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洪業的杜注構想看《杜甫全集校注》

洪業（1893—1980），名正繼，字鹿岑，號煨蓮，福建侯官（今閩侯）人。曾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務長等職務，在燕大期間，推動成立燕京學社，主持編纂便於檢索古籍的引得系列叢書，所著有《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論文結集為《洪業論學集》。

洪氏在1940年發布的《杜詩引得序》是一篇堪稱經典的杜集版本論文。這篇文章詳細介紹了歷代杜集版本和各家箋注之優劣，最後提出「今尚宜有杜詩校注一書」的願望，並對「杜詩校注」內容框架做了一番構想。其詳如下：

（一）曰校者，當以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補刻之《杜工部集》為底本，而以次校勘《九家注》本、偽王狀元本、《分門集注》本、宋版黃鶴《補註》本、宋板及黎刻《草堂詩箋》本，並及元版高崇蘭本，而標錄其異文焉；更遍輯唐宋總集、類書、詩話、筆記，及別集注文中所引載之杜詩細校焉，標其書名篇第，而注出其底本之異同焉；再後亦可以錢本校之，錄異文而冠以「錢曰」，以示分明；校及錢本者，以清人引《杜》多從錢讀也。（二）曰注者，當就宋人各注，及後來胡、錢、朱、盧、黃、仇、浦、楊各注，采其精當者，各覆校原書，標明出處卷第焉；覆檢而不能得其文者，冠某注曰於其書名上以示分別，書或已佚，而昔人之本或今本不同也；月露風雲，字句自明，無煩以典故為註解者，闕焉；其有昔人舊注所未及而宜為補註者，能補則補之，冠以「新注」二字，不敢以其餘為我有也；其宜補而不能補者，別細列一表，附於書後，以待後人也。（三）錄詩，宜依王、裴原本次第，續添逸詩，宜從所見本之先後次焉；每詩各為編號，以便校注案語引證之用也。（四）校文、注文，當分二段，分列詩後，校文以字母、注文以號碼編次；詩正文相當之處，僅注字母、號碼，以便前後照檢也。（五）凡考本事以明全詩之箋解，如其說當，而本詩必有之而後明者，更錄注文之後。凡典故不實之注、批評讚賞之語、章法格調之論、彌縫敷衍之辭，概從刪芟不錄可也。有《杜詩校注》一書如此，庶可以上對古人、下詔來學，絲毫無遺憾矣。

今天讀來，文字行間裹挾的亢奮情愫撲面而來，激動似乎未曾消退。然而，時隔七十四年，一部全新的《杜甫全集校注》（下文簡稱《校注》）才遲遲面世。古人說：「學如積薪，後來居上。」經過四分之三世紀的變遷，我們不禁想問，這部由蕭滌非先生主編的全新《校注》比之洪氏當年的設想變化了多少？較而言之，二者不同之處主要是：一、參校本有變化；二、注文的豐簡與舊注的取捨安排有所不同；三、《校注》的體例的類例和附錄更加豐富。第一方面的不同是因為學術研究有了新的發現，後兩項的不同則體現了撰著者立意上的差異。下面不妨循著洪業先生的構想，逐一檢看這些變動。

先來說第一項。底本是箋注的基礎，在古籍整理領域，學界就有「底本選對，事半功倍」之說。在洪氏的構想里，底本應選用「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補刻之《杜工部集》為底本」，至於具體是哪個本子沒作說明，可能是指潘氏滂喜齋藏的宋本，該本於1957年12月由張元濟借出交商務印書館影印，題名《宋本杜工部集》。洪氏當時未得目驗，但據《滂喜齋藏書記》而懸擬而已，真正讀到《宋本杜工部集》已是發表《序》文十幾年後了。檢閱之後，他說：

這是非常重要之本。……書後有當時九十一歲老儒張元濟菊生先生的長跋一篇。考訂六冊實合二本而成。其一是南宋初年浙江覆刻嘉祐四年（1059）王琪增刻寶元二年（1039）王洙編訂原本。其二是用以配補此本者，乃即錢謙益所謂紹興三年（1133）建康府學所刻吳若校本。凡所審定，皆不易之論。……我於1959年在星洲買得六冊；歸後取與錢注本細校，更易昔年所舉十疑，逐條比勘。結果：昔所疑，而今煥然冰釋者，有：因影印本中實有這些，可見並非錢謙益所妄加、妄改。昔所疑，而今其疑轉劇者，也有：因現今影印本所可用以對校只有五卷，已經錢氏七鑿混沌以死，其餘十五卷，究竟如何，好像奇癢，急待爬搔。又昔疑樊晃之序，吳若之記，恐皆錢氏所偽撰。今既不見此六冊中，自更要問：此二篇者，全是錢氏所作乎？抑僅錢氏奮筆竄改以虞山變換廬山面目乎？（《我怎麼寫杜甫》）

後又在《再說杜甫》一文中提到此事，意思大體相同。所謂的「十疑」是指《杜詩引得序》中質疑錢謙益注杜詩以吳若本《杜集》為底本一事。錢謙益聲稱自己用的是宋吳若本，可是該本按他自己的說法，在藏書樓絳雲樓大火中焚毀，此後再無一見，而各大藏書家所寶藏宋代珍本秘笈不乏各種杜集，但卻沒有一部類似的吳若本，故不能不疑，於是枚舉十條加以論列。吳若本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刊刻於南宋初年，直承宋代考訂最為嚴謹的王洙編定、王琪刻的《杜工部集》。《宋本杜工部集》為潘氏舊藏，該書由兩個宋本拼合而成的，據張元濟先生研究，其中半部的確為吳若本的孑遺。洪氏閱覽之後，雖然聲稱困惑未能全部冰釋，但基本上還是認可這部《宋本杜工部集》是當下最佳的杜集版本，因此也應是全新杜集校注的理想底本。《校注》即以此作為底本應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估計也會得到洪氏的許可。

正是有了這個本子，所以「杜詩校注」構想在校記中「校及錢本」一項也就沒有必要了。清代注杜諸家，錢謙益聲稱以吳若本為底本，朱鶴齡以蔡夢弼《草堂詩箋》為底本外，其他幾家沒有明確交待，但都說參校種種版本，可能底本選擇不甚講究。吳若本原書不存、《草堂詩箋》目前尚有數種存世，由此而言，清人所編之集的版本可以一同黜免，不必作為主要的參校本。這樣一來，對參校本的選擇也就自然要往前推，以明代以前的版本為主。洪氏開示的參校本為《九家注》本、偽王狀元本等七個版本，以元代之前的版本為主。洪氏提出此構想時還在慨嘆，「其半尚在秘藏，安得有人影印而傳布之」，而到《杜甫全集校注》工作組開展時，條件真的比以前好多了，他們能夠函請國內各大圖書館提供便利，複印珍本，所以版本更加豐富，其主要的參校本是：1清初錢遵王述古堂影宋鈔本《杜工部集》（錢鈔本）、2宋闕名編南宋刊《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僅存六卷，南宋殘本）、3宋刻郭知達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宋九家本）、4貴池劉世珩玉海堂影宋叢書本覆刻《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宋百家本，蘇州圖書館有藏宋刊原本）、5宋刻《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宋千家本）、6宋刻《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宋分門本）、7《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宋十注本，僅存六卷）、宋刻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三種（8蔡甲本、9蔡乙本、10蔡丙本）、11元刊《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元千家本）、12元刊《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元分類本）、13明鈔趙次公注《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殘本，趙本）、14元明間刊刻，元范梈批選《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範本），共十四個版本，是洪氏的兩倍。除一元明間刊本和一明鈔本外，其餘皆為宋本。可見《校注》在參校本選用方面，踵事增華，更為精密。

其二，關於注文的組織，二者的精神比較一致，即積極利用舊注，甄別優劣，撮其菁華，然後再補其不足。宋人舊注側重義理旨趣的探求，其缺點是有時不免臆說。黃庭堅批評當時箋杜弊病時說，「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大雅堂記》）。清人要好一些，他們對名物掌故、地理沿革、典章制度、交遊形跡等，做了很多精密的考證，有此基礎自然也就更加精審了，但有時也不免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的貽害，犯起穿鑿而不得要領的毛病。如仇兆鰲注《佳人》「兄弟遭殺戮」引《詩經·鄘風·蝃蝀》「遠父母兄弟」，《又呈吳郎》「無食無兒一婦人」注引賈誼《新書》「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晉書》「皇天無知，鄧伯道無兒」、宋玉《神女賦》「見一婦人」。這兩個例子僅僅找出了字詞的用例，對理解本詩沒有什麼作用，其實這些詞也沒有深刻之意，可以不注。不僅如此，有時甚至適得其反，如《月夜憶舍弟》「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引《詩經·陳風·隰有萇楚》「樂子之無家」，原詩悲嘆流離分散，例證表達的卻因「子」之無家而悅喜。洪氏說「月露風雲，字句自明，無煩以典故為註解者，闕焉」，可能就是對此而發的。從這一點看，洪氏的志趣似乎更加貼近清人楊倫。楊倫說：「注家繁稱遠引，惟取務博矜奇，……至近時仇注，月露風雲，一一俱煩疏解，尤為可笑。茲所采各注，或典故必須疏證，或足發明言外之意，否則俱從芟汰。其易曉者，亦不復贅詞。」對於眾說紛紜的則「擇其善者定歸一解」云云（《杜詩鏡銓凡例》）。《校注》注釋原則是「務使詞語明而詩義彰」，對歧異之見，「則擇其言之有據，於領會詩旨較有助益之說，兼取而並存之，以供裁取。如有必要，則參伍己見」。「參伍己見」跟洪氏「新注」的意思是一致的。至於洪氏提出的「其宜補而不能補者，別細列一表，附於書後，以待後人也」，《校注》沒有明確的涉及，一則有學術上的尷尬，二則是因為操作起來比較困難。

其三，洪氏說：「錄詩，宜依王、裴原本次第」，這種處理方式應是版本學家保持版本特點的作風，但是這樣做的缺點是舊版本中的編次錯誤無法得到糾正。原本是按年編定的，有些詩的編年並不準確，仇兆鰲、楊倫注杜時根據自己的考訂重新做了編次。今《校注》即以楊倫《杜詩鏡銓》為基礎，再參考學術研究成果對部分詩作加以調整，次序已非原本面目。關於準確編年的好處，清人趙殿成說：「敘事之法，編年為上，別體次之，分類又其次也。」（《王右丞集箋注例略》）馮浩謂：「年譜乃箋釋之根干，非是無可提挈也。」（《玉溪生詩箋注發凡》）楊倫也說：「詩以編年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壯，交遊之聚散，世道之興衰。……使編次得則詩意易明。」（《杜詩鏡銓凡例》）詩集編年追求準確是清儒的共識。

其四，「校文、注文，當分二段」，這是當今普遍行用的方式，不必贅言。

其五，對評析文字的處理，洪氏認為，「剖章句、標對偶、玩靈巧、賞玄妙、論格調，以示詩法者，則人人幸會不同，領悟各別，自可後生不讓前賢，但僅可選詩而論之，後載諸詩話焉，不必列入全集也」（《杜詩引得序》）。「概從刪芟」，未免有點嚴苛，因為即使以簡約著稱的《鏡銓》也擇要存錄，以便金針度人。由此可見，洪氏期望得到的是一部簡約可靠的杜集文本，功能較為純粹。《校注》則力求內容豐富，為此除沿用了《詳註》的「集評」一目外，又創設「備考」一項，前者「列舉前人有關全詩或全文旨意、藝術技法、風格異同等等具有參考價值之評論，以及有代表性之異解，可備一說者」；後者輯錄涉及詩文編年、寫作地點之別解，以及相關人事資料、贈答賡和之作等內容。配合題解、注釋，徵引旁及稗史、雜記、詩話、小說，資料之廣博，幾乎囊括了歷代有關杜詩各種問題的資料，即仇兆鰲所謂的「凡與杜為敵者，概削不存」的也一併臚列，以備參考。此外，再加上上承《詳註》而後出轉精的附錄《杜甫年譜簡編》、《傳記序跋選錄》、《諸家詠杜》、《諸家論杜》、《重要杜集評註本簡介》。這些內容使得本書幾乎可作為杜詩箋注史的工具書來利用。附錄沒有出現在洪氏的構想表述里，我們不得其詳。雙方的異趣可以「洪氏務精，《校注》務博」來簡要概括。

以上是二者區別之大略。洪氏沒有注杜的計劃，他只有整理唐代史家劉知幾《史通》的計劃，並為之準備多年，最終卻未能實現。洪業先生提出「杜詩校注」構想逾三十八年，蕭滌非先生始著手《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又逾三十六年，《校注》面世，杜集的整理像是一場接力的遊戲，前赴後繼，而蕭先生竟也是中道駕鶴，未見奏功，後期則由其高弟張忠綱先生統稿殺青，最終了卻了一樁近代學人的心愿，在杜集整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洪業（1893—1980），名正繼，字鹿岑，號煨蓮，福建侯官（今閩侯）人。曾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務長等職務，在燕大期間，推動成立燕京學社，主持編纂便於檢索古籍的引得系列叢書，所著有《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論文結集為《洪業論學集》。

洪氏在1940年發布的《杜詩引得序》是一篇堪稱經典的杜集版本論文。這篇文章詳細介紹了歷代杜集版本和各家箋注之優劣，最後提出「今尚宜有杜詩校注一書」的願望，並對「杜詩校注」內容框架做了一番構想。其詳如下：

（一）曰校者，當以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補刻之《杜工部集》為底本，而以次校勘《九家注》本、偽王狀元本、《分門集注》本、宋版黃鶴《補註》本、宋板及黎刻《草堂詩箋》本，並及元版高崇蘭本，而標錄其異文焉；更遍輯唐宋總集、類書、詩話、筆記，及別集注文中所引載之杜詩細校焉，標其書名篇第，而注出其底本之異同焉；再後亦可以錢本校之，錄異文而冠以「錢曰」，以示分明；校及錢本者，以清人引《杜》多從錢讀也。（二）曰注者，當就宋人各注，及後來胡、錢、朱、盧、黃、仇、浦、楊各注，采其精當者，各覆校原書，標明出處卷第焉；覆檢而不能得其文者，冠某注曰於其書名上以示分別，書或已佚，而昔人之本或今本不同也；月露風雲，字句自明，無煩以典故為註解者，闕焉；其有昔人舊注所未及而宜為補註者，能補則補之，冠以「新注」二字，不敢以其餘為我有也；其宜補而不能補者，別細列一表，附於書後，以待後人也。（三）錄詩，宜依王、裴原本次第，續添逸詩，宜從所見本之先後次焉；每詩各為編號，以便校注案語引證之用也。（四）校文、注文，當分二段，分列詩後，校文以字母、注文以號碼編次；詩正文相當之處，僅注字母、號碼，以便前後照檢也。（五）凡考本事以明全詩之箋解，如其說當，而本詩必有之而後明者，更錄注文之後。凡典故不實之注、批評讚賞之語、章法格調之論、彌縫敷衍之辭，概從刪芟不錄可也。有《杜詩校注》一書如此，庶可以上對古人、下詔來學，絲毫無遺憾矣。

今天讀來，文字行間裹挾的亢奮情愫撲面而來，激動似乎未曾消退。然而，時隔七十四年，一部全新的《杜甫全集校注》（下文簡稱《校注》）才遲遲面世。古人說：「學如積薪，後來居上。」經過四分之三世紀的變遷，我們不禁想問，這部由蕭滌非先生主編的全新《校注》比之洪氏當年的設想變化了多少？較而言之，二者不同之處主要是：一、參校本有變化；二、注文的豐簡與舊注的取捨安排有所不同；三、《校注》的體例的類例和附錄更加豐富。第一方面的不同是因為學術研究有了新的發現，後兩項的不同則體現了撰著者立意上的差異。下面不妨循著洪業先生的構想，逐一檢看這些變動。

先來說第一項。底本是箋注的基礎，在古籍整理領域，學界就有「底本選對，事半功倍」之說。在洪氏的構想里，底本應選用「今尚孤存之王琪原刻而裴煜補刻之《杜工部集》為底本」，至於具體是哪個本子沒作說明，可能是指潘氏滂喜齋藏的宋本，該本於1957年12月由張元濟借出交商務印書館影印，題名《宋本杜工部集》。洪氏當時未得目驗，但據《滂喜齋藏書記》而懸擬而已，真正讀到《宋本杜工部集》已是發表《序》文十幾年後了。檢閱之後，他說：

這是非常重要之本。……書後有當時九十一歲老儒張元濟菊生先生的長跋一篇。考訂六冊實合二本而成。其一是南宋初年浙江覆刻嘉祐四年（1059）王琪增刻寶元二年（1039）王洙編訂原本。其二是用以配補此本者，乃即錢謙益所謂紹興三年（1133）建康府學所刻吳若校本。凡所審定，皆不易之論。……我於1959年在星洲買得六冊；歸後取與錢注本細校，更易昔年所舉十疑，逐條比勘。結果：昔所疑，而今煥然冰釋者，有：因影印本中實有這些，可見並非錢謙益所妄加、妄改。昔所疑，而今其疑轉劇者，也有：因現今影印本所可用以對校只有五卷，已經錢氏七鑿混沌以死，其餘十五卷，究竟如何，好像奇癢，急待爬搔。又昔疑樊晃之序，吳若之記，恐皆錢氏所偽撰。今既不見此六冊中，自更要問：此二篇者，全是錢氏所作乎？抑僅錢氏奮筆竄改以虞山變換廬山面目乎？（《我怎麼寫杜甫》）

後又在《再說杜甫》一文中提到此事，意思大體相同。所謂的「十疑」是指《杜詩引得序》中質疑錢謙益注杜詩以吳若本《杜集》為底本一事。錢謙益聲稱自己用的是宋吳若本，可是該本按他自己的說法，在藏書樓絳雲樓大火中焚毀，此後再無一見，而各大藏書家所寶藏宋代珍本秘笈不乏各種杜集，但卻沒有一部類似的吳若本，故不能不疑，於是枚舉十條加以論列。吳若本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刊刻於南宋初年，直承宋代考訂最為嚴謹的王洙編定、王琪刻的《杜工部集》。《宋本杜工部集》為潘氏舊藏，該書由兩個宋本拼合而成的，據張元濟先生研究，其中半部的確為吳若本的孑遺。洪氏閱覽之後，雖然聲稱困惑未能全部冰釋，但基本上還是認可這部《宋本杜工部集》是當下最佳的杜集版本，因此也應是全新杜集校注的理想底本。《校注》即以此作為底本應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估計也會得到洪氏的許可。

正是有了這個本子，所以「杜詩校注」構想在校記中「校及錢本」一項也就沒有必要了。清代注杜諸家，錢謙益聲稱以吳若本為底本，朱鶴齡以蔡夢弼《草堂詩箋》為底本外，其他幾家沒有明確交待，但都說參校種種版本，可能底本選擇不甚講究。吳若本原書不存、《草堂詩箋》目前尚有數種存世，由此而言，清人所編之集的版本可以一同黜免，不必作為主要的參校本。這樣一來，對參校本的選擇也就自然要往前推，以明代以前的版本為主。洪氏開示的參校本為《九家注》本、偽王狀元本等七個版本，以元代之前的版本為主。洪氏提出此構想時還在慨嘆，「其半尚在秘藏，安得有人影印而傳布之」，而到《杜甫全集校注》工作組開展時，條件真的比以前好多了，他們能夠函請國內各大圖書館提供便利，複印珍本，所以版本更加豐富，其主要的參校本是：1清初錢遵王述古堂影宋鈔本《杜工部集》（錢鈔本）、2宋闕名編南宋刊《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僅存六卷，南宋殘本）、3宋刻郭知達編《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宋九家本）、4貴池劉世珩玉海堂影宋叢書本覆刻《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宋百家本，蘇州圖書館有藏宋刊原本）、5宋刻《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宋千家本）、6宋刻《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宋分門本）、7《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宋十注本，僅存六卷）、宋刻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箋》三種（8蔡甲本、9蔡乙本、10蔡丙本）、11元刊《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元千家本）、12元刊《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元分類本）、13明鈔趙次公注《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殘本，趙本）、14元明間刊刻，元范梈批選《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範本），共十四個版本，是洪氏的兩倍。除一元明間刊本和一明鈔本外，其餘皆為宋本。可見《校注》在參校本選用方面，踵事增華，更為精密。

其二，關於注文的組織，二者的精神比較一致，即積極利用舊注，甄別優劣，撮其菁華，然後再補其不足。宋人舊注側重義理旨趣的探求，其缺點是有時不免臆說。黃庭堅批評當時箋杜弊病時說，「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大雅堂記》）。清人要好一些，他們對名物掌故、地理沿革、典章制度、交遊形跡等，做了很多精密的考證，有此基礎自然也就更加精審了，但有時也不免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的貽害，犯起穿鑿而不得要領的毛病。如仇兆鰲注《佳人》「兄弟遭殺戮」引《詩經·鄘風·蝃蝀》「遠父母兄弟」，《又呈吳郎》「無食無兒一婦人」注引賈誼《新書》「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晉書》「皇天無知，鄧伯道無兒」、宋玉《神女賦》「見一婦人」。這兩個例子僅僅找出了字詞的用例，對理解本詩沒有什麼作用，其實這些詞也沒有深刻之意，可以不注。不僅如此，有時甚至適得其反，如《月夜憶舍弟》「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引《詩經·陳風·隰有萇楚》「樂子之無家」，原詩悲嘆流離分散，例證表達的卻因「子」之無家而悅喜。洪氏說「月露風雲，字句自明，無煩以典故為註解者，闕焉」，可能就是對此而發的。從這一點看，洪氏的志趣似乎更加貼近清人楊倫。楊倫說：「注家繁稱遠引，惟取務博矜奇，……至近時仇注，月露風雲，一一俱煩疏解，尤為可笑。茲所采各注，或典故必須疏證，或足發明言外之意，否則俱從芟汰。其易曉者，亦不復贅詞。」對於眾說紛紜的則「擇其善者定歸一解」云云（《杜詩鏡銓凡例》）。《校注》注釋原則是「務使詞語明而詩義彰」，對歧異之見，「則擇其言之有據，於領會詩旨較有助益之說，兼取而並存之，以供裁取。如有必要，則參伍己見」。「參伍己見」跟洪氏「新注」的意思是一致的。至於洪氏提出的「其宜補而不能補者，別細列一表，附於書後，以待後人也」，《校注》沒有明確的涉及，一則有學術上的尷尬，二則是因為操作起來比較困難。

其三，洪氏說：「錄詩，宜依王、裴原本次第」，這種處理方式應是版本學家保持版本特點的作風，但是這樣做的缺點是舊版本中的編次錯誤無法得到糾正。原本是按年編定的，有些詩的編年並不準確，仇兆鰲、楊倫注杜時根據自己的考訂重新做了編次。今《校注》即以楊倫《杜詩鏡銓》為基礎，再參考學術研究成果對部分詩作加以調整，次序已非原本面目。關於準確編年的好處，清人趙殿成說：「敘事之法，編年為上，別體次之，分類又其次也。」（《王右丞集箋注例略》）馮浩謂：「年譜乃箋釋之根干，非是無可提挈也。」（《玉溪生詩箋注發凡》）楊倫也說：「詩以編年為善，可以考年力之老壯，交遊之聚散，世道之興衰。……使編次得則詩意易明。」（《杜詩鏡銓凡例》）詩集編年追求準確是清儒的共識。

其四，「校文、注文，當分二段」，這是當今普遍行用的方式，不必贅言。

其五，對評析文字的處理，洪氏認為，「剖章句、標對偶、玩靈巧、賞玄妙、論格調，以示詩法者，則人人幸會不同，領悟各別，自可後生不讓前賢，但僅可選詩而論之，後載諸詩話焉，不必列入全集也」（《杜詩引得序》）。「概從刪芟」，未免有點嚴苛，因為即使以簡約著稱的《鏡銓》也擇要存錄，以便金針度人。由此可見，洪氏期望得到的是一部簡約可靠的杜集文本，功能較為純粹。《校注》則力求內容豐富，為此除沿用了《詳註》的「集評」一目外，又創設「備考」一項，前者「列舉前人有關全詩或全文旨意、藝術技法、風格異同等等具有參考價值之評論，以及有代表性之異解，可備一說者」；後者輯錄涉及詩文編年、寫作地點之別解，以及相關人事資料、贈答賡和之作等內容。配合題解、注釋，徵引旁及稗史、雜記、詩話、小說，資料之廣博，幾乎囊括了歷代有關杜詩各種問題的資料，即仇兆鰲所謂的「凡與杜為敵者，概削不存」的也一併臚列，以備參考。此外，再加上上承《詳註》而後出轉精的附錄《杜甫年譜簡編》、《傳記序跋選錄》、《諸家詠杜》、《諸家論杜》、《重要杜集評註本簡介》。這些內容使得本書幾乎可作為杜詩箋注史的工具書來利用。附錄沒有出現在洪氏的構想表述里，我們不得其詳。雙方的異趣可以「洪氏務精，《校注》務博」來簡要概括。

以上是二者區別之大略。洪氏沒有注杜的計劃，他只有整理唐代史家劉知幾《史通》的計劃，並為之準備多年，最終卻未能實現。洪業先生提出「杜詩校注」構想逾三十八年，蕭滌非先生始著手《杜甫全集校注》工作，又逾三十六年，《校注》面世，杜集的整理像是一場接力的遊戲，前赴後繼，而蕭先生竟也是中道駕鶴，未見奏功，後期則由其高弟張忠綱先生統稿殺青，最終了卻了一樁近代學人的心愿，在杜集整理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