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俄國為什麼能夠發生革命？

153

金雁

　　長期以來圍繞 「俄國為什麼能夠發生革命」這個老話題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爭論。俄國革命當然不是一夜成熟的，它是一系列社會發展條件與人為因素的綜合結果，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先投入戰鬥，然後再看分曉」

第 一，列寧創造了與馬克思不同的革命前提。馬恩認為建設社會主義需要高度發展的經濟和文化，需要高度的文明，這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高一個層次的前提，而列 寧把這個邏輯順序倒過來了，稱馬克思說的是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絲毫不排斥在發展的形式和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俄國就不是像經典馬克思主義那樣，先在 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建立起物質基礎，然後使上層建築與之適應，而是恰恰相反，先用革命手段取得政權，然後發展經濟趕上別國。這個在理論上叫「逆向操作」。列 寧說：「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在我國創造這種文明的前提，如驅逐地主、驅逐資本家，然後開始走向新的文明呢？」但是後來列寧在1918年5月承認說，「國家 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備的物資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入口，從這一級上升到叫做社會主義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從物資、經濟、生產意義上來講， 我們還沒有走上社會主義的 『入口』」。 普列漢諾夫在1918年寫的《在祖國的一年》一文中說，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內容納不下現代高度發展的生產力時，資本主義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讓位給社會主 義，但是對俄國來說則是遙遠的事。這頭一句話就是從馬克思的《資本論》中抄下來的，換作普列漢諾夫通俗的語言說，就是「在俄國磨成社會主義麵粉的小麥還沒 有長出來」。列寧明白俄國革命不具備客觀物質前提，但是這並不重要，此時列寧最愛用的是拿破崙的一句話：「先投入戰鬥，然後再看分曉」，有整個歐洲無產階 級作為後盾，不用發愁革命先天因素的不足。

最大的特點是集中

第二，俄國革命與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中論述的資本主義的最高階 段沒有關係，俄國是後發資本主義國家，1861年剛剛起步，進入20世紀還在慢慢爬坡，仍然是歐洲最落後的國家，所有的工業指標都遠遠落後於西歐諸國，發 達資本主義的經濟特徵和資產階級的突出地位還沒有顯現出來，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還纏繞在其中，1900年俄國的工業生產只佔全世界工業產值的5%，和資本 主義最高階段不沾邊，與最後的、寄生的、腐朽的資本主義更不靠譜，資本主義在俄國尚未結出文明之果，這時的俄國與其說是受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之苦，不如說是 受資本主義不發達之苦。1909年俄國的煤產量只與比利時持平，1913年的生鐵產量只是美國的1/7、德國的1/4。當時產業工人只有300萬，佔總人 口2-3%，但是最大的特點是很集中，絕大部分在彼得格勒、烏拉爾、中部工業區，彼得格勒有40萬人，佔12%，60%是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 業，1000人以上的企業集中了工人總數的47.6%，千人以上的比例是德國的兩倍，達到了世界上最先進資本主義工業的集中程度。這種集中化程度導致了它 集體行動能力強，組織程度高，也就是蘇聯史家所說的「發動革命比較容易」，能夠起到革命起點上的「先鋒隊和決定性」作用。有些人說俄國工人有700萬，那 是加上了400萬分散在農村的家庭手工業者，這類人應該歸於農民，因為他們的主要經濟來源是份地的農業收入。

「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

第 三，俄國革命是歐洲革命的衝鋒號。它被看作是掀起歐洲革命的先導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只要俄國發生了革命，整個歐洲都會很快行動起來，只要俄國首先在資本 主義鏈條上打開缺口，不愁歐洲無產階級的整個方陣不會跟上，當時發動的俄國革命「是把希望寄托在世界革命上」（《列寧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頁）。誰 也沒有想到革命後的蘇俄會孤立地存活。1917年8月的布爾什維克第六次黨代會上的宣言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海燕已經在全球飛翔」。 在這次會議上布哈林說：「我們將以整個無產階級利益的名義進行一場神聖的戰爭，我們將通過這種革命戰爭來點燃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烽火。」他還說，在 1905年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以民主的名義同農民並肩前進，在1917年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以社會主義的名義同歐洲工人並肩前進。 關於對歐洲革命的幻想，發動俄國革命時列寧多次重複過這一點，「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熟性和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我們一旦發起行動，就能得到歐洲全體 無產階級的支持。」十月革命以後列寧要求蘇維埃政府準備幫助德國無產階級起義。他說「沒有德國革命我們就滅亡了，這是一個絕對的真理。」（《列寧選集》第 3卷，第462頁）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反對武裝起義也是基於這一點，季諾維耶夫說：「我們沒有權利把我們所有的牌都押在這種可能性的機會上。」他們論證 說，歐洲革命不可能，俄國的社會主義政府就不可能倖存，它由於孤立無援而不得不採取非社會主義的形式，與其那時候退下來那還不如一開始就不要武裝奪權。

在 革命後的一段時間裡，俄共（布）一直都沒有放棄世界革命的想法，共產國際就是以這個思路為目標的。在1919年共產國際成立時的宣言上寫著：「只要我們沒 有建立全世界的蘇維埃共和國聯邦，我們革命的無產階級就不會刀劍入鞘，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起義的黨。」共產國際以後「世界革命」廣為流傳，在第三國際的歷 次代表大會上，所有發言人的結束語都是高呼：「世界革命萬歲！」籌備世界革命是共產國際的首要任務，為此布哈林提出過「紅色干涉」的口號，他同意托洛茨基 的理論，社會主義政權要在俄國站得住腳，歐洲無產階級革命是必不可少的。1920年德國軍人在柏林暴動，列寧認為這是十月革命即將在德國上演的序幕，他在 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宣告：「我們同德國的蘇維埃政府一道前進的日子為時不遠了」。蘇波戰爭就是在「全世界內戰」的思路下進行的，列寧主張攻打波蘭，以便 穿過波蘭去幫助德國，以為波蘭的無產階級會像迎接親人一樣歡迎蘇俄紅軍，但圖哈切夫斯基的15萬大軍不僅沒有受到波蘭工人的響應，反遭到了同是社會民主黨 的畢蘇斯基領導的波蘭軍隊的重創。1919年匈牙利共和國失敗以後，工人階級在德國、義大利革命夭折，托洛茨基還制定了一個出兵印度的計劃，這時瀰漫著的 是革命浪漫主義，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論」起著重要作用 。1921年以後世界革命的希望渺茫，「一國社會主義」才開始佔上風。

沒有1905年革命，就沒有十月革命

第 四，1905年革命是1917年革命的總預演。 20世紀初俄國在農奴制改革以後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宗法式的農村公社與市場機制的矛盾越來越明顯。當時俄國先後有兩個總理大臣：維特與斯托雷平。 荷蘭血統的自由派貴族維特（1849-1915）主張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配套，他從1903年開始修改農民立法，1904年起著手俄國憲政改革問題，他 認為沙皇應當與自由派結成聯盟使俄國從專制君主制向立憲過渡。斯托雷平（1862-1911）則主張用警察方式以鐵腕解決農民問題，在保證權貴的情況下先 搞經濟改革，他的典型語言是「哪裡富足了，哪裡就會有文明和真正的自由」。日俄戰爭失敗，國內的革命情緒大漲，維特忙於日俄和約在國外奔走，國內的保守派 一度得勢，維特被官僚貴族階級認為太「左」於1906年被迫辭職，斯托雷平繼任內務大臣。

1905年和平請願造成的 「1月9日流血星期日」事件在社會上造成極大的影響，使沙皇的威信掃地。以前俄國是傳統的皇權主義國家，沙皇一直是慈父的形象，強調「抑強扶弱」，以弱者 的沙皇、老百姓的沙皇而著稱。「流血星期日」打破了人們對沙皇的幻想。為了調查1月9日事件，沙皇命令由參議員希德洛夫斯基組成一個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 要求工人選出代表協助工作。調查委員會主席是立憲民主黨人律師諾薩爾·赫魯斯塔廖夫，他提出借用「蘇維埃」這個古老辭彙命名調查委員會。「蘇維埃 （совет）」一詞是一個古俄語，來自於村社議事會的協商傳統，意即「以公眾的民主決策」為首選。後來人們就用它命名群眾選舉產生的替代型權力機構。在 1905年革命中，蘇維埃存在了50天。

1905年革命中，維特要求群眾運動克制、冷靜、在法律的程序下運行，只要給他時間，他一定會儘力 而為。但是托洛茨基說，「我們不需要沙皇的配合，不會同沙皇進行可恥又可憐的交易，維特的憲法是虛偽的，我們24小時就能喚起整個俄國」，號召民眾從停止 納稅、從銀行提款（全國的提款額超過存款達8500萬金盧布 ）、工廠罷工到武裝起義，這樣使俄國的變革錯過了一個上下互動的絕好時機，於是沙皇下決心鎮壓。

1905年革命失敗了，但是沙皇也像慈禧一 樣，鎮壓了戊戌變法，卻成為革命遺囑的執行者。沙皇公布了1905年10月17日法令，批准了以杜馬命名的俄國議會，「它是以各國議會做楷模，具有在某些 領域裡使君主和政府必須服從的力量。」沙皇政權披上了立憲的外衣，因此「10月17日宣言」被看作是俄國政治現代化與國家法制化的標誌。自由派曾認為，革 命的理想結果就是迫使政府制定憲法，俄國多年的立憲主張已經部分實現了。

下轉42版

上接41版

　　「10月 17日宣言」以後，俄國出現了100多個政黨，社會主義政黨都浮出水面公開活動，這十幾年是革命黨最好的演練時期，甚至可以說是沙皇的讓步為自己下台鋪平 了道路。沙皇提供的杜馬鍛煉了反對派的組織能力和宣傳能力。列寧說，「沒有1905年革命，就沒有1917年的十月革命」。杜馬是革命的母體和掩護所。當 時的俄國評論家說，「一個不好的制度最糟糕最脆弱的時候就是他開始自我修正的時候」。沙俄在經過搖擺、遲疑、時斷時續的19世紀以後終於在1905年革命 之後開始了自上而下的自我修正，雖說晚了幾十年，但效果仍是及其顯著的。1905年沙皇把政治權力釋放了一部分，但是到1907年他又後悔了。這就是史稱 的斯托雷平反動的「六·三政變」。斯托雷平根據自己對付革命的體驗得出的結論是：對革命實行堅決鎮壓，「先安定，後改革」，1906年8月19日到 1907年4月20日設立的「戰地法庭」判決死刑5000起，實際執行3500起，然後由於在市場經濟下必須改革沙皇制度在農村的社會基礎，為此他推進土 地改革，以便在農村形成一個強大的富農階層。

斯托雷平改革的後果

第五，斯托雷平改革及其後果。1905年以前沙皇政府一直在 扮演著村社和民眾的「保護人」的角色，當時的國策宣布，「村社是俄國人民的特點，村社是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它是凝結俄國人民生活的水泥」。亞歷山大二世曾 提出過一個著名口號，稱「俄國的一切不是為了強者，而是為了弱者而存在的」。沙皇當局認為，專制政權惟一可以依靠的是農民，「農民是國家保守力量的支 柱」。1905年以後，沙皇丟掉「抑強扶弱」的口號，放下了為「民」做主的旗幟，改而實行「保住地主，扶植富農，犧牲貧弱，分化農村」的改革，以明顯反道 德的「原始積累」方式「勇敢」地走上了俄國的資本主義道路。政治上專制主義的反動與經濟上自由主義的進步奇異地混合在一起，出現了「經濟史上的黃金時代 （1907-1914年）」，農業生產的繁榮成為俄國歷史上空前絕後的現象，1913年成為一個制高點，以至於到蘇聯時期都沒有達到——這一年，俄國生產 的小麥佔世界產量的1/4（2700萬噸：11000萬噸），黑麥佔1/2（2500萬噸：5000萬噸），大麥佔1/3（1300萬噸：3500萬 噸）。

但是這場以權貴利益為出發點的改革同時也為自己種下了苦果，這就是「反對骯髒的進步」的1917年革命。激進主義的宣傳總是勸說人 民，資產階級是靠不住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有缺陷和不道德的，在美其名曰的 「大改革」當中，組織者和策劃者是貴族，受益的分紅利者是資產階級，農民經過這樣的盤剝平均程度還不如改革前，只有消滅了一切私有制，剝奪了貴族、資產階 級和商人，才能過上真正的生活，而1905年革命後自由主義的右轉也的確印證了這種感覺，這種反資產階級的宣傳在憎恨不公正改革的土壤上很容易生根發芽。 斯托雷平不公正的經濟改革導致農民從沙皇的基石變為最大的反對力量。早在1914年，有一份著名的備忘錄就已經預見了未來的事態發展，它的起草者是極右的 保守派杜爾諾沃，他堅決反對斯托雷平改革，認為太自由化、太西化了，這場改革如果再與戰爭聯繫起來，社會革命就不可避免了，「萬一失敗了，決不能忽視可能 是敗在與一個像德國這樣的敵人的戰鬥中，一場最極端形式的社會革命就不可避免了」。當革命真正降臨的時候，統治者中有人想起了這個老冬烘的警示，但為時已 晚。

一戰前俄國的「黃金時代」無人能夠否認，但它是以社會的緊張加劇作為代價的。二月革命農民對土地的要求十分強烈，提出分配皇室土地、國 有土地、大莊園土地和 「不在地主的土地」（有很多貴族自己不住在鄉下，而是由管家經營）。農民要求恢復公社對「斯托雷平農民」（獨立農民的另一種稱呼）的權威，重新確立農村公 社。這種戰鬥精神是農村本身的內部平等意識決定的，當時所說的 「自發奪地鬥爭」，其實「對貴族莊園的侵犯和分割都是經過農村公社來組織和協調的」。農民在村社的組織下不經官方許可自己行使革命權力，86．6%的鄉農 民執行委員會堅持革命立場自行分地，3．6%置身於階級鬥爭之外，只有不到10%的基層機構聽命於政府。1917年夏天確立的農民機構是由貧民和中農組 成，他們完成了總數為16298起革命行動中的10210起。農民從宗法的角度接受了反資本主義的思想，加強了左翼激進主義的陣營。斯托雷平改革促使農民 以一種宗法式的向後看反沙皇，與1905年革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與其說農民反資本主義使他們有了社會主義要求，毋寧說農民是想回到過去的民粹主義要求， 這也是很多人說十月革命是民粹主義大釋放的理由——1905年革命是自由派主導的革命，爭取自由的革命，1907年斯托雷平改革給了俄國「骯髒的自 由」，1917年就是一場反對 「骯髒自由」的不自由的革命。

斯托雷平不但瓦解村社，還有一個措施給十月革命埋下伏筆——移民政策。這在經 濟上的確是一個可供選擇的措施：既可以消除中部地區過剩的人口，又可以發展西伯利亞等地的經濟。但是實施過程中受到兩面的夾擊，瓦解村社遷出者遭到農民反 對，而通過強制遷出的移民不但遭到了當地的反對，由於組織不好又出現了「迴流」移民——一貧如洗和極度不滿的農民，很快便成為十月革命中的中堅力量。

分裂與反抗

第 六，反政府的力量逐漸擴大。除了1907年以後從沙皇基石轉變為反對派的農民外，最堅決、最古老的反對力量是宗教中的分裂教徒。彼得大帝以前俄國的東正教 有很多的薩滿教、自然崇拜的成分，不像希臘正教那麼規範，但是它的自由度大、兼容性強。1666年大牧首尼康進行宗教改革，嚴格按照希臘正教統一所有的宗 教活動包括儀式、聖書、頌詞、祈禱等。統一宗教的目的是為了強化中央集權，結果導致了一場曠日持久的 「分裂運動」，出現過幾萬人的自殺狂潮，大批人員從中央區逃離到北方凍土地帶，這批人約佔總人口的1/10。「教會的分裂開始了俄羅斯生活和俄國歷史的深 刻分裂，俄國革命知識分子可以看作17世紀分裂運動的傳人，這種內在的分裂一直延續到俄國革命。」（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三聯書店1995年，第 11頁）分裂派始終不認同沙皇制度，他們認為真正的東正教在民間。這批人聚斂財富去資助教徒和一切反沙皇的力量。從事地下活動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很多經費就 來自他們。

在非俄羅斯地區，波蘭人、猶太人、喬治亞人是革命者的中堅力量。1917年俄羅斯的波蘭人口2500萬，猶太人530萬，格魯 吉亞人口200萬。這三大民族在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中知識分子比例和接觸西方的人最多，出席俄國社民黨二大的57名代表中，猶太人佔了25名。革命隊伍中之 所以有這麼多猶太人，是由於沙俄長期以來的排猶傳統，尤其19世紀80年代的「反動時期」統治者以「尋找民族的敵人」為借口加大了打擊猶太人的力度，把猶 太知識分子都推到了對立面。因此猶太知識分子更易接受革命宣傳，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小組最早就出現在猶太人居住比較集中的西南俄的維爾諾（維爾紐斯）、明斯 克、基輔、敖德薩等地。在猶太工人中間，比任何地方都更早成立了社會民主黨的組織。

高加索與俄國其他地方交通不便，但是與革命的聯繫卻非常 緊密。俄羅斯最早發現的油田就在巴庫，這是全俄無產階級運動最大的中心。喬治亞雖是山地國家，但它並不閉塞，城市化程度是當時俄國中最高的，19世紀末 城市人口就佔30%多，因為土地少外出做工的人很多，傳播革命思想早於俄國內地，而且喬治亞的民族歷史就是征服與反征服的歷史，它歷來以反抗波斯、土耳 其和俄國的統治而著稱。

波蘭民族主義獨立運動的薪火源遠流長，它的工人運動比俄國要早，它的無產階級政黨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先驅，因為它的 工業類型接近於歐洲，是俄國流亡運動的中心，也是國外與俄國地下活動的橋樑。從俄國到西歐，波蘭是一條捷徑。革命者在這裡可以受到同情和友好的接待，也很 容易傳遞各種非法印刷品。波蘭的城市人口比例遠遠高於俄國，所以社會黨的力量比較大，產生了不少有實踐經驗的革命家，但是由於波蘭既是俄國的國境又存在著 高漲的民族獨立情緒，一直是沙皇重點防範的地區，到處都有駐軍，19世紀末在波蘭有40萬俄國駐軍，華沙的衛戍部隊甚至是由沙皇的近衛軍來擔任。

知識分子激進主義加劇社會政治緊張

第 七，長期以來成功的無政府主義宣傳。俄國的「文化激進主義」歷史由來已久。在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上，文化激進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有著密切的聯繫。從這個意 義上說，巴枯寧是第一位俄國知識分子，甚至有人說，沒有巴枯寧，就不可能產生以後的左傾思潮，車爾尼雪夫斯基也不可能成為傳統社會主義思想的繼承人。由於 俄國歷史發展中專制國家的農奴制壓迫形成的社會鴻溝以及分裂教派的偏執行為，導致俄國知識分子中的「社會責任感」和「力求極端」內在衝動特點十分突出。 19世紀40年代以文學批評為主導的整個過程都過於政治化，與沙皇政府相對立而產生的革命思想、唯物主義、無神論中充滿了絕對化的政治對立和虛無主義的無 根基性。文化激進主義典型的口號是 「不要調和」，它與社會激進主義遙相呼應，從否定國家到否定一切秩序，在俄國思想史上形成旋風效應。向激進主義每邁出一步，就伴隨著更加嚴厲的批判與否 定，否定過程導致文化連續性的中斷與思想視野的縮小，官方對知識階層的打壓和禁令，賦予了思想蒙難者聖徒般的光環與榮耀，進一步促使青年人對激進主義產生 更大的興趣，促成了革命黨情結。統治階級出於維護自己利益和對革命的懼怕實行反動政策，對革命者進行嚴酷鎮壓，又進一步導致革命情緒和行動的高漲，於是形 成尖銳緊張的惡性循環。

斯托雷平改革以後，知識分子的政治激進主義、文化激進主義與民眾本能的社會激進主義以驚人的速度完成了嫁接，知識階 層在上層改革需要糾偏的情況下缺位和民粹大潮湧起時的草率引導，導致民眾的政治情緒激進化，加劇了政治緊張、民族緊張和社會緊張，它像膿瘡一樣在俄國社會 積存了數十年，而在瘡口破裂的時刻，給民粹主義化的布爾什維克黨提供了趁亂而起的機會，因為他們懂得抽象的民主原則不具備感染民眾的能力。正如有人所說， 「在革命風暴中，採用溫和的、自由主義的、人道主義原則的人是永遠無法獲勝的，民主原則對動蕩的革命時代是不適用的，革命時代總是那些採取極端手段的人、 熱衷於鐵腕的人可以獲勝，只有專制才能結束混亂和無政府狀態。」

從19世紀中葉以來延伸的「革命民主主義」其實只有「革命」沒有「民主」， 即便有民主也是宗法性的「村社民主」——小共同體的民主，和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有很大的差別。革命的方向是明確的：社會主義革命——革資本主義的命。從這個 譜系延續下來的「革命派」的特點是：1、反對溫和、漸進、非暴力，對托爾斯泰那種「用仁愛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的思想持堅決反對的態度。2、反對普世價 值，強調俄國特殊論，認為西方的民主是「虛偽的」，不如民粹派的「人民專制」適應俄國國情。3、反對資本主義，不承認它的進步性。4、「破壞的合理性」， 「破壞」現實就是掃除「惡」。建立天堂的激情和破壞現實的衝動，在俄國人看來是一種和諧的自然狀態。

經過幾個世紀以來的奮鬥，知識分子在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下變得焦慮、急迫和不計後果。他們以為，新的社會制度當然要有物資保證，但它是通過破壞來達到的，只要從少數佔有財富的人手中剝奪這些財富，還給另一部分人，自然就獲得了物資保證。

上 述特點決定了俄國知識分子「堅定有餘，寬容不夠」。文學界喜歡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如果掌了權，很輕易地可以成為 「新沙皇」。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話說，「革命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造一個沙皇」。托爾斯泰倡導的寬容是個例外，因此他為整個俄國知識界所不容，甚至被開除 教籍。19世紀後半葉革命民粹派 「恐怖主義」在俄國盛行，1874至1880年的6年間，沙皇流放的「民粹派恐怖分子」就達1．7萬人。他們宣揚「破壞的合理性」而不屑於做溫文爾雅的理 論家，稱「幹革命」比「宣傳革命」要重要的多。僅在1905-1907年革命的兩年半時間裡，社會革命黨就搞了200多次恐怖活動，以至於這一時期，沙俄 的政治苦役犯與流放者中，該黨成員佔了大部分。帶有溫和色彩的孟什維克和「社民黨化」的社會革命黨都難成氣候。俄國的孟什維克就其思想淵源說，是最接近馬 克思主義原本思想的一批人，它可以說是一直沒有 「本土化」、「民粹化」的馬克思主義派別，是反對無政府主義最堅決的政黨，但是在俄國也是最吃不開的人，到如今都沒有恢復他們應有的歷史地位。

十月革命前無政府主義與布爾什維克關係最密切，他們是抱著十足的決心推翻臨時政府的。十月革命後兩者距離的拉大，並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發生了變化，而是無政府主義對自己以前的盟友非常失望。布爾什維克在每一個領域裡恢復等級高壓控制，無政府主義也在鎮壓之列。

政治分化與重新定位

第 八，社會主義的分化組合。當時被革命形勢推向前台、成為俄國最強大政治勢力的，是兩大左派（當時通稱兩大 「社會主義政黨」）——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這兩黨內部都有明顯分化：社會革命黨傳統上本是以搞「革命恐怖主義」推進「人民專制」起家的極左黨，但這 時它的主流已經在斯托雷平時代「社會民主黨化」，只有其堅持原教旨民粹主義的支派，即所謂「左派社會革命黨」還帶有「人民專制」色彩；社會民主黨本是傳統 的「革命憲政」主張者，其中的孟什維克此時仍然持有俄國馬克思主義正統的革命憲政理念，而布爾什維克儘管已經在「超民粹主義化」的路上走得很遠，但仍然保 留有社會民主黨傳統的「革命憲政」話語，其「激進」主要表現在不斷指責別人拖延憲政進程，列寧本人當時就一再抱怨「政治自由」太少，認為「在自由的國家 里，管理人民是通過政黨的公開鬥爭以及它們之間的自由協議來進行的」（《列寧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53頁）。在二月革命後的一段時間，列寧指責臨時 政府拖延立憲會議選舉，但並沒有要求「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當時布爾什維克黨在蘇維埃中的影響也不大。後來他兩度提出「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但其含義只 是：首先，蘇維埃取代臨時政府來承擔籌備召開立憲會議的責任；其次，排除以立憲民主黨為代表的自由派左翼，建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革命黨主導的 「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亦即左派多黨聯合政府。他並沒有說要用蘇維埃取代立憲會議，相反他仍然強調蘇維埃只應該在立憲會議之前臨時掌權。

因 此，經過斯托雷平時代的政治分化與重新定位，到二月革命後，傳統的社會民主黨與社會革命黨 （即俄國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之分野已經完全模糊，取代它的是新的、十分戲劇性的分野：兩黨的各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布爾什維克派與左派社會革命黨）結 盟，反對兩黨各自的另一部分（社會民主黨孟什維克派與社會革命黨主流）。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前者更多地體現了當年以民意黨為代表的原教旨民粹主義或超 民粹主義傳統，而後者更多地體現了當年普列漢諾夫開創的俄國馬克思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正統，但是在1917年內，雙方都還沒有脫離「革命憲政」話語。

戰爭導致社會瓦解

第九，戰爭加劇了破壞的社會心理。沙俄在1904-1905年輸掉了日俄戰爭，不到十年又投入到一場更大的賭博。以「戰爭來驅散俄國革命的毒氣」是沙皇曆來的做法，適得其反的是，「戰爭及其他所造成的疲憊不堪的人民空前的困苦為爆發社會革命提供了土壤。」

軍 隊的崩潰導致千百萬逃兵的出現和前所未有的犯罪的猖獗。俄國軍隊丟棄了前線，跑回了俄國，武裝力量像一股狂潮湧回家園，沒有希望，沒有食品，沒有紀律。戰 爭又使流氓心理擴大，不同程度地影響著數百萬士兵、水兵、逃兵和從德軍佔領區逃出來的難民。蘇漢諾夫在《革命的札記》一書中說：「目力所及，到處都是憤怒 的人群，隨時會把我們撕成碎片」。在這樣一個社會土壤中，無政府主義傾向迅速增長，軟弱的臨時政府無法進行有效地抵制。

戰爭導致社會結構瓦 解，動搖了政權的權威，暴力法則取代了法律的威力。人民大眾冷酷無情地拿起槍桿，他們習慣了殺人不受懲罰。到處都是帶槍的人，他們從前線回來剝奪地主的財 產。國家處在農民和士兵暴動、醉漢們無法無天的無政府狀態。秩序、保守、溫和、法律都成了罵人的話，妥協、讓步、協商都成為貶義詞，理性溫和的政黨逐漸喪 失民眾，擁護激進的社會政治變革的人增多。所有這一切，為實現「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這一目標創造了條件。

　　　金雁，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教授，俄羅斯、東歐問題研究專家。本文刪去作者原注釋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