小說家的寫作方式，當然也影響福克納的寫作方式的漫長和多面的歷史。 毫無疑問，在20世紀中期，福克納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當代英語作家。他的令人想起塞萬提斯回聲的雄辯和響亮的巴洛克風格對西班牙語讀者來說是熟悉的，但我相信他對拉丁美洲小說發展的深刻重要性的決定性因素首先是被稱為「爆炸時期」（the Boom）的文學現象是福克納對這片土地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是人的神秘的、大歷史的、多年代的視野。不僅加西亞?馬爾克斯而且卡洛斯?富恩特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以及其他當代拉美小說家都得益於福克納（當然也有塞萬提斯）很多。如果塞萬提斯、福克納和其他這麼多作家沒有被翻譯出來的話，這種豐富的文學雜交沒有一項是可能的。 同樣的，如果不考慮到加西亞?馬爾克斯（更不要提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和胡利奧?科塔薩爾（Julio Cortázar），討論英語世界的當代小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正如福克納在拉美的影響發生在說西班牙語的大部分地區一樣，從譯本中體現的馬爾克斯作品的影響明顯地體現在著名作家如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唐?德里羅（Don DeLillo）、邁克爾?夏班（Michael Chabon）等人身上。思考這些事非常有意思，不是嗎？馬爾克斯在喬伊斯那裡發現的自由和他從喬伊斯和福克納那裡學到的結構和技巧等經驗又通過這個哥倫比亞人作品的翻譯被傳遞給年輕一代英語小說家。如果沒有機會接觸翻譯作品，這種令大作家超越單一語言和文學傳統限制來發揮作者威力的發現的革新過程將是不可能的。其實，翻譯是具有強大的說服力，通過讓作家進入民族文學或單一語言傳統之外的文學世界來拓寬和加深他對風格、技巧和結構的認識。就好像畫家和音樂家那樣，作家之間相互學習技巧，完全不是對影響的恐懼和焦慮。直接當學徒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當然，除了正規學校環境（如創造性寫作、函授課程或工作坊等）外，藝術家可以用其他方式尋找導師。青年作家能夠從其他地方得到的書越多，創造性影響的潛在流動就越大，激發文學想像力的火星就越發不可抗拒。通過多語言的創造，翻譯在擴展文學地平線的過程中發揮了可模仿的、根本性的重要作用。世界範圍的作家共同體如果沒有翻譯是不可想像的。 歌德相信，如果文學把自己封閉起來，切斷與其他文學的交往和聯繫的話，它就會陷入枯竭，文學的資源也將枯竭。不僅文學，連語言本身都會在與其他語言的接觸和交流中發展壯大。新表達方式的語言融合的結果是辭彙的擴張、感情的潛力和結構性實驗。換句話說，伴隨翻譯而來的地平線延伸不僅影響某種語言的讀者、說者、作者而且影響語言本身。一門語言擁抱融合和吸收新元素和外國短語和說法越多，它作為表達媒介就變得更大、更有力、更靈活。設想一個無知的政府和排外的社會運動通過在國內禁止使用其他語言，首先創造某種語言的「純潔性」然後竭力維持這種純潔性的努力是多麼令人悲哀啊。如果沒有全世界跨文化的多語言的不可抗拒的、不可避免的、一波又一波內容豐富的交流，他們試圖保存的語言將因為缺乏接觸新的不熟悉的表達和交流手段而最終老化、腐蝕、衰弱下去。 作者簡介：伊迪絲?格羅斯曼（Edith Grossman）自1972年以來一直作為職業翻譯者。自1990年以來專職從事翻譯。她翻譯的作家有加西亞?馬爾克斯、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和卡洛斯?富恩特斯都是當今經典。她的《堂吉訶德》譯本被認為是傑作。目前，他是古根海姆獎學金學者（Guggenheim Fellow），現住在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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