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民國女裝演變因素

　摘要:在中國服飾史上,中華民國時期的女性服飾有著重要地位。它以中西交融、滿漢交融為特色,充分展示了這一時期女性服飾大跨度的歷史變革,突顯了人性化、個性化和近代化的時代特徵。影響民國時期女性服飾變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清來民初,綿亘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的崩潰,是產生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社會制度的變遷,使從等級著裝向自由著裝的演變成為可能。審美觀念的變化、時裝表演與選美活動的開展、大眾傳媒的推渡助瀾,也是影響服飾文化變遷的重要原因。而近代服裝服飾產業的產生與發展,則為民國時期女性服飾演變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服飾的變革是生活方式變革的一部分,往往成為社會風尚變遷的亮點之一。唯其如此,對新鮮服飾的態度,又往往顯現出新舊觀念的衝突。民國時期,時尚的女子裝束每每一出現,就會受到社會輿論的指責,甚至有時受到政府的干預。新的生活方式,總會伴隨社會的發展而流行,這是無法抗拒的規律。

　　關鍵詞:中華民國時期;女性服飾;演變因素

　　衣食住行的風俗文化中,服飾歷來是涉及面最廣,最能迅速與直觀的反映社會時尚的部分之一。女性服飾從一個側面,生動具體的反映了女性生活的景象,折射出了時代的風雲變幻。在中國服飾史上,中華民國時期的女性服飾有著重要地位,它以中西交融、滿漢交融為特色,充分展示了這一時期女性服飾大跨度的歷史變革,突顯了人性化、個性化和近代化的時代特徵。其中,旗袍「國服」地位的確立,演繹了女性服飾的華采樂章。民國時期的女性服飾,總體來說是朝著自然、簡便、時尚、美觀的趨向演變的,這種趨勢的背後是社會的進步與女性主體意識的強化。本文擬對影響民國時期女性服飾變化的諸多因素,做一初步考察。

一、清末民初從等級著裝向自由著裝演變

　　中國一向有「衣冠王國」之稱。傳統「冠服」制度既體現了古老的中華文明,又表現出某種不可逾越的等級制度。清代實行的是「滿漢分途」、依制著裝的制度,這是君主專制時代服飾的特點。歷朝《大清會典》嚴格規定了上至皇后、太后,下至朝廷命婦的服制,包括朝服、吉服和一般禮服。其中女性官服中的朝冠、朝褂、朝袍、朝裙、領約、采兌、朝珠等服飾,在顏色、綉紋、質地、式樣等方面,均按等級作出了具體規定。命婦的禮服,於鳳冠、霞帔之外,在胸前背後的補子上以仙鶴、錦雞、練雀等圖案表示出不同的品級。清朝律例嚴禁著裝方面的僭越行為。一般平民婦女在許可範圍內,實行滿漢分途,這與男性的全盤滿化有所差別,是清初統治者默許在風俗習慣上「男從女不從」的結果。滿族婦女的典型著裝是上梳兩把頭,身著寬大旗袍,足登花盆底鞋;漢族婦女的典型著裝則為,平頭圓髻,上穿滾邊襖衫,下著長裙,腳穿弓鞋。兩種裝束分別代表了中國歷史上服裝式樣最基本的兩種形制,即衣裳連屬制(深衣制)和上衣下裳制。

　　作為一種民俗,一種文化,服飾既有其承傳性,又有其變異性。在君主專制的嚴格限制下,服飾相對來說比較穩定,但其仍是緩慢流動的活水。20世紀最初的10年,是清王朝最後的10年。由於政治變革、經濟發展及東西文化的進一步交流,女子服飾有了更多的變化,式樣的翻新主要表現為服裝肥瘦長短、領袖尺寸、紐帶位置、衣褲鞋帽搭配的變化,以及色調的匹配等等。其中,有幾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其一是西式服飾開始受到女性青睞。洋布、洋縐、洋帽、洋裝成了時髦的東西。婦女中也有人著西式服裝,但主要限於男式西裝、男式大衣和禮帽。一種頭梳東洋髻,身穿高領窄袖長襖素長裙、足登皮鞋的中西合璧式著裝亦稱時髦。其二是女尚男裝風氣流行一時。一批婦女解放的先行者,為掃去女性柔弱之氣,紛紛著男裝。其三是女學生裝頗引人注目。一些新式學堂的女學生身著無任何鑲飾的窄袖襖、長褲,腦後垂辮,還有人戴鴨舌帽或有檐的分瓣帽,給女性著裝帶來了一股清新空氣。教會女學堂往往要求學生統一置辦「操衣」,平時及參加集會統一著裝,令人耳目一新。女性的傳統服飾,在追新求異的潮流中,受到了衝擊和挑戰。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結束了綿亘數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服裝變革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取消了服飾上的等級制度,千百年來以衣冠「昭名分、辨等威」的作法被廢棄。1912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確立了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的基本原則。在這一原則指導下,1912年7月臨時參議討論了男女禮服制式,計3章12條,10月3日由大總統頒布執行。這是一種不講身份的禮儀著裝。男式分大禮服與常禮服,為西裝和長袍馬褂。女式禮服為上衣下裙,有領。衣長至膝、對襟,周身加綉飾,左右及後下端開衩。裙長至腳,中幅平,左右打襇。社會輿論對此規定褒貶不一,眾說紛紜,因此一直未嚴格執行。當時,公眾場合的普遍著裝是男士長袍馬褂與西裝並行,女士多為上襖下裙。與清不同的是按等級穿著的現象不見了,人們開始可以比較自由的選擇服裝的式樣和色彩。由於滿族貴族統治地位的喪失,著滿裝不再帶有強制性,社會上很快出現了「大半旗裝改漢裝,宮袍裁作短衣裳,腳跟形勢先融化,說道蓮鉤六寸長」的情景。

　　民國初年是一個新舊交替的時期,服飾上的多樣化也反映了這一時代特徵,「西裝東裝,漢裝滿裝,應有盡有,龐雜至不可名狀」。無論男裝女裝均是如此。一些時髦女子往往新舊相雜,打扮得不滿不漢、不中不洋,不倫不類。服裝式樣多元化的同時,服裝面料和顏色也更加多樣化。

二、「摩登時代」的女性服飾

　　民國時代,社會上流行的女性著裝,大體有三類。一類是傳統的漢族女裝,即上衣下裙或上衣下褲。衣有大襟、對襟、斜襟的區別,有長短的變化,下擺則有直角、圓角、弧形之分,衣領和袖管亦或高或矮,或寬或窄。第二類是旗袍的興起。作為滿族婦女傳統著裝的旗袍,經過民初暫短的沉寂,走上了漢化和西化的道路,五四運動前再度興起。北京出現了這種情況:「髻鬟釵朵滿街香,辛亥而還盡棄藏,卻怪漢人家婦女,旗袍個個斗新裝。」由於流行於西方的「曲線美」的意識逐漸為人們所接受,傳統直線剪裁方法形成的滿漢女裝胸、肩、腰、臀完全呈平直的狀態開始改變。第三,女著男式西裝狀況被西式連衣裙所代替。這種衣裙能充分顯示女性腰部的柔美、纖細和頸部的優美線條,往往是時髦女性的首選。1930年1月9日上海大華飯店舉辦了一場「國貨時裝表演」,女子服裝種類之多,令人眼花繚亂。西裝、旗袍之外,還有服務於各種專門用途的學生服、禮服、婚紗服及供游泳、騎馬、打高爾夫球穿的運動服。女性服裝的多樣性可見一斑。與女裝相匹配的還有中西式帽子、絲質或貂皮的圍巾、呢絨或毛皮大衣、手籠、提包等。20世紀30年代,另一種女性專用品——文胸,亦傳人中國。先是舶來品,接著上海霞飛路上出現了第一家名為「古今」的胸罩店,以 「量身定做」的方式來滿足人們的需求。

　時髦女時裝的流行範圍,主要在代表時尚前沿的大城市,特別是上海。作為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窗口的上海,成了全國服飾中心。據說,巴黎的時新服飾,三四個月就會流行到上海。各地大中城市,又往往以上海是瞻。一首流行俚語說到:「人人都學上海樣,學來學去不像樣,等到學了三分像,上海又變新花樣。」實際上服飾上的地域差別很大,大城市與中小城市,沿海城市與內地城市,城市與農村,始終存在較大的差距。常常是某種服裝在大城市已經過時,而在中小城市才開始流行,農村和偏遠地區卻可能還未曾見過。人們這樣描述這種現象:30年前江南流行的衣服,在山東的村鎮中仍有人穿著。實際上,整個民國時期,廣大農村婦女最普遍的打扮是身著大襟襖和長褲,頭梳圓髻(女孩子為大辮),腳穿尖口布鞋。南方不少地方的農村婦女,則有式樣別緻的圍裙,衣服多為布制。時髦或條件好些的,則用綢緞,並在衣褲和鞋子上加上鮮艷的花邊或綉上精美圖案。極少數富有人家的女子,才追趕時髦,著旗袍、大氅、圍巾。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人的服裝出現了一次大的革命。這就是男性中山裝和女性旗袍的流行,以至於這兩種服裝事實上已成為中國的「國服」。辛亥革命後,孫中

山先生曾邀請上海榮昌祥西服號設計一種新式男服,希望既能吸收西服合體、又能顧及節約與方便,這就是後來的中山裝。20世紀20年代末,南京國民政府重新頒布《民國服制條例》時,中山裝被確定為男子禮服之一。20世紀二三十年代女性服裝也經歷了一次重要演變,即旗袍的異軍突起。20世紀20年代,經過五四思想解放運動的洗禮,人們的觀念和審美情趣有了很大變化,至北伐軍北進時,旗袍已風行一時。此時的旗袍已與傳統寬大、平直的旗袍不同,逐漸吸收了歐美服飾講究曲線適體的特點,長度縮短,腰身收緊,曲線突出,袖子漸短。張愛玲在《更衣記》中把這種變化,描繪成是從「嚴冷方正」、「具有清教徒的風格」,向「烘雲托月忠實地將人體輪廓曲曲勾出」的轉變。20世紀20年代後期至30年代,旗袍在領、袖及袍身的高低、長短、式樣等方面,不斷發生變化。時而領高及耳,時而領低若無,時而袖長及腕,時而短至露肩,袍身亦或短至膝蓋,亦或長至腳面。30年代末,還出現了一種「改良旗袍」,其設計在整體和各個細節上更趨成熟,各種花色、質地的旗袍出現在廣大婦女身上。城市中,上至政要夫人、名門閨秀,下至女學生與家庭主婦,大多把旗袍視為正裝。引人矚目的宋氏三姐妹即經常身著旗袍出現在各種公眾場合,乃至國際舞台上。旗袍幾乎成了那個時代中國新女性的標準服裝,成了具有民族象徵意義的「國服」。1947年英國未來女王伊麗莎白公主即將舉行婚禮時,意外收到了上海鴻翔時裝公司贈送的一件賀禮——洋溢喜慶氣氛和古樸風韻的漂亮旗袍,而且穿著十分合體,公主特意寫了感謝信,此事引起了極大轟動。同年,鴻翔公司精製的6款旗袍,在芝加哥國際博覽會上又榮獲了銀獎,從此,旗袍走向了世界服裝舞台。

　　旗袍的出現是一種歷史的選擇,是中西結合與滿漢融合的產物。「它的出現是拋棄中國傳統服裝寬袍大袖的舊貌,吸取西方的審美趣味,大膽的體現女性曲線美的創舉。它是利用傳統服飾,融合中西美學標準的成功嘗試,也是大眾審美風尚中現代因素的展現。」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衣服的新奇並非是時髦與摩登的全部內容,與服裝配套的裝飾從頭到腳,還包括了首飾、化妝與美容等。民國以來,女性對於髮式在裝飾上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視。辛亥革命後,在一些激進的女權主義者中,曾流行日本式的東洋髮式,後又掀起過暫短的剪髮熱,但很快受到北洋政府整頓風俗的打擊。「五四」前後至北伐戰爭,剪髮又流行起來,那時,短髮被視作進步和知識的象徵,廣州等地方的女界成立了「女子剪髮社」,表示「為節省時間、金錢與便利工作,特提倡女子剪髮」。上海有的理髮店為招徠顧客,登出這樣的廣告詞:「女子剪髮,全球風靡,秀麗美觀,並且經濟,式樣旖旎,梳洗容易,設施新異,手藝超群,閨閣令媛,請來整理。」大約20世紀20年代初,上海的「百樂」等理髮店開始經營燙髮項目。30年代,這種舶來髮式便在全國大中城市流行起來,至40年代,由於電燙的出現,燙髮則更加盛行。但就大多數婦女而言,特別是農村婦女,主要還是梳成髮髻,有圓型、橫豎s等造型,飾有金銀、玉質的簪、釵、釧等飾物。未出嫁的女孩,多腦後垂辮。顯示其時髦與否的主要是額前式樣繁多的留海。

鞋子的革命起自纏足的廢除,這是一個持續了幾十年的過程。清末民初便出現了與天足相匹配的放足布鞋、革履與絲襪,至20年代高跟皮鞋開始流行,幾乎成了旗袍的配套裝束。高跟鞋使女性的身材顯得高挑挺拔,平添許多嫵媚,深受女性歡迎,從女界名流、明星,到職業婦女、家庭主婦、女學生,穿著極為普遍。就連經濟不發達的西部城市成都,穿者也不少,有一首民謠戲謔道:「西式皮鞋挺後跟,申江買價十三元。只愁下雨街頭滑,稍不留神仰面翻。」與此不協調的是,小腳弓鞋與高跟鞋並存的現象觸目可見,經常成為漫畫家筆下諷刺的對象,表明纏足陋俗在部分婦女中仍然存在。

　　中國女性的化妝術有古老的歷史,「女為悅己者容」,就包括了化妝。近代以來,化妝品和化妝手段,在傳統之外,又增加了許多西化的成份,20世紀30年代,象「密絲佛佗」、「伊莉莎白雅頓」等外國名牌化妝品,其廣告也已頻繁出現在報紙、雜誌上。不論是上海先施、永安等大百貨公司,還是一般街頭小雜貨店,各種檔次的化妝品都可以買到。化妝品的使用面很廣,連以樸素著稱的女學生也不例外。1922年北京《晨報副刊》的一篇文章曾驚呼:「北京某學校的女學生,自修室的桌上,雪花膏花露水的數目,竟比鋼筆和墨水瓶的數目,要多兩倍!」1929

年天津《大公報》披露,一些女校「每位lady,除了抹紅塗白之外,還要剃眉毛塗咀唇」,以至梳洗房的鏡子不夠用了。在好萊塢影星的影響下,傳統的工筆畫似的平面化妝法已不時髦,流行的是立體感強的帶有眼影的化妝方法。但是,對於女性要否化妝向來有不同看法,抨擊的輿論很多,素麵朝天不施粉黛的女性大有人在,特別是女學生。而那些鵠首鳩面的窮苦婦女,基本與此術無緣。

三、影響女性服飾流行的諸種因素

　　時尚是部分人引發的風氣和愛好。引領女性時裝潮流的,從地域看非上海莫屬,從人群看則幾經變化。清末民初,青樓女子一時曾起了「服裝模特」的作用。不少人對她們的職業嗤之以鼻,但又效仿她們的穿著打扮,曾出現過「妓女效女學生,女學生似妓女」的現象。「五四」前後清純的女學生備受青睞,成了公眾眼中的摩登女性的形象代表,上海曾有傳言說,要想看上海灘最摩登漂亮的小姐們,只要每個禮拜天上午到億定盤路中西女塾的大門口等就行了。20世紀30年代,城市公共空間更加拓展,模 特、女影星、交際花、女界名流的穿戴舉止都成了人們爭相效仿的對象。實際上,影響服飾潮流除政治制度外,還有諸多因素。

　　第一,審美觀念對服飾演變的影響甚大。審美觀念的變化,直接影響著女性自身在服飾方面的取捨,以及社會對其接納的程度。中國傳統的審美觀講究陽剛陰柔、男女有別,表現在穿著上則是不管男女慣用褒衣博帶。女性身體的孱弱,衣服的飄逸,特別是纏足,竟成了美的標誌。近代以來提倡個性解放,崇尚自由、自主、自然的思想解放潮流,衝擊著傳統的審美觀,婦女運動也在其中起了催化作用。一時間,崇尚身體健美和著裝體現人體自然曲線,成為不少人新的審美觀念。這是大眾現代審美時尚不斷生長的結果,是推動服裝變革的深層背景和最主要的動力。

　　服飾的變革只是生活方式變革的一部分,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它最易得風氣之先,往往成為社會風尚變遷中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而對時尚服飾的態度,又或多或少反映出新舊觀念的衝突。當時女子的時髦裝束,就常為社會所不容,受到輿論的譴責,甚至是政府的干預。小說《子夜》中,鄉下來的吳老太爺,見到身著高衩旗袍、架著二郎腿的年輕女子,竟差點昏厥。即便在容易接受新潮的知識分子中,也不是一下子都能接受新觀念的。他們中一些人在惶惑中自嘲道:「舊的忘不了,新的學不會,是我們過渡時代的人們的一個通病。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中也不是,是人們的一種痛苦。」最可稱奇者,是權力的干預。北洋時期,北京政府曾以維持所謂的社會風化為由,公開干涉婦女的穿戴。1917年北京警察廳發布公告:「查近來衣服式樣竟為奇異,幾於不中不西。而婦女衣服日趨緊小,亦殊失大家風範。」「若於公共集合場所服之遊行,實於風俗觀瞻兩有妨害。」因此「永禁」穿著。上海也有議員提出《取締婦女妖服之呈請》,而所謂妖服,不過是「女衫手臂則露出一尺左右,女褲則吊高至一尺有餘」,這樣的衣服竟被認為「不成體統,不堪入目」。直至20世紀30年代,在有些地方「露臂露腿」還被視為有傷風化。據說,韓復榘任山東主席時為此特發布過嚴禁奇裝異服的命令。報載,1936年9月的一天,韓某外出「途中發現短袖露肘之摩登婦女,當即拘捕」。隨後公安局又在城埠交通要衝捕獲摩登女子50餘人,均送交軍法處。這些情況,反映了新舊觀念鬥爭的尖銳,以及社會風俗改革的艱難。但是,現代化的潮流有如青山難以遮擋的東流水,人們生活理念的變化和日常風俗的變遷是阻擋不住的。新的生活方式,總是會伴隨新時代的到來而產生。

　　第二,時裝展示與選美活動的開展,對推動服飾變化的作用不可低估。現代化帶來了公共空間的擴展與公共活動的增加,20世紀30年代興起的時裝表演與選美活動,就體現了這一成果,也成為引領服裝時尚和推動服裝產業化的手段。早在20年代,上海的美亞織綢廠始將本廠產的綢緞精心設計成流行女裝,在永安公司中央大廳搭建舞台,舉辦時裝表演,以擴大產品銷售。1930年該廠建廠10周年,又在上海大華飯店推出了「國貨時裝表演」,不少政界、商界要人前往,被邀請的明星穿著新奇式樣的服裝在展廳中依次登台亮相,盛況空前。永安等百貨

公司,亦經常在商場中自辦大型時裝表演,由公司女職員擔當模特,同時以明星演唱、美容表演及其他操作演示等活動,招徠顧客。1934年11月鴻翔時裝公司在上海百樂門舞廳舉辦了為社會慈善義演的時裝表演會,特地請來了胡蝶、宣景琳等一批炙手可熱的當紅影星,穿起了專門為她們設計的時髦女裝。此外,一些外國人開辦的服裝店也積极參与其中,南京路上的「朋街」,20世紀三四十年代,每年春秋都舉辦流行時裝發布會,並由西洋女模特進行時裝表演,聲名遠揚,不僅帶來了西方時裝的流行信息,還引進了先進的時裝展示方法。當時的服裝表演以上海為最,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緊跟其後,1929年1月17日,天津曾舉辦過大型「中西服裝賽艷會」,展示了日本、德國、英國、美國、中國等五國民族服裝,報紙上這樣形容當時的盛況:「丁字沽前,幾若舉國皆狂。」儘管這些表演主要是商業操作,但客觀上成了引領服裝時尚與潮流的新手段。

　　20年代末興起的選美活動,不同於晚清的「花國皇后」之選,主要是被選者的身份從妓女變成了名媛,更易為社會多數人所接受。20年代末上海舉行了一次較大規模的「上海小姐」選舉,中西女塾畢業生、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女公子郭安慈中選。1931年上海又舉行了一次國際性的選美比賽。這種活動既是自身魅力的展示,也是一種服裝展示活動。此外,那些頻繁出入社交場合的影星、名藝人、交際明星、政要夫人等公眾人物,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起到了流動服裝模特的作用。1927年宋美齡結婚時頭上的婚紗,是一種包住整頭、邊沿有短流蘇的絲綢頭巾,30年代很多年份這種妝飾都以時髦而流行著。

　　第三,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也是影響服飾變化的重要因素。近代以來,大眾傳播媒介漸次發達。即以女子報刊來說,20世紀初已達40餘種,民國期間種類增加得更快。這些報刊在傳播服裝信息、推動新式服裝流行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申報》、《大公報》、《新民報》等影響較大的報紙,都辟有女性專欄,討論婦女問題之外,常有女性時裝、妝飾等方面的推介和討論。推動婦女時尚方面影響最大的還有《良友》、《玲瓏》等雜誌,雜誌的主要內容是時尚與休閑,以倡導新式都市生活為宗旨,封面和內頁多刊有名媛、貴婦、明星的時裝照片,以及張光宇、葉淺予等名畫家繪製的婦女時裝設計畫。各種女子報刊,此類內容更多,從服裝到鞋帽,從化妝到美容,應有盡有。不少文章具體指導如何修飾成「摩登的腳」、「怎樣使手美觀」,新式服裝的剪裁圖樣也時有介紹。特別是照相業的發展,為時裝提供了除模特外,最形象、最具感染力的展示手段。大眾傳媒的介入,成為時裝流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民間,比報刊雜誌影響力更廣泛的還有一種廣告宣傳品,即月份牌。起自道光年間的月份牌廣告,1912年後為了適應激烈競爭,題材越來越集中於時裝美女,被稱為「美女月份牌」。它向普通民眾,包括最底層民眾,展示了什麼是摩登的女性,傳播著最新潮的社會審美時尚。人們可以從不同時期和不同種類的月份牌上,追尋民國時期女性時裝演變的軌跡。

第四,近代服裝產業的產生與發展,為民國時期女性服飾演變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近代服裝業的興起,既是服飾發展的需要,又成了服飾不斷發展變化的物質基礎。20世紀20年代初,已有小批量的歐美女裝進口。這種「袖大盈尺,腰細如竿,且無領」之裝,「一箱甫啟,經人道之,遂爭相購制」。就國產而言,早在清末,上海就開始出現「衣庄」,「專辦各色綢緞,時式新衣」。另有做衣服的成衣店,以蘇(蘇州)廣(廣州)二式最有名氣。五四前後,中國服裝業進一步發展,女性時裝受到特別重視。上海出現了專賣婦女服飾的「女色部」。二三十年代上 海的靜安路、同孚路、霞飛路、四馬路、湖北路等路段,是時裝店最為集中的地方,其中最有名氣的要算鴻翔和雲裳。「鴻翔女子時裝店」由金鴻翔創辦於1917年,前身是一個專做西式女子服裝的裁縫店,規模擴大後改為「鴻翔時裝公司」,廠店合一,樓上是工廠,樓下是店堂。該店以款式新穎,做工精良著稱,因實行西方流行的立體剪裁,有「天衣無縫」的美譽。宋慶齡很喜歡在此做衣服,並親自為公司題詞:「推陳出新,妙手天成,國貨精華,經濟干城。」公司還聘請女影星陳燕燕作廣告代言人,經營狀況一直很好,被稱之為「女服之王」。雲裳時裝公司創立於1927年,創辦人為滬上交際明星唐瑛、陸小曼、裁剪師江一平等,雖很快易手,但該公司為推動女裝大衣的流行功不可沒。1937年開業的「朋街女子服裝店」,是德籍猶太人立納西創辦,最初主要為在華外國人服務,很快就成為上海女子時裝界最有影響的地方,二戰結束後易手為中國人經營。夠另有明星、金泰、義利、景藝等30餘家女裝公司。在北京,聲譽最高的要屬瑞蚨祥,所做中式女裝最為出色。一些大中城市也存在著規模不等的女子服裝公司。女子服裝業的興起,使女裝作為商品進入了消費市場,而為了追逐利潤,廠商千方百計在樣式、品種等方面下功夫,推動了服裝業的發展。時裝時代,悄然來到古老的中國大地。

　　作為女子服飾系列的鞋帽首飾等,其商品化的速度也很快。出售高跟女皮鞋和時樣女鞋的店鋪大大增加,報章雜誌上隨處可見帶有圖片的女鞋廣告,式樣之多,與當今女鞋已無多大區別。1919年《申報》上刊登了一個新開店鋪「女色部」的廣告,曰:「婦女應用物品一概俱全,精緻時式,女鞋多至二三百種,惠顧女鞋,隨贈真絲襪。」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專賣女鞋的鞋店就有40多家。其實,比高跟鞋流行早的絲襪,其裝飾的重要作用不亞於鞋子,國內亦有大量生產。傳統的中國女性戴帽子以防風禦寒等實用為主,西方婦女戴帽子則更重視裝飾的功能。上海出現了專門的女帽店,如嘉倫女帽公司、美國女帽公司、百賚女衣帽店,大新、竭格斯專營女子用品的商店,以女帽經營為特色。一些著名的老字號帽子店,如京津的盛錫福、同馨和、同升和,也擴展經營,生產西式女帽,打出了「創造最新式的男女四季時帽」的廣告,並附有戴西式女帽的模特照片。

　　首飾是利潤很高的行業,女子首飾一直是首飾行業中收益最高的部分。因此專賣首飾的店鋪和百貨公司有增無減。上海的「老鳳祥」,北京王府井、大柵欄等地眾多首飾店,都不斷在首飾的式樣翻新上大作文章,這些地方也是城市女性最愛光顧的地方之一。可以看出,民國時期,以服裝為主的女式系列用品,已經發展為具有一定規模的產業。

　　綜上所述,民國時期,在各種因素合力的推動下,中國女子的服飾變化節奏明顯加快,顯示出了現代化、多元化的總趨勢。當然,我國地域遼闊,人口、民族眾多。就女子服飾而言,城鄉、地域差別很大;漢族女性服飾的迅速變化與少數民族服飾堅守民族特色,也呈鮮明對比,各有其特色。這兩點,也應受到更多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