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的不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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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的不遇　　　　文 / 聰明傻蛋

發表時間:2005.05.22 17:44:02

董仲舒的不遇　　董仲舒的政治悲劇並不是個人悲劇，本文通過分析他和漢武帝之間的政治衝突，以及與公孫弘之間的衝突進一步去揭示自春秋戰國以來形成的士的內在精神蘊藉在大一統專制背景下受到的壓力以及由此帶來的士人的分野　　　　 1.董仲舒的身份確認和士的內在蘊藉　　　　《說文解字》：士，事也.可以理解為從事耕作.戰事和一些具體的技術性工作的人，他們的身份介乎於貴族與平民之間，自春秋中葉以來，士人開始作為一個階層出現，隨著周代封建制度的解體，作為貴族階級最低層的「士」，「恰好成為貴族下降和庶人上升的匯聚地帶」①，舊有的大批貴族沒落，原本控制在貴族手中的知識逐漸流傳到社會上，導致了學術的下移.士階層開始接觸到各種知識，傳統的禮樂文化為士人所承襲.孔子以詩書禮樂為教材的教育.有利於以政治文化為專業的士的培養，各個國家間的稱雄爭霸使的士人完全擺脫了舊有的社會身份的羈絆，使他們站在階級利益的立場之外而以整個文化秩序為關懷對象.士的內涵和品格也就有了突破性的變化.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把道的有無與禮樂征伐聯繫起來，很明顯的是要從文化的角度來代替政治，為人類的命運負責，道便是人類社會秩序文化上的指歸，春秋戰國是一個禮崩樂壞的無道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里，士的責任是承擔禮樂文化秩序重建的責任，士與到也就不可分開了，士是道的人格承擔者，「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論語.里仁》）.士對道的追求不僅僅是理想的堅守，更有改造社會的用意，「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也」強調的就是出世的精神。士有「道」的堅守. 「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謀道是為了弘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論語.泰伯》）道的追求和弘揚是士最高的理想和追求，　　士這種以人類命運.文化秩序為使命的內在蘊藉，與現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概念有些相似。士是站在文化批判的角度來擔負人類命運和知識的責任。　　董仲舒是以「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②」見稱於當世的。漢書.卷56《董仲舒傳》載：「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幃講誦傳以見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在其的《士不遇賦》中也有「雖日三省吾身」等語.從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董仲舒的行為方式以至思想方式都符合儒家孔子對士的基本的要求，從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到董仲舒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儒家經典《春秋》的研究上有了很大的成就，這必然導致其對政治社會要求發言權，按照自己對道的理解來改造社會，董仲舒一生的政治追求始於元光元年的賢良對策，這是他發言的開始。　　　　 2.士人身份的展開之一；與漢武帝之間的政治衝突　　　　董仲舒政治理想的完全表露是在其的天人三策中，這其中充分的體現了董仲舒與漢武帝在政治理念上的不同，在天人一策中，漢武帝詢問的是如何能使自己的家天下「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而董仲舒的回答依據春秋，提出了天和道的概念，並認為符合天和道是統治能夠長治久安的根本.把皇權統治納入到天和道之中，並且使其居於次重要的地位，皇權統治只有在德治的條件下獲得安定的局面，皇帝如果不能行德政，不能按照道的要求行事，則「天乃發出災害以譴告之」.董仲舒的這種思想完全承襲前人的思想，要求君主行仁政，但是道德對於君主的約束是非常脆弱的，董仲舒的不同在於他把天置於皇權之上，以天的警示和天的受命來加強對皇權的約束，以彌補道德約束的不足.由此可知「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③」這句的重點在於後一句，從士的品格的角度來看，董仲舒的這種思想不是站在皇權專制的立場上的，而是秉承春秋以來士人承擔的人類文化命運的立場上來闡發的.是要用文化的東西來改造秩序，把皇權納入到文化秩序--道的系統中去。這個顯然與漢武帝要求的家天下傳之無窮的想法相去甚遠，在天人二策中，漢武帝著重就帝王之道即如何加強專制主義的角度提問，而董仲舒還是從正反兩個方面強調德治和順應天道的重要性，要求帝王行教化，正其身，功加百姓.而漢武帝儘管對董仲舒的思想觀點有不同看法，但他顯然意識到天人相應觀里可以為其專制政治利用的一面，在三策中，漢武帝詢問的重點在於天人之應之上,很顯然董仲舒還是站在儒家文化的角度來回答這一問題的，他的回答是對是否符合天道是政治成敗的根本的概念進行了進一步的強化說明，要求君主「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④」　　天人三策在內容上越問越趨於具體.儘管漢武帝對董仲舒的冊問「攬之以為異」，董仲舒也賢良對策第一，但是比較漢武帝在面對主父偃的關於推恩的冊問時「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⑤」的態度.由此可見董仲舒的冊問顯然是不令漢武帝滿意的，在上完三策以後，董仲舒也沒有受到重用，《漢書.董仲舒傳》載：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這樣的官職並不高，況且易王，作為皇帝的兄長「素驕，好勇⑥」很明顯漢武帝是將董仲舒置於一個非常危險的政治環境下，漢武帝一步步的加強皇權，使得皇權幾乎到了毫無約束的地步，近人徐復觀說：「他（漢武帝）發揮了大一統一人專制下的很大功能，也暴露了大一統一人專制下的殘酷黑暗」⑦.董仲舒對專制王權的殘酷黑暗和毫不受約束而深感不安，屢屢言災異也是著眼與以上天的警示屈君，因為君權沒有束縛，是不合乎道的要求的，這種觀點在大權獨攬的漢武帝看來是在大一統之下皇帝至尊獨大的理念完全對立，而大一統之下要求用一個聲音，董仲舒的聲音就成了大環境里的不和諧音，他也因此遼東高廟失火而言災異的事件中差點丟了性命，專制政權政治上的壓力迫使董仲舒放棄政治上的努力，放棄發言權，擔負起知識的傳播與傳承，在家閉門著書立說.從此對現實政治閉口不言. 　　 3.士人身份的展開之二.與公孫弘之間的理念衝突　　　　董仲舒和公孫弘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處，一。他們生活在大致相同的一個時代，都是漢武帝時期的人物。二他們均是《公羊》學出身，董仲舒自不必說，「丞相公孫弘者......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⑧」，他師從胡母生，而「胡母生...治《春秋公羊》，與董仲舒同業」顯然董仲舒和公孫弘在學術上有很大關聯.但兩個人的衝突比兩個人之間的相似之處更大，《漢書.董仲舒傳》記載「仲舒為人性格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弘為人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膠西王也上兄也，尤縱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 公孫弘徙董仲舒於膠西，說明兩個人之間的積怨很深.怎樣看待董與公孫兩人之間的矛盾呢？《史記》《漢書》認為是公孫弘個人心胸狹窄，嫉妒董仲舒學問比自己好，而董仲舒看不慣公孫弘希世用事，這樣的看法比較膚淺，要理解兩個人之間的矛盾必須正確當時社會風向的轉變. 　　西漢與先秦相去不遠，先秦游士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自由活動，及在這些活動中所強調的人生。政治社會的理想，甚至是游士身上的品格都被西漢的士人繼承，而西漢與先秦的不同就在於，社會由分裂走向了統一，中央王朝一步步地加強了自身的權威，甚至西漢早期分封的王國也一個個的被消滅了，大一統王朝的專制要求思想的統一，政治上這樣的要求給士人的精神帶來了巨大的心理壓力，而傳統的士人也在這種壓力下分化，董仲舒寫到：「屈意從人，非吾徒也.....皇皇不寧，只增辱也，努力觸藩，徒摧角也，不出戶庭，庶無過矣。生三代之隆兮，而丁三季之末俗.....雖日三省吾身兮，猶懷進退之維骨....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有嗤其不容.退洗心而自訟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董仲舒被迫失去了政治上的發言權，因為他不符合專制王朝對士的要求. 　　專制王朝對士的要求在公孫弘身上得到了體現，他是專制王朝皇帝的臣子，「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⑨，」他承認了君主的絕對權威，並且對君主絕對的服從「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皇帝就是他的主子，對主子只有阿諛逢迎.漢武帝很寵幸公孫弘，公孫弘在他而言是忠臣，與董仲舒忠於自己的道不同，公孫弘選擇的是另外一種道德上的操守，專制王朝需要的是對君主忠的臣子，不是忠於自己文化理想——道的士人，董仲舒被排擠打擊，漢武帝時期出任丞相的人幾乎沒有善終的，公孫弘是一個，專制王朝憑藉政治的高壓力量逐漸完成了對士人的改造，道的理想逐漸讓位與家天下的現實。　　由此可以將董仲舒和公孫弘的矛盾看成是兩類人的衝突，體現了在君主集權體制下的一種分化，表現了當時的士人面對當時社會境況所持有的不同的人生道路的選擇. 　　　　 4從士人身份在一統專制的背景下重新認識對董仲舒的評價　　　　《漢書.董仲舒傳》對其進行了這樣的評價：　　「劉向說「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自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涪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前後三個人對董仲舒的評價並不統一，近代學者也在此問題上多有論述，例如學者周桂鈿認為董仲舒是有王佐之材的，但這不是問題的關鍵，討論董仲舒的才能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問題的關鍵在於大的政治環境沒有為類似董仲舒這樣的人發揮才能的空間.與董仲舒大致同時代的東方朔對這個問題有清醒的認識「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擒以兵，並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的行也...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以為帶，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於掌....故餒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為將，卑之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使蘇秦.張儀與仆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⑩」　　前面判斷董仲舒是否有王佐之材的標準是伊.呂，管.晏等，而伊.呂，管.晏等人與蘇秦張儀一樣，都是春秋戰國時代政治上分裂的情況下能夠充分追求並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才能，而大一統專制的時代士人失去了實現自己政治理想的平台，士大夫所承擔的道，以及道的承擔者的身份無法得到皇帝的認同，因此漢武帝就兼有人君和教皇雙重的身份，取消了道的設置，所有臣民都必須臣服，而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士面臨著強大的壓力感，也正是這種壓力感，促使了士的轉變，余英時指出：「在漢代一統帝國的格局之下，知識分子所關懷的基本上是怎麼建立並維持一種合理的群體秩序(注11）」。士大夫在幫助統治者維持專制秩序的同時，自己也從中分得一杯羹，從此中國的士階層就基本上喪失了對自身價值的堅守，而淪為君王的幫凶.幫忙.幫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