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四):越南戰爭
越南戰爭是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一場戰爭。儘管戰爭的激烈程度和作戰的重點各不相同,這場戰爭從1954年持續到1975年,美國為此花費了1500億美元,投入了270萬兵力,在越南投下了1000萬噸炸彈——其總數超過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投擲炸彈的總和。北越敵軍共損失90餘萬人,而美軍陣亡人數為58000名。但是,美國仍然輸掉了這場戰爭,這是為什麼?
美國為什麼要對遠在萬里之外的一個落後的小國承擔如此巨大的義務呢?一位名叫喬治·保爾的美軍高級軍官此後把作出捲入越南的這一決定稱為「也許是美國在歷史上犯的最大的一個錯誤」。20多年來,美國一直把將南越從共產主義陰影下解放出來作為自己的一個目標,美國並沒有「盲目地」捲入戰爭,每深入一步之前都作過大量的思考和權衡。就是這樣,美國仍然輸掉了這場戰爭,並不得不在1975年聲名狼藉地撤離越南。
研究越戰的後果與研究它的起因同樣重要。戰後,西方有很多人認為美國比蘇聯對世界安全更具威脅。反戰論點引起了一場大辯論:美國捲入越南,說得好聽點,是犯了一個大錯,說得不好聽,那簡直是犯罪。
在以下的幾節中我們試圖來回答三個問題:為什麼美國要捲入越南?為什麼美國要呆在越南?為什麼美國要撤出越南?
1945年10月,法國重返並控制了印度支那,隨即遇到了曾經歷過抗日,現正爭取越南獨立的胡志明領導的越盟反抗運動的抵抗。法國所能控制的只是越南的南部 [ 註:法國未能在戰後初期控制北方,一定程度上是由於中國國民黨軍隊對北越反法勢力的保護:根據波茨坦會議上的決定,中國中央政府的軍隊接管了北緯 16度以北的印度支那領土,中國軍隊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拒絕法軍進入越南北方,而是支持共產黨控制的越盟聯合若干非共產黨的越南民族主義黨派所建立起來的共和國,使越盟在法軍抵達之前確立了其在北部的優勢地位。 ] ,正因為這樣,法國不得不從1946年起到1954年與越盟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數周后,美國開始支持法國,這場戰爭現在被視為是一場反對共產主義的戰爭。
艾森豪威爾政府把胡志明看作是國際共產主義的工具,並聲稱:「丟失」印度支那將在東南亞其他地方引發災難性的後果。於是,就產生了多米諾理論——這一理論後來遭到越戰反對派的冷嘲熱諷。然而,正如我們在第三章所看到的,艾森豪威爾既不想派遣地面部隊,也不想動用核武器去援助在越法軍。1954年5月,法軍在奠邊府被越盟部隊團團包圍,被迫投降,這一事件標誌著法國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統治宣告結束。
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上,越南以17度線為界被分隔成南北兩部分並決定於1956年進行全國選舉。1955年至 1959年的這些年在越戰史上往往被忽略不計,因為無論是北越還是南越(以及它的盟國美國)都沒有參與敵對行動。但是完全有理由把這段時間作為弄懂美國在越南究竟要達到什麼目標的一個真正的起點,而不僅僅著眼於1950年杜魯門為什麼決定幫助法國。
國務卿杜勒斯在1954 年為這一地區設定了兩個目標:其一,在東南亞創建一個類似於北約的條約組織,為阻止共產主義在該地區的蔓延提供一種集體防禦機制;其二,在南越成立一個能獨立發展的民族國家以抵禦來自北方的共產黨的威脅。1954年美國把7個國家召集起來組成了東南亞條約組織,第一個目標完成了。同一年,美國把流亡在美國的虔誠的天主教徒、越南的民族主義者吳庭艷扶上台,當了南越政府的頭,第二個目標也完成了。吳庭艷接管的是一個被戰爭毀壞了的國家,政治上一片混亂。幾乎有一百萬人逃離共產主義的北方而居住在南方,同時,差不多有十萬越盟部隊和它們的支持者到了北方。1956年吳庭艷拒不進行選舉,因為他擔心可能會輸給共產黨人,他除了鎮壓之外,沒有別的什麼辦法去解決國家的政治問題。華盛頓甚至考慮不再支持吳庭艷政權。之所以沒有這樣做的理由,可以從J·F·肯尼迪參議員(日後成為總統)1956年發表的題為《美國在越南的賭注》演說的節選中看出一些端倪: 「越南好比是自由世界在東南亞的一塊柱石,拱門上的一塊冠石,堤壩上的一塊手指狀小石料。一旦共產主義的紅色浪潮湧入越南,那麼緬甸、泰國、印度、日本、菲律賓,顯然還有寮國和柬埔寨等國的安全就會受到威脅。」
從1955年至1961年間,美國向越南投入的經濟和軍事援助高達10多億美元。這一援助雖然防止了吳庭艷政權的垮台,但是對90%以上的農村人口生活條件的改善幾乎不起作用。美國訓練南越軍隊如何打常規戰而不是打鄉村暴動戰。但越南不是朝鮮。在越南,共產黨游擊隊就在南方,它們不斷得到北方的支持,它們正是用鄉村暴動來反對吳庭艷政權的。
要搞懂越南戰爭,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要分清共產黨反對吳庭艷政權與在南方暴動中北方(包括它的盟友,中國和蘇聯)所起作用之間的界線。1959年,北越首先向南方的起義者提供有效的援助,這些起義者在1960 年組成了以推翻吳庭艷政府為目標的民族解放陣線(NLF)。「越共」這個詞是美國人用來特指民族解放陣線的,意思是越南共產黨。民族解放陣線的成員以共產黨人為主,當時都來自南方,但是此後不斷得到來自北方的支援。
1960年,寮國問題較之越南問題看起來更為危險。那兒的親美政府在1960年被一個所謂的中立團體所推翻。與此同時,在越南南方,吳庭艷使南越陷於絕望,他的消極鎮壓的一系列政策引發了一場革命。杜勒斯「國家建設」的試驗也不起什麼作用。1961年1月,當冷戰處於最危險的緊張時刻,肯尼迪上台執政。
肯尼迪總統把一批年輕有為、富有朝氣的積極分子聚集在他的周圍——用戴維·哈伯斯塔姆的話就是一批「精英分子」——哈伯斯塔姆相信,1938年慕尼黑綏靖政策的教訓同樣適用于越南戰爭。他們爭辯說,正如中國是朝鮮的後台一樣,中國現在也在支持越南北方,而中國的後台是蘇聯。因此,在越南發生的這場戰爭可以被看作是極端主義侵略模式的變異,而在慕尼黑,西方未曾抵禦住極端主義的侵略。
肯尼迪和他的顧問們猛烈抨擊艾森豪威爾政府依賴核武器的做法和「大規模報復」戰略。他們選擇「靈活反應」(即使用常規部隊)去對付正在越南實驗的更狡猾的共產主義侵略的新樣式。經常聽到這樣一種論點,說是美國受了一些軍人的矇騙而不經意地陷入了戰爭。其實不然。無論是肯尼迪還是約翰遜,都是有意識地實施著靈活反應戰略,他們都想在核年代中把戰爭納入控制論和模式化的軌道,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戰爭中的另一方並不按同樣的規則行事,這一戰略終於破產。
對肯尼迪捲入越南的問題,必須把它放入當時一系列國際事件的前後關聯中去加以理解。1961年,肯尼迪新政府在古巴和寮國遭受挫折;8月,民主德國又築起了柏林牆。此時,總統開始派出軍事顧問訓練南越軍隊以便向所謂的「戰略村」計劃內的越共發動攻擊,這一計劃的目的就是把越共一點一點地消耗掉,用尼爾·希恩的話說就是:「用巴頓將軍在歐洲剁碎韋克馬克特部隊的相同辦法去碾碎越共。」屍體數目變成檢驗勝利的一個極為重要的試金石。然而,到1963年這一戰略顯然也不起作用,主要原因是吳庭艷政權因其大肆鎮壓而失去民心,1963年11月1日,吳庭艷在一場政變中被推翻並處死。3周後,肯尼迪本人也遭暗殺身亡。當他死的時候,美國的1.6萬名「軍事顧問」還留在南越。
副總統林登·約翰遜接替肯尼迪並在1964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勝,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聲稱「我們不想再擴大在越南的戰爭」。然而,在1964年8月,美國多艘驅逐艦在東京灣遭到北越魚雷艇的襲擊,約翰遜下令對北越魚雷艇基地和儲油庫進行空襲,作為報復。更重要的是,他利用東京灣事件使國會以48票對2票的絕對多數通過了一項決議,授權總統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回擊任何武裝襲擊。東京灣決議的意義在於總統得到了一張空白支票,使其能隨心所欲地指揮戰爭而無需徵詢國會的意見。1965年約翰遜開始對北越實施空襲行動以回應北越對駐守在波來古的美國軍營進行的攻擊,與此同時(1965年3月)首批美軍地面部隊在峴港登陸以保護那裡的空軍基地。約翰遜在沒有公開宣布他的戰爭政策的情況下使戰爭升了級。他之所以這樣做,是擔心如果在國會內對此進行充分討論的話,很可能使戰爭更為擴大。
約翰遜的越南政策是建立在一種未經驗證的假設上,即以為一旦華盛頓決定動用它的強大軍力時,敵人將會被輕而易舉地打敗。(一定程度上)正因為如此,約翰遜從來沒有針對這一類的戰爭制定過合適的戰略。美國於1965年直接參戰就是為了防止南越政權的垮台;但是,這也未能使軍事力量轉化為政治優勢,從而在西貢建立起一個有自立能力的政府。約翰遜想以有限戰爭去阻止蘇聯和中國的介入,同時,他希望以速勝去平定國內的不安。然而這些目標自相矛盾,互不協調。一旦戰爭在1965年至1968年間開始變得對美國不利,那麼,這一戰略的失敗命運就日益顯現出來。
美國軍事戰略的核心是空軍,儘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中,空軍也顯示出它的效果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人們普遍相信,轟炸可以摧毀敵方的軍事生產能力,迫使敵方講和。到1967年,北方所有的主要目標(供應點、工廠等)都被炸毀,但轟炸對摧毀北方的作戰能力幾乎不起作用。所以轟炸被說成是「想用推土機給花園除草」。
與此同時,地面戰爭的升級在1965年至1967年之間也很明顯。1967年後期,威斯特摩蘭將軍要求動用54萬多的兵力執行「搜索和消滅」任務。但是,在一場沒有前線或者明確的領土目的的戰爭中,要想預先推測軍事上的勝利幾乎是不可能的,因而所謂的「屍體計數」就僅僅成了衡量進度的一個標準而已。雖然10:1的殺傷比例對河內不利,但它卻能自主地掌握戰爭的進度,選擇何時何地與敵交戰。
1968年12月,當越共向所有南越主要地區發動新春攻勢的時候,越南戰爭到了一個轉折點上。新春攻勢在軍事上是不成功的,但是它取得了心理上的勝利,因為從那時開始華盛頓試圖撤出這場戰爭。1968年3月,約翰遜發表了令人注目的演說,宣布轟炸的限度,向河內提供一個討論和談的機會,他還宣布了不再競選總統的決定。
新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及其對外政策顧問亨利·基辛格於1969年1月走馬上任。在競選中,尼克松曾經對他的選民承諾:「我們將結束戰爭贏得和平。」尼克松和基辛格都擔心倉促撤出越南可能使美國作為一個世界領袖的信譽大受損害。儘管有很大困難,他們也都堅信只要投入足夠的兵力,北越會同意接受政治解決方案的。
只要推行戰爭越南化政策,即讓南越越來越多地承擔起戰爭的責任,尼克松就可以著手開始將美國作戰部隊分階段地撤出越南。但是,當和談沒能取得突破之時,尼克松在1970年向在寮國和柬埔寨的後勤供給線發動了有爭議的狂轟濫炸。1973年1月,華盛頓與河內終於達成了一項停戰協議。尼克松宣稱取得了「體面的和平」,但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比起約翰遜政府來,尼克松執政時期投在印度支那的炸彈要多得多。
越南戰爭不是因為1973年1月簽署了巴黎協定才結束的,而是因為北越部隊於1975年4月先後奪取了順化、峴港和西貢。戰爭越南化政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南越政權腐敗,它已經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當美國浮出戰爭泥潭時,其形象在國際上大受玷污,在國內,其分裂的程度比冷戰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深刻得多。
甚至在1975年4月30日南越政權垮台之前,美國國內關於越南問題的爭論已告結束。至少在美國捲入戰爭的過去5年中,只聽到為美國進一步參戰而辯護的一種聲音,但反戰的聲音贏得了這場爭論的勝利。越南成了一項錯誤的對外政策的象徵,這項錯誤政策的例子一直被稱為「強國的傲慢」。更為極端的批評家把美國捲入越南說成能與納粹德國所犯罪惡相提並論的一項罪行。美國記者弗朗塞斯·菲茨傑拉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寫道,美國轟炸所造成的結果「無異於」種族滅絕。反戰批評家無論是政治上還是道義上都贏得了這場爭論。
事實上,要想知道美國是如何捲入越南並不是一件難事。美國以為, 40年代後期遏制政策在歐洲能取得成功,那麼,這一政策同樣也能在50年代的東南亞奏效。朝鮮是這兩者之間的鏈結,1950年,美國防守韓國以反對它所謂的世界共產主義的陰謀。有一種觀點很能蠱惑人心,即共產主義堅如磐石,受此影響,華盛頓的決策者們認識不到越南是一個獨立的共產黨國家這一現實。許多越南共產黨人在成為共產主義者之前就是民族主義者,無論什麼時候他們既不是蘇聯也不是中國的代理人。因此,所謂在南越「阻止共產主義」這一美國公開宣稱的戰爭目標只不過是一個空喊的口號而已。既然越南共產黨人不受蘇聯或中國的擺布,那麼,南越的命運與遏制蘇聯或中國的共產主義毫不相干。羅伯特·麥克納馬拉是肯尼迪總統和約翰遜總統任內的國防部長並參與把美國引入越南的計劃。事實上,越戰經常被人稱為「麥克納馬拉的戰爭」。30年後,他在題為《回顧:越南的悲劇與教訓》一書中把當年驅使美國陷入一場無法取勝的戰爭中去的種種錯誤判斷的內部思考一一寫出。麥克納馬拉引用了在肯尼迪任內曾左右政策的兩個想法,它們互為矛盾卻又未經仔細考慮。一個想法是,南越如落入共產黨的手中,美國的安全將受威脅;第二個想法是,只有南越人能夠保衛自己的國家,因此,美國應該將對南越的支持限制在提供軍訓和經援的範圍內。
麥克納馬拉承認,他們認為越南的共產黨人與50年代在緬甸、印尼、馬來西亞和菲律賓的游擊隊暴亂運動有一定的關係。他們不是把這些衝突看作民族主義運動,而是把它們看作共產黨為謀求在亞洲的霸權團結一致開展鬥爭的一部分。40年代在歐洲,美國承認鐵托領導下的南斯拉夫是一個獨立於莫斯科的共產黨國家;在60年代,美國不是把胡志明看作東南亞的鐵托,而是在蘇聯或中國的共產主義軌道內行動的另一個人。
正是按照上述想像行事,所以美國就認不清在越南發生的這場戰爭的政治性質。當吳庭艷於1963年被推翻後,華盛頓更深地陷在越南南方,全然不接受肯尼迪的觀點,也就是只有南越人自己才能保衛他們的家園。約翰遜轟炸北越並向南方派遣作戰部隊,使戰爭升級。然而,轟炸北方即使是有效的也無法贏得這場戰爭,其理由就在於這場戰爭的根子在越南南方。美國試圖以反暴的手段與南方的越共游擊隊作戰,但是它們面對的游擊隊是難以從其他人群中辨認出來的,因此,不從肉體上把所有人都消滅是不可能消滅游擊隊的。而且,越共游擊隊都是一些為社會革命和民族生存而戰的寧死不屈的狂熱分子。
美國的軍事領袖們聲稱,要不是有地理上的限制,生怕與中國和蘇聯發生衝突,他們早就贏得這場戰爭了。在狹義的軍事意義上說,這可能是對的,但是,它沒有考慮到這樣的事實,即戰爭必須贏在越南南方,而且,最終必須由南越人自己去贏。如果遏制中國和蘇聯是華盛頓的首要利益的話,那麼,不顧一切地傾盡全力去遏制越南的共產黨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直到70年代初期,華盛頓某些決策者們才清楚地認識到,一味地要在東南亞一個落後的小半島上贏得戰爭正是曲解了對外政策目標的初衷——對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大國進行全球性遏制。越戰期間,中國取代蘇聯而成為華盛頓眼中的頭號共產主義敵人。然而,正如我們在第五章將看到的,在越戰自然向前推進之前,中國和美國將進入歷史上的友好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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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