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給新詩開藥方

新詩快一百歲了。

1918年元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一期，公開地、破天荒地發表了三位青年作者的九首新詩，定格為中國詩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新詩從此誕生了。

這九首作品的三位年輕的作者，一個叫胡適，一個叫沈尹默，一個叫劉半農。他們後來都成了名滿天下的學人。

1918年距今96年了。96年過去，新詩已經成了一位髦耄老人。然而，令人遺憾的是，在這將近百年的漫長歲月里，它一直處於一個尷尬的地位，令人喟嘆不已，遭到了人們許多詬病。早在l934年，魯迅先生就對它表示了相當的失望。他在寫給楊霽雲的一封信中說：「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代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而作為偉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傑出詩人的毛澤東，對新詩也頗有微詞。他這樣說：「想要讓我讀白話詩，除非給我一百大洋。」在這裡，他所說的「白話詩」，指的也就是新詩。

毛澤東終其一生，從未寫過一首新詩，卻留下了這麼一句令人彌久不忘的對於新詩的幽默而痛切的評語。

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什麼呢？1957年1月14日，在與詩人臧克家和袁水柏談話時，他指出：「新詩的發展，要順應時代的要求，一方面要繼承傳統詩歌的傳統，包括古典詩歌和五四以來的革命詩歌的傳統，另一方面要重視民歌。詩歌的形式，應該是比較精鍊，句子大致整齊，押大致相同的韻，也就是說具有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1958年3月22日，他在《中國詩的出路》的講話中說：「我看中國詩歌的出路恐怕是兩條：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這兩方面都提倡學習，結果產生一個新詩。現在的新詩不成形，不引人注意，誰去讀那個新詩。將來我看是古典同民歌這兩個東西結婚，產生第三個東西」。「在民歌和古典詩歌的基礎上發展新詩」。1965年7月21日，又在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中強調指出：「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取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

在以上數百字的對發展新詩的意見中，「民歌」二字竟出現了六次，它成了毛澤東論新詩發展的主題詞與關鍵詞。尤其是他的這句「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取營養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的預言，今天更值得我們認真學習與思考。毛主席關於發展新詩的上述意見，無異於是醫治新詩沉痾的一個對症施治的上好「藥方」。

對於毛主席開出的這個「藥方」，我的粗淺理解是，向古典詩歌學習，是要解決「根」與「源」，解決傳統繼承的問題，即是醫治「數典忘祖」與「橫向移植」等疾患的問題；向民歌學習，則是要解決感情、語言、韻味與形式的問題，即是醫治脫離群眾、八股文風等的疾患的問題，解決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早就提出的「新鮮活潑的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問題。

這裡我想特彆強調的，倒是我們專業的或業餘的詩歌作者們常常忽略的一個問題，即有關向民歌學習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自己就有過小小的教訓。從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到現在，我學習詩歌創作已經50多年了。回顧與思考這個不算太短的創作過程，我體會到：凡是堅持了深入生活，堅持了認真向民歌學習，寫出的作品就稍好些，讀者的反應也就好些。反之，創作上就會有澀滯彷徨、畏葸不前的狀況乃至出現危機，就必然會受到讀者的疏離與批評。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我被分配到安康山區工作。那兒是著名民歌《我來了》的故鄉，堪稱詩海歌山。我在擔任報社記者的工作中，大量地接觸並收集整理了許多令我耳目一新的流傳於人民群眾中的民歌作品，從形式上看，有山歌號子、有花鼓詞、孝歌，有茶歌、船歌、薅草歌、背佬歌等等，它們對我產生了十分重大的影響。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陸續在當地報紙及《陝西日報》《人民日報》《延河》等報刊發表了許多新詩，如《放筏人》《綠色的寄語》《漁家阿妹》《雞心嶺放歌》《漢江龍舟歌》《送糧車隊過來了》等等，曾受到過讀者的一些稱讚。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於向民歌學習，民間藝術乳汁哺育的結果。後來，遠離了群眾的生活，一度淡忘了向民歌的學習，卻又一心想追求在創作上的突破，寫了一些浮泛的山水詩、詠物詩、哲理詩，手法追求朦朧，語言則遠離口語，形式歐化，思想貧乏，詩句佶屈聱牙，走入了歧路。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開始，我通過下鄉採風、廠礦調查或掛職鍛煉等形式，開始了向民歌的重新學習。曾在陝南、陝北、關中地區以及河南農村、浙江漁區等地，親自收集整理了數百首產生於新時期的新民歌。在學習的同時，結合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創作了像《歌唱的田野》《花中人家》《放飛鴿群》《毛烏素風情》《十月的焰火》等一批具有著新的韻律、新的情調的新作。注重節奏韻律和語言的通俗明快，朗誦可為詩，譜曲即為詞，先後被搬上了熒屏或舞台。這對我既是一種激勵，也是一種回報。因為，我踐行了毛主席「向民歌學習」的意見，收穫了一點小小的果實，真正驗證了毛主席所開「藥方」的療效。這個實踐與認知，成為了我創作生涯中的一筆重要財富。

民歌，是民意的詩化，是民情的最真切的歌音。民歌的形式，雖然從古到今，隨著時代與語言的變化而變化，但從根本上說，豐富多彩的民歌，卻是中國廣大老百姓自己創造出來的最適合抒發自己情愫襟懷的一種韻體藝術形式。正因為此，它最能表現「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最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過去，我們說起民歌，就會想到產生與流傳於鄉村的或唱或誦的那些沒有署名的謠歌作品。進入新時期以來，城市歌謠、校園歌曲、打工者小調、賣唱號子、廣告詞語等等，也都以群眾創作的形式大量地湧現了出來。這就是新時代的新民歌，值得我們詩歌創作者下一番收集、整理、研究和學習的功夫。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之初，我去看望《黃河大合唱》的歌詞作者光未然同志。在談到新詩向民歌學習的話題時，他說：「詩人應當拿著自己的作品，到群眾中去朗誦。是好是壞，一下子就明白了。」他的話令我至今不忘。最近，著名詩論家、北大教授謝冕先生，在回答記者關於在中國當下的青少年啟蒙教育中，為何「多用古詩而不用新詩」的問題時，他說：「因為新詩缺乏音樂性，缺乏節奏感，不容易背誦」。他說得很好。他的話指出了新詩的嚴重缺欠，與毛主席所說的「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民歌，第二條古典」的意見息息相通，很值我們認真思考。

眾所周知，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詩的國度。繼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元曲及明清民歌之後，新詩的誕生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喜事。但它近百年來的尷尬、寂寞，卻讓我們深感糾結。重溫與踐行毛主席在半個多世紀前對於發展新詩的意見，把它當做一副珍貴藥方，醫治脫離群眾、孤高自賞的詩歌頑疾，用我們的創造性勞動，開創出一個真正繁榮的中國詩歌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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