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及其在中國的歷史發展

　　新舊世紀的交替和改革開放的深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和創新問題十分突出地擺在了中國哲人面前。在對馬克思的哲學變革及其理論實質和當代價值的研究中，越來越多的人已經認識到實踐觀點在其中的首要地位和決定作用，認識到馬克思實現了哲學發展中的實踐論轉向，一些專家學者甚至也早已把實踐觀點上升到馬克思哲學思維方式的高度，認為馬克思的哲學思維方式就是「實踐思維方式」，或「實踐論的思維方式」、「實踐觀點的思維方式」。（高清海：《哲學與主體自我意識》，吉林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０３－２０８頁﹔肖前主編：《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上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前言。）毫無疑問，這是近年來我國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巨大進步。然而，究竟什麼是實踐思維方式？應當怎樣理解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實踐思維方式與馬克思哲學的中國化之間是什麼關系？它在我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歷史發展中處於何種地位？它對於新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又將起著怎樣的作用？這些問題，學者們的看法並不一致，理解也大不相同﹔而它對於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中國的發展和創新又無法迴避，且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本文將圍繞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及其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問題，對上述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　　一、深化對實踐思維方式的理解　　實踐思維方式作為馬克思的哲學思維方式，在其哲學變革、創立和發展中具有重大意義。所謂哲學思維方式，通常是指一種哲學觀察、認識和把握世界及其發展變化的根本觀點和根本方法，也是其思考、處理和解決人與世界、思維和存在等哲學問題的基本範式和基本原則。哲學思維方式在哲學思維活動、哲學理論體系、哲學觀念變革和哲學理論發展中居於首要地位並起決定作用。它決定著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理論性質和理論實質，同時也制約著哲學各方面的具體原理、具體觀點、具體理論和具體方法﹔它是貫穿於哲學家所有哲學思維活動中的思想範式與理論內核，也是一種哲學區別於其他哲學的主要根據和本質特徵。不同哲學的區別，本質上是哲學思維方式的區別﹔哲學理論的發展，實質上是哲學思維方式的發展﹔而哲學觀念的變革，其實是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作為其哲學思維方式，在其哲學思維、哲學變革、哲學理論和哲學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同樣如此。　　正確理解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必須正確認識馬克思在哲學及其思維方式上所實現的偉大變革﹔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又必須正確把握馬克思當時所面臨的哲學狀況、哲學問題和哲學使命。在馬克思之前，作為其哲學產生直接理論前提的理論資源，主要是德國古典哲學，其中主要包括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哲學和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哲學。就哲學性質和哲學地位而言，黑格爾哲學與費爾巴哈哲學的對立，同時也代表了德國古典哲學與法國近代哲學的對立。在解決人與世界、思維與存在這些哲學根本問題上，這兩種哲學在根本立場和基本路線上是截然相反的：費爾巴哈及法國唯物主義哲學，以自然存在為本原、本體和基礎，把人及其精神、思維歸結為自然存在的產物、結果和表現，忽視甚至否定了人及其精神思維對自然界的主體能動作用，由此，它也把整個世界都歸結為一個受「自然法則」所支配的「自然世界」，特別是把人類社會歷史也看作是一個完全受「自然規律」所決定的「自然過程」。與此相反，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哲學，片面誇大了人的精神意識的能動作用，甚至把整個世界的本原、本體和基礎都歸結為某種精神的東西，完全否定了自然界對人、對意識的先在性，顛倒了精神與物質、思維與存在、人與自然的本原關系，由此，它也把整個世界都說成是一個受「精神法則」和「理性規律」所支配的「精神世界」及「意識觀念的自我發展過程」。顯而易見，法國近代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的分歧和對立，實際上凸現和代表了兩種哲學思維方式的對立：法國近代唯物主義哲學，代表著一種外部自然世界決定一切的自然主義哲學思維方式﹔德國古典哲學，則代表著一種精神觀念決定一切的唯心主義哲學思維方式。　　毫無疑問，上述這兩種哲學思維方式，各自都包含某種合理方面，但同時又都是某種片面化的哲學思維方式。吸取其合理成分，克服其片面性，是馬克思所面臨的重要任務。但是，由此而把馬克思在哲學及其思維方式上所實現的偉大變革，僅僅歸結為法國近代哲學和德國古典哲學合理方面的簡單相加，或者說是對費爾巴哈唯物主義基本內核和黑格爾唯心主義辯証法合理內核的簡單綜合，因而把馬克思的哲學及其思維方式概括為「辯証唯物主義」或「唯物辯証法」，這並沒有揭示出馬克思在哲學及其思維方式上所實現的偉大變革的理論實質和真正意義。　　真正能夠代表馬克思在哲學及其思維方式上所實現的偉大變革及其實質和意義的，是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對舊本體論化哲學缺陷的分析、批判及其關於新哲學所提出的實踐觀點和實踐方法。舊唯物主義哲學和唯心主義哲學，就其相互關系而言，它們確實代表著截然相反、根本對立的兩種不同的哲學思維方式。但是，從哲學發展的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來看，它們又都屬於同一種傳統哲學的本體論化的哲學思維方式（也即在兩極對立的思維中通過把一極歸結為另一極的方法，尋求建立世界永恆本體根據和絕對真理體系，從而以此去認識和觀察世界、思考和處理問題的哲學思維方式）。二者的區別僅僅在於：舊唯物主義哲學堅持一種自然物質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方式﹔唯心主義哲學則奉行一種精神觀念本體論的哲學思維方式。馬克思的分析、批判及其所提出的觀點和方法表明：舊哲學及其思維方式的問題，不隻是存在片面化、兩極化的缺陷，要害是本體論化傾向，不懂得實踐活動的意義﹔新哲學的任務和使命，也不僅僅是克服舊哲學片面化、兩極化的缺點，吸取以往哲學之長，綜合形成一種新的哲學理論，關鍵在於確立實踐觀點，消除思維方式上的本體論化傾向，以實踐思維方式取代傳統哲學的本體論思維方式。這是馬克思在創立自己哲學時所面臨的根本任務，也是馬克思哲學變革的理論實質，更是其哲學思維方式的根本特徵。　　所謂實踐思維方式，即實踐觀點的哲學思維方式，也就是按照人的實踐活的本性及其方式去觀察、理解和認識世界，去思考、處理和解決問題的哲學思維方式。不言而喻，正確把握實踐思維方式的前提，是對實踐活動的正確理解。實踐活動本身，是一種主體和客體、主觀和客觀、目的和手段、理想和現實等矛盾之間，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相互否定、相互統一的能動活動﹔所謂實踐思維方式，實質上也就是上述實踐活動自身各種矛盾關系在哲學思維中的理性反映和有機統一。這意味著：按照這種哲學思維方式來思考、認識、處理和解決問題，一方面，首先要看到客體對主體、客觀對主觀、手段對目的、現實對理想的基礎、根源、制約和決定作用，由此形成客體性原則、客觀性原則、從實際出發原則和現實性原則，亦即唯物論的實事求是原則﹔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在實踐活動中主體對客體、主觀對客觀、目的對手段、理想對現實的改造、變革、統帥和超越作用，並由此形成主體性原則、能動性原則、目的性原則和超越性原則，亦即辯証法的否定批判原則﹝馬克思曾把黑格爾哲學的積極成果稱為「作為推動原則和創造原則的否定性辯証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１６３頁。）並且認為「辯証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性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２１８頁。）﹞。這是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的基本內容和基本結構。由此可見，在馬克思的哲學變革中，的確從根本上克服了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哲學的片面性，充分肯定了它們的合理之處，吸收了各自的積極成果，實現了唯物論和辯証法的有機綜合。然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這種克服、肯定、吸收和綜合，並不是馬克思哲學變革的前提，而僅僅是它的結果和產物。換句話說，並非先有這種克服、肯定、吸收和綜合，才有馬克思在哲學上的偉大變革。恰恰相反，隻是因為馬克思首先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才使得上述克服、肯定、吸收和綜合得以實現。因而，隻有從實踐思維方式出發，才能真正理解馬克思在哲學及其思維方式上所實現的偉大變革的實質和意義，也才能真正理解唯物論和辯証法何以和如何能實現內在有機的統一。否則，所謂二者的統一，隻能是一種缺乏根據、沒有途徑的外在形式的結合。這表明，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既不僅僅是一種唯物主義思維方式，也不單單是一種辯証法思維方式，更不是唯物論和辯証法並列的兩種思維方式，而是把唯物論和辯証法作為互為前提、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內在統一於自身的一個哲學思維方式。事實上，正是在實踐思維方式中，馬克思哲學才實現了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思維與存在、自然與社會、人與世界、理想與現實、事實與價值的真正統一，因而，也才真正實現了唯物論與辯証法、自然觀與歷史觀、本體論與認識論、世界觀與方法論、真理觀與價值觀、人學與哲學的有機統一。這是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的基本特徵。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是一種折衷主義的思維方式。馬克思曾多次強調：「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了的人類。」「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實際上和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說來，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１８－１９頁，第４８頁。）這表明：實踐思維方式作為馬克思的哲學思維方式，本質上是一種以人為主體和中心通過人並且為了人的主體性思維方式，是以人類解放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和目的的類主體思維方式，是從現實出發而又超越現實的超越性思維方式，是在正確認識世界基礎上能動改造世界的革命性思維方式，是在堅持唯物論原則前提下更強調辯証法否定批判本質的否定性思維方式，是在不斷批判舊世界中創造新世界的創造性思維方式，……。所有這些特點，共同凸顯了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的本質特徵。　　實踐思維方式的確立具有重大意義。它不僅代表了馬克思哲學變革的真正意義，凸顯了馬克思哲學區別於其他哲學的理論實質和本質特徵，而且為馬克思哲學思想的形成、豐富和發展提供了首要觀點和基本範式，為整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發展和不斷創新奠定了原始基礎，確立了基本原則。

二、實踐思維方式在中國的歷史發展　　近年來，國內關於新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問題的研究和探討方興未艾。這種研究和探討不能說沒有進展，但總體上並沒有大的突破。究其原因：或者是脫離時代要求和時代精神的把握，使其陷入抽象的理論反思當中﹔或者是忽視哲學作為「社會意識」和「歷史意識」的特點，僅僅從個人的角度來理解和思考哲學，從而使其缺乏應有的歷史高度﹔而其主要方面則是忽視了哲學思維方式及其歷史發展的維度，因而使自身偏離哲學發展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形式。新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既要關注其與時代的關系，又要把握自身與社會的關系，更要抓住哲學思維方式的維度，特別是立足實踐思維方式在中國的歷史發展問題。　　實踐思維方式確立的意義並不意味著它本身一成不變。哲學是時代的產物，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文明的活的靈魂。正像哲學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一樣，哲學思維方式也要隨著時代的不斷前進而不斷轉換。否則，它可能變成束縛人們思想和行為的僵化模式。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也同樣如此。實踐思維方式的發展有其自身的特點。一方面，它不同於一般哲學思維方式的變革。後者代表著哲學本質和性質的根本改變，一種哲學思維方式轉變為另一種哲學思維方式，同時也就決定著一種哲學轉變為性質完全不同的另一種哲學﹔前者則意味著同一種哲學思維方式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出現不同歷史形態的變化，這種變化雖然也有質的區別，但不是本質的改變，而隻是一種形態的轉換。另一方面，實踐思維方式的發展也不同於其哲學理論的發展。一般而言，哲學思維方式的發展決定著哲學理論的發展，哲學理論的發展則反映著哲學思維方式的發展。但是，二者並不完全等同。哲學思維方式相對穩定，哲學具體理論則變化較多。在哲學思維方式相對不變的情況下，哲學具體理論可能發生改變。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與其哲學具體理論之間的關系也同樣如此。　　實踐思維方式發展的根據和基礎在於，時代課題的改變及其解決方式的轉換。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產生於十九世紀中葉。但馬克思的哲學並非近代哲學，它在本質上是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代的哲學。因而，其實踐思維方式理所當然的屬於現代哲學思維方式的范疇。隻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馬克思的哲學及其實踐思維方式就不會過時。然而，社會在不斷發展，歷史在不斷前進，時代所面臨的具體課題在不斷改變，解決時代課題的方式也需要不斷轉換。哲學思維方式本質上是時代課題的哲學解決方式。隨著我們所面臨的時代課題的改變及其解決方式的轉換，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也需要改變其歷史形態，因而也必然要不斷發展。　　實踐思維方式發展的內在機制，在於其與各國、各民族、各個時期、各個方面的具體實踐及其歷史課題和時代精神的有機結合。馬克思創立了實踐思維方式。將這種哲學思維方式與各國、各民族的社會實踐及其時代課題和民族精神相結合，就會產生各國、各民族的民族實踐思維方式﹔與各個歷史階段的歷史實踐、歷史課題和歷史精神相結合，便會產生各個歷史階段、不同歷史時期的歷史實踐思維方式﹔與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特殊實踐、特殊課題和特殊精神相結合，則會產生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特殊實踐思維方式。正像任何一種哲學思維方式都可以有它多種不同的表現形態一樣，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也會有其各不相同的歷史表現形態。實踐思維方式在中國的歷史發展，正是其發展內在機制的特殊表現。　　但是，哲學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作為文明的活的靈魂，它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的自我意識」，（孫正聿：《哲學通論》，遼寧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９頁。）歷史的自我意識，時代的自我意識，而非具體個人和特殊實踐的自我意識。各個方面的應用哲學都是必要的，各個領域的部門哲學也都有其存在理由。但是，這些應用哲學、部門哲學隻有體現「社會的自我意識」、「歷史的自我意識」和「時代的自我意識」，其必要性與存在理由才能得到合法辯護﹔同時，這些應用哲學、部門哲學隻是通過體現社會自我意識、歷史自我意識和時代自我意識來表現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而不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的主要表現形式。真正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的哲學，隻能是那種作為「社會自我意識」、「歷史自我意識」和「時代自我意識」的哲學。因此，考察和把握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在中國的歷史發展，應當而且隻能以中國社會的發展和時代課題的解決為基礎，以實踐思維方式和中國社會發展、時代課題解決相結合為線索，以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自我意識和時代課題解決的自我把握為依據。　　實現思維方式在中國發展的首要形態，是在革命過程中產生的變革思維方式。２０世紀２０年代，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此時的中國正是一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國家。中國社會發展所面臨的時代課題，是如何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壓迫和奴役。由於種種復雜原因所決定，中國人民解決時代課題的方式，不可能是漸進發展的方式，而隻能是革命變革的方式。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中國人民，以自身英勇無畏、不屈不撓的革命實踐，塑造了變革舊制度、創立新社會，改造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亦即現代中國社會發展的時代精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亦即哲學思維方式）與中國革命階段的時代課題、中國革命實踐所凸現的時代精神相結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創立了毛澤東哲學思想。毛澤東哲學思想，本質上是一種革命哲學思想﹔毛澤東的哲學思維方式，實質上是一種變革思維方式。這一革命哲學及其變革思維方式，在毛澤東的「矛盾學說」、「實踐理論」、「群眾觀點」、「歷史動力原理」、「社會基本矛盾理論」等方面得到了集中體現。運用這種哲學思想及其哲學思維方式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我們不僅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徹底勝利，而且取得了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勝利。變革思維方式是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在中國革命過程中的繼承、應用和發展，是中國革命過程中的實踐思維方式。　　實踐思維方式在中國發展的第二種形態，是改革開放中形成的發展思維方式。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標志著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階段。由此決定了作為社會主體自我意識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應由革命的哲學轉變為建設的哲學﹔其哲學思維方式也應由變革思維方式轉換為發展思維方式。遺憾的是，當時的人們不但未能及時地實現這種轉變和轉換，而且由於種種復雜原因，特別是「左」的思想和教條主義的影響，反倒使革命的哲學演變為一種斗爭的哲學，使變革思維方式轉化為一種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思維方式，亦即天天斗的斗爭思維方式。其結果是「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最後導致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根本轉變，制定了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使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轉變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就為新的哲學思想及其思維方式的產生創造了必要的社會基礎和歷史條件。改革開放的歷史使命，是實現中國社會由落後到發達的歷史轉變﹔其實質與核心，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其歷史過程，是現代化實踐的發展過程﹔其時代精神，是追求中國社會持續發展和中華民族偉大振興的發展精神。中國改革開放的這種發展要求、發展實踐和發展精神，上升為哲學的高度，就會升華為一種發展哲學﹔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與之相結合，就會形成一種發展思維方式﹔而這種發展哲學及其思維方式，不僅表現在鄧小平關於「中國要謀求發展」、「應當把發展問題提到全人類的高度來認識」、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發展才是硬道理」等一系列發展思想之中，（《鄧小平文選》，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６６頁，第２８２頁，第３７５頁，第３７７頁。）而且表現在改革開放中我國發展哲學的異軍突起上。發展思維方式是馬克思的實踐思維方式與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實踐思維方式。　　實踐思維方式在中國發展的第三種形態，是面向新世紀的創新思維方式。中國２０多年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我國社會發展已邁上了一個新台階，進入了「小康社會」。但是，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來說，新世紀的任務並不輕鬆，其道路也非平坦。它是一個要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新問題、新課題不斷涌現，新機遇與新挑戰相伴而生的時代。新世紀需要新發展，這是毫無疑義的。問題是如何發展？改革開放的實踐經驗表明：「二十多年來，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都是與我們不斷進行的理論創新、體制創新、科技創新等分不開的」﹔（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頁。）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形勢要求：「迎接未來科學技術的挑戰，最重要的是要堅持創新，勇於創新」，「必須在全國興起一個科技進步和創新的高潮，必須堅持創新、創新、再創新﹔（江澤民：《論科學技術》，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７頁，第２２４頁。）民族傳統啟示我們：「中華民族歷來是勤勞智慧、富有創新精神的民族，創新精神，是我們民族幾千年來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重要動力」﹔　﹔（江澤民：《論科學技術》，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９－１６０頁。）歷史規律告訴未來：「創新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整個人類歷史，就是一個不斷創新、不斷進步的過程。沒有創新，就沒有人類的進步，就沒有人類的未來」。（江澤民：《論科學技術》，中央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１５－２１６頁。）所有這些都表明：創新，是實現我國經濟和科技發展的本質要求，是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是在新世紀進一步實現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不僅如此，創新也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品質，是馬克思實現思維方式的題中應有之義。「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就是在於它在實踐中能夠不斷創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會主義實踐的每一次歷史性飛躍，都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進行理論創新的結果」。（江澤民：《論「三個代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頁。）由此可見，創新要求，是新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創新實踐，是新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文明靈魂﹔創新精神，是新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時代精神。這種創新要求、創新實踐和創新精神或遲或早必然要反映到當代中國哲人的頭腦及其哲學研究中去，並在那裡升華為一種創新哲學思想﹔事實上，這種創新哲學思想已經初露端倪，呼之欲出﹔而蘊含其中的哲學思維方式，便是作為其基本範式和根本原則的創新思維方式。創新思維方式在江澤民關於創新問題的一系列思想論述中得到了集中體現，同時它也在一些學者的理論探討中得到了初步反映。適應新世紀時代發展要求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理應是一種創新思維方式﹔集中反映和表現當代時代精神精華的新世紀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應是一種創新哲學形態。創新思維方式的實質，是新世紀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實踐思維方式，是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在新世紀、新時代、新的歷史條件下的最新發展形態。　　從變革思維方式，到發展思維方式，再到創新思維方式，展現了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在現代中國社會發展中的三種不同歷史形態﹔由此也決定了馬克思哲學中國化的三個不同發展階段，即變革哲學階段、發展哲學階段和創新哲學階段。它既揭示了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集體核心各具特色的哲學思維方式及其哲學思想理論的實質，又代表了中國社會發展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不同時代精神及其不同哲學追求。新世紀新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本質上應是一種以創新思維方式為實質與核心的創新哲學。但是，這既不意味著變革思維方式和發展思維方式及其哲學思想理論已經過時，也不意味著創新哲學的建構已經完成，更不意味著創新哲學與變革哲學和發展哲學相互沖突。從創新思維方式的確立，到創新哲學理論的建構，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創新思維方式及其創新哲學，作為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及其實踐哲學在當代中國發展的最新形態，則應當把變革思維方式和發展思維方式及其變革哲學和發展哲學，作為自己不可缺少的理論前提和思想基礎納入自己的思想理論體系之中。新世紀創新哲學的建構將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