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歷史：誰評價？如何評價？

毛澤東與歷史：誰評價？如何評價？

2015年07月16日10:12來源：《毛澤東研究》(長沙)2015年第1期

作者簡介：尼克·奈特，澳尼克·奈特(NickKnight)，男，澳大利亞格里菲斯大學教授。

譯者：王曉峰，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研究生，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講師。

內容提要：從兩位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布蘭特利·沃馬克《毛澤東1917-1935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和斯圖爾特·R·施拉姆《對毛澤東的初步重估》一書中提出的理論假設和歷史評價來看，長期以來，在毛澤東研究領域顯示出極其不願認真解決遇到的理論問題。這些問題會出現在對毛澤東的分析和闡釋中，也會出現在對毛澤東的思想、政治生涯和文字遺產的分析和闡釋中，只有植入更多的理論自我意識進入到對毛澤東的研究當中，以對毛澤東做出或者將會做出最終的且不可撤銷的評價。沃馬克的方法定位與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所採用的「本質上的」毛澤東的方法顯著不同，也與那些學者將毛澤東思想按時期劃分略有不同，但好像適合將毛澤東文章概括在這些時期內。

　　關鍵詞：毛澤東；理論假設；歷史評價

　　歷史什麼事情也沒做，歷史並「不佔有巨大財富」，也「沒有發動戰爭」。而進行這一切，佔有財富和發動戰爭的恰恰是現實中活生生的人，「歷史」並不如其所示與人分離，而是以人為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歷史不過是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動。①

　　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聖家族》中指出，歷史不應視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所自發的存在，那麼就要對歷史中的個人做出評價，這個評價不應由歷史來做，而是由「現實的活生生的」人來做。因此，對歷史進行否定，就一定要否定對歷史中個人為人類所做的貢獻做出任何明確的且普遍接受的評價。而歷史上的評價來自於歷史學家(或者來自於嘲弄歷史學家的政客)，歷史學家的觀點受很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又會形成歷史闡釋的理論框架。這些因素包括時間視角、政治偏見、倫理觀念和文化變遷等。歷史學家會像非歷史學家那樣，受社會和時間的影響。因此，歷史都是闡釋性的，它並不是對過去做出確切的重構，也不是對過去做出明確的評價。正如E.H.卡爾精闢之言，「歷史意味著闡釋」②。

　　在毛澤東去世後八年中，關於他的職業生涯和思想，國內和西方的輿論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指出了毛澤東的一些錯誤方面，對毛澤東自中國革命至1949年以及20世紀50年代初期社會主義建設的貢獻做出了肯定的評價。總之，在中國當代歷史上，《決議》旨在對毛澤東的思想和事業做出明確的評價。毫無疑問，這份《決議》的內容已經極大地影響了西方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們的看法和態度，而且這種影響還會持續下去。事實上，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評價以及政治的發展顯然可能會不可避免地影響西方對毛澤東的研究觀點。這就表明，西方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會受到以上的影響，而且其他領域的歷史學家也會受到類似的影響。不管我們意識到與否，我們的觀點不可避免地會受時間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儘管從政治影響方面，我們做的各種評價沒有1981年的《決議》那麼權威，但也和《決議》一樣很明確。

　　如果對毛澤東的評價在受到各種外來因素的影響下得不出一個明確的評價，那麼有些學者們會根據他們的理解做各種設想和假設，來支撐和啟示自己所進行的闡釋。對於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們做出的理論假設，提出的那些問題(或者沒提出的那些問題)以及展開的方法技巧都會從他們分析得出的結論產生重大影響。

　　以下我將從幾個重要的理論方面的實質問題著手進行闡釋，這些問題是由兩位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布蘭特利·沃馬克在《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一書和斯圖爾特·R.施拉姆在《對毛澤東的初步重估》一書中提出的。我的目的是植入更多的自我意識理論進入西方學者對毛澤東的研究中，以對毛澤東做出或者將會做出最終的且不可撤銷的評價。長久以來，西方毛澤東研究領域顯示出極其不願認真解決遇到的理論問題，這些問題會出現在對毛澤東的分析和闡釋中，也會出現在對毛澤東的思想、政治生涯和文字遺產的分析和闡釋中。因此，儘管我的批評是以沃馬克和施拉姆為例，但也可以看作是對西方毛澤東研究領域理論不足的一種整體批評。雖然我對這兩卷書進行諸多批評，但我在一開始就限定了我的批評，聲明任何對毛澤東思想和政治活動感興趣的人，上述兩卷書都是必不可少的讀物。而且這兩卷書對毛澤東這位已大量揭露但仍然神秘的歷史人物的職業生涯提出了許多啟發性的見解，書中也包含了許多未探索的或沒有充分探索的理論和方法上的假設，值得進一步闡述和討論。

　　一、毛澤東研究中的理論假設

　　毛澤東的歷史生涯是處在現代史上最動蕩的一段時期。此外，他的文學生涯長達近60年，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如日本學者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包括400多份公文，現在又出版了《毛澤東集》增補卷)；《毛澤東思想萬歲》3種通行本，包含了近200份公文；官方五卷《毛澤東選集》包括220多個文本；以及最近在中國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集》包括毛澤東1920-1965年期間的372封書信。這些文本跨度時間之長，內容之龐大，再加上他創作時風雲變幻的歷史環境，使西方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們面臨諸多棘手的理論和方法上的難題。如果在闡釋毛澤東的文本時，將其作品看作一個統一的整體，旨在得出一個「本質上的」毛澤東，這是否恰當？而毛澤東的創作經常是對歷史和政治環境的反應，這樣是否過於輕描淡寫歷史和政治環境的重要性？將毛澤東的事業按時期進行劃分並尋求他思想發展中的不連續部分，這種方法是否更有效？但按時期劃分是否會縮小所尋求的「本質上的」毛澤東的時間範圍？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是否應該走得更遠？是否應該假定毛澤東思想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中心，根據當時文本創作的特殊背景進行具體分析？這些問題的答案不言自明。很明顯，對毛澤東的研究闡釋已經使用了上述所有的方法。

　　面對這一困境，沃馬克選擇使用他所界定的術語「有機解讀」。這種方法竭力強調在評價毛澤東的作品方面，當時的政治和歷史語境的重要性。正如沃馬克指出：

　　研究的目的是為了闡釋毛澤東早期政治有機思想，總結其作品的實踐性以及作品的政治背景。我試圖用原來的參照物提出新的政治概念，試圖把毛澤東描繪為一個政治人物。這種方法特別適合毛澤東，因為他的理論概念往往從實踐經驗中應運而生，而不是抽象的計劃。毛澤東外化的理論反映的是他的經歷，而且實踐中概念的醞釀不僅為其提供了參照物，也提供了更多理論陳述的內涵意義。

沃馬克的有機解讀方法在施拉姆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得到高度贊同：「在我看來，適當的方法恰恰是布蘭特利·沃馬克所倡導的。」③儘管是沃馬克已嘗試自覺地運用他所概括的方法，但以下的意見和疑問也是指向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們。

沃馬克的方法定位與研究毛澤東的學者所採用的「本質上的」毛澤東的方法顯著不同，也與那些學者將毛澤東思想按時期劃分略有不同，但好像適合將毛澤東文章概括在這些時期內。雖然沃馬克的創新方法對毛澤東研究做出了非常積極的貢獻，但某些重要的意義需要進一步探討。首先，也許是最重要的是這樣一個問題：一個人如何「把握」政治背景？雖然沃馬克試圖重新構建毛澤東思想可能形成的政治背景，看起來也贊同許多經驗主義歷史學家所持的假設「顯示事物如何出現」是可能的，但對這個問題沃馬克並沒有給予答案。因此，分析毛澤東文本首要任務是掌握其形成的政治背景，並不能解決我們主要的理論困境，只是引出了一系列的新問題。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如何「掌握」政治背景？是否通過透視毛澤東文本本身重新構建政治背景(沃馬克經常採用的策略)？如此以來，重新構建政治背景會過於強調毛澤東本人的視角、價值觀和動機，而排除了其他的觀點視角，這樣是否有危險？而且即使替代當代並追溯「政治背景」，廣泛徵詢意見，歷史學家還是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在某些點干預介入，個人做出決定怎麼平衡觀點。歷史學家的干預馬上會引出自己的價值、政治和道德態度以及暫時確定的視角。確切地講，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歷史和政治背景。我們重構過去過於強調一些假設和問題，這些假設和問題是我們目前所用的這些參考文本，而這些文本又被推測為了解過去的關鍵。

第二，沃馬克的方法前提是相信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為理論和實踐相統一。我不希望挑戰這個評價，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與沃馬克堅信的理解毛澤東思想的首要任務是掌握它的政治背景相衝突。的確，根據沃馬克的分析，他認為實踐是這一對立統一體的主導方面這一觀點是很清楚的，而毛澤東的政治觀點更多地歸功於當代政治環境的「現實」而不是理論的影響，在這一前提下，理論的重要性往往被弱化。有種觀點認為馬克思主義觀點或者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思想的唯一源泉，也許沃馬克的方法能用來矯正這一觀點。但是，過度重視實踐會在相反的方向犯錯誤，也不能解釋毛澤東思想發展的重大轉變，而這些轉變是在非常抽象的層面上受到理論的啟發。從20世紀20年代初開始，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的感知和分析，可以看出其所用的措辭術語大部分來自於馬克思主義範疇，用階級觀來定位社會和歷史的發展也源於理論上發生了轉變而不是實踐的啟發。同樣，毫無疑問，毛澤東對於統一戰線的運用(如工農聯盟)顯然構建於他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著作中的民粹主義思想，很明顯是受到列寧著作和共產國際指導的理論構想的啟發。再次，毛澤東在政治組織和活動(如黨的建設、群眾路線的概念)方面都吸收了一些內在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中的精髓。因此，雖然「政治背景」的關注無疑會帶來創新方面的真知灼見，有時還會體現時代特質，而且毛澤東將這些時代特質應用於理論透視中，但是忽視或淡化理論的重要導向作用反而是引起忽略理論和實踐相統一的重要一個方面。恰如毛澤東公開贊同列寧在《怎麼辦》中的一句格言：「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行動。」④

第三，是認識論的問題。毛澤東曾多次被詮釋為經驗主義者，他的認識論——映射在其著作《實踐論》以及其他方面⑤，顯然認可經驗主義的方法來獲取知識，而經驗是一切知識來源的最初路徑。沃馬克尊重毛澤東的自我認知，有時還會參照毛澤東的「以農民為導向的民粹經驗主義」。但是，輕易接受毛澤東的「經驗主義」而且將這一認識論過程作為一種範疇來評價毛澤東的行動或思想，是邏輯上站不住腳的認識論，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發展，這種認識論將會導致過度關注實踐。誠然，這種方法可能會告訴我們更多關於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們在認識論上所做的假設，而不是揭示毛澤東自身知識生產的實際過程。

　事實上，沃馬克在結論中閃現了這一困境，他宣稱：「毛澤東在這段時間內，使用了理論但並沒有嘗試構建一個與日漸發展並成熟的現實政治相符的完整理論結構」。在這句話中，就有沃馬克書中和其他關於毛澤東思想的主要論著中沒有形成的方法萌芽。現階段，我們面臨的是需要對理論的概念採用一種更為複雜的方式，也就是說，理論不僅被視作規則或歸納的高度抽象體，如普遍認為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在一般和具體的標準方面有所區別進而構成不同層次的一種境界。用這種方法可以區別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歸納和本土化應用的理論概念前景，而且後者需要區別於非常低層次的或者相對具體的理論傾向，思維方式或習俗，如此可以持續地定位行為而且成為必不可少的參照物，以排除人的行動完全是隨機的和不連續的可能性。通過使用這樣一個差異化的概念理論，在毛澤東思想發展的任何階段，我們也許能夠更準確地評價「理論」所起的作用，並且防止誤解實踐為沒有理論指導的行動。

　　施拉姆和沃馬克得出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對毛澤東創作作品認真細緻的閱讀。他們這種研究方法是值得讚賞的，但施拉姆和沃馬克似乎都在分享經驗主義者的妄想，通過閱讀文本文字就足以揭示文本包含的「真實」信息，也就是說，只要通過閱讀文本文字，就可以得知毛澤東「真正意圖」。從這個角度看，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們「知情的目光」⑥就足以從文本中辨別出作者的意圖。很顯然，我討論的上述兩卷書中都是用經驗主義的方法來閱讀，但這種方法在西方毛澤東研究中已被廣泛應用。這種方法的重要意義之一是研究毛澤東的學者們不必清楚地說出他們開始閱讀毛澤東作品時所做的假設。這樣一來，學者們完全不可能通過分析，展開有意義的對話和爭論，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除非揭示了假設和前提，否則如何對結論進行有效的評估？

　　閱讀，遠非只是辨別文本意思的機械活動，而是一種理論上的運用，由讀者做出一系列的假設，並提出特定的問題詢問文本。不存在「單純地」閱讀文本，讀者總是對文本做出假設並提出問題，而這些假設和問題構成讀者所定位的理論框架的重要成分。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路易斯·阿爾都塞認為對一個文本和文本集進行理論上的有效閱讀需要一定的命題。阿爾都塞指出：有效閱讀過程需要進行兩種閱讀。第一，讀者閱讀文本。定位作者問題的理論框架和話語，來確定文本的「存在和缺失」，即從文本字面確認了這些「存在和缺失」；第二，「癥候式閱讀」。讀者對文本積極的訊問，完成了第一種閱讀時揭露的沉默和「失誤」，並且將這些沒提出的問題重構成一些似乎主動展現的答案，這些答案不經意或不自覺地插入於文本中。

　　根據阿爾都塞的觀點，閱讀的功能從讀者對文本字面不言自明的信息的假定轉移到更複雜更明確地有意識地對文本更深層次的含義進行的訊問，試圖找出「問題」在文本中的運作；這一過程中，讀者的問題和文本中包含的問題不可避免地相互作用。我們從阿爾都塞那學到的是：「閱讀」需要讀者在研究文本時，對其採用的策略要詳細闡述，策略的詳細說明可以評估通過閱讀所做闡釋具有連貫性和邏輯性。

　　認為掌握政治背景作為閱讀主要任務的方法會避免將閱讀問題作為理論的運用，這可能會遭到以沃馬克和施拉姆為代表的學者反對。我們無法逃避「閱讀」問題，我認為在西方毛澤東研究中忽略了這一點，這已經造成很多不良後果，最重要的原因是一些學者們沒有詳細闡述他們的閱讀策略。

　　施拉姆和沃馬克提出的另一個方法論問題就是按時期劃分。沃馬克主要集中分析毛澤東政治思想形成的政治背景，但聚焦政治背景並不能阻止他把毛澤東思想按時期劃分。整卷集中在1917-1935年這段時間，對毛澤東延安期間(1935-1947年)的政治行動典範進行了詳細的闡述，認為這種行動的出現和形成是對1935年之前的危機和緊急狀況的反應。因此，沃馬克確立了一種觀點，即在某些重要方面，「早期」毛澤東與「成熟」或「中年」的毛澤東在性質上是不同的，而且「早期」毛澤東的思想和行動在某種程度上預示了他後來職業生涯的政治觀點和風格。沃馬克還將1917-1935年這段時間進一步分成幾個子時期：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毛澤東，1927年馬克思主義時期的毛澤東，早期根據地時期(1927-1931年)以及江西蘇維埃政府時期的毛澤東。

　　施拉姆則做出「初步重估」，認為毛澤東思想和職業生涯分為三大時期：1917-1937年的「成長期」，1937-1962年25年的「成就期」以及1962-1976年的「最後階段」，這些時期又被進一步分成更小的時間單位。

　　兩位作者都引用證據來支撐他們按時期所做的劃分，但沒有就使用時期劃分理論上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做出討論。事實上，按時期劃分取決於對變化的預期甚至毛澤東思想發展的間斷性。從毛澤東的作品或其他文本中抽出的證據只是與其相關聯，因為這只是學者的假設。歷史上，時期劃分不是自動存在的，而是由歷史學家創造出來的。按時期劃分依賴於歷史學家對歷史間斷的敏感度，他們通過假設並提出問題來強調這些間斷的部分。顯然，按時期劃分的理論決策以及按時期劃分的類別都極大地影響所進行的闡釋。米歇爾·福柯在下面一段中很好地捕捉到歷史研究中間斷概念的問題屬性：

　　間斷性現在已經成為歷史分析的基本要素之一，它構成了歷史學家蓄意操作的部分。因為歷史學家必須區分分析的可能層次，每一個分析的正確方法以及最適合的時期劃分，不連續的概念則是一個悖論的概念：因為它既是研究的工具，又是研究的對象，它確定自己成為其結果的領域；因為它可以使各種領域個體化，而人們卻只能從它們的對比中建立這種不連續。總之，因為它可能不僅是出現在歷史學家話語中的概念，而且出現在歷史學家們私下假設的概念⑦。

　　劃分歷史分期的決定是理論層面上的，那麼像斯塔爾那樣拒絕使用歷史分期，從而將毛澤東的文本看作是一種超歷史時空的整體，認為這種文本的主要特徵就是它的延續性，這樣的決定也還是屬於理論層面上的⑧。這兩者都是內在化的理論。兩者都會產生對毛澤東文本的不同「閱讀」，並且會形成大量不同的闡釋和結論。重要的是這些不同的「閱讀」不應不涉及其形成的理論約束力、程序和假設，僅作表面上的對比。

　　二、實質性問題：「歷史的評價」

　　雖然歷史對歷史人物不做任何評價，但歷史學家可以通過閱讀了解歷史做出評價，這是一個重要的方法。這樣的評價方法從未明確過，因為任何評價都不約而同地反映了歷史學家的理論傾向。但這並不意味著由此得出的評價是不重要的或不相關的，因為這些評價會從內部形成主題和思想潮流，並會引發爭論和下一步的調查。

　　如果主題和思想潮流的形成是對歷史評價自身做出判斷的標準，那我們所討論的這兩卷書的確都會得很高的評價。對於毛澤東的職業生涯和思想發展，施拉姆和沃馬克都提出過許多發人深省的且頗有爭議的觀點。其中沃馬克的觀點中最有趣和最顯著的是：1935年前期革命的緊迫性讓毛澤東意識到在中心與邊緣的權力關係方面空間維度的重要性。1931年之前，毛澤東利用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中心和外圍之間的矛盾，用個人的方式對根據地的政治和軍事問題做出反應。他獲得了必要的可操作性，從實踐中產生的預範式取向的政治和軍事戰略，獲得更多的理論構想，並在1935年後期獲得一個連貫的政治範式。中心與邊緣之間的矛盾當然是一個問題，毛澤東反覆回到這個問題，因為它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關係到黨的路線和地方積極性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延安時期問題顯然成功解決了，並開始討論，雖然成效不太明顯。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權力空間維度的重要性就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沃馬克同樣也仔細地關注了毛澤東對實際發生的具體情況做出研究的強調和進行這種研究的能力。這一主題在1935年後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將會突顯出來。沃馬克認為，毛澤東堅持調查研究是抗日戰爭及以後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戰略的最終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沃馬克和施拉姆一樣，質疑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社會經濟條件下遵從自己的命令(即其所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程度，並得出結論：毛澤東在最後二十多年「在思想領導方面是積極的，但在進一步實踐方面是消極的」，與1917年至1935年的模式完全相反。

　　施拉姆試圖評價毛澤東在中國近代史上的作用和貢獻。他在很大程度上通過挑釁和挑戰的評價來為該書增加趣味，其中一些觀點與沃馬克的相類似。在本篇文章的剩下部分，我將討論他的很多評價：如「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對立統一以及實踐的政治含義，毛澤東的「唯意志論」問題和毛澤東在歷史上作用的整體評價。

　　任何試圖理解毛澤東思想中最傷腦筋的問題之一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提出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個詞是什麼意思⑨？施拉姆為回答這個問題，重申20世紀60年代的定位並用一種又一種形式來做辯護：「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暗示必須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普適性以及犧牲中國的現實和傳統來推廣馬克思主義，其目的是改造馬克思主義要旨，以使其適應中國國情。」施拉姆定位的重要含義是中國元素是毛澤東思想和政治風格中的主導因素。雖然馬克思主義元素可能在毛澤東思想中是重要的，但不是不變的因素。施拉姆認為，毛澤東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牢牢地回到他的道教和佛教知識根源，這個馬克思主義元素總是服從於中國傳統的形式，語言展示的模式以及當代中國的實際狀況。

　　在這一點上，沃馬克顯然不同意施拉姆。他斷言，犧牲其他方面過分強調馬克思主義或毛澤東思想的中國元素，這是一個錯誤的策略，他在書中是這樣表述的：

　　我提出毛澤東的政治隱性範式的發展是政治環境和毛澤東試圖去改變這種環境之間持續互動的結果。但在理論和實踐的相互作用中，理論是公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而實踐是中國的這很明顯。因此，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政治文化並置成為毛澤東思想可選擇的來源，或者認為兩者中有一個為毛澤東思想中較為根本的，這是可能的。但我認為兩者都被錯誤地定位，因為它們共同的假設是毛澤東可能減少他的理論來源，因為這種假設含蓄地否認了毛澤東曾經在中國和馬克思主義背景下的重大革新。

　　然而，儘管沃馬克清楚地說明了其有吸引力且合理的定位，但他過分強調實踐在毛澤東思想發展中的作用，並再次提出中國元素可能在毛澤東思想中佔主導地位。如果理論從實踐經驗中產生，那麼實踐環境中，複雜的政治和文化對理論的形成會產生重大的影響。然而，正如我已經指出的，根據完全不恰當的認識論假設，這種評價毛澤東思想的策略才可能是成立的。

　　正如我在其他地方闡述了自己對毛澤東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看法⑩，本文中只做些簡單的評論。首先，我認為，只有忽視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的諸多借鑒，施拉姆的定位才可能成立。毛澤東經常描繪馬克思主義是「普遍真理」，而「普遍真理」體現了「普遍規律」。這些規律需要融入並應用於具體的歷史環境才能揭示具有特色的或者說是具體的「規律」。因此，在面對政治和社會現實時，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規律構成了一個必不可少的參考點。其次，我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義之爭不能達成任何各方都認可的結論。許多不同的並相互矛盾的闡釋往往從假設開始，而這種假設是排除對手的結論的。誰能斷言哪一個是正確的？答案當然是沒有最權威的闡釋，對毛澤東文本的不同「解讀」，不可避免地會得出矛盾的而且往往又是不可調和的結論。

　　施拉姆「初步重估」最有趣且最發人深省的觀點是從20世紀60年代初，構成毛澤東思想對立統一的兩極開始「解散」和「分解」。施拉姆指出：毛澤東晚年，一對對具有活力和創造性張力的對立物開始解散，從而釋放出能量，最終將他的思想和行動推到破壞性的道路上。在一些關鍵和相互聯繫的方面，施拉姆認為「解散」的過程在領導者和被領導者之間，道德和物質激勵之間，在專業知識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創造力之間尤為明顯。以前這些對立兩極之間對立統一，但從1962年開始，矛盾體的一面變得過分從屬於其對立面。例如，物質激勵漸漸從屬於道德激勵。這種「解散」的實際結果是矛盾從非對抗轉到對抗狀態，這種狀態只有通過暴力和鬥爭才能解決。因此，對一些重要的對立統一體，毛澤東的看法發生改變，而且他以矛盾一方為代價，過度關注矛盾另一方是毛澤東發動極端運動如「文化大革命」的關鍵因素。

　　對這個有趣的命題，可以提出以下幾點。首先，認為毛澤東錯在過度關注對立統一體的一面，這意味著對這一點的運用只是毛澤東的一個想法，而不可能是他為實現社會主義目標，對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社會變化的反應。這是毛澤東誤認為中國決策者們已變為傲慢自大，自鳴得意，忘記最初革命目標的人了？是毛澤東錯誤地認為在社會主義過渡階段，「新的資產階級」可能會出現？錯誤地認為要調動馬克思和列寧沒想到一些戰術來挽救革命？是毛澤東簡單地相信出現「資本主義道路」的早期表現？如果任其發展，一開始會變成一種趨勢，隨後會成為「兩條戰線」鬥爭的勝利者。施拉姆的論述表明毛澤東既是錯誤的也是簡單的。但毛澤東強調對立統一體如道德和物質，廣大群眾和領導者，紅色革命和專門知識中的一面，是他對中共內部和廣大的中國社會出現有害趨勢做出的適當反應，這是有待討論的。施拉姆認為毛澤東在20世紀60年代初，對中國社會許多領域出現了非社會主義實踐的理解是單純的，但中國在毛澤東去世後出現社會主義改革就有力地說明了不可能像施拉姆所說的那麼單純。

　　其次，施拉姆分析對立統一體中兩極的「解散」和「分解」引出了一個更普遍的問題：毛澤東思想中關於矛盾的解釋。對於毛澤東而言，顯然，隨著矛盾的發展，對立方面的相對強度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改變。兩極之間對立統一即使可能也很難。就毛澤東而言，關於一些關鍵矛盾的觀點，這種變化中的平衡允許多種不同的但言之有據的闡釋。同樣，學者們在闡釋毛澤東思想中所採用的方法，更可能反應在他們閱讀毛澤東文本時所做的假設和偏好。就施拉姆而言，這種現象是顯而易見的。強調對立統一體的一個方面，以闡述毛澤東自己的定位，但在這個過程中，也暴露了施拉姆自己的很多觀點和假設。因此，唯意志論比決定論重要，主觀比客觀重要，中國比馬克思主義重要，道德激勵比物質激勵重要，實踐比理論重要等等。毫無疑問，其他研究毛澤東思想的學者對這些觀點的批判，可以從大量文獻著作中得到確認。

　　施拉姆採取選擇策略閱讀毛澤東的作品，他堅稱毛澤東是「唯意志論者」就是可以佐證的例子。總的來說，施拉姆選擇忽略或淡化毛澤東的一些先決條件，而這些先決條件是毛澤東作品所展開的歷史中，涉及主觀因素的重要性方面。施拉姆閱讀《論持久戰》中的一段就是很好的例子：

　　有意識地活動是人類的區別性特徵，尤其是在戰爭中的人。人類所有行為都顯示出這一特徵，但都沒有戰在爭中表現那麼強烈。一方面，戰爭中的勝利或失敗是由軍事、政治、經濟和地理條件決定的，是由戰爭的性質決定的，是由雙方得到的國際支持所決定的。但又不是只由這些方面決定。要決定這一問題，必須加上主觀努力，努力指引和發動戰爭，也就是戰爭中有意識的活動。

指引戰爭的人不能超越客觀條件所允許的極限來爭取勝利，但在這個極限範圍內，他們可以積極爭取勝利。戰爭指揮者們的舞台必須建立在客觀條件上，但在這舞台上，他們可以表演許多威武雄壯而又充滿活力的生活劇。

　　施拉姆用這段話顯示毛澤東是「軍事浪漫主義」的人以及他「對人類無限能力的信心」。然而，只有忽略這段話中毛澤東具體涉及的一些關於限制和約束主觀因素的內容，才能得出這樣的解釋。換句話說，從另一個角度閱讀，「客觀條件」可能被認為是主客觀的矛盾的主導方面。認為毛澤東遠不是「唯意志論者」，在某種意義上，是「決定論者」，而後一種閱讀闡釋可以作為這種觀點的依據。但我的觀點是毛澤東不只是孤立地擁有一種，而是這兩種看似矛盾的因素同時存在於他的思想中，客觀現實地限制毛澤東的理解(11)，因此，在他的思想中它們的相對優勢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上下波動。因此，問題不在於證明毛澤東是一個「唯意志論者」還是「決定論者」，而是要證明這些因素如何共存以及不同歷史時刻它們的相對優勢。

　　施拉姆相信「毛澤東從20世紀20年代後期起，越走越遠，認定主觀因素有無限權威」，這導致他多次領導中國進入「無節制的唯意志論」。的確，在許多關鍵問題上施拉姆似乎與1981年的《決議》完全一致。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澤東為「消除差別和無節制反啟蒙主義者」打開了大門。對「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沒有任何正面的語言。但如果我們在施拉姆「初步重估」中，就毛澤東對20世紀60年代的「資本主義抬頭」和「新資產階級」出現的恐懼，尋找合理的解釋，會一無所獲。當然，原因在於施拉姆就什麼對中國有利，與毛澤東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因為，如果不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值得為之奮鬥的目標，毛澤東所認定的必須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就會被當成錯誤而排除出去。

　　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從社會主義改革中獲得動力，20世紀60年代毛澤東思想的很多方面都與理解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的問題有很大關聯。雖然在這些問題上，毛澤東的闡釋並不構成完整的理論，但他的著作和政策中的確存在許多富有成效的見解和闡釋部分。

　　注釋：

　　①[德]卡爾·馬克思、費雷德里克·恩格斯：《神聖家族》，莫斯科出版社1975年，第110頁。

　　②[英]E.H.卡爾：《歷史論集》，企鵝出版社1964年，第8頁。

　　③[美]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研究：回顧與展望》，《中國季刊》1984年第97期。

　　④《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310頁。

　　⑥[法]阿爾都塞、巴里巴爾：《閱讀資本論》，NLB出版社1970年版，第27頁。

　　⑦[法]福柯：《知識考古學》，倫敦塔維斯托克出版社1972年版，第8-9頁。

　　⑧[美]約翰·布萊恩·斯塔爾：《繼續革命：毛澤東政治思想》，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3頁。

　　⑨[日]竹內實：《毛澤東集》第6卷，東京北望出版社1972年版，第261頁。

　　⑩[澳]尼克·奈特：《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形式》，《澳大利亞中國事務》1983年第9期。

　　(11)[匈牙利]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他認為「宿命論和唯意志論只是相互矛盾的，不是史實的心境」，倫敦梅林出版社1968年版，第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