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時遠：中國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則不容改變

郝時遠：中國民族政策的核心原則不容改變

2012-02-14

　　在解決中國民族問題時提倡移植美國的「熔爐模式」、民族政策的「去政治化」乃至「改制建省」等主張的背後，不正是這種一國之內主體人群的族裔民族主義思想在作怪嗎？只有各民族真正的平等，才能實現廣泛的交流、才能保持和睦的交往、才能成就自覺的交融，這是通則和公理。　　民族地區的各民族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最大受益者」　　蘇聯時期的中亞五國，在聯盟中央的扶持下的確取得了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但是在發展水平上並沒有達到全蘇的平均水平，更趕不上俄羅斯族聚居的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蘇聯解體之前，全蘇聯的人均GDP達到8210美元，同期中亞五國則為哈薩克1850美元、土庫曼1240美元、烏茲別克1148美元、吉爾吉斯斯坦1119美元、塔吉克984美元。如果說這樣的發展就是佔了俄羅斯族的便宜，就是「獲得利益最多」並以此為參照系來比較中國的民族地區且得出「最大受益者」的結論，試圖製造中國「漢族大奶牛」不平衡心理的大民族主義動員，以此來為所謂「第二代民族政策」張目，是製造民族隔閡還是促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蘇聯時期中亞五國的發展，難道沒有包括960萬俄羅斯族的發展？他們不是聯盟中央扶持中亞五國發展政策的受益者？　　至於說「二等公民」的確存在，不過那是在蘇聯解體之後。獨立後的各個加盟共和國都經歷了民族主義高漲的國家重建過程，其中以「語言法」綁架公民權（選舉權等權利）是普遍的現象。在那種狀態下，對俄羅斯聯邦共和國而言的2500萬「境外俄羅斯人」的確陷入了身份和社會地位的困境，至今在一些前蘇聯國家的俄羅斯人中仍存在無國籍的「非公民」現象。「我們不要再給他們當奶牛」之說，是蘇聯解體前大俄羅斯民族主義政客進行社會民族情緒煽動的口號，也是促發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從「代表蘇聯」轉向謀求「國家主權」的重要動因之一，而正如納扎爾巴耶夫所言，「俄羅斯聯邦率先宣布自己的主權，蘇聯解體就具有了不可逆轉性」，由此也形成對高比例支持保留蘇聯的中亞五國最終選擇獨立的族際關係（在蘇聯是國際關係）排拒力。　　雷日科夫針對蘇聯解決民族問題的教訓時曾指出：「學者、文藝界知識分子的某些代表以及政治家們明顯過早地強調了民族融合，而那些談到每個民族全面發展具有首要意義，應該小心謹慎對待民族傳統和習俗的人，則被斥為民族主義。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國各級管理機關在作出有關大民族和小民族經濟、社會發展、文化領域的實際決定時，沒有考慮到民族關係的複雜性和它們之間許許多多的細微差異。」中國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和各項民族政策，立足於各個少數民族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全面發展，始終強調民族問題的長期性、複雜性和重要性等基本特性，目的是實現「真正的民族平等」。但是，這並沒有避免一些人不求甚解地去理解所謂「平等」、自以為是地倡導「民族融合」論的現象。其原因之一，即是認為西部大開發以來民族地區已經成為類似於蘇聯中亞五國的「獲得利益最多」的「最大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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