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希曼著作《慾望與利益》2013年英文版跋

《慾望與利益》2013年英文版跋傑里米·阿德爾曼（赫希曼傳記作者）阿爾伯特·O.赫希曼邀請我們穿過詞義變化的迷宮，為反諷而開懷，為危途而擔憂，但他不僅與讀者對話，他也與古人對話。他一生都在讓他的思想先輩們成為一個真正的家庭，他習慣於回到它的成員那兒尋找安慰、論題和靈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閱讀赫希曼的體驗，讓人覺得是在觀察我們當代一位大思想家與古人的對話。從某種意義上說，《慾望與利益》的副標題揭示了這本書的特別之處。它既是對古人之間論辯史的研究，同時也是與打開了通往我們今天道路的古人的論辯。想想赫希曼畢生研究的諸多人物之一、為《慾望與利益》搭建舞台的人物之一馬基雅維利吧。赫希曼最早讀馬基雅維利是在20歲（「這是讀馬氏的好歲數」，他曾對自己的讀者這樣說），那時他住在巴黎，第一次加入一個義大利反法西斯流亡團體，他們正在「讀馬基雅維利和利奧帕蒂」。此後赫希曼總是把馬基雅維利的書帶在身邊。赫希曼所喜愛的這位佛羅倫薩人的一段話，出自他寫給托斯卡外交官、他的朋友的一封信，他希望得到此人的庇護。馬基雅維利向他講述了自己的流亡生活，他四處遊盪，捉畫眉鳥，拾柴火，跟當地的粗人一起打牌，玩十五子棋，「以便放鬆一下我枯竭的大腦」，他傍晚回到家，脫掉髒兮兮的衣服和靴子，「穿上宮廷的華服」。慾望與利益跋他衣冠楚楚走進書房，「與宮廷里的古人一起用餐」。在那裡「我毫無羞澀地與他們交談，138向他們請教他們的行為動機，他們也友善地回答我。這時我幾個時辰都不覺得無聊，我忘了自己的一切煩惱，既無懼於貧窮，也不害怕死亡」。馬基雅維利解釋說，通過與古人的這些對話，他寫下了自己學到的東西，「《君主論》這本小書，我在這本書中盡我所能，深入研究了有關這個主題的思想，討論了君主國是什麼，它們有哪些類型，它們是如何獲得，如何維持，又是怎樣丟掉的」。對赫希曼來說，這封信是一個夢境，是通向田園的指引，在那兒可以遇見古人；在第三世界的發展這個領域辛勤勞作一天之後，他可以在這裡與古代哲人一起追思舊邦。馬基雅維利與古典時代的幽靈相遇，從某種意義上赫希曼也是如此，連他的衣著都讓人想起文藝復興時代的服裝。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大廳里，人們一眼就能認出既博學又衣冠楚楚的赫希曼。正是在普林斯頓的研究院里，赫希曼寫出了《慾望與利益》一書。1976年秋，在漫長而令人傷心的南美行（赫希曼與他的朋友和同行一起在那裡的軍事獨裁者的陰影下共過事）之後，他又翻開了《君主論》和《李維史論》(Discourses)。他為世態擔憂，他牽掛著社會科學的現狀，尤其是經濟學轉而喜歡將「經濟人」看作功利最大化的行動者，這導致了福利國家的污名化，將它視為一種侵犯性和壓迫性的力量。「命運女神」為何不理睬改革呢？「這讓我吃驚」，赫希曼在一張紙片上寫道，「馬氏的論調就像試圖使匱乏的資源得到最佳利用的經濟學家一樣——你根本不可能既做道德上的完人，同時又能維護國家，所以你只能在維護國家這個約束條件下盡量維護道德，就像消費者在預算約束下使滿足最大化一樣。」他在智利見證了「芝加哥小子」拙劣的經濟藥方，回來後不久他在麻省理工學院一個研討班上說，他感到很沮喪，因為「很多經濟學家愜意地端坐於他們不斷擴張的學科之上，對外面發生的事情不聞不問，無論它們是多麼得災難性」，他們「對經濟和政治事件之間的這種關聯無動於衷」。既然外部世界變成了一塊傷心地，赫希曼便反求諸己，他又回到了對資本主義和民主基礎的思考。他的辦法是「退到歷史之中」——「與17和18世紀的政治哲學家和政治經濟學家待上一段時間」。從1972年開始懷著極大的熱忱寫《慾望與利益》，直到1976年，赫希曼的黃紙片上便寫滿了有關維柯、赫爾德、羅昂公爵、亞里士多德、重農學派、愛爾維修、當然也少不了馬基雅維利的評註，增加的人物還有蘇格蘭啟蒙運動的約翰·米勒、亞當·弗格森、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大衛·休謨和亞當·斯密。他的筆記是與古人的對話。他在讀馬克斯·韋伯時注意到，這位社會學家把得救預定論這種幻想的作用看得太重，結果提出了「世界除魅」一說。赫希曼既要保存希望，同時也要做個現實主義者。「在我的計劃中」，他在表達對韋伯的異議時說，「"保存希望的距離』（所有理論建構的目標）是在兩者之間，一方是有助於安頓資產階級社會和資本主義活動並為其提供正當性的預期和希望，另一方是讓人大失所望的結果——事實上它如此令人失望，於是我們便壓抑對那些預期和希望的意識（弗洛伊德的"故意遺忘』）」。一種迷念陷入危局。資本主義曾被認為有很大的解放作用，能使人擺脫貪財的暴君和貪婪的貴族，現在它卻讓人大失所望，反映著這門「憂鬱的科學」之局限性。這是如何發生的？赫希曼在他的論證過程中試圖讓自己搞明白，在資本主義勝利之前人們最初是如何理解它的，以便說明在它勝利之後的另一種觀點。假如他能揭示它最初的計劃書，他便能洞悉它為何功敗垂成。這種「理論」，我們現在可以稱之為恢復對資本主義的記憶，能讓人打消一種誘惑，寄望於純粹市場——或另一個極端社會革命——背後的救贖作用。一道知識閃電由此出現，它的起點是馬基雅維利認識「真實的人」的努力和亞當·斯密的經濟學。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中的一段話縈繞於赫希曼的腦際，從他所喜愛的全部引文中脫穎而出:「幸運的是人們處在這樣的境況中，他們的慾望讓他們生出作惡的念頭，然而不這樣做才符合他們的利益。」這段話用作《慾望與利益》的卷首語恰如其分。馬克思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都批判資本主義缺少道德準則，使個人受到狹隘而卑賤的動機驅使，其實他們是在譴責這種制度恰恰實現了人們最初希望發生的事情，即將「作惡的人」變成「不這樣做符合他們利益的人」。赫希曼發現，一直在進行著一場有關人性這一概念的戰爭，幾百年來，「人被普遍視為一個舞台，上演著理性與慾望之間慘烈而無法預見的戰鬥，後來則是不同慾望之間的戰鬥。」揭示它的劇情，回顧有關人性的辯論，是《慾望與利益》一書的核心。在評估有關市場生活和行為的話語及論戰時，赫希曼揭示了人們對人類的動機、慾望和利益有著同樣的憂慮，為控制和疏導它們，使其成為有益於社會的追求，他們對語言的創造力有著同樣的依賴。在赫希曼的講述中，論證推動著論證前行，形成了一個「內生性過程」。他的總目標是「恢復對"資本主義精神』起源的奇蹟感」。在馬基雅維利試圖記錄「人的真實面目」之後的兩百年里，作家們糾纏於如何思考賺錢行為，思考著如何重新看待自私之惡的方式。曼德維爾等人認為，通過「巧妙的管理」，奢侈品貿易和追求「私惡」可能對「公益」是件好事。採用這種方式，個人慾望看起來便不那麼可怕了，通過改變語言，將個人慾望改稱為利益，便可將它的含義納入「公認的習慣」之中，最後變成自我滿足的活動的一種有用的委婉說法。赫希曼研究的那些政治經濟學家討論了與市場生活聯繫在一起的不穩定性和衝突——使語義轉化成為必然的各種擔憂，個人慾望向利益的嬗變和資本主義經濟理想的「凱旋」。這種高明的、意外的和緩慢發生的語言變化，能夠為新的「發現」創造可能。將利益關入籠中，加以馴化，便創造了一種歷史意識，它使賺錢發財的受益人能夠得到君主的善待。君主一方可以把只顧自我利益的私人視為公共機構的潛在持股人，這個公共機構便是人所共知的現代國家，但它的前提是，統治者也要讓自己服從自我約束的習慣，服從私人慾望受到的抑制。人們將變得更加易於統治，政府將變得更加尊重由千千萬萬次交易精巧編織而成的利益自治。赫希曼把這種經濟人和政治權力的相互依賴稱為「溫和得體的商業」論，他將它歸功於孟德斯鳩。這種見解，即「溫和得體的商業」這種說法，是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說法之一。《慾望與利益》本身就是一種論證。赫希曼再次向那些認為自我是一架效用最大化機器的人發出挑戰，但他拒絕社群主義者的懷舊病，他們認為這個世界已迷失在消費者的貪婪之中，為「愛財」大唱讚歌。赫希曼用古人話語的分光儀得出的見解是，這種話語旨在使人們講禮儀、有公德，用自我利益與公共利益並存的方式做他們的生意。這是一種「和諧狀態」，它既是現實主義的，又能給人帶來希望。它是限制與自由之間精巧的平衡術，能夠為「一個更加人性化的政體」效力。它也是一種拆解整體性自我的方式，以便使人成為一個更為複雜的整體，從而賦予自我一種人性與人道的統一性。——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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