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國內塗爾干研究綜述

恆之：晚近國內塗爾干研究綜述提交者: 人社 日期: 09/16 摘要:法國社會學者塗爾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 亦譯 迪爾凱姆）一生寫下了大量著作，涉及社會學、哲學、人類學、教育學、宗教研究、法律研究、知識社會學等現代學科領域。自1917年塗爾干去世後，繼承、研究塗爾干主義的人層出不窮。伴隨著社會學的重建和發展，國內塗爾干研究也得到了很大進展。塗爾干作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的三聖之一，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學事業的蓬勃發展而不斷地被國人再認識、再解讀。對塗爾干社會學思想的再描述一時間成為國內社會學的熱門話題。近十五年來，與塗爾干相關的研究性論文有近百篇，基本上涵蓋了塗爾干社會理論的各個層面。本文在對相關文獻的閱讀之基礎上，力圖描述出晚近國內塗爾干研究的概貌。Tag: 塗爾干 迪爾凱姆 法國社會學大師塗爾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國內譯作迪爾凱姆、杜爾凱姆、杜爾克姆、杜爾乾等）一生治學「不為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寫下了大量著作，博涉社會學、哲學、人類學、教育學、宗教研究、法律研究、知識社會學等現代學科領域，不僅令當時人折服，更讓後人嘆為觀止。塗爾干是法國大學中第一位社會學專業的教授，對法國各門社會科學以至整個西方社會學的演變有著極其深刻的影響（胡偉、孟德拉斯、威萊特，1988：7）。自1917年塗爾干去世後，繼承、研究塗爾干主義的人層出不窮。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近十五年，由於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中國學術活動呈現出更為活躍的局面，伴隨著社會學的重建和發展，國內塗爾干研究也得到了很大進展。近年來國內社會科學界對社會學的幾位經典大師及其著述均有較多的關注，對塗爾干、韋伯、馬克思等人的社會理論的梳理在學人的努力下在不斷地深入。而塗爾干作為西方社會學理論的三聖之一，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學事業的蓬勃發展而不斷地被國人再認識、再解讀。對塗爾干社會學思想的再描述一時間成為國內社會學的熱門話題。塗爾干是國內對經典社會學的研究中另一個相對的重點（楊善華、李猛，1994）。近十五年來塗爾乾的基本著作相繼有了中譯本，同時研究性論文有近百篇，基本上涵蓋了塗爾干社會理論的各個層面。本文在對相關文獻的閱讀之基礎上，力圖描述出晚近國內塗爾干研究的概貌。1.首先，塗爾干著述的中譯本漸具體系，給塗爾干研究的發展帶來新的契機，使國內塗爾干研究得以有系統、有組織地進行。中譯本的大量出現，對學術性研究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建國後，塗爾干主要著作的中譯本有：1) 迪爾凱姆：《社會學研究方法論》，胡偉譯，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1999年2版；迪爾凱姆：《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狄玉明譯，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這兩本書都是對塗爾干Les regles de la methode sociologique（The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一書的翻譯，其中商務版的是從法文1919年版譯出的，華夏版則未對版本進行說明。2) 杜爾凱姆：《自殺論》，鍾旭輝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迪爾凱姆：《自殺論》，馮韻文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其中浙江版是英文轉譯，商務版是從法文譯過來的。3) 塗爾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杜爾干：《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林宗錦,彭守義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1999 版。 兩書均是對塗爾干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ns Life）一書的翻譯，據稱都是根據法文版譯出。4) 迪爾凱姆：《迪爾凱姆論宗教》，周秋良等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5) 塗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版。6) 塗爾干、莫斯：《原始分類》，汲喆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7) 塗爾干：《實用主義與社會學》，渠東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8) 塗爾干：《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渠東、付德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9) 塗爾干：《道德教育》，陳光金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10) 塗爾干：《社會學與哲學》，梁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11) 塗爾干：《亂倫禁忌及其起源》，渠東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2) 塗爾干：《孟德斯鳩與盧梭》，李魯寧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3) 塗爾干：《教育思想的演進》，李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另外在張人傑主編的《國外教育社會學基本文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版中編入了兩篇塗爾乾的文章，一篇選自《教育學與社會學》，一篇選自《道德教育》。其中渠敬東主編的《塗爾干文集》六卷本，第1卷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2卷《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收入《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倫理學與道德社會學》及多篇專題論文)；第3卷《道德教育》（收入《道德教育》、《教育與社會學》及討論教育問題的文章）；第4卷《教育思想的演進》；第5卷《孟德斯鳩與盧梭》（收入《孟德斯鳩與盧梭》、《社會主義與聖西門》及政治學論文）；第6卷《亂倫禁忌及其起源》（附有大量論文、書評、討論、訪談、書信和筆記）。渠本人翻譯了《社會分工論》、《實用主義與社會學》、《亂倫禁忌及其起源》等塗爾干著述，他所做的工作為塗爾干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對中國的塗爾干研究來說，渠敬東功不可沒。以上中譯本基本上涵蓋了塗爾干著作的絕大部分，應該說這些翻譯作品為國內的塗爾干研究創造了極大的便利。以上譯著的翻譯水平在國內社會科學中算是不錯的，但問題是以上各書在譯名上不統一、術語翻譯上也存在這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造成了一些混亂，即便是對同一書的翻譯也存在著不少衝突的地方，這是在研究時值得注意的。在塗爾干著作的中譯本大量出現的同時，關於塗爾干研究的中文二手文獻也日漸豐富起來。其中論著有：1) 阿隆(Aron,R.)， 2005，社會學主要思潮，葛智強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 陳秉璋，1982，實證社會學先鋒——塗爾干，台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3) 哈貝馬斯，1994，交往行動理論——論功能主義理性批判（第二卷），洪佩郁、藺菁譯，重慶出版社。 4) 胡偉，1988，當代法國社會學，胡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5) 吉登斯，1999，杜爾克姆，李俊青等譯，崑崙出版社。6) 劉曉梅，2004，迪爾凱姆法律社會學思想研究（博士論文）。7) 帕森斯，2003，社會行動的結構，張明德, 夏遇南, 彭剛譯，譯林出版社。 8) 渠敬東，1999，缺席與斷裂：有關失范的社會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9) 亞歷山大，2001，迪爾凱姆社會學，戴聰騰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0) 朱元發，1988，塗爾干社會學引論，台北：遠流出版公司。另外，國內近幾年很多的社會學理論教材的相繼出版，只要是論及古典社會學理論的都對塗爾干社會理論有所論述。這方面教材很多，在此不贅述。塗爾干中譯本的相繼出版，研究塗爾乾的二手文獻的增多，促使塗爾干研究論文大量出現。這些研究論文涉及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道德研究、方法論、法律研究、知識社會學等方面。據不完全統計，散見全國報刊雜誌中的文章有近百篇之多（註：根據《人大報刊資料索引》、《上海全國報刊資料索引》、《中國期刊網》統計）。本文在閱讀這些研究性論文的基礎上力圖對國內塗爾干研究進行一個粗略的梳理，以便於進一步的研究。本文按照塗爾干社會理論的安排大致區分了如下幾個方面：現代性研究、方法論研究、道德教育、宗教社會學研究與知識社會學問題、法律社會學、自殺問題、比較研究等等。2.現代性研究是社會學近年來一個比較熱門的話題，圍繞著社會學的經典大師們著作的現代性意義、現代社會關懷等等問題，學者們展開了比較深入的討論（渠敬東，1999；張海洋，2000；張歡華，2002；謝立中，2003），試圖通過對現代性的相關考察來對塗爾乾的社會理論遺產進行有效地清理。張海洋（2000）從中國社會學與人類學發展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社會學和人類學的當前水準都處於充實基礎和重建規範的階段。因此要學以致用，把塗爾乾的理論吸收，要從三個方面定位塗爾干及其社會理論：一是定位其書，二是定位中國社會學、人類學的當前水準，三是定位中國的社會發展階段。對於塗爾干研究而言，我們的研究者從多個角度來分析了這些問題。渠敬東（1999）從塗爾乾的社會理論中，抽取失范、法人團體以及以類比與分類為代表的知識社會學等三個向度，試圖對塗爾干有關現代社會分析的關鍵問題進行梳理和解析。渠敬東認為，塗爾干用社會決定論來建構個體主義的嘗試，不僅指明了現代性轉變所牽連的核心問題所在，同時也在社會調控和深度自我兩方面開啟了有別於以往歷史的樣式。特別是，社會技術和自我技術的雙向開展，在自我有限性的基礎上，為建構新的社會形式開創了可能性。從現代性的視角出發，回過頭來重新檢視塗爾乾的遺產之時，可以找出其中所蘊涵的諸多可能性及其有限性。因此，渠敬東認為，我們的繼承也已經不再是理論本身的敘事方式和論證邏輯，而是問題本身。牟宗三（2005：182）說，要了解其貢獻必須先對之有恰當的了解，而要有恰當的了解，又必須有審密的分析。現代哲學喜言分析，但不論應用何種分析方法，都必須把握兩條基本原則：第一，不論是否贊同其意，先要將原意恰當而明確的分析出來，以期有恰當的了解；第二，如果那些問題並非虛妄，則分析的結果不能把問題分析掉了。謝立中（2003）則從現代性的後果出發，探尋了塗爾干主義的歷史意義及其效果。謝立中認為迄今為止，人們在對塗爾干主義的大部分努力，要麼集中在如何應用塗爾乾的概念和理論來描述與分析當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所出現的「失范」等現象,要麼集中在如何更全面、準確和深入地去理解與把握塗爾干本人的思想內涵。很少有人去考慮塗爾干主義付諸實施的其實際的現代性歷史效果，即從實用的角度來探討塗爾干主義所具有的一些現代性的意義問題。因此，參照20 世紀以來(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 西方國家的歷史實踐，來對「塗爾干主義」的實際歷史效果來考察和分析塗爾干主義是很有意義的。通過研究，謝立中發現（1）塗爾干主義是20 世紀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改革實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就解決19 世紀自由主義現代性體制所面臨的那些經濟、社會與精神危機而言，塗爾干主義的解決方案確實具有一定的積極效果；但它也引發了新的問題，具有較強的副作用，而這些副作用是我們在當前的情境條件下借鑒塗爾干理論時所不能不認真地加以考慮的。3.社會學方法論的探討一直是國內社會學界探討的主題之一（袁方、謝立中，1993；覃方明，1998）。目前，對於塗爾干方法論的研究主要圍繞著其幾本基本主要著作——《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社會學方法的準則》）、《自殺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展開。對塗爾乾的實證主義方法論、科學主義取向、理性主義、自然主義取向及其影響的分析（張小山，1991；沃野，1998；徐超、殷正坤，1999；范會芳、蔣超， 2001；閆鍾，2002；李文華，2004；付敏紅，2004；李文華，2005；陸丹、張月，2004）。另外，對塗爾干社會理論中的整體論思想的解說（彭啟福,1995），對塗爾乾的社會事實（社會現象）的意涵、性質、價值的分析（焦永剛，1995；許鬥鬥，2000；李太斌，2004；劉文明，2004），塗爾干社會理論中的系統思想（伍進，2000）等均有人論及。何為社會？何為社會學？社會學的研究對象為何？社會學研究應該採取何種方式進行？社會學研究應該採用何種方法？這些都是作為社會學學科的創始者——塗爾干——所關心的問題。對這些問題，塗爾干在其著述中都有詳盡的表述，但由於以前其著述並沒有得到更多的了解——一方面是由於我國社會學在建國後很長時間內是空白的，一方面是缺乏這方面的研究者——所以我們對其社會學基本意涵的了解往往是通過第二手文獻，其中最主要的是帕森斯對塗爾乾的解說，以及他人對帕森斯的解說，主要是美國社會學史的影響。對於社會學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帕森斯在其《社會行動的結構》（2003：381-418）有比較詳盡的分析。在帕森斯那裡，塗爾乾的社會理論在其經驗研究的基礎之上提出了與個人主義的實證主義以及功利主義的實證主義不同的實證主義的思路，帕森斯認為這一思路是塗爾干中期的主要思路並存在著一些困境。國內的把塗爾干作為實證主義代表的論者也大多從此意義出發，通過對《自殺論》和《社會學研究方法論》（《社會學方法的準則》）的解讀，認為塗爾干是實證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在社會學理論的教科書寫作中，我們更多的是強調這一個方面。社會學的實證主義從孔德那裡發源，但由於孔德（張小山，1996；程家明，1998；謝向陽、淦家輝，2005）只是提出了實證研究的一些原則，而他本人並沒有真正的做實證的研究，其著述的哲學氣息很濃，所以並沒有造成很大的社會學的理論影響。一般認為，正是塗爾干從孔德那裡接過了實證主義的大旗，並且將其具體化為社會學的基本研究方法，從而開創了社會學的實證研究的典範。研究者認為通過對社會事實的界定和社會學研究方法的確定，塗爾干界定了社會學學科的更具解釋力的也是全新的研究方法，通過對自殺現象的研究塗爾干確立了實證主義研究的典範，所以《社會學方法的規則》就是其為社會學理論方法法則的宣言書,《自殺論》的經驗研究就是其實證主義方法論的具體寫照（陸丹、張月，2004；李文華，2004；李文華，2005）。李建立（1994）認為在塗爾干那裡實證主義──自然主義的方法被系統化、理論化，《自殺論》一書標誌了此方法的成熟，儘管塗爾干受到了德、英社會思想的影響，但他的思想更源於法國學術傳統的熏陶。在社會學方法論上，塗爾干受到孔德、斯賓塞的極大影響。從而在他那兒使實證方法成為主導的社會學方法論。就目前的研究狀況而言，國內大部分相關論文都是按照這個思路來理解塗爾乾的社會學方法論原則的。社會事實是塗爾干社會學理論的核心概念之一，國內研究者通過對塗爾干所確立的社會學研究的對象社會事實（社會現象）（焦永剛，1995；許鬥鬥，2000；李太斌，2004；劉文明，2004）這一概念的解讀出發，認為這種社會事實是整體的而不是個別的、是普遍的而不是特殊的、是強制性的客觀性的社會性因素，並以此為據來說明塗爾乾的社會學學科建立中所確立的基本準則，認為該概念為社會學的創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正因為社會事實本身所具有的矛盾使之對社會學的發展特別是實證主義的道路產生了致命的影響。論者多以此缺陷來指摘塗爾乾的社會學方法，但很少有提出具有建設性的解決方案來，我們看到這些分析基本上沒有超出帕森斯所設計的實證主義的方案。只有焦永剛（1995）力圖對此社會事實（社會現象）的二元性進行新的社會理論分析，從中找到一條可以克服實證主義缺陷的思路，但該文好像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其實僅僅從其主要的基本著作中去尋找塗爾乾的社會學方法論是可能的，但是在繼續深入的研究其方法論的各個面向，則此種做法似乎是不夠的。因為塗爾干總體上的實證主義傾向之外，也有理念主義的一面（特納，2003：46）。在渠敬東（1999）看來，塗爾干為社會學確立的一套方法論準則，都是圍繞著「社會必須成為社會」的核心問題而展開的，它既包括事實和知識判斷(如規則—不規則) 的意涵，也包括價值和道德判斷(如應該—不應該) 的意涵；它既是認識論意義上的，也是實踐論意義上的；它既需要藉助一種排斥反社會因素或非社會因素的真理體制對自身的正當性進行證明，又需要藉助一種日常生活的實踐邏輯來確立自身的有效性基礎。簡言之，社會學方法的準則實際上就是社會的準則。社會學在塗爾干那裡得到了有效地確立，其所有著述也一再為其自身的合法性提供某種辯解，我們是否要更多的從其作品的整體來了解他的方法論的豐富意涵呢？我們看到在這方面的研究還是很不夠的，當然這方面國外的研究可以作為我們相關研究的一個很有力的借鑒。這還有待我們的進一步探討，比如深入的挖掘在各個不同時期塗爾干方法論的變化，從更多的塗爾干著述中比較分析其方法論的原則，從整體的角度來論說塗爾乾的社會學主義的方法論原則等等。也許在對一些具體而微角度入手探討整體與個體，主觀與客觀，科學與人文，理性與偶然等等概念對於塗爾干研究來說是一種可能的方法。4.塗爾干帶著建立道德科學的企圖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吉登斯，1999：44）。他在波爾多大學講述的最重要課程就是道德教育（Lukes,1985：110）。而且他1902進入巴黎大學索邦學院時是在教育學系，並於1906年被聘為教育學教授（周曉虹，2002：239；），此後於1913年才成為社會學教授。塗爾干在其學術生涯中一直關注著道德問題，Lukes認為道德是塗爾干著述的中心和終結（Lukes,1985：95）。在當時的法國時代狀況下，塗爾干所探討的道德是為了適應法國社會從宗教道德向世俗道德演變的趨勢，通過探索非宗教的、理性化的道德教育問題，進而對整個社會進行有效的改造。塗爾干在波爾多和索邦的大量講座和課程都是圍繞著道德教育展開的，他力圖通過對道德領域的探討來增強社會學的分析力。塗爾干認為道德教育是教育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問題。由於道德教育問題具有迫切性，而傳統教育學中的道德教育理論存在著諸多矛盾並逐漸失去其作用，所以塗爾干認為有必要按照社會學的思路重建新的道德體系。圍繞這一問題，塗爾干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並且開設了不少課程專門講述這一問題，可惜的是由於其英年早逝，他還沒來得及整理他的道德理論。在其生前，塗爾干關於道德的論述並沒有出版，後來陸續出版了他在該領域的重要論述：《道德教育》、《教育思想的演進》、《教育學與社會學》等。上述基本著作都是根據講義和授課內容整理而成的。國內很早就有了《道德教育論》的中譯本（迪爾凱姆，1930（民國19年），道德教育論，崔載陽譯，上海：民智書局。該本國家圖書館與北大圖書館都沒有，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有藏）。教育學界一直比較注意塗爾干，早在1989年張人傑主編的《國外教育社會學基本文選》一書中就編入了兩篇塗爾乾的文章，一篇選自《教育學與社會學》，一篇選自《道德教育》。這兩篇文章也一直是國內教育學界理解塗爾干教育理論的主要文本。現隨著新的譯本的出現，必將促進對塗爾乾的教育理論分析。在上個世紀直到2003年以前，國內塗爾干研究主要圍繞著塗爾乾的道德教育思想進行了一些述評性工作（鄧才彪，1989；袁銳鍔，1991；劉欣、王小華，1993；袁銳鍔，1996；周曉冀，1999；吳堅，1998；朱鏡人、王銘銀，1996；錢撲，1999；袁銳鍔，2000；李源、郭凌燦，2003）。這一時期由於資料的缺乏，大多是以《國外教育社會學基本文選》的兩篇文章為最主要的分析文本，同時把西方的道德教育的相關理論進行比較分析，對功能主義教育觀念的分析也是當時的一大特點。這些論文中大致分析了塗爾幹道德教育的基本意涵、道德教育的意義和目的、道德教育與一般教育的相互關係、採取何種方式進行道德教育等等。總的說來這些分析基本上屬於述評性的，鮮有深入分析。這一時期的另一特點是僅就塗爾乾的教育學思想＆道德教育的基本理念進行分析，在結合其整個社會理論的脈絡來理解塗爾幹道德教育與其基本的教育理念上存在不足。近年來對塗爾干教育思想的分析則有深化的傾向：對《道德教育》一書的導讀性評述（陳桂生，2002）、對塗爾乾的道德教育的三要素分析（張崇脈，2002）、職業倫理與道德教育的關係探討（馮婷，2003）、經濟社會中的道德建構問題（汪和建，2005）、社會學方法論原則與教育研究的關係問題（錢民輝，2005）等。汪和建認為塗爾干從現代經濟中辨識出了作為其後果與構成的道德性因素，塗爾乾的「道德性視角」。塗爾乾的道德性視角,不僅是對正統經濟學「去道德化」傾向的一個有力批判，更是引領經濟社會學的轉向，即把社會結構分析與道德分析整合起來的橋樑。以此為基礎從塗爾幹道德性視角中可以引申出可構成這種整合基礎的三個理論命題。5.由於社會學在建國後長時間的中斷，塗爾干學說的傳播也隨之中斷，所以塗爾乾的學說在長時間裡並沒有得到我國宗教史的研究關注，而我國的宗教研究更多的是一種馬克思主義式的研究，中國的宗教學仍是很不發達。所以有論者（王宗昱,2001）認為塗爾干學派乃至整個西方宗教學對於中國學者來說還處於初人門徑的階段。塗爾干在是西方學術積累起來的知識體系中的對宗教現象進行解讀，中國學者尚無能力對他們使用的宗教史料和社會史料做出批評性的回應。所以，塗爾乾等人的學說對於我們的意義主要還是拓展我們研究的範圍，促進中國宗教學的發育。吾淳（2004）則直接以塗爾乾的宗教理論為依據來看考察中國的宗教集體性問題，並從中得出結論認為集體表現需要以宗教的形式進入個體的心靈，從而維繫社會本身。社會學的宗教研究自孔德開始就一直延續著，塗爾干後期也比較關注這一問題，並寫下了《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宗教生活的初級形式》）一書，該書是其宗教思想的集中體現，也正是在該書中他發展了他的社會學理論體系，把知識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緊密的結合起來。知識社會學理論是塗爾干晚年關注的重要問題，他在確立學科之後，更試圖在此基礎上對整個人類思維進行有效地改造，從而擴大社會學的影響。國內相關研究亦主要是概述性的（王宗昱,2001；顏燁，2001；楊美健，2004；陳曉毅，2004）。研究者通過對塗爾干社會學方法論原則的論述，來說明塗爾干宗教分析所具有的各種社會學意義，他們認為在塗爾干意義上的宗教也具有其社會現象的意涵，即宗教現象本身也是一種具有社會學意義的社會事實，具有社會學分析的基本特徵。通過對塗爾乾的不完全的解讀，研究者認為塗爾干在宗教研究方面是繼續使用其早期社會學的基本理念來分析宗教。通過對其他宗教研究者的論點的批判，塗爾干宗教研究在一開始就具有了很強的社會學色彩。他們看到，塗爾干通過對圖騰制度（圖騰崇拜）的分析入手來考察宗教力量通過集體也即社會進入個體心靈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宗教作為社會的唯一表徵，不斷地給個人以各種力，使得個體不得不服從這一力。在其中，集體表現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而集體表現是通過若干儀式而達成的，這其中也包含了各種分類體系。正是這些分類體系結合了集體意識的。所以正是集體表現的神聖性與個體行為的結合構成了社會的生活本身，社會就在一種二重的建構中實現了它本身。深入分析方面則有對塗爾干哲學源頭的探討和知識社會學方面命題的研究。曾亦（2002）指出由於塗爾干深受康德先驗論的影響，在宗教分析時把康德的先驗論化為這種二重性的宗教分析，也即在社會學意義上來探討如何通過對宗教本身的社會意涵與個體之間的種種張力的描述來尋求集體表現的新知識社會學。周星（2003）認為只有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塗爾干在結構主義思想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對於塗爾干宗教研究中的知識社會學論題，則有不同的解說（郭強，2000；周星，2003；雷洪、劉成斌，2003；胡輝華，2005）。他們在對知識社會學的發展歷程、發展困境、知識社會學所具有的一般特徵的分析中，探討塗爾乾的知識社會學內涵、意義以及塗爾干知識社會學的發展空間，認為塗爾干宗教研究的切入點是去把握人類本性，在於對整個人類知識範疇與知識思維的一種把握，是在哲學社會學的把握中去尋找道德個人主義與集體表現之間的團結的可能性。知識社會學的這種探討既是對塗爾干理論本身的發展也對其前期的社會學理論提出了一些新的可能性，即在對知識的研究中重新看待社會本身，從範疇研究中探尋社會學發展的新思路。在宗教研究方面也有從比較社會學的角度來探討韋伯與塗爾干宗教思想的異同，劉榮（2003）力圖通過對韋伯和塗爾乾的比較，從中看出實證主義與詮釋社會學兩種不同的宗教研究的理路，並想從中一些有益的見解。6.塗爾干一直比較關心法律問題，在1896-1900年間曾兩度開設課程討論法律社會學問題（Lukes,1985：255）。在《社會分工論》一書中，塗爾干從社會團結與法律的關係方面來探討了法律問題，而在此後的課程中，其法律社會學思想有所轉變和發展。在這些課程中，他更多的探討了刑法的類型學與歷史演進，探討了法律與道德、法律與政治等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目前法學理論理論界中的法律社會學逐漸成為顯學（葛洪義，2000）。塗爾乾的法律思想的探析也因此成為近幾年來一個熱點。塗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一書中，認為法律是是社會團結的表徵，也是通過對法律的類型學分析來深入探討社會團結的。所以國內也有論者（呂世倫、周世中，1999；李楠，2004；葛洪義，2000；吳建平、唐友平，2003；侯鈞生、劉曉梅，2004；李峰，2005）從這一意義上來解說塗爾干。塗爾干認為社會團結通過法律來表現。孟德斯鳩創造性的使用了法的範疇和類型的範疇，塗爾干認為正是這兩個範疇可以用來把握整個社會，並且在社會學研究中創造性的使用了孟德斯鳩的這兩個範疇。通過司法規範體系來考察社會團結，在塗爾干看來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很適當的方法。塗爾干認為任何持續存在的社會生活都不可避免的會形成一種限制形式和組織形式。法律就是這些組織中最穩固、最明確的形式。通過社會生活的不斷擴大，必然同時伴隨著法律活動相應的增加。因此我們肯定會發現所有社會團結反映在法律中的主要變化（塗爾干，2000，社會分工論：28）。按照塗爾乾的分類原則——分類必須根據現象的變化而變化——他從歷史的角度把法分為兩類，即壓制性法律和恢復性法律。社會團結因此也就相應的進入了我們的分析視野，並且有了類型學的意義。法律是道德的看得見的符號，是集體意識的表達，正是通過法律集體意識才得以進入個體之中，並且是有其直接的深入的表達方式。當前的幾篇概述性文章大都希望從塗爾乾的社會學方法論原則中找到對法律分析的一些借鑒，在他們看來塗爾乾的社會事實的確立可以為法律事實的確立帶來方法論的基礎，而塗爾乾的整體分析和功能分析則可以深入到法律的功能分析之中。在這樣的塗爾干法律思想的分析中，論者多以塗爾乾的實證主義、整體論和功能論出發來理解塗爾乾的。他們認為塗爾干圍繞個人與社會關係的社會整體論，從功能分析的視角，對犯罪、失范和越軌等法律問題進行了獨特的探討；基於此種社會學思路，他還對法律與道德這兩種社會秩序的控制方式進行了闡述。法律功能主義把法律放在社會整體及其與組成整體的諸多部分之間的關係中對法律的功能進行分析。在一定意義上法律也成為了一個自我生成的體系，自成一體並且在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中發揮著社會功能。這樣的法律社會學觀點認為塗爾干從社會整體變遷的角度闡述法律的地位和功能，進而認為法律是隨著社會的變遷而變化的，法律反映了社會結構，表徵著社會結構，而且可以調節社會團結，在現代社會中則對現代社會分工有著重要的作用。在對社會事實的說明之後，塗爾干社會學的基本原則得以確立，同樣對於法律分析來說，塗爾干也是採取了這種社會事實的說明方法，即要在社會學原則的關照下去說明法律作為社會事實是如何在社會團結中起其作用的。通過對社會團結的兩種類型的法律表現的分析得出法律分類學分析，在對犯罪與懲罰、財產與契約的分析中我們看到了塗爾干法律社會學所具有的意義。而侯鈞生等人（侯鈞生、劉曉梅，2004）則認為塗爾干從關注社會團結的問題出發，從法社會學視角闡釋了法律與秩序、法律與道德以及法律的社會變遷等法學基本理論，因而對當前中國的法制建設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塗爾干還分析了犯罪和刑罰,財產和契約等具體的法律制度,並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觀點,這些思想對我們現今的法社會學研究極具意義。7.自殺問題是塗爾干早期關注的一個重要課題，他波爾多大學開設課程專門探討這一問題，並寫過相關的論文，最後與1897年出版了《自殺論》一書（Lukes,1985：191）。《自殺論》一直被認為是其社會學方法應用的集中表現，該書也一直被認為是其社會學主義的集中體現（周曉虹：254）。當時法國知識界對自殺問題已有很多的討論，同時自殺現象看起來是很具體而特殊的課題，能給研究者以一界定清晰的群體事實，加之該現象直接與社會制度、一般社會現象密切相關，正好可以用來嘗試使用塗爾干所確立的社會學方法原則。而塗爾干在巴黎高師的同學Hommy的死更是直接促使他去關注自殺現象（Lukes,1985：50-51）。從一開始塗爾干就把自殺研究作為把握社會現實的一個重要面向。國內近年來對該書的解讀不少，主要圍繞著其社會學方法論（曲慶雲，1994；陳森，1997；李文華，2004a、2004b；李文華，2005；陸丹、張月，2004；吳飛，2005a、2005b）、失范社會學分析（張百慶，2002；孫亮，2005）、犯罪社會學的基本原則（張小虎，1999；嚴勵，2004）、以及相關的應用研究（齊麟，2002；顏廷健，2003）等。《自殺論》的學術價值在很多方面體現出來，論者在分析其價值時多以此書為據來說明塗爾干社會學的實證主義的原則。實證主義主張自孔德開始，經過在塗爾乾的發展在《自殺論》中顯示了其學術研究的精神。實證主義社會學研究客體主義、整體主義和實證與否證思想的結合起來奠定了社會學的科學地位。自塗爾干開始，社會學開始從學理的意義上探討自殺現象，正是《自殺論》反映了這一學術關懷，同時《自殺論》還奠定了社會學的合法基礎，在該書中塗爾干提出了社會學研究的主題和範疇，運用了科學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開創了實證主義、客體主義和科學主義特別是定量研究與定性研究相結合的先河。這種精神一直到現在仍然佔據著社會學的重要陣地。自殺是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它也存在於當代社會之中，將迪爾凱姆關於自殺的思想與現實的社會聯繫起來，這既可以檢驗《自殺論》的理論效度，也可以為分析我國社會現實問題提供一個獨特的視角。8.文本比較研究一直是學科分析的一個重要研究方法。在塗爾干研究中，將其進行各種比較分析是有利於對其思想的更好的把握的。對塗爾乾的思想進行比較分析是近年塗爾干研究中比較熱門的話題之一，圍繞著社會學經典人物的比較（劉中起、風笑天，2002；劉榮，2003；董才生、徐曉海，2003；童瀟、白楊，2003；許傳新、陳國華，2004；龔長宇，2004；楊鎮宇、袁娥，2004；張秀琴，2004）、學科比較（楊光飛，2005；麻國慶，2000）、中西比較（胡艷華、萬江紅，2004）展開了對塗爾乾的各式各樣的解讀，其中有些是對塗爾干思想的真正的比較，有些則是誤讀塗爾干。劉中起、風笑天（2002）的文章對塗爾乾和韋伯社會學方法論的邏輯起點進行了比較，試圖在社會事實與社會行動之間把握整體——個體的關聯，並由此對塗爾乾和韋伯進行有效把握，進而對經典社會學理論進行整合。劉榮（2003）與許傳新、陳國華（2004）則是對塗爾干與韋伯的宗教社會學思想進行了比較，他們認為由於兩人的不同研究旨趣，他們在思想淵源、研究方法、對宗教的定義和主要觀點（如宗教的社會功能、宗教的世俗化等等方面）上存在著很大的差異，形成了功能主義與比較宗教社會學的不同研究思路。但同時兩人也存在著研究旨趣的一致性，同樣反映在宗教研究的科學態度以及對宗教的某些認識上。董才生、徐曉海（2003）則從試圖從西方社會學發展史上三位經典社會學家（塗爾干、韋伯、吉登斯）的主要的社會學思想進行較為深入的比較，希圖通過這種比較來揭示西方社會學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與理論脈絡。龔長宇（2004）則通過孔德、塗爾乾和韋伯對義利問題的比較研究得出他們的探討已經成為社會學視野中義利問題研究的典範，其研究理路和分析方法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該文認為在社會學視野中討論義利問題關注的是社會運行中的道德與經濟發展的關係問題，考察了時代背景下社會價值觀對社會發展的作用，這對當前中國的考察有借鑒意義。楊光飛（2005）則對亞當·斯密和塗爾乾的社會分工思想進行了深入的探討，該文認為兩人的視角頗為不同：亞當·斯密關注的是分工的經濟意義，認為分工能帶來經濟效率的提高和一種自發經濟秩序的形成；而塗爾干認為分工的功能主要不在於優化經濟，而在於它對社會秩序的整合意義。通過他們對於分工現象的闡釋，該文力圖比較初始階段的經濟學和社會學在邏輯起點上和解釋範式上的不同，並以分工觀為例，進一步反思學科範式和現代社會科學體制中所需要的一種開放視域之間的張力。另外，有人（宋全成，1993；周曉虹，2003；張含、谷家榮，2004）專門探討了法國社會學派，塗爾干作為法國社會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對法國社會學派的形成和發展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其中周曉虹（2003）認為，社會學主義是在社會學的經典時代形成的一種獨特的理論範式，它以法國社會學家塗爾干為代表，認定社會學必須解釋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則是另一些社會事實的結果；同時，社會學的存在具有其獨特的價值，它不必以其他學科的存在為前提。而圍繞這一理論範式，在早期法國社會學界形成了後來享有盛譽的社會學年鑒學派。所以，社會學因為正是在塗爾干手中，孔德當年的建立一種有關社會的實證科學的理想第一次獲得了充分的嘗試，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社會事實或實證社會學範式至今還是西方社會學中的一種不可替代的主流範式。在對塗爾干理論的應用研究方面也有把社會團結理論與中國實際結合來探討中國農村問題的（賀雪峰、仝志輝，2002）。 綜上所述，國內塗爾干研究在晚近15年中有了較大的發展，塗爾干文集和其他相關著作的中譯本的出版發行，為深入全面研究塗爾干準備了良好的條件。與此同時，相關的研究性論文也在數量和質量上也有所提高。我們看到近年來塗爾干研究在各個方面都有深化，對於塗爾干主義及其基本的社會學理論著作都有一些值得一看研究性論文。有些分析是建立在對塗爾干社會理論的準確解讀上的，試圖對塗爾干社會理論的某些方面進行有效地分析，試圖通過塗爾干對中國現代性進行有效的分析。一方面增加了國內學術界對塗爾干主義的認識，一方面深化了塗爾干研究，這對中國社會理論研究來說是非常有意義的。通過他們的分析我們看到了塗爾干本身的複雜性和繼續深入分析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在塗爾干研究上，還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專業術語的翻譯上的不統一造成了研究者的用語混亂的情況；在具體的研究中，術語方面存在著濫用的傾向；不少文章在敘述塗爾干思想時往往會根據某些語句來片段化的理解塗爾干整個思想並堅持認為這就是塗爾乾的原貌；還有文章則未能夠了解塗爾干本人思想之豐富性，想通過對塗爾乾的片面化理解來證實某些觀念；在實際的理論引證上還是把20世紀80年代的一些教科書的理解作為現在理論論據而沒有看到最新的研究動態；主觀臆想地把某些不是塗爾乾的觀點加諸塗爾干身上；對相關文獻的利用不夠等等。同時，在學科規範方面也存在這一些亟待解決的的問題。塗爾干研究，一方面有了不斷深入地分析，一方面卻顯得比較單薄，特別是相對於國內韋伯社會學研究來說。這方面還缺乏很有見地的批評性研究，應該說對塗爾乾的研究還處於初始階段。故此，我想，如果加強塗爾干社會學的綜合的、整體的研究，對今後發展、提升我國社會理論的研究水準，促進我們與社會理論界的世界大師級人物的對話，推動我國社會科學的發展的意義、價值將是很大的。參考文獻蔡平、趙巍，1994，社會學的實證研究辨析，社會學研究第3期。陳桂生，2002，略論迪爾凱姆關於"理性化"的道德教育的見解，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期。陳森，1997，商務印書館出版迪爾凱姆《自殺論》，社會學研究第6期。 陳曉毅，2004，人類學界和社會學界早期宗教功能研究述略，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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