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日程表

07-07

革命的日程表

來自專欄譯文小站

革命的日程表

（1937年10月22日）

親愛的朋友：

我收到了你在5月5日[1]寫的信，你在信中認為，對於巴塞羅那五月事件的評價，倫德的信[2]和我的文章[3]之間可能存在矛盾，這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認為這個矛盾源於巴塞羅那五月事件和彼得格勒七月事變的類比。你還猜測這個「矛盾」會遭到統工黨支持者的利用。我並不這麼認為，因為這樣實在太輕率了。我重新讀了那兩篇文章，並沒有發現半點矛盾之處。它們反而是互補的。

歷史類比

每一個具體的歷史事件都是由大量的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決定的。在某一個具體事件中，這種辯證法會賦予第二流、第三流乃至第十流的因素以決定性的重要意義。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導致德國工人階級失敗的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生產力水平太低，不是階級矛盾發展得不夠充分，而完全是因為工人階級政黨的破產。因為我們都知道，在第一流到第十流的歷史因素之間，黨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只要對1917年七月事變進行徹底的分析，就能發現影響了七月事變之前的俄國歷史的全部因素：生產力水平、工人階級的特殊分量、農民的作用、彼得格勒在國民生活中的地位、各個政黨的作用——更不用說還有大戰的影響與軍隊的巨大分量了。顯而易見，七月事變不可能在其它國家重演。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拿七月事變來做類比呢？只是為了從我們目前最關心的視角出發，把一個新事件給解釋清楚。出於這種考慮，我經常以七月事變為例，藉此說明：一場慘重的失敗，並不一定是致命的，甚至可以認為它是勝利道路上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不過，還得補充一點：這個失敗本身並不能「確保」勝利，只有具備了一定的補充條件（包括正確的革命政策在內），才有可能贏得勝利。

「我們要強調的是……」

《巴塞羅那起義——一些初步的想法》這篇文章，是根據「不僅很不完整，還遭到了蓄意的歪曲」的電訊而寫的，其中提到：「巴塞羅那起義與1917年七月事變的相似之處非常明顯，所以我們不打算詳談。我們首先要強調的是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所以說，作者並不打算只拿這兩個事件來做類比。正相反，他提醒讀者注意，他的分析與預測仍是很不完善的。他寫道：「我們首先要強調的是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拿五月事件和七月事變做類比，主要是為了當時的宣傳。在當時，鼓舞被擊敗的群眾，是最重要的目的。在這篇文章里，拿七月事件來做類比，就是為了告訴群眾：「俄國人在七月遭到了失敗，但他們最後還是奪取了政權。」

因此，倫德的這篇文章，其實是在說——不是對群眾，而是對領袖說：「你們當然要利用俄國七月事變來鼓舞群眾。這是很自然的，不用老是強調它。但是，千萬要記住：這是一個很寬泛的類比，它只能用於短期的宣傳，兩者的具體情況其實很不一樣，我們在進行分析和預測的時候，應當以兩者的不同之處而非共同之處為主要依據。」倫德認為五月事件的性質是「是『自發』的，也就是說，它的爆發，完全出乎包括統工黨在內的所有領袖的意料之外。」（他在這裡又拿七月事變來做類比了。）但在這篇文章里，倫德給五月事件下了一個正確的定義：它是一次起義。他根本不認為這次起義是「過早的」。巴塞羅那「停火」的消息讓他深感不安，而在七月事變中，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是竭力促成停火的。

在這個問題上，倫德是這麼說的：「新聞報道中提到了巴塞羅那已經停火，這意味著什麼呢？導致起義者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因為領導層的猶豫不決嗎？還是因為領袖在群眾壓力下驚慌失措，便直接投降？我們現在還不得而知。目前看來，在巴塞羅那城外，鬥爭仍未停止。在巴塞羅那市內，工人會不會重新發動進攻？」簡單來說，倫德認為，無論這次起義是由什麼原因引發的，在整個客觀形勢的影響下，在起義之前的整個革命歷史影響下，它都會走上奪取政權的道路。在這種形勢中，唯一的問題便是左派組織——統工黨與無政府派——採取了什麼樣的態度。這就是倫德在五月事件剛剛過去時做出的「初步」評價。

我在8月24日寫的那篇文章，主要是為了批判費雷肯同志而寫的。是什麼導致了他的錯誤——或者說他的許許多多錯誤之一？他把五月事件同七月事變做了純粹形式上的類比，在此基礎上做出了評價。費雷肯沒有認真研究具體形勢——比如，在革命發展了六年之後的1937年5月的形勢，反而在公式化的日曆中尋找萬能鑰匙，以為這樣就能解開一切歷史的和政治的謎題。換句話說，當倫德說：「我們首先要強調的是兩者之間的不同之處」的時候，他是想提醒我們大家注意，不要犯那種錯誤；可是，費雷肯偏偏就是犯了這種錯誤。

工人在五月本來是可以奪取政權的

哪怕身處千里之外，無法掌握那些只有親臨現場的人才能了解到的情況，人們仍然可以在五月的時候，提出這樣的問題：奪取政權是否可行？但是，在此之後，各種傾向的報刊已經發表了無數的檔案、報道和文章。從所有這些事實、所有這些資料、所有這些證詞當中都能得出同一個結論：如果事先為起義做好了全面的準備，那麼，工人是可以奪取政權的，勝利是有保障的。最重要的證詞是無政府主義者提供的。五月起義之後，《工人團結報》[4]就在反覆重申：「有人指責我們煽動了五月暴動。可我們完全反對這次暴動。至於證據？我們的對手跟我們一樣清楚：在五月的時候，只要我們想要政權，我們就一定能奪到手。但是我們不想建立專政，等等等等。」

不幸的是，全勞聯不想奪取政權。不幸的是，統工黨的領導層消極附和全勞聯的領導層。不幸的是（這已經是最克制的說法了），費雷肯、斯內夫利特和維克托·塞爾日消極迎合統工黨的態度。更糟糕的是，在緊要關頭，當我們想動搖統工黨那種虛假的自負（「他們自己的」大樓、「他們自己的」廣播電台、「他們自己的」印刷廠、「他們自己的」民兵）之時，當我們想讓統工黨的領袖明白革命自有其無情的邏輯，它不會容忍半吊子的措施（這也正是斯大林黨取代了社會黨與無政府派的原因）之時，就在這個緊要關頭，又是費雷肯、斯內夫利特、維克托·塞爾日之流跳了出來，給我們添亂。

他們以為，給統工黨領導層撐腰，讓統工黨領導層跟我們作對——也就是說，支持統工黨領導層的猶豫不決、優柔寡斷和機會主義——對他們是有好處的。最近的事態，無情地驗證了他們的成色。自從所謂的七月事變[5]之後，統工黨不但沒有壯大，反而已被徹底打垮。全勞聯——統工黨是它的影子——正在接二連三地丟失陣地。一場新的、自下而上的爆發，能夠挽救西班牙革命嗎？我們還不得而知。但是，全勞聯和統工黨所做的一切，都在為斯大林黨的勝利鋪平道路，也就是給反革命的勝利鋪平道路。而費雷肯、斯內夫利特和維克托·塞爾日則拚命把統工黨推上這條毀滅之路。

關鍵的問題

我們的所有支部，一直都在對西班牙局勢的發展予以最高度的關注。要是有人能仔細地讀一讀我們的國際刊物，以及我們所有的內部公報，他就會滿意地承認：在西班牙的各種事件中，我們組織的絕大多數成員都掌握了運用列寧主義方法的方法。我們有克拉爾[6]、穆郎[7]、布勞恩[8]撰寫的報道，這些報道具有無可爭議的馬克思主義價值。憑藉這些表現，我們的組織通過了一個極具歷史意義的問題的理論考驗。而在每一個階段，斯內夫利特同志和費雷肯同志都在維克托·塞爾日的幫助下，提出了與我們相反的、因而也是與第四國際絕大多數成員相反的立場——他們採取了中派主義的態度，一邊尖銳反對國際書記處，一邊又對前景和口號等問題含糊其辭。

斯內夫利特同志反覆利用國際書記處的「制度很糟糕」、「不稱職」為借口，與我們的國際組織斷絕了一切正常關係，又同我們的死敵聯手來對付我們。費雷肯同志也做了同樣的事，不過帶上了一點他個人的特色。在「黨內製度」這個問題上，我們還得對我們的斯內夫利特同志說幾句話，好讓他明白：窒息黨內生活的官僚主義，還有那些既不喜歡綱領、也不喜歡提綱和討論的領導人的相互勾結，絕不會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黨內部的常態。但是，現在的問題並不是「黨內製度」的問題。問題在於對西班牙革命應該採取什麼態度。雙方的根本分歧已經暴露了出來。統工黨的政策過去是、現在也是（基本上是）孟什維克的政策。而第四國際繼承和發揚了布爾什維克的傳統。

我們的方法

第四國際才剛剛邁出頭幾步。它要完成重大的教育任務。它必須堅忍不拔。只要回顧一下我們過去十年的歷史，誰都不會批評我們缺乏耐心和毅力。我們很少開除人，被開除的人還不到十個。發生矛盾時，我們的組織一直使用的方法，就是討論、說服、耐心等待，把有爭議的問題交給具體事件來驗證。有些分子和集團，儘管我們對他們抱持著最大的善意和諄諄善誘的耐心，但這卻讓他們覺察到自己的「傾向」是與布爾什維克組織不相容的，所以他們最後還是脫離了我們的隊伍。那些以第四國際的「黨內製度很糟糕」為借口，脫離了我們的隊伍的人，最後全都變得無足輕重、一事無成。他們所有人——蘭道、維特[9]、雷蒙·莫利尼耶、奧勒爾[10]、維斯波德[11]、菲爾德[12]等人——已經用自己可悲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拋開了由過去十年的歷史發展所決定的路線，拋開了偉大的歷史傳統，拋開了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不間斷的集體工作，是很難臨時拼湊出一種流派的。

斯內夫利特同志很久以前就想讓他的黨脫離我們的國際組織。噢，他總是用「四」這個數字來描述他的立場。但是，離開了基本原則——即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綱領，離開了我們以這些基本原則為基礎而進行的集體工作，第四國際的公式就會變成毫無用處的空話。這種越來越模糊曖昧的情況，已經持續了差不多三年，對於一部「革命的日程表」來說，實在是有點久了。我們當然不希望荷蘭支部離開我們，正好相反，我們想讓它真正地同我們的國際組織融為一體，讓它真正參加到我們的集體生活中來。我們的國際組織不能容忍一個支部同自己全然隔絕，也不能容忍斯內夫利特同志對我們的「制度」和「作風」的越來越尖銳、越來越無理的指責——他指責我們，只是為了掩飾他與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分歧。當然，費雷肯一有機會，就會支持錯誤的政策，至於他是左傾還是右傾，這對他來說只是瑣碎細節。

我們必須同荷蘭的姐妹党進行深入的討論。要想阻止荷蘭黨盲目地、官僚地脫離我們，這是唯一的辦法。我們的比利時支部當然也要參加這次討論，為下一次國際大會做好準備。我們要學會如何避免分裂。同時我們也要學會如何阻止那些正在策劃分裂的人。通過討論，我們將會變得更加成熟、更加團結。前方還有重大的事件在等著我們。我們無權再犯第二次、第三次相同的錯誤。無論西班牙革命的意義有多麼重要，它都只是意義更加重大的事件的一次「綵排」。要讓新一代人從西班牙革命的活生生的體驗中吸取全部經驗教訓。有些人想用詭辯術來解釋這些經驗，攪亂我們的思想，把我們從正確的道路上引開，這種做法是無法使新一代人獲得正確的經驗教訓的。事件自己會說話。國際大會將學會如何解釋它們的話。

本文是寫給讓·魯的信，發表於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的《內部公報》，1938年8月，第5期，署名為「克魯克斯」。

[1] 原文如此，這個日期顯然有誤。——中譯者注

[2] 即《巴塞羅那起義——一些初步的想法》。此文作者「倫德」其實就是托洛茨基同志，但他在信中並未點破。——中譯者注

[3] 即《用西班牙革命的經驗來考驗思想與個人》。——中譯者注

[4] 《工人團結報》（Solidaridad Obrera）是全勞聯的機關報。——中譯者注

[5] 原文如此，疑為「五月事件」之誤。——中譯者注

[6] 克拉爾（Clart）是讓·魯的化名。——中譯者注

[7] 穆郎（Moulin）是漢斯·弗洛因德的化名。漢斯·弗洛因德（Hans Freund，1912—1937），住在瑞士的德國學生，但參加了國際主義工人黨（第四國際法國支部），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前往西班牙參戰。五月事件後被蘇聯特務機關綁架殺害。——中譯者注

[8] 布勞恩（Braun）是埃爾文·沃爾夫的化名。埃爾文·沃爾夫（Erwin Wolff，1902—1937？），生於蘇台德地區的萊亨貝格（Reichenberg，現為捷克共和國的利貝雷茨[Liberec]）的一個富有的猶太商人家庭。在德國求學期間開始參加左翼運動，希特勒上台後流亡巴黎。1933年開始參加托洛茨基主義運動。1936年7月進入國際書記處工作。1937年4月底前往西班牙，協助西班牙托派開展工作。五月事件後被斯大林的特務機關綁架殺害。——中譯者注

[9] 「維特」（Witte）是迪米特里奧斯·約托普洛斯的化名。迪米特里奧斯·約托普洛斯（Δημ?τρη? Γιωτ?πουλο?，1901—1965），曾用化名維特、斯塔夫洛斯（Στα?ρο?/Stavros）等，生於希臘弗西奧蒂斯州一個農村家庭，1920年考入雅典大學化學系，並參加了希臘社會主義工人黨的青年組織，1923年5月開始參加《馬克思主義文庫》的出版工作，成為「馬克思主義文庫派」的領袖。1930年率領馬克思主義文庫派參加國際左翼反對派，並擔任國際左翼反對派書記處書記。1932年率領馬克思主義文庫派脫離國際左翼反對派。1936年流亡巴黎，西班牙內戰爆發後前往西班牙參戰，與統工黨合作，遭到西共逮捕，後來在歐洲知識分子施壓下獲釋。獲釋後返回巴黎。1952年返回希臘，此後逐步拋棄馬克思主義，墮落為反共分子。——中譯者注

[10] 愛德華·胡戈·奧勒爾（Edward Hugo Oehler，1903—1983），曾任美國共產黨的堪薩斯地區組織者，1930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開除出黨，此後參加了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併當選為全國委員會委員。1935年因反對同美利堅工人黨合併而退黨，另建革命工人同盟（Revolutionary Workers League，RWL）。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支持統工黨。1937年徹底與托洛茨基決裂。二戰爆發後逐漸泯沒無聞。——中譯者注

[11] 阿爾伯特·維斯波德（Albert Weisbord，1900—1977），生於紐約一個俄國猶太人移民家庭，1917年參加美國社會黨，1924年退出美國社會黨，參加了美國共產黨。1930年退黨後，於1931年3月15日成立共產主義鬥爭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該組織曾接近國際左翼反對派，但在1934年11月，維斯波德和共產主義鬥爭同盟公開與托洛茨基決裂。1937年他解散了共產主義鬥爭同盟解散，此後泯沒無聞。——中譯者注

[12] B·J·菲爾德（B. J. Field，1903—？），本名麥克斯·古爾德（Max Gould），1931年參加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1934年2月脫離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建立了爭取建立革命工人黨同盟（League for a Revolutionary Workers Party），該組織在二戰爆發後瓦解。——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