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摘錄（90）

美國是一個程序社會，一切都要按預先設計、設定好的程序運轉，一切以維護社會公共的秩序和善良風俗為出發點；而中國人重利益、輕程序，關注個人利益，輕視甚至無視公共利益與秩序，一切以「我」為出發點。在此還可以對衝突進行很多的細分，如：1、契約文化與利益文化的衝突，前者一切按說好的辦，後者一切以能得到的來確定；2、程序文化與利益文化，前者一切都按在社會關係的交往中，一切按程序來走，後者一切根據需要來，根據實際得到的與可能得到的來確定我如何辦；3、生命的價值在現實生活與法律關係上的不同體現，「親親相隱」、「五聽」制度是中國人與生俱來的文化基因，親人、朋友犯罪不能相告，在人與人的關係中國人執著於「我不說你也應該知道」、「我不要你也應該給」、「我不做你也應該做」。4、在國家利益與法律面前每一個人的責任，美國人需要講真話、講誠信，而中國人對對國家、社會的真實與真誠的責任表現出本能的抗拒，一切根據需要來確定。 --《中國法律文化大討論：利用規則的力量再造中華民族的輝煌--回歸理性、再造人格，探索關係、創造規則》 邱旭瑜 遇到糾紛美國人習慣理性地通過法律程序來解決，哪怕這程序很繁瑣、很冗長，都能耐心地接受，一切讓法官說了算；而中國則人本能地從情緒對抗、暴力對抗、以權壓人、以勢壓人，解決方式往往由一個重量級的、說了算的人來決定，如果雙方都沒有找到這個重量級的人物來讓雙方息事寧人，哪不管法院如何判決都是錯誤的。美國人讓法官說了算，中國人則從糾紛開始想辦法打敗對方、壓制對方、嚇唬對方、威脅對方，等到不可收拾時，才開始尋找可以幫助自己的人，能說了算的人，法院與法官是最無奈的選擇。別以為能夠幫助自己的、說了算的人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其中最有力量、最有權威的人能壓制住對方最有力量與權威的人，目的還是要讓對方服從我。所以中國的法官是最不好做，只要判決的案件都是錯誤了、沒有正確的，因為法院與法官無法判決讓一方服從另一方。中國人太習慣於以原始的情緒與對抗來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所以中國的法制進程，不在於立法立得如何，關鍵在立人立的如何，歸結成八個字：重塑理性、再造人格。其實就是要教育中國人放下原始的衝動和情緒，歸依理性，再造中國人的個人人格、家庭人格、民族人格、社會人格、國家人格、國際人格，這既是法制社會的起點也是法制社會的歸宿。 --《中國法律文化大討論：利用規則的力量再造中華民族的輝煌--回歸理性、再造人格，探索關係、創造規則》 邱旭瑜 作為一名法律人，始終會生活在一種莫名的憤怒中，開始都以為憤怒來自於政府的腐敗、法官的貪贓枉法、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功利化等等。憤怒與痛苦中經過數十年反省和思考才明白，我們直接看到的、感受到的都是表面的，罪魁禍首原來是西方的法律文化。當找到了原因後，更為痛苦與憤怒的是無法表達，現在無論是從立法、執法、司法，還是法學法律的教育界，全都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土生土長的，並在西方法律文化的熏陶成長起來的人。把外來的文化當作了聖經，而所有的錯都是中國人的，政治體制、國民素質、文化的低劣等。殊不知，中國正處於傳統社會向法制社會變革的歷史時期，形象地比喻，在法制社會的歷史進程中，中國還是個嬰兒，每個人都不可以要求嬰兒做什麼，而是首先想的你應該為嬰兒做些什麼。在中國，99%以上的法律人，因為眼睛望著天，望著用西方的法律文化塑造出來的海市蜃樓般的遠景，而忘記腳下的路該怎麼走，集體掉進了歷史和現實的茅坑裡。 --《中國法律文化大討論：利用規則的力量再造中華民族的輝煌--回歸理性、再造人格，探索關係、創造規則》 邱旭瑜 西方的「三權分立」思想好是好，但是客氣點說，不適合中國，不客氣地說壓根就與中國就沒有任何關係，無論是與傳統社會還是現實社會都沒有關係。1、五千年的中國歷史，就是一部製造英雄、製造聖人、製造聖主、製造領袖的歷史，不管在任何時候，無法想像假如沒有聖人，中國的歷史會如何？一個沒有領袖的時代往往就是一個沒有創造的時代。2、五千的中華歷史還告訴我們，領袖只能是由最有力量的人擔任，只有這樣的才無可爭議，才有資格君領天下，否則社會一定會陷於混亂與動蕩。3、五千年的歷史還告訴我們，中國人只服從他們心目中的領袖，哪怕錯了都心甘情願，如果不是他們心目中的領袖，哪怕對的，都不願意服從。4、五千年的歷史還告訴我們，中國人心目中的領袖，一不是選出來的，而是在其成長過程中打敗了所有的對手，脫穎而出成為人們心目中的領袖。中國人領袖人物不需要選舉也無法選舉，因為他早就存在於人們的心中。在中國人看來，只要有競爭對手的人，一定不適合做領袖。所以競選對中國人來說，根本就是不可思議的事，選舉是對人們靈魂、心靈、理想、美好的侮辱與踐踏，無非是要強姦他們獨立自主的意志。所以「三權分立」從來就與中國的歷史沒有關係，也與中國的現實建立不了關係，如果有如果強制推行，充其量也就是一個多餘的盲腸。全體中國人，首先是老百姓根本不會接受，都會排斥它、抗拒它、消滅它，強行推行必定引起全體國民的憤怒。 --《中國法律文化大討論：利用規則的力量再造中華民族的輝煌--回歸理性、再造人格，探索關係、創造規則》 邱旭瑜 隨著歷史步入信息時代，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切都在也都將發生深刻的革命和變化，這不僅僅是中國面臨的問題，也是全世界面臨的問題，每一個國家、民族都必須在新的歷史時期為自己重新作出選擇，對國家、民族、文化、歷史，經濟、政治、政府、民主與法制、司法，人性、人格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必須重新認識與定位，絕對不是立一個廢一個那麼簡單。 現在的世界已經到了不能在打倒與推翻的基礎來創造什麼、建立什麼，而是要在什麼都不破的基礎，認同一切認可一切接受一切的基礎上再創造一切。一切的存在都是合理的，尤其是在思想界與文化領域，根本無須考慮廢除什麼，也不能考慮廢除它，因為任何的如此考慮都將人類帶來災難。人類已經到了只能在已有的、既定的基礎創造一切的時代了，這就需要人類有比我們的祖先更高超的智慧與思想。那種一方為了自身的生存和價值消滅另一方的動物世界級的智慧，已經不再適合人類的新發展了，這也就是美國越來越不受世界歡迎的原因，中國越來越受世界的認同、認可、尊重與歡迎的原因。 --《中國法律文化大討論：利用規則的力量再造中華民族的輝煌--回歸理性、再造人格，探索關係、創造規則》 邱旭瑜 理論上來說，民族的品格當然是來自於大多數人的品格特徵，如果一個民族缺乏誠實、勇敢、堅強和忠貞等品質，那麼這個民族註定會成為其他民族嘲笑的對象，而且這種品質還會流傳給下一代以至於造成整個民族精神的敗壞。哪一個民族如果缺少了品格的支撐，就必定會走向沒落，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 --《有感於民族品格》 袁粼 每一個民族和每一個個人一樣，要維護自己的品格。在一個制度化的政府統治下－－每一個階級都或多或少的行使自己的政治權力－－民族的品格必然依賴於多數人的道德品質。決定個人品格的道德品質也決定著民族的品格。如果一個民族的品格不是心胸寬闊、忠貞、誠實、善良和勇敢，那麼她就會被其他民族所輕視，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無足輕重。她同樣必須具備尊重別人、遵紀守法、自我節制和忠於職守的品格。如果一個民族沒有比追求感官快樂、比金錢欲和物慾更高尚的品性，那麼她就只是一個可憐的生物群落。 和每個人一樣，一個民族也要從她所屬的那個優秀的種族的感情中獲得支持和力量。民族是自身的偉大的繼承者，她必須使自己的榮耀永恆的保持下去。一個民族必須有值得回顧的輝煌的歷史。它會使現在的生活穩定，提升和支持現在的生活。通過對先人的光輝業績、經歷的艱苦卓絕的磨鍊和所取得輝煌成果的回憶，來照亮和升華現在的生活。民族的生活和個人的生活一樣，是一種極為可貴的經驗財富，如果得到巧妙的運用，就會促使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相反，如果濫用或誤用，就會導致空想、迷惑和失敗。和人一樣，民族也會在經受的磨鍊中得到凈化和變得堅強。使民族的品格得到發展的各種各樣的磨鍊，往往是民族發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對自由的追求和對祖國的熱愛或許會深深的影響民族的品格，但是，對民族的品格影響最大的還是她經受的考驗和磨難。 --《民族的品格》 日本學者藤原正彥就說過，國民的文化教養和道德水準也是國家的國防力。他認為，明治維新以後，美英法等西方列強沒有動用武力將日本殖民化，歸因於當時日本人擁有較高的文化教養和道德水準。 --《中國沒有軟實力？地震昭示道德力也是國防力》 汶川大地震發生以來，「多難興邦」幾乎成為國人共同的願望與期待。然而，我們是一個多難的國度不假，卻從來鮮見真正的災後興邦的影子！為何？我們從來都缺乏發自內心懺悔與罪感！一個缺乏反省、缺乏發自內心的罪感文化、恥感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真正從災難中吸取教訓，不可能從災難中提升靈魂，不可能從災難中進行制度革新。我們習慣了歌頌與遺忘，通過塑造和歌頌英雄（我們固然不乏這樣那樣的真英雄）來掩蓋自身的無能與罪責，然後在遺忘中不斷地重蹈覆轍。悲劇很快會被遺忘，一些人卻在英雄的加冕中加官晉爵。 今天，在蒼涼的地震和心靈廢墟上，我們終於聽到了靈魂深處的一聲吶喊。它是我心靈深處的地震。然而，這樣的聲音太個體，太微弱。我們需要的，是一場全社會的集體反思與懺悔；同時，更需要的，是作為國家和民族心靈最高形式--制度的反思和改進。然而你會發現，一切依然如故，「體制」依然麻木。 --《沒有懺悔和罪感的民族不可能劫後重生》 童大煥 官場潛規則，說到底，就是民主政治的攔路虎、絆腳石。 腐敗一直令草民萬痛恨，而腐敗不過是官場潛規則的表象。通過潛規則上路，儘管不排除有也有好官，但總的來說，出的是庸官、貪官和姦官。道理很簡單。為求官花了錢，必定要從公民身上刮回去。做賺錢的買賣，沒有幾個人願意干。潛規則盛行，國家的法律就不可能得到尊重。法度廢弛和一些官員帶頭違法亂紀互為因果。官不正，民不順。 打破官場潛規則，無非是靠三點。一是明明白白，公開化，把幹部選拔的事放到陽光下進行，杜絕暗箱操作。一是公平、公正，這不在於條條框框上下文字功夫，而是要有很好的執行程序。一是要有監督。沒有監督，犯規者就一定屢屢出現。一個人犯規無事，那會有更多的人犯規。 --《省委書記承認官場存在潛規則之後》 航億葦 任何好的做法，進步的做法，都值得肯定。 但是，一些真正好的理念、措施和方法，與潛規則針鋒相對，格格不入。這其實是你死我活，不見硝煙的戰爭。在既得利益者看來，你打破官場潛規則，就是打碎他的飯碗，他豈能不拚命反制？這也是中國民主政治之路步履艱難的原因。 中國還有一個很大的難處，那就是歷史的包袱。20世紀中的幾十年間，我們把斯大林那種錯誤的專制當作社會主義最基本的東西。每每到了社會變革的時候，就有人攔路高喊：還要不要社會主義了？其實，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是堅持公開、公平、公正，與時俱進，不斷變革，吸收人類文明的最高智慧成果，摒棄那些落後的桎梏。惟如此，方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是，那些保守的教條主義者，卻總是把落後的東西當成神聖的經典，跪拜在舊思想的樊籬中，自己不肯向前走，也要把別人的手腳捆住。 潛規則的維護者正好利用了教條主義者的那種痴迷，為他們個人利益損害國家利益爭取更大的空間。社會主義由人民當家作主，被他們篡改為由他們凌駕於人民之上，以「為人民服務」的名義，由人民為他人自己、家人及小集團服務。 --《省委書記承認官場存在潛規則之後》 航億葦 法律是積木堆起來的。一些人違法不被懲罰，那麼就有更多的人違法。你挖國家的牆角他挖國家的牆角，縱然是銅牆鐵壁打造的大廈也有傾倒之日。 --《奧巴馬對中國的提醒》 航億葦 人類社會，善與惡永遠並存。沒有哪個社會可以做到真正高尚純潔。只不過有的國度，什麼都可以曝光，有的被虛假宣傳掩蓋住而已。被曝光過度，有些人會很不舒服，但公正和正義會變得更加強大。 --《奧巴馬對中國的提醒》 航億葦 一個國家的歷史越悠久，應當積累更多的集體智慧。如果我們做得不好，那就應當堅決地反思，堅決地加以變革。其實，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就曾有過盛唐夢。李世民為什麼能夠偉大？因為他雖然是皇帝，懂得尊重法律。魏徵有時讓他氣得吐血，恨不得殺死魏徵。但那沒有那樣做。他給大唐留下一套有一定法律保證的政治制度。只可惜那仍是專制體系下的政治制度，沒有長期延續的能力。這是中國的歷史遺憾，但又說明只要我們有心去做，中國的政治制度，完全可以被梳理得比較順暢。 --《奧巴馬對中國的提醒》 航億葦 創造力也是一種思維能力，它並不是漫無邊際、天馬行空式的創意，而是能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創造新事物、幫助人適應環境的能力。但相對來說，並不是比較聰明的人，就一定有較高的創造力。事實上，歷史上有很多有成就的人，本身智商不一定很高，書也不一定讀得呱呱叫，但因為他們點子多。心思巧，遇到問題決不放棄，所以成就反而比一般人高出許多。 知識與思維有密切的聯繫，但決不是同一個東西。有些孩子非常善於思考，很有創造力，但在校的考試成績可能很一般；有些孩子的考試成績非常好，但不善於獨立思考，沒有創造力，所謂「高分低能」就是指這類學生。因此，孩子讀書。學習，有著雙重的目的：一是掌握知識，一是發展思維技能。大多數父母和教師往往注意前者而忽略後者。但教授一門知識課的更為重要的意義恰恰是為了使孩子的思維技能得到發展。「教育就是叫人去思維」，這句話很有道理。 --《教育就是叫人去思維》 我們必須懂得和認清，一個民族國家的文明進步不是來自於任何外在因素的影響、幫助和支持，建設和發展的動力永遠首先來自民族自身偉大的精神素質和高尚心靈，尤其是政治家們的偉大品格、公平作為和無私奉獻精神。 --《培養和造就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品格》 徐國進 21世紀初，中華民族仍然需要從文化方面入手，培養和造就偉大的民族精神。這需要誕生和出現先進的政黨組織。人類文明的價值原則和理念的傳播、接受、確立是需要條件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文明胚胎的發育十分脆弱，在中國尤其如此。政治權力必須以保護文明的發展為己任，而不是以保護自己的權力為目的而扼殺文明的生長。 中華民族必須首先成為一個依靠科學精神進行勞動創造的民族。21世紀中國才有希望。不平等固然是人類社會生活中的一種不可消除的現象。只有那些完全根源於個人能力不同而形成的社會差別才可以被認為是合理的，而任何由於制度的缺陷、政策性因素造成的社會成員間的不平等，都必須被認為是不合理的並且必須加以根除的。 不具備偉大精神品格的民族肯定是沒有發展動力和能力的民族。中華民族在強權的控制下生存的太久。 在21世紀初，中華民族的精神現代化問題必須提到社會建設和文明進步的日程上來。或者是，對於中國，中華民族的精神現代化的建設才剛剛開始。……在中國1980年代以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結束後，中華民族必須再一次從精神上重新尋找自身社會的發展動力、方法和道路。這一次同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開闢的20世紀完全不同，21世紀中華民族的精神世界必須轉向真正的文明。這些文明的精神素質如下：1、勞動至上、發明創造至上的觀念，以科學、知識、技術為先導的誠實勞動成為人們的首要選擇，由此出發形成中華民族的創業精神；2、在愛護自然界和生存環境為前提條件下，一切社會活動以同自然界的和諧為目的；3、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遵守相互關懷、尊重、包容、愛戴等道德理念；4、政治體系建設以給予人民自由、民主、公平為目標；5、文化發展以共生共容的多樣化為基本原則。 對於中國，沒有社會政治的真正開放和進步，就沒有辦法真正培養起整個民族的偉大的精神品格。因此，在21世紀初，一切覺悟了的人民群眾都應該盡自己的努力去呼籲和推動中國政治制度的改造。 中華民族偉大精神素質形成的起點必須從破除強權、明辨真理的公平制度建設開始。 --《培養和造就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品格》 徐國進 梁啟超在1922年的《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把五十年來中國人的學問進步分為三期。第一期，先從器物上感覺不足，曾國藩、李鴻章一班人是其代表。第二期，是從制度上感覺不足。從甲午戰役起到民國六七年間止，這20年間，都是覺得我們政治、法律等等遠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組織形式一件件搬進來，以為但能夠這樣，萬事都有辦法了。那急先鋒就是康有為、梁啟超一班人。第三期，便是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返，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理運用新制，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所以最近兩三年間，算是划出一個新時期來了。那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胡適等新近回國的留學生。 --《魯迅的國民性思想》 要成就大師，一定要有選擇那些有學術天賦的可造就之材來鍛造。 --《陳省身眼中的中國數學與中國教育》 許錫良 要成就大師，一定要有濃厚的學術環境。 --《陳省身眼中的中國數學與中國教育》 許錫良 天才往往不是全才，而可能是一個偏才、怪才。全才往往是做不成天才的。但是，目前，我們的教育選拔方式就是要樣樣齊全，越是薄弱而頭疼的科目越是要你去認真學。這樣的教育體制其實是在做一種扼殺人才的工作。 --《陳省身眼中的中國數學與中國教育》 許錫良 大師級學術人才的成長，一個良好的學術環境是必不可少的。沒有大師，便沒有大學，無論樓建得多高多漂亮，都是毫無意義的。 --《陳省身眼中的中國數學與中國教育》 許錫良 學術思想的研究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不可能是短時間裡就有立竿見影效果的工作，必須長期專心致至，而且即使一生專心研究仍然不夠，還需要有世代的學術遞隊。以老帶新，承上啟下，不時有新鮮血液，讓新人帶著新的思想火花進入學術研究的園地。學術是一個需要專門訓練的工作。學術人才必定是要有專家引領，精心培養才會有的。作為學術前輩，及時發現具有天賦的人才，然後大力培養，提攜新人，是很有必要的。 --《陳省身眼中的中國數學與中國教育》 許錫良 近現代的學術研究在中國的根基十分薄弱，因此中國的學術思想一定要時刻與國外最先進的國家保持聯繫，形成學術交流的制度與傳統。只有不斷持久地保持聯繫與學術交流的傳統與制度，才能夠慢慢與世界第一流的學術研究接軌，不但在直接的學術研究成果上與他們接軌，而且在學術研究的方法與學術研究的風氣、制度及大學的研究精神方面也向人家看齊。萬不可為了中國的面子，故意另搞一套，甚至企圖以國學來掩蓋這種學術研究的薄弱。這是要不得的。一定要在學術思想研究領域養成並保持向世界一流的國家的一流的大學開放的傳統。封閉起來搞學術研究是不可能會有什麼好結果的。無論一個國家，還是一間學校，甚至一個學科，只有不斷接受新的思想信息，不斷地追尋學術問題發展的前沿，才會保持自己的先進水平與研究的生命活力。學術的生命在於討論，在於不斷地接受挑戰，無論這個挑戰來自哪裡，只要是學術標準上的，就應該謙虛接納，認真對待，不論對方的身份資歷來頭如何。 --《陳省身眼中的中國數學與中國教育》 許錫良 政府不要對學術研究的問題干預過多。學術問題有學術問題的規律。學術研究的問題不是政府官員能夠了解的。即使是由專家入仕途，也因為長期不在學術研究的圈子裡，不可能有心思持久地追蹤學術研究的新進展，因此動輒對學術研究問題指手劃腳是不行的。 --《陳省身眼中的中國數學與中國教育》 許錫良 學術研究，科學發現的工作是有自己獨立的價值與獨立的空間一項事業，是要有一點超乎尋常功利心的態度的人才能夠潛心做好的。政府不是萬能的，尤其是在學術研究領域，干預越多，損害越大。一個國家的教育與學術研究絕對不能夠太功利，太實用化，太急功近利化。學術傳統與大學精神的形成是一個需要百年甚至千年輪迴涵養的工作，是需要數代人持久專心、不斷努力才能夠見成效的工作。要清醒地意識到我們在學術研究上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著的巨大差距。陳省身先生告誡說：「中國還沒有自己訓練成的第一流科學家。」「科學在中國沒有生根。」中國不要說訓練成世界第一流的科學家，就是訓練成二、三流的科學也是了了無幾的。 --《陳省身眼中的中國數學與中國教育》 許錫良 今年是2008年，1906年的時候，清政府面臨著亡國滅種的情況，進行了官制改革。在那種官制改革的帽子下，設立了相當於我們現在的法院的大理院。離現在已經是100多年了。他們設立的大理院，就是按照民眾的職業化模式來構建的。這個大理院的構建模式，很多理念比現代還要先進。比如說大理院的法官們是職業化的。據考證，大部分大理院的官員們都是法科畢業的，很多都是留洋畢業的。這從理念上來說是職業化的。 從另一個理念來說，它是中央化的。所謂的中央化是什麼呢？大理院的官員，包括各地的審判廳的廳長，全是中央任命不屬於地方。也就是說地方各審判廳、各檢察廳的官員們，他們的許可權都是在中央不在地方。可以發現，100年前改革的理念都是比較先進的。 在宣統元年，它的管理是法部進行管理。司法行政歸行政部門管，叫做「法部」。不像我們現在是歸法院自己來管。所以法部的用人是審判監察各個廳都是屬本部直查所也，一般官員的任命皆歸本部，與各行政官員向區別，各省一律照搬。也就是說不論是法官們、檢查官的任免都是法部在任免的。這個很簡單就是司法獨立。 除了這樣的話，也有司法考試和考試製度。通過這樣的考試製度和人事控制，國家把法律人成功的送到了審判席上。也就是說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法官的職業化。 --《百年司法建設的經驗總結》 何兵 很多的中國官員似乎相信，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越是用一個統一的聲音說話，用一個一致的觀點發聲，用一個整合的理念宣講，就越是能夠增強這個國家的軟實力影響。這個國家若是內部觀點五花八門、七嘴八舌，它的對外軟實力影響就大打了折扣。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一個國家軟實力的生命力究竟來自哪裡？這個國家的公司、財團、政府當然可以推波助瀾，但它的最終生命之源，是來自這個國家的廣大公民，來自民間社會的多元化--在文化、教育、藝術、宗教、發明、發現、商業、法律、社會公益、國際聯誼--等等領域的活動，在這種多元大環境下迸發出來的廣泛持續的創造力。 而且，一個國家的各方各面在國際舞台上發出的聲音越是多元，其它國家的公眾就越是信賴這個國家發出的聲音的真實性，就越是易於接受這個國家推出的理念中他們認可的部分，就越是能夠理解這個國家頌揚和追求的某些基本目標。 為什麼？道理很簡單：因為你們是多元的聲音，國際社會對你這個國家所發出的聲音就有一種信賴--你們不是被強迫被操縱的。任何一個社會，不管人口多少，是幾百萬、幾千萬，更不要說是幾億、十幾億，其最自然的狀況一定會是有多種觀點、多種理念、多種聲音的。如果一個社會，不管它的人口多少，只有唯一的一種聲音發出來，那一定是被操縱的聲音，是不被他人信賴的聲音。 因此，我們可以斷言，如果一個國家在全球最關注的那些問題上，多年以來「全國上下」只有一種觀點、一種聲音，那麼，這個觀點和聲音一定很難讓世界上絕大部分人尊重和接受。換句話說，它所企圖展示的「軟實力」，只是一個在向全世界推銷的負資產。這和市場的運作是一樣的道理：如果一個市場相當的規範、成熟、公平，那裡的產品一定是競相報價的；如果你這個市場上同樣商品的所有價格都是一樣的，那你這個市場肯定是被操縱的市場，消費者對你的信心就會大打折扣。 --《中國增加「軟實力」的不二法門》 丁學良 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軟實力強弱，不僅在於你說什麼和怎樣說，更在於你所說的和所做的之間距離有多大。 在一定程度上，你怎麼說、怎麼表達，是會影響到你的軟實力之投射效果的。一個國家那些更會說、更會寫、更會表達的官方人士和媒介，當然有助於拉升他們試圖傳遞的信息的接受度。然而，國際社會判斷一個國家的軟實力，或者說國際社會能否接受你的政治目標、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最關鍵的並不在於你說什麼和怎麼說，而在於你的言辭後面，有多少相應的行為與事實來支持。 美國總統林肯的經典名言被很多人重複：「你可以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騙一個人，你也可以在一件事情上欺騙所有的人，但是你不可能在所有的事情上欺騙所有的人」。在國際社會裡控制信息的流通是件太難完成的任務，尤其是試圖長期的、全面的、有效的控制信息的流通。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軟實力影響能達到什麼程度，最根本的不在於這個國家的官方發言人、各種媒體、文化機構、藝術表演機構怎麼說、怎麼寫、怎麼表演，根本的是，這個國家能否對它聲稱的東西提供實在的、經驗的、事實的支持。說到底，「軟實力」指的是當今充滿競爭的世界上，一個國家--它的政府、社會、民眾--的所作所為，是否對其他國家的人們產生正面的、富有感召力的影響，令別人真誠地信服你，乃至採納和學習你的行為方式、價值觀念、規章制度。 --《中國增加「軟實力」的不二法門》 丁學良 關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人們往往說這是一種「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發展模式。我認為，從嚴格的學術的角度講，這並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發展模式，而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發展模式，即政治考慮大於經濟考慮。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如果是純粹經濟學的思路，許多事情就不會如現實這般處理。當然，這個政治經濟學的取向和目標是有其合理方面的--鄧小平等改革開放早期的一代領導人，他們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中國的動亂年代，既有外敵入侵造成的，也有中國內戰造成的，還有1949年以後中國自身的激進政治造成的--在動亂時代成長的這一代中國領導人，覺得中國一天到晚在折騰，沒有好好坐下來搞經濟，因此中國經濟的總體水平那樣差，經濟發展那樣的波動。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他們選擇把發展作為首要任務是很合理的，因為那時候你首先要吃飯嘛！你不發展實在講不下去。但是，如果我們的政治體制不是那樣的一種自上而下、不是那樣的強勢的話，那麼，把經濟發展看作是一切目標的重中之重並且始終不能動搖的這樣一種政治取向，就不會一直延續這麼久。也即當這個發展模式延續了十年十五年以後，人們可能就會開始爭論：在過去的十年十五年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有很大的合理性，但是同時積累了很多問題，我們不能老這樣，我們要反思一下，我們是不是要糾偏，有些目標是不是要調整一下，從而增加一些新的政治目標？這樣做是很正常的，但是在中國這樣的政治體制下，這樣的聲音進不了主流，至少是不能及時地為主流所吸納。相反，如果我們有一個制度化的途徑，就可能做到在起步不久的時候就能進行反思，從而比較快地進行調整--能夠更快地對出現的問題進行補救，把那些合適的問題提到更重要的位置--使得我們的發展會更全面一點、更綜合一點。 很遺憾，我們還不是這樣的制度化體制。而在非制度化下，達成共識很難，糾偏很難，及時糾偏更難。正是在這樣的思考層面，我把這些年中國的發展模式稱為是一種政治經濟學的模式，而不是純粹的經濟發展模式。 --《為什麼中國的進步只能走全球化道路？》 丁學良 對發展模式的反思，要有一些基本制度化的條件。一點兒毛病都沒有的制度，世界上從來沒有過，以後也不會有。一個制度好不好，或者比較不同的體制或者制度哪一種更優越，最根本的看什麼？就是看這種機制、這種體制、這種架構，能不能用較小的成本、較快的速度把自己改革得更好。如果沒有制度化，如果沒有好的制度，會怎樣？也許也能讓社會變得更好些，但這會花費更長的時間、付出更大的代價，甚至導致很多人為一個空頭支票而掉腦袋。 設想，如果中國過去30年來不是像我前面所提的那種自上而下的強制型體制，也許我們對發展模式的反思在更早的時候就能開始了，由於那時的問題相對後來要小，因此政策調整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就大。這樣做--調整而非轉向--總的方向不會變，中國還是要發展經濟，但是這種發展就可能找到更好的方法，支付更小的代價，讓更多的人得到好處，讓人和社會、人和自然之間的關係更加和諧、更加可持續。 再強調一下：在10年前、甚至15年以前，如果有更好更寬鬆的環境，比如在中國社會裡有100個人在講反思--20個在北京，15個在上海，其他的人在其他的大中城市裡面--就極有可能慢慢地形成很多的共識，並將這種共識轉化為有效的行動。反思使人明鑒：一個好的制度，就是說它能夠以較小的成本、較快的速度來修改自己不好的地方，從而變得更好。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人在越來越多的領域、越來越大的範圍開始對我們這30年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這雖然有些遲到，但總比再推遲10年20年好。我希望無論知識分子也好，政府的高中層官員也好，或者中國的工商界也好，更不要說中國的傳媒界，意識要清楚些，觀念要更開放一點，而不要把我們這回對以往發展模式的反思又變成像以前一樣：折騰了三個月，然後就冷淡了下來，好像問題沒有了似的，結果卻是輪迴--再過四五十年後又反過頭來爭論相同的問題。為什麼有這樣的擔憂？你看看中國過去，從1949年以後有很多爭論，但幾乎都是沒爭了一半時間就不讓爭論了，而不讓爭論下去也就不能深入下去，也就不能達成共識，也就沒有有效的調整，也就不能把調整行動變成一個穩固的體系。一句話，機會一旦喪失，可能就時不再來，至少代價會更大。 制度化為什麼重要，制度化的意義在哪裡？對於發展中的問題，要說整個社會現在並不是沒有人腦子清楚，只不過現在這些清楚的聲音太單薄、太零散，沒有制度化。而若能做到制度化，就能夠讓少部分人的先進的觀念、先進的認識不會很快喪失掉，並且能夠比較快地變成更多人的共識、變成更多人的行動，然後保留下來。 --《為什麼中國的進步只能走全球化道路？》 丁學良 中國進入全球化絕不是愚蠢，中國的愚蠢是制度化的愚蠢。不是說中國所有人都是蠢蛋，而是由於沒有一種好的制度化的機制來使得那些更好的觀念、更好的文化或者語言表達成為日常通行的現實。沒有全球化，中國類似的制度化的愚蠢很難改正。 --《為什麼中國的進步只能走全球化道路？》 丁學良 現在國內學術界爭論的問題是要傳統好還是要現代化好，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不成熟的問題，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問題，因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比較大的國家或者社會，在現代化的過程之中能夠做到把傳統全部取消，做不到的；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個稍微大一點的國家，如果他在這個世界上要生存、要發展，他能夠固守自己的傳統而不改革，沒有這樣的事情。所以，傳統好還是現代化好這是一個偽問題、假問題，這是個糊塗觀念上提出的糊塗問題。 到現在為止，不管發展速度快還是慢的國家還是民主社會，都是在一個持續不斷變動的傳統中來尋找改革，或者在改革的過程中傳統本身經歷變化。「傳統還是現代」，這樣的非此即彼的簡單化選擇，在實際社會生活里是不存在的，它只存在於一些人的偏狹的意識形態里。 --《為什麼中國的進步只能走全球化道路？》 丁學良 從鴉片戰爭前夕到1950年，中國佔全世界GDP的比例從1／3跌至4％，而美國卻從2％升至27％，歐洲四大國從17％升至19％。短短130年時間，中國雖沒有做錯什麼事，但卻喪失了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會。在兩千多年前的公元1年，中國人均年收入如按1990年物價指標推算，就已達到450美元，而到1950年卻僅為435美元。因而當今所說的中國「崛起」，其實應稱作「再崛起」更為準確。 --丁學良 即使不能馬上進行難度最高的政治改革，但由於行政改革與政治改革是有關聯的，不妨先多深化行政改革，如提高行政效率及透明度、降低行政成本、改善政府和民眾關係等，這樣就可逐漸往更好的方向去改革了。 --丁學良 自滿使人變得消極，自滿的人會逐漸遠離沸騰的生活，因為他伴著以往的榮譽昏睡，哪怕是再微不足道的榮譽。生活如同在激流中搏擊，你可以得到片刻間歇，稍事休息，喚起你的精力和果敢去迎接新的挑戰，而自滿是一個信號，它警告你：漫長的「休假」會使你陷於枯燥、乏味的生活。沒有自己的默許作為沃土，自滿是不可能在心中蔓延的。切記：自滿是上帝賜予平庸小人的禮物。 --佚名 把我們頂尖的20個人才挖走，那麼我告訴你，微軟會變成一家無足輕重的公司。 --比爾·蓋茨 20世紀是生產率的世紀，21世紀是質量的世紀，質量是和平佔領市場最有效的武器。 --約瑟夫·朱蘭 用人不在於如何減少人的短處，而在於如何發揮人的長處。 --彼得·杜拉克 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善於用人之長。 --彼得·杜拉克 大成功靠團隊，小成功靠個人。 --比爾·蓋茨 不創新，就滅亡。 --亨利·福特 可持續競爭的惟一優勢來自於超過競爭對手的創新能力。 --詹姆斯·莫爾斯 戰爭藝術，像任何其它人類藝術一樣，一直有一部分是在於欺騙的。 ――威廉？葛德文 生就的動搖性，容易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當初最熱誠擁護這次遠征的人，現在卻變成最激烈的反對者了。 --儒勒·凡爾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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