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革命百年紀念之十二｜百年之後，革命的幽靈正在回歸

10月，《法國世界外交論衡》（Le Monde diplomatique）評論部主編Serge Halimi發文重新回顧十月革命的歷史背景、影響和所帶來的社會變化。彼時共產主義的結束似乎終結了俄國革命之後反對國際左派的辯論，社會民主製成功實現了它的復仇計劃。但這一結果並未長期存續，冬宮起義一百周年之際，整個世界又陷入改革浪潮的泥淖，急躁心態、激進主義抬頭。儘管情境斗轉星移，而背後涌動的革命浪潮卻又是如此勢不可擋。革命的木乃伊們，正叫囂著要爬出墳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起初並不是領土概念，而是指世界革命。它的邊界將是那些在俄羅斯贏得勝利的起義，以及那些未來在其他地方的勝利。在一個巨大的紅旗的左上角，有一把鎚子和鐮刀，象徵著新的國家，蘇聯的第一首國歌是國際歌。

毫無疑問，蘇聯的建國者是國際主義者。列寧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在外地流亡，所到之處有慕尼黑，倫敦，日內瓦，巴黎，克拉科夫，蘇黎世，赫爾辛基等地。而且他幾乎參加了有關工人運動的所有重大辯論。在1917年四月，他重回俄國，那時國內沙皇退位，十月革命已經爆發。當他的火車在大戰之時穿越德國時，他聽到「馬賽曲」，這首歌對列寧的許多同樣信仰共產主義的同志而言，是法國大革命的代表。從許多方面來看，這首歌在列寧作品中的地位遠高於其在沙俄歷史中的地位。可以媲美雅各賓派的反抗是一個針對共和國的君主聯盟的民主革命這一最佳模式，並且,持續時間比巴黎公社更長的，是列寧對此的沉迷。在這些過程中，列寧從未考慮過狹隘的民族主義。

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後來回憶說，早在1914年，列寧的政黨（不像幾乎所有其他的歐洲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主義者，允許自己加入一個對抗外敵的神聖工會）「不怕主張擊敗沙皇君主制，譴責兩個帝國主義為爭取的獵物的戰爭。」 所以一旦布爾什維克上台，他們為所有人民帶來了和平，並竭盡全力加快德國和其他國家的革命。國際主義情懷再次顯現。

但最終的悖論是，在一個工人階級只佔全國人口的3％的國家，由於羅曼諾夫王朝的突然崩潰和其他權力競爭者的缺席，一個致力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抓住了機會，控制了這個國家。但在一開始，人們並不介意，因為大家認為更先進、更強大、政治素養更高的國外無產階級的支持和拯救馬上就會到來。考慮到在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等地人們的憤怒情緒，這可能只需要幾周時間，最多也就幾個月。到1917年10月，列寧的耐心被耗盡。俄羅斯起義不能再拖了，「轉折點即將到來的預兆不可逆轉，全球革命到來的前夜風雨欲來」。布爾什維克必須開火開槍，等待增援。

「立即和平」

在柏林，慕尼黑和布達佩斯，這些增援部隊被壓碎。而當俄羅斯新政府提出「所有交戰的人民立即無吞併、無賠償停戰」時，德國帝國仍繼續戰鬥，因為他們認為俄羅斯士兵此前已經進行了罄竹難書的無意義的屠殺，相比之下自己的行為不足掛齒。剛果民主共和國為了自保，按照布列斯特 - 利托夫斯克條約，放棄了一些領土。它用地理空間來爭取時間，並一直希望歐洲能爆發更多的革命。然而事與願違：反革命運動反而不斷高漲：來自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塞爾維亞，芬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希臘和日本的十個遠征軍團紛紛出動去幫助「白」軍恢復舊秩序，事情並沒有向列寧所希望的「工人與資本家對立基礎上所實現的和平」方向發展。

雖然蘇聯在1921年的這場新戰爭中取得了勝利，但還是在戰爭中元氣大傷，而且由於公然展現了其推翻舊政權的意圖，蘇聯被其他敵對國家遺棄，而且遭到了更多的敵對。十月革命後，資本主義勢力失去了對地球上最大領土的控制。彷彿革命的雷霆還不夠，被視為多毛，威脅，世界主義的，猶太人的，口中含著利刃的共產主義者不再是某種能夠被限制在警戒線之內了，它還是一個國家的內部敵人，那些以莫斯科為首都的國際主義勢力的強大步兵，是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社會革命的可怕威脅。

這一場浩劫，血流成河，撼動歷史，但這也是持久的希望。在1934年， 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一位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曾批評「那些現代俄國的壓迫者所施加給馬克思主義的門徒的憤怒」。但是在1937 年斯大林肅清運動時，當時有70%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被槍決，她寫道，「迄今為止蘇聯的神話是具有顛覆性的，因為他給那些被解僱的共產工廠工人一種感覺：哪怕我如此失敗，但我的背後是紅軍和馬格尼托哥爾斯克（蘇聯城市），因此我可以昂起驕傲的頭顱。這場充滿歷史必然性的革命起到了同樣的甚至更抽象的作用，他會在一個人孤獨悲傷的時候，告訴這個人，你在歷史的正確一端。」

這些事實無法改變：儘管最終失敗，這個曾經掌管著三分之一的地球、並且是過去世紀最重要的政治運動的體制，即使就其最敗壞的形式方面而言，也不是一無是處，因為它廢除了資本主義財產所有制，發展了教育和免費醫保，實現了女性解放，對大多數的反殖民運動和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獨立國家提供了外交、軍事、經濟和技術方面的支持。不要忘記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對工人階級的政治動員，它第一次將工人和農民帶入了一直被資產階級壟斷的權力機構」。

對於共產主義活動家來說，國際間的聯繫並不在乎語言、宗教、種族和邊界的分歧，它對當今社會網路的關注也很少。彼時，西蒙娜·薇依工廠內的工人受到了希望之火的鼓舞。這些工人認為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這樣的城市應該出現在19世紀30年代的世俗法國、新教時期的德國、孔子時代的中國、穆斯林居住的印尼、煙草採集的古巴和剪羊毛的澳大利亞。而此時，又有什麼政治運動能做到這樣呢?

革命辯論

路易斯·塞普爾維達(Luis Sepúlveda)在他的小故事集The Soldier Chapayev in Santiago de Chile中描繪了在1965年12月，越南戰爭時期，他和越南人一起團結作戰的行動。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會發現這個作者是當時智利共產黨多列士組織的政治秘書長。他有一個同事負責Nguyen Van Troi組織。他們倆還曾就托洛茨基的《永久的革命》和列寧的《國家與革命》進行過激烈討論。他們還將此比喻為「在聖彼得堡的杜馬（俄國國會），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號召俄國民眾起義之前曾進行的長達72小時的辯論」。那時候，他們跟妹子搭訕的方式也很特別：邀請她們一起讀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或者一起看蘇維埃的電影。這樣充滿國際主義情懷的故事在列寧時代時有發生。

那麼現在莫斯科被誰代替了? 達沃斯? 蘇維埃的解體帶來了另一種普遍主義的勝利，它造福了有產階級。這種逆轉如此巨大，以至於在2000年歷史學家佩里·安德森說：「這是自16世紀宗教改革以來，西方思想界甚至整個世界範圍內第一次沒有明顯的反對勢力。『明顯』的意思是指沒有系統性的相互競爭的願景。如果我們把宗教教義當成沒什麼用的古董，那麼新自由主義，作為原則，將統治這個分裂的世界。」

△ 「The Death of Marat」,

Andrei Dmitrievich Goncharov, 1927

這一場復辟後果深遠：按照世界銀行經濟學家Branko Milanovic的說法，自1998年開始，不斷增加的全球財富逆轉了自1914年來的經濟趨勢，而且加劇了全球範圍內的不平等。他並不認為這種社會意志論（social voluntarism）是一個偶然。

「俄國革命、社會主義和工會運動，被工人階級對有產者的失望所強化，前者認為後者應該為這場衝突負責，它強調了再分配的重要性。」累進稅、勞工法、每日八小時工作時間、社會保障、給富人階級較少的政治權力等都是人們可以從十月革命中可以學習的東西，當然也可以說是其他當權者害怕革命的地方。一旦這些方面不能保證，所謂的「美好全球化」將帶來更多的惡性影響，如：再分配政策的失效、西方的干涉主義、公共服務私有化、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其他革命活動的失敗等。

在1991年8月，就在蘇聯解體前幾周，一個中左派的法國律師、法蘭西學（Acade?mie Franc?aise）成員簡迪寧布萊登（Jean-Denis Bredin）在一片叫好「歷史終結」的情況下提出了不一樣的消極觀點。他在《世界報》中寫道:「如果沒有共產主義的監督、提醒、並隨時做好代替的準備，那麼社會主義跟左傾世俗主義就沒有差別。這樣看來，我們是不是要感謝那些固執的教派、不知疲倦的罷工者、馬克思主義者、那些闖入我們工廠的人、那些在街上製造動亂的人、那些滿腦子要改革革命的人。他們和歷史的發展有所衝突，但是也是他們讓人們不至於在資本主義之中酣睡不醒。」

共產主義的結束似乎終結了俄國革命之後反對國際左派的辯論，這一派的失敗為它那個喧嚷的親戚贏得了勝利空間，在此基礎上社會民主製成功復仇。

但這一成功是短暫的。冬宮起義一百周年之際，我們正陷入改革浪潮的泥淖。柯林頓時代已經過去，托尼布萊爾（英國前首相），岡薩雷斯（西班牙前總理）和施羅德（德國前總理）並不能給國家帶來經濟上的收入，更別提奧朗德（法國前總理）了，他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連任。同時，在這些國家，甚至更大範圍內，急躁心態、激進主義抬頭。

正逢1789年法國革命兩百周年紀念，或者說更像是祭禮，社會主義者邁克羅卡德（Michel Rocard）坦言 「革命是很危險的，能不革命最好別革命。」40年以後，全球化無處不在，但是幽靈們也已經回歸——那個革命的木乃伊，正叫囂著要爬出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