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文學？什麼又是文論？——理論對常識的回歸

來自專欄玖爺的哲學筆記

理論的批判通常以這樣一個形式開始它的旅程：一般的常識認為XX，（在一個富有批判思維的人看來）這種常識卻是一個謬誤，而實際上事實卻應該是與之相反的XX……

這種說辭無非是一個建構性的話術，它將使用它和接受它的人「傳喚」為一個具有「批判性思維」的主體，從而將其收編到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中。而這種「批判性思維」通常被我們可笑地稱之為「人文精神」，圍繞這個思維模式還培訓（或者，規訓）出了一種信仰式的崇拜，似乎這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先天的特質。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地對其進行解釋，比如該說辭背後立足於一個先驗的二元對立，也即知識界和知識界以外缺乏知識的普羅大眾。在我們使用這個論斷，並篤定地聲稱「常識」和「謬誤」是如此自然地關聯在一起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在通過貶斥一個想像中的對立之物，而確證自身作為高人一等的「知識分子」的身份。由此，接受了這種話語模式的人，將會非常妥當地被我們現代社會那種關於知識的意識形態所收編，由此被召喚進社會結構中一塊專屬於「知識分子」以供他們唱唱反調的「意識形態飛地」中（傑姆遜用飛地這個詞概括這樣一個現象，後現代時期的高雅藝術也承擔同大眾文化一樣的意識形態功能）。

不過抽象的分析就到此為止吧，我們將關注一個實際的例子，以此為文本來進行我們對這種話語機制的剖析。我最近正在集中閱讀文學理論，還買了本喬納森·卡勒的《文學理論入門》作為零嘴，這本書中論述的主要思路正好就是我們文章開頭所說的那個模式，所以，讓我們進入對本書的分析吧。

|關於文學的常識及其謬誤

在《文學理論入門》的第一章，理論是什麼中，卡勒就主要以文學理論的效果來固定其意涵。他聲稱「理論的主要效果就是批評『常識』，就是對於意義、寫作、文學、經驗的常識」，「理論通常是常識性觀點的好鬥的批評家，總是力圖於證明那些我們認為理應如此的『常識』只是一種歷史的建構」，「它對文學研究中最基本的前提或者假設提出質疑，對於任何沒有結論卻可能一直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提出質疑」。

從這些論述中，我們可以暫時概括出卡勒的意圖：理論就是要證明「常識的謬誤」的一種闡釋活動。這意味著先驗地給定一個絕對的二元對立，常識總是錯的，理論將會證明常識是錯的，然後……抱歉，在卡勒看來理論沒辦法給出一個對的東西，因為它眼中的理論被視為永無休止的質疑和批判，因此是無法被確定地把握——我們將會在本節證明這種說辭的虛偽本性。

卡勒對常識的具體批判開始於第二章，在這一章中，卡勒力圖證明「文學是什麼」這個問題是無意義的。他首先駁斥了那些對該問題的嘗試性解答，然後將文學定位為一個單純的功能主義概念來徹底抽空該問題。

對於「文學是什麼」的解答，歷史上已經有很多了。論其起源的話，要追溯到文學研究剛剛覺醒自我意識的20世紀初，一個名為俄國形式主義的理論派別提出並嘗試回答該問題。要回答該問題，我們需要對該問題的前提進行了解，也就是「文學是存在的，而且是作為一個有共同特徵的文本群存在的」，這就是形式主義者提出「文學性」這個概念所意指的命題。

我們看到這是一種典型的三號位文論（關於幾號位會放在最後解釋），認為文學是一個由同質文本個體組成的整體，要想確定文學的相對於文化其他部分的獨立性，就要找到其不同於其他文本的普遍本質，也即一個抽象的普遍者。

這種思路被中國文論界稱之為「本質主義」，俄國形式主義對此有幾種回答：①文學和文化都是語言文本，但是文學具有能夠從中脫穎而出的特殊性，也即「和正常語言不一樣」，這就是什克洛夫斯基的所謂「陌生化」，我們會發現這個概念除了特殊性之外什麼都沒說出來；②文學性就是可重複性的語言模式，這是托馬舍夫斯基的說法，我們依然發現這個概念除了「文學是一個整體」以外，也是什麼都沒說出來。

除了俄國形式主義之外，之後其他理論派別也有一些有名的回答：①文學是一個具有內部整體性的結構（形式主義和新批評）；②文學是虛構（新批評）；③文學就是一種審美對象（美學餘孽那種老掉牙的說辭，但是藝術又不是只有文學）。這些說法依然很丟人，經不起琢磨。大部分這個問題的回答都沒法提出一種抽象而普遍，並且絕對找不出反例的的文學性，因此卡勒懷疑這個問題是否真的有意義。那麼，還是說這個問題是否本身就是錯的呢？

選邊站總是輕鬆的，選完邊之後污名化另一邊也是很輕鬆的。我們知道，該問題在中國表現為本世紀初那場「本質主義」和「關係主義」之爭，而因為典型的本質主義實在是過於丟人（看上面卡勒總結的那些文學性就知道），所以關係主義很快佔據了上風。所謂關係主義，就是卡勒在文中所做的那個問題轉換，把「什麼是文學」的問題，轉換為「是什麼讓我們將其界定為文學」這個問題。這種轉換意味著將「文學」這個詞做一個功能主義的理解。

什麼是「功能主義」？這個詞來源於維特根斯坦，他提出了「盒子里的甲蟲」這個思想實驗。他假定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裝著某種東西的盒子, 每個人都只能看到自己的盒子里裝的東西, 誰也看不到別人的盒子里裝著什麼。你的盒子里有一個甲蟲,你的朋友們說他們的盒子里也有甲蟲。但是當別人說「我的盒子里有一個甲蟲」時, 你怎麼知道被他稱為「甲蟲」的那個東西跟你盒子里的東西是一樣的呢? 換句話說,你怎麼知道他的盒子里有你所有的那個東西呢？也就是說，「甲蟲」僅僅只是我們方便指稱盒子的一個概念，沒有確定的實指支持。

卡勒認為「文學」就是和「甲蟲」一樣的功能性概念，僅僅是我們為了某個目的共用同一個詞而已，就像我們會把花園裡所有需要清除的草稱為「雜草」一樣。這種解釋背後就是對普遍文學性的否定，認為文學沒有確定的普遍性。

不過「是什麼讓我們界定某物為文學」的問題還有一個隱含的傾向性，那就是外部研究的傾向性，這就要關注本書的學界背景了。「外部研究」和「內部研究」是新批評在耶魯的成熟時期確定下來的概念，由韋勒克提出，雖然沒有詳細的定義，但因為其便於理解而被普遍使用。外部研究就是利用外部的思想背景去解釋文學作品，通常是一種僵化的因果分析，而新批評推崇的內部研究則立志于堅持文學的獨立性，強調對作品進行細讀。

那時的美國文學批評界長期由新批評規定的「內部研究」所統治，對「外部研究」重視不夠。所以卡勒對文學研究根本問題進行轉換的行為，其實是為了論證外部研究。我們看到，卡勒批判的所謂常識，基本就是指內部研究的種種理論預設，而他所說的理論，也不是他自己描述的那種因為永無休止的質疑而無限膨脹無法把握的東西，而就是20世紀末興起的所謂「文化政治學」。

他對於常識的批判在這種視角下無非就是一種學界思想競爭所用的話術，將過去佔據統治地位的學派貶低為「常識」，然後暗搓搓地宣揚自己的立場，表面上還要聲稱自己是純粹自由和絕對批判的，這也就是解構批評內在的虛偽性

|結構主義的存在論變革

上一節我們簡單討論了卡勒在第二章採用的話術，這一節我們要概括他到底支持什麼，並且為他的實際立場尋找更為深遠的觀念背景。

在第二章的後半部分，卡勒介紹了自己所持立場的通俗形式，也就是一般意義的外部研究。他說在文學性問題尚未提出的時代，研究者們通常把文學看成是一個歷史的和意識形態的範疇去考慮，比如十九世紀的英國，文學被視為一種喚起民族性和國族認同的東西。在這章的末尾，卡勒把文學規定為一種社會實踐的機制，也即一種社會文化的話語體系，其承擔的意識形態功能是最重要的。

而在第三章，他明確地挑明了自己的立場：「文化研究」就是他認為的那類文學理論所對應的批評實踐。而卡勒認為文化研究很大程度上關涉那些意義、身份、再現以及能動作用的理論論證。在之後的三四章，卡勒總結了文化研究的一般實踐方法（解讀與闡釋），在第五章，卡勒介紹了那些關於文學的概念是怎麼在文化研究的背景下自身轉變為另外一種含義的（其機制類似於我對文化工業的介紹），而在六七八章，卡勒介紹了文化研究所依賴的理論圖景，也即「身份政治」。

按照我們的界定，寬泛意義上的文化研究指的是一切在五號位上的「文化政治學」，他們通常以某種關於文化身份的立場作為背景，來切入對文本的解讀，因此常常呈現為「為某種政治思想站台」的特點。其包含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種族問題等等，所以呈現出某種程度上的豐富多樣（雖然我們知道可選的身份立場其實就那麼幾個），但其背後都依賴於福柯等結構主義者對社會的再認識。

舊有的外部社會被理解為經濟-政治的，也就是馬克思那個經典模型所表述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的上層建築，因此關於文學的外部研究也只能以此為背景進行批評。但是這種社會構想有顯然的缺憾，那就是忽略了文化這個獨立的社會構成要素，而這個缺憾則被馬克思主義的自我發展補上了，最終在路易·阿爾都塞那裡，經濟-政治的二元社會模式被改寫為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三元模式。

由此，外部研究所立足的東西就發生了轉變，從六號位轉移到五號位上面了，因此也就在這種自我更新中煥發了新的活力。而這種新的關於社會結構的認識，被我稱為是「文化政治學」，政治經濟學批判由此變為文化政治學批判，具體說來，就是把社會以「身份政治」的模式進行理解。

身份政治就是卡勒在本書最後三章中所介紹的東西，我這裡就不詳細論述了，只是簡單勾勒一下其大體樣貌。人並非先天就是人的，人需要在社會文化環境里被規範為人，這體現為人通過語言的使用而認同了某種身份。社會文化環境就被稱為話語體制，人受到話語的支配和規訓，從而深深被文化意識形態所統治，這是政治性的，也就是浸潤了權力的。舉例子的話，就是朱迪斯巴特勒關於性別操演的理論，女性這個身份主要是社會建構的產物，人其實是在長期的操演中，學會使用性別對自我身份進行確認的——簡而言之，這一派重寫了馬克思的論斷，「人就是社會關係的集合」，只不過把社會關係理解為文化意識形態。

而立足於此的文學批評，也就是卡勒支持的那種文化研究，意味著把閱讀和寫作文本，視為處於某種話語體系內的操演，研究就是要闡釋這種操演是如何進行的。儒勒凡爾納的作品在何種意義上反映了法國帝國主義時期的意識模式？莎士比亞等文學家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如何服從於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的？這些當然是這一研究的典型實踐了。

於是，卡勒的這本《文學理論入門》，就被放到了文學理論界的內部競爭中，放到了20世紀後期人文社會理論內部競爭的背景之下，從而被理解為給自己立場站台和宣傳的產物。這時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卡勒要選用「常識的謬誤」這一明顯隱含著偏見的說辭，背後隱藏的其實是理論界話語權力的激烈爭奪，他非得用這種充滿了煽動性的話術才能完成自身的宣傳目的，這很合理。

但是這樣的理解依然是淺薄的。

其背景還可以在深挖下去，解讀為思維方式的徹底轉變——我們的根本預設已經發生了變革。

在現代性初起的時代，我們對於存在的理解是個體化的和原子化的，因而是抽象的、先天的和本質的——比如對於主體性的認識，啟蒙時代乃至以後的思想家會認為主體性具有先天普遍的本質，人人都是同質的個體主體。但是隨著社科知識的發展，人們開始嘗試對社會這個整體存在者進行認知，這因此徹底改變了人們關於存在的理解——不光個體是存在，整體也是存在，而且個體存在是以整體為前提的。

馬克思的那句「人就是社會關係的集合」，是這種主體觀念的第一次明確表述，但是我們要把這一觀念以及背後隱藏的存在論預設普及開來，還要經過百餘年的漫長時間。直到結構主義興起，給這種存在論提供了存在方式的具體闡述——整體是存在的，而且是以結構的存在方式存在的，這還能把關於個體本質的理論包含進去——我們才逐漸將這一前提引為常識。

因此，我們看到，卡勒利用「常識的謬誤」對身份政治立場的文學研究進行的辯護，實際上被理解為這一存在論轉向在美國文學批評界的一次具體事件，是社會思想預設徹底變革這股暗流的一朵浪花——理論不是要批判常識，而是要樹立新常識。

|回歸常識的理論何以可能

我們在之前，已經論述了卡勒「常識的謬誤」這一說辭內在的虛偽性，並且將其放在更寬廣的背景下嘗試進行解讀。但是這樣的單純批判只是描述性的，不是建設性的。批判只是個開端，在其基礎上搞出點新東西才是有建設性的理論行為。於是我們就要嘗試回答「什麼是文學理論」，以及「什麼是文學」的問題。

什麼是文學理論呢？在卡勒那裡，理論被理解為一種永無休止的懷疑，把一切理論視為常識加以拒斥，對以前的理論進行批判，對當代的理論進行相互批判，從而刻意推陳出新，提出新概念和新看法，從而在整體上呈現為一種惡性增殖的狀況——文學理論的狀況就像是鮑德里亞描述的那種無限的符號自我增殖。考慮到解構主義的先行者德里達的觀點，他把理解視為在無限的互文本性中進行的永無休止的延宕，卡勒這種災難性的理解也算是解構主義的求仁得仁。

那麼我們怎麼重新理解文學理論呢？在此就要把一位相對溫和可親的解構主義者希利斯·米勒抬出來了。米勒的文論宣言是「返回閱讀」，也就是返回對文本的細緻閱讀，他認為解構批評同時也要是一種建構批評。我們在此就不介紹他的具體思想了，只說他這個口號的啟發性。

闡釋和解釋要返回對文本本身的細緻閱讀，也就是說，解釋和闡釋本來應該是生髮於作品的，批評本應該自然地從創作和閱讀中生髮出來，雖然批評更高一層，但是它們本應是一體。與之類似的是，理論也應該從批評中自然地生髮出來，同整個文學活動融為一體。我稱其為「闡釋的高階理論」，以此來嘗試把這三種文學活動統合在一起，不過，很樸素，很簡陋。

文學活動的故事從作者給讀者寫了作品開始，隨著這種活動逐漸進行下去，我們留下了一堆文學作品。這些作品之間存在著某種關係，比如歷時性上的繼承或者創新，或者共時性上的相似或者相異，這就積累起了一種實際存在卻未自覺的文學史。現在我們引入一個新的角色，評論者，他就某個作品展開批評，創作一種高於並且依附於原作品的議論性文章，這些議論積累在一起，最終進行總結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學史，將實際存在的作品間關係用議論的形式表述出來，使得文學史變成了一種文本。文學在這種過程中，經由一個高於自己的活動，生產出了自己實然的自覺形態（文學史）。

相似的是，批評寫作也同樣在時間流淌中積累了一堆文本，這些文本也同樣構成了一個實際存在卻並未被表述出來的歷史。那麼按照上一個故事的模式，我們同樣需要一個高於它同時也依附於它的活動，以此為中介完成文學批評史的自覺。這就是文學理論，因此文學理論只有在文學活動的前兩個形式都發展得比較成熟的時候，才有機會從其中自然地分化出來。因此理論雖然呈現出抽象的形態，但是就其產生之源——也即在發生學的意義上——是用來整理文學批評史的。

簡而言之，「論」必須出於「史」。

理論雖然有自身的獨立性，但是歸根到底應該是自然地從文學史和文學批評史中生髮出來的，而不是片面地強調理論的自我增殖。卡勒對於理論的理解就完全忽略了文論生於文學批評而用於文學批評的這個面向，理論變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只能在抽象符號的真空中自我繁衍——還有就是從其他成熟的知識領域借用概念。

前幾天還和舍友討論到底需不需要新的文學理論，我的舍友說巴黎四大一個叫——剛過去幾天就忘了，反正是個法國佬——在最近的一次演講中說，現在的文論不是太多，而是太少，還是要不斷創新。我的另一個朋友楓丹白露對此作出評論：「捨棄必要性討論創新的結果就是會形成對文論的文論，陷入循環，追求膨脹的文論，不如直接就說是追求膨脹的文學好多了。」

所謂必要性，在我看來就是文論之用，批評實踐真的需要才創新，為了創新而創新不過是無謂而速朽的活動，最終陷入的將是「惡無限」。我雖然不喜歡拉康，但是拉康所謂「後結構的焦慮」說的很對，僅僅在象徵界的符號領域對慾望給予象徵性地滿足，這終歸無法逃脫匱乏，文論如果按照卡勒的規範理解自己，那文論那永恆而無意義的創新終歸不過是一種西西弗斯神話，在永恆的推石頭上山中體驗著永恆的焦慮。

文學理論的問題我們暫時擱置，讓我們進入對「什麼是文學」的回答。

卡勒認為「文學是什麼」的問題是無意義的，我們沒法給出一個普遍者來先驗地規定文學，因此文學不存在，只有我們界定文學的機制存在，由此卡勒進入了文化政治學的意識形態批判，將文學問題統統劃歸為意識形態的文化問題。

我們很自然地會公認一些作品是文學作品，一些創作者是文學作家，還有一個由作品構成的文學傳統。《基督山伯爵》不是文學作品嗎，大仲馬不是作家嗎，浪漫主義不是一個現實地存在著的文學運動嗎？為了反常識反到「眾人皆醉我獨醒」的程度，這就很蠢了，但是這種蠢相卻普遍地存在於這些趕時髦的文論中，實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固然我們知道這些都是建構性的，但是既然一切知識都是建構性的，那沒有什麼理由認為建構性會和真理性產生水火不容的矛盾。自然科學也是科學界通過科學研究活動生產出來的，歷史知識也是通過歷史學界通過歷史研究生產出來的，只有最愚蠢最狹隘的人才會認為被生產出來的知識都是不可靠的。

存在文學這是肯定的，不過相信文學性的種種丟人說辭，相信有一個普遍必然的本性把文學和非文學確鑿地區分開，乃是更加難以忍受的。所以我們依然要回答「文學是什麼」的問題，但是回答方法要變。這個問題將文學和外部分開，認為文學是一個具有內在統一性的整體，這總不會是錯的。在這個基礎上，聲稱有單個的文學作品存在，這也是不會錯的。聲稱有文學活動存在，比如創作、閱讀和評論闡釋，這也是不會錯的。

回歸常識的一個樸實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對歷史傳統的繼承，這沒什麼丟人的。正如伽達默爾所說的那樣，人總是一個歷史性的存在物，理解總是存在某種先見，闡釋最終總是表現為匯入某個傳統——那我們就能自豪地聲稱文學就是文學史。文學批評的內部研究就不再是沒有根基的事情了，我們繼承歷史，我們創造歷史。

由此，我們可以心滿意足地結束這篇文章了，因為文學理論回歸了常識，文學本身也回歸了常識。雖然常識總會有謬誤，但是我們終究在創造新的常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