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拉底之死，讓他以「理想國」，引流兩千年西方哲學史

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理想國，無論是帶有強烈的激進思想，還是萌生朦朧的小資情感，總能使人情不自禁地演繹自己的堅持與選擇。柏拉圖的《理想國》，以其獨特的基本內容和深遠聲譽，影響後世，近現代英國哲學家阿弗烈·諾夫·懷海德贊道：「兩千年的西方哲學史都是柏拉圖的註腳。」斯言雖說得有些過實，但足見柏拉圖作為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上有大量著作流傳下來的哲學大家，確有與眾不同又斐然獨立的地位和意義。

柏拉圖

柏拉圖（前427—前347）生於雅典城邦衰落時期，是時疫癘流行，古希臘奴隸主民主政治代表人物伯利克里染病去世，雅典同斯巴達爭奪霸權又展開伯羅奔尼撒戰爭慘遭失敗，致使城邦內群龍無首、危機四伏，也使出身名門的貴族子弟柏拉圖雖有熱熱從政期待，但身處局勢混亂、私人傾軋、到處械鬥的艱難社會，機遇不得，莫知所措。而在此時，乃師兼友蘇格拉底，因不願做民主政治革命者們的槍桿和幫凶，而被控為傳播異說、荼毒青年，招致法庭處以死刑。

蘇格拉底之死

老師的死，震驚了柏拉圖，讓其在貴族親友伸出參政橄欖枝時望而卻步，不敢想像寡頭政權下的城邦政治與國家圖景。雖然在他的理想中，領導與群眾之間，應該有分工合作的結構和體制，農民、工人與商人生產物資財富以供養領導階層，領導者治理國家、捍衛城邦且給予群眾教育、治安和國防的權益保障，但在當時，如此理想，是不可能實現的。他只能遠效東方的孔孟出走他國，試圖用自己的帝王術，營造一片自由民主、國泰民安的人間樂土。

他周遊地中海地區，尋找實現理想的路徑和勝境，在西西里島敘拉古城，遇上了酷好哲學又喜實行的迪恩。二人一見如故，但未能促成柏拉圖政治願景為老邁的城主接納。於是，他逃回雅典，辦起了學園，幾經周折，時有學者登門質疑問難，常見城邦子弟、世家兒女虔誠問道，形成了雅典的最高學府和希臘的學術中心。時間慢慢過去，昏弱的敘拉老主辭世，其子繼位，迪恩攝政，聘請柏拉圖重返古城為王師。

柏拉圖(左)與他的得意弟子亞里士多德,拉斐爾畫

不論是遊離他國，還是修園講學，柏拉圖的政治生涯都被現實無情地遏制。他只好放棄政治上的實際追逐，然在其內心深處，時刻想著城邦的正義性，想著各得其所、各居其位的社會分工。他將個人視為城邦的縮影，把城邦看是個人的放大。柏拉圖上師蘇格拉底，下啟亞里士多德，一生追求哲學家應是政治家、政治家應為哲學家的最高理想，一直貫穿在前後著述25篇對話之中。除晚年代表作《法律篇》外，皆以蘇師口吻闡發己見。

他在《理想國》中，借蘇師代言，同凱洛帕、波策瑪爾科、特拉需瑪科、格勞康等人，就優生、節育、婚姻、專政、獨裁、共產、民主、宗教、自選、文藝、教育、男女平等、善惡等諸多方面的問題，展開了深刻而廣泛的探討。其中，關於城邦與靈魂的四種美、家庭與城邦、公妻制與身體的私有性、小家與大家、愛欲與正義、愛欲之流、「幾何學的必然」與「愛欲的必然」、哲學家的愛欲與正義、政治德性與哲學德性、公民道德與信念、音樂教育、體育教育、愛國主義教育、公民道德與禁欲主義、禁欲主義的共產主義、道德信念與禁欲主義、哲學家——王及其教育、身體的自足與靈魂的正義、身體的需要與政治德性，以及國家的起源、性質、結構和不同政體，都被對話者們實施了條分縷析，巧妙地道出了柏拉圖思考不斷、夢寐以求的治國計劃綱領。

《雅典學派》,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畫家拉斐爾繪

柏拉圖在理念論的基礎上，對公民的教育問題、三個階層（統治階層、軍事階層和生產階層）的劃分、王的統治、哲學的界定，以及城邦的正義與靈魂的正義、正義處在作為個體的人的靈魂中、靈魂的三分結構（慾望、激情和理性）與四種德性（智慧、勇敢、自製、正義）、靈魂中正義的劃分等，一一進行了由遠及近、深入淺出的闡述。他無限地強調城邦的整體和正義，賦予統治者無上的權力而鄙視個人幸福，甚至將人民看作是低下卑微，讓統治者「為了國家利益可以用撒謊來對付敵人或者公民」。其將正義作為《理想國》的主要論題，穿插凱洛帕、波策瑪爾科父子對正義是個人「私利」還是「公有之好」的問詢，特拉需瑪科將正義看作強者利益的理解，格勞康兄弟認為正義不過是弱者的恐懼，並結合城邦政治下的時代背景，清晰地提出正義問題、界定正義本質。

成於柏拉圖壯年時期的《理想國》，十卷篇幅，為其客觀唯心主義哲學思想的整體表述，屬於人類思想史上第一個完整系統的理想國家方案，其三分結構與後來「三權分立」制度有著淵源。然，它帶有一定的空想主義色彩，肇始了社會政治烏托邦思想和理念。柏拉圖囿於時代的局限與處境的缺失，對國家的構思，自是帶有奴隸主政治的理想色彩，但也是一種思想和追尋，一種思維和意圖，甚至是一種帶著無數美好而懵懂的期待與憧憬。兩千多年來，後人將其視為一個傑出的哲學主張，並結合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存在語境，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評判。

批判理性主義的創始人卡爾·波普爾認為，柏拉圖的烏托邦理想是極權主義的源頭。柏拉圖對理想國的設計，是為維持城邦的德性，雖主張廢除家庭和私有制，改造人的品質，但沒有對人賦予生而平等的基本權利。他完全採取社會分工來組合和諧有序的社會共同體，彰顯國家城邦的整體主義秩序，反映了西方古典時代對正義的追求。我們透視柏拉圖的根本思想同內在精神，也能發現，他將社會劃為不同階層，唯一的標準是人格品性，而非出身觀念、血統理論，亦不是經濟地位、財富數量，即便是統治者的孩子也會因品行不端而淪為第三階層。如此區分，不是等級制度的表現，也便無所謂極權主義的肇源。柏拉圖的理想學說，不但對人進行了綜合論述，而且包含了多種學科的經典理論，甚至由城邦的正義推及個人，呼籲各司其職、互不侵擾，構建一幅近乎完美的藍圖。後代研究西方人文社科史，也必然會朝古希臘哲學追根溯源，向這部「哲學大全」取經求證。

怎樣認識和理解柏拉圖寫在《理想國》中原始思想和基本理念，著譯學界已有很多學家名士，做出了殫精竭慮的努力和思考。在中國社會上流傳甚廣的，原皆為商務印書館版本，前有1929、1957年二度印行的吳獻書移譯五冊本，但語近古奧，不及1986年推出的郭斌和、張竹明譯本那般文采酣暢、語勢宛轉。由嶽麓書社出版的《理想國》（吳天岳校注），為已故翻譯家顧壽觀據古希臘原文直譯，成書於1980年代，更具精彩特色和原始味道，對於廣大讀者精準把握柏拉圖學說和思想，確有其他譯本難以企及且不可替代的價值。

顧先生1921年生在常州，1944年畢業於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曾在中國哲學會西洋哲學編譯委員會任研究編譯員，1948年與吳冠中、吳文俊等40人同期考取公費留學的中法交換生，然未滿三年便回國，在中國科學院辦公廳從事翻譯工作，1959年調入商務印書館從事哲學編輯工作，譯有德國謝林《先驗唯心論系統》之《導論》與第一篇、費希特《人的天職》與法國拉梅特里《人是機器》等問世。他所譯的《理想國》，以希臘文文本為底本，參考多種英、法、德譯本和注本，力求貼近原文語序與語氣，有時甚至不惜犧牲漢語表達的流暢性，而不虞有支離冗贅嫌疑為讀者詬病，在國內已有多種譯本流行的情形下，選擇取信原著，堅持嚴謹通譯，方便我們直接感受柏拉圖形而上學與理念論的魅力，走近他的理念世界與表象世界，當然，最多的還有《理想國》中不斷遠去而又熟悉親切的很多討論。校注者吳天岳在保持原譯文風格的前提下，借鑒晚近20年西方柏拉圖研究成果，統一術語概念，修訂明顯訛誤，加以校注說明，儘可能地減少專名翻譯與通行譯名的差別，以配合顧氏翻譯，為漢語學界的柏拉圖研究與閱讀，提供了一卷近距離接近柏拉圖靈魂、清晰洞察《理想國》真義的理想讀本。我們在是書之中，讀到的也不僅是柏拉圖的理想與苦痛，而且更多的是顧、吳二氏對學術的尊重和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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