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守飛：在熱烈和冷靜之間——讀《韋伯政治著作選》

　　一八九五年，馬克斯·韋伯發表了他在德國弗萊堡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的就職演說：《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在這篇文章中，他這樣說道：「當我們超越我們自己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時，激動我們的問題並不是未來的人類如何豐衣足食，而是他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德〕馬克斯·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英〕彼得·拉斯曼、羅納德斯·佩爾斯編，閻克文譯，〔北京〕東方出版社二○○九年版，12頁；以下除其他所引論著外，只標註該書頁碼）從人們今天的經濟狀況來看，想達到「豐衣足食」可能已不太困難，但「成為什麼樣的人」卻依舊需要我們不斷地去尋找答案。這個問題，對任何想尋找自己活著的價值和意義的人而言，都是「不可逃避」的。之所以如此，要歸結為人性中有著一種「對於自由的原始衝動」。可以說，我們「將成為什麼樣的人」，取決於我們如何去實現個人最為基本的自由，並不在於我們在經濟上擁有怎樣的支配能力。在馬克斯·韋伯看來，自由和經濟發展之間並沒有多少「選擇性親和力」，相反，「如果唯一要緊的事情就是由他們直接或間接地創造物質條件和利益格局，那麼任何冷靜的觀察者都會斷定，所有的經濟徵兆都將預示著自由的不斷喪失」（57頁）。事實可以告訴我們，這種可謂是單一因素的經濟決定論不可能解決自由和人生的意義問題，我們還必須訴諸現代社會中另一個人們「不可逃避」的價值領域，那就是政治。我們可以不必是一個如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以政治為業」的人，但我們必須了解和學習政治。只有這樣，我們才能頭腦清晰地知道，我們的自由和權利是如何喪失的。我們也才能明白，如果要「成為什麼樣的人」，關鍵在於，我們能夠拒絕「成為什麼樣的人」。從這種政治成熟的意義上說，馬克斯·韋伯那些處在熱烈和冷靜之間的政治著作，無疑會為我們提供一種堪稱典範的「政治教育」。

　　一、政治教育和政治成熟

　　從馬克斯·韋伯對他所生活的時代觀察中，我們看到，政治教育對於一個處在轉型時期的國家中的人們而言，是非常必需的。無論從正面意義還是負面意義上說，只要談及政治教育，它都是和「政治不成熟」的狀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或許我們在經濟上已經取得了突飛猛進的成績，但它並不能決定一個民族在政治上也可以相應地趨於成熟。馬克斯·韋伯斷然地認為，一個民族的「政治不成熟」並不是「經濟原因所致」，也不是因為「利益敗壞了政治」，而是因為那種「非政治的歷史」（21頁）。這個時候，他把矛頭對準了「鐵血宰相」俾斯麥。在他看來，這種「非政治的歷史」正是俾斯麥所奉行的威權政治造成的。這種威權政治，實質上是一種國家主義和極權主義。它雖然使得德國經濟在「一戰」前迅速成長為一位驕橫的巨人，但在政治上卻造就了大批的「精神侏儒」，「留下了一個缺乏任何政治教育」和「完全沒有政治意志的民族」（119頁）。可以說，在威權政治下，人們不會得到真正的「政治的」教育，那些通常所謂的政治教育，不過是一種統治者用以精神奴役和洗腦的形式罷了。原因很簡單，沒有哪一位統治者願意讓人們去質疑和反對他們統治所具備的「政治資格」。對於他們而言，被統治者不需要具備什麼政治智慧，也不需要明白自己有什麼政治權利和應盡的政治責任，他們只需要「像一群羔羊一般」集體無意識地接受被驅使或宰割的命運就行了。在《論俄國的立憲民主形勢》一文中，馬克斯·韋伯以俄國的獨裁統治為例，指出了這樣的「非政治」的教育，「儘管國家的統治技巧顯得日益精緻，但這個據認為很強大的制度卻非要堅定不移地把它公開展示的駭人聽聞的『精神』貧困入廣大人口的頭腦之中」（61頁）。可以說，真正的政治教育，就是要打破統治者強加給被統治者的這種「非政治」的精神貧困狀態，或者說政治不成熟的狀態，讓人們能夠用「政治成熟性」的標準去衡量領導或者渴望領導整個民族的階級的「政治資格」。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社會—政治問題的最關鍵並不是被統治者的經濟處境，而是統治階級和上升階級的政治資格。」（20頁）換句話說，在社會—政治領域，人們可能更為關心誰有資格掌握並行使「政治領導權」的問題。這幾乎可以說是所有政治思考的重心所在。馬克斯·韋伯認為，「一個大國的最大危險莫過於被一群政治上毫無教養的市儈所領導」（20頁），但他同時看到，那些看似很有教養的「統治階級和上升階級」，在政治上也遠未達到真正的成熟，並不具備領導整個民族的政治資格。這同樣會帶來危險和悲劇。在《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一文中，馬克斯·韋伯對俾斯麥當政時候的德國各階級逐一進行了分析。他毫不客氣地指出，現今的那些統治階級（階層）早已走向保守和沒落，其根深蒂固的自私和專制本性，無法容忍和滿足人們對於政治變革的客觀要求，也根本不會產生一種負責任的政治領導權，因此，必然會危及或有悖於整個民族的長遠利益。而那些上升階級（階層），由於長期活在「政治饜足」或「非政治」的精神氛圍中，只知道「陶醉於眼下的成功而只求太平」，故而他們也不可能有能力「掌握國家的航向」，積極主動地去擔當起國家的政治領導權。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出於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很容易和當權者媾和在一起，在政治上趨於反動。而他們中的另外一部分人則「早已沉入政治市儈主義的泥潭」，和工人階級或無產階級一樣，對政治可能僅僅出於一種膚淺和粗俗的情緒反應，並不具備高貴的「政治理想」，也缺少客觀的政治「眼光」、充分的「責任心」以及行動魄力。綜上而言，上述所有的階級（階層）的「政治資格」都是令人懷疑的，他們都不足以「成為民族政治目標感的擔綱者」。進而言之，他們都沒有達到「政治成熟性」的標準。

　　在馬克斯·韋伯那裡，這種「政治成熟性」指的是：「對民族的永久性經濟和政治權力利益的領悟，以及在任何情況下把這些利益置於任何其他考慮之上的能力。」（17頁）這就要求我們能夠遠離並超越那種私人經濟和黨派利益集團的紛爭，從整體民族利益的長遠發展和高度上去思考政治問題，進而獨立地擔負起民族所賦予我們的政治任務和政治責任。毋庸諱言，這種「政治成熟性」是站在一種熱烈的民族主義的立場來說的，它把民族的利益看得至高無上。馬克斯·韋伯賦予它的用意和目的，也是想讓德國成為一個「主宰者民族」，進而「把握世界發展之舵」，參與到「世界政治」中去。儘管如此，馬克斯·韋伯特彆強調的「政治成熟性」，其意義內涵要遠遠超出我們常見的那種非常狹隘和極端排外的民族主義情懷。在《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一文中，馬克斯·韋伯認為：「只有一個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能成為『主宰者民族』，這意味著人民控制著對自身事務的行政管理，通過自己選舉產生的代表果斷地共同選擇自己的政治領袖。」（215頁）此外，他還認為，政治成熟「毋寧說可以反映在這一事實上：國民始終都很了解官員們在如何處理他們的事務，所以能夠對他們的工作加以持續的控制和影響」（147頁）。由此可見，在這裡，「政治成熟性」主要是就民族國家自身內部的政治事務而言的。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主宰者民族」也並不是指主宰外來民族或文化的命運，而是指，本民族內的各個成員在政治上皆可以成熟到具有自我主宰、自由選擇的能力，得享各項參與政治的權利。從這種意義上說，「政治成熟性」所界定的「民族的永久性經濟和政治權力利益」，是屬於身處於民族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它不是某些人或某些黨派的私有財產。可以說，它提出的那種內在要求，不僅適用於統治階層，而且也適用於其他所有具備著「天然的政治本能」的人。不過，在我們現代這樣一個科層官僚化和官僚統治的社會，什麼樣的人可以在政治上真正配得起「成熟」二字呢？

　　二、科層官僚制的「鐵籠」及其出口

　　現代科層官僚制在馬克斯·韋伯的眼中，其意義和影響都是極為重大的。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認為：「官僚制所扮演的角色對韋伯來說就像階級鬥爭之於馬克思，及競爭之於松巴特一般。」（轉引自〔德〕施路赫特：《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顧忠華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四年版，64頁）科層官僚制之所以對馬克斯·韋伯而言如此重要，是因為在他看來，科層官僚制可以體現「所有組織形式的共同特徵」，代表了現代社會「不可阻擋」或「無可逃避」的存在形式和發展趨勢。正如他所說：「今天正在與日俱增的『社會化』，必然意味著與日俱增的官僚化。」（122頁）可以說，無論對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經營，還是對政治事務的行政管理，科層官僚制均顯現了「最高度的效率」以及「理性技術的專業化及訓練」的優越性，反映出一種以功能效率為目的取向的「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不過，一旦人們習慣把科層官僚制這種無與倫比的有效形式和工具奉為圭臬，我們便很可能完全地被其支配，對其「俯首帖耳」。馬克斯·韋伯在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理性化進程時，把科層官僚制比喻成一個「鐵籠」，沒有任何力量可以突破和制衡它那籠罩一切的「一元化的官僚系統」。這就是說，科層官僚制在「實質」上已經促成了官僚的絕對支配地位，官僚的專政統治，在國家和社會中擁有了「不斷膨脹」的權力。在《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國議會與政府》這篇長文中，馬克斯·韋伯把科層官僚制視作一部「機器」，而我們只有作為這部機器中的一個螺絲釘，對這部機器無條件的「服從」，才能享有各種職權和利益。他由此擔心，在這種官僚統治下，基於個人主義的自由和民主，「究竟如何才會成為可能？」而又是什麼「事情」是「官僚系統無力作為的」？（131頁）

　　可以說，如何打破科層官僚制的「鐵籠」，為個人自由和政治自由開放一個可能的出口，是馬克斯·韋伯政治思考的又一個主要問題。這個問題的重心落在了「如何防止官僚統治消弭真正的政治活動」上（9頁，英譯者序）我們曾經受過一個「大人物」的政治教育，他要我們反對「官僚主義」，如果這是一項「真正的政治活動」的話，他可能就是對的。官僚統治的確在很多方面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對於馬克斯·韋伯而言，官僚統治的問題在於，總是熱衷於「謀取領導地位的那些人的權力利益」，渴望「享有可能不受控制的自由，以及為了官員的晉陞而壟斷內閣職位」（145—146頁）。易言之，官僚統治培養了一幫「官員心態」的人。這些人滿腦子充斥著向上爬的權力欲，把權力視做專制統治和黨派分肥的手段。他們對權力的崇拜和追逐只會淪為一種虛榮和勢力的象徵，不會產生任何對於人類有意義的現實關懷和政治活動。因此，他們根本沒有領導政治的資格，也絕不會懂得權力往往意味著「承擔責任」。馬克斯·韋伯不無憤激地指出：「官員的既得利益就在於把持公職而又不承擔責任。」（166頁）借用一個不恰當的說法，官僚統治的乖謬之處就在於「強佔著茅坑不拉屎」。不僅如此，它還喜歡「把公務信息變成保密信息」，並美其名曰「公務機密」（146頁），進而言之，官僚統治是一種信息不對稱的封閉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的官僚們，牢牢把持著一些緊要信息和資源而不公開，並不斷藉此來強化自己的特有權力，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樣的人怎麼可以「投身政治」呢？在馬克斯·韋伯看來，他們就像那種「腦滿腸肥的餐廳老闆」，在本質上不過是一群「靠政治而生」的食客或暴發戶而已。只有當他們處在恰當的位置，置身於政黨和權力鬥爭之外，並保持「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場和觀點時，他們才可能發揮出科層官僚制的效力和作用。要做到這一點，單純依靠官僚自身的專業知識和道德修養是不夠的，必須藉助那些可以制約權力的自由民主制度（比如普通平等選舉制和議會制），以及那種「為政治而生」的政治家或政治領袖。這就是馬克斯·韋伯為消解官僚統治而向我們提供的出口。

　　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斯·韋伯在他的政治思想中，科層官僚制、自由民主制和政治家，這三者實際上組成了一種多元制衡的政治—行政結構圖景（參見〔德〕施路赫特：《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顧忠華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四年版，106—107頁）。可以說，多元制衡是所有「抗爭性政治」都必須遵循的一種基本原則。出於對官僚統治造成的權力獨佔和濫用的制衡考慮，馬克斯·韋伯主張大力推進國家的「民主化進程」，讓「公民」可以通過平等選舉制和議會制，獲得參與政治的各種公平渠道和平等機會，和社會上的各種階層（尤其是特權階層）「平起平坐」，共同決策國家的各項政治事務，從而有緣「共享這個國家」。他們有權對現有的統治者，顯示出自己「最低限度的內心同意」，並由此來衡量那種統治是否「能夠持續下去」（135頁）。不過，馬克斯·韋伯在分析「一戰」前德國的議會制時認為，那種「沒權沒勢」、只會「夸夸其談」的議會，是不可能對官僚統治產生什麼制衡作用的，它在統治的官僚系統中僅僅充當了被用來用去的「橡皮圖章」（120頁）。由此可見，他仍然擔心的是，議會制因為在運作形式上要同樣受制於科層官僚制，故可能導致它的「實效權力」及其代表，很容易被那些別有用心的政黨官僚所把持或操控，無法監督行政和選舉出一個可以負責任的政治領袖。當一種制度存在欠缺和無法落實的時候，我們只能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從馬克斯·韋伯的晚年所處的政治時局和個人訴求來看，他的寄託就在於那些真正的職業政治家或政治領袖。他理想地認為，他們才是「抵消官員統治的力量」（145—146頁）。在《以政治為業》這篇著名的演講文中，他描繪了那種「為政治而生」的政治家要具備的「三種前提性的素質」：激情、責任感和眼光（283頁）。只有具備這三種高貴的素質，一個人才可能遠離和擺脫一切「虛榮政治」和「利益政治」的誘惑，憑藉個人的「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尤其是後者——跳出官僚統治的「鐵籠」。三、在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之間

　　在我看來，馬克斯·韋伯的那些政治思考是和他對現代性的「診斷」分不開的。現代性在他那裡，很大程度上是一種理性化的進程。這種理性化基於一種世俗功利的計算技術和知性方法，改變了過去人—神—宇宙三位一體的世界圖像結構，導致了「世界的除魅」。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的除魅」就是人用自我的理性，取代了上帝這一最高價值和意義本體，同時揭開了各種神秘主義的面紗，把世界變成一個人人都可以認識和操縱的對象。進而言之，過去捆縛我們的那種統一的神聖的宗教信仰消散殆盡了，每個人都置身於一個「價值多元」、「諸神相互廝殺」的時代，不得不在其間做出主觀的理性選擇，獨自去承受那種實際的「無信仰的狀態」。不過，喪失宗教信仰也不見得全是一件壞事，正如德國思想家卡爾·洛維特所說：「與任何一種超越的信仰相較之下，目前對時代命運與一時行為之激情所具的信仰，其實是一種有正面意義的無信仰狀態。這種對於超出了時代命運或超出了當下要求的事務（如客觀『永恆』的價值、意義、成就等）缺乏信仰的情形之所以具有正面性，乃在於它強調理性責任的主觀性，並以此主觀性作為一種個人面對自己時純粹自我負責之態度。」（轉引自〔德〕施路赫特：《理性化與官僚化：對韋伯之研究與詮釋》，53頁）他的這段話不外乎告訴我們：上帝死了，人還活著；信仰即使不在，但責任必須自負。易言之，我們看似自由了，但個人責任也跟著來了。從這種現代性社會的內在性要求上，我們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在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之間，更側重於後者。

　　馬克斯·韋伯所說的「信念倫理」，是指一種宗教上的「絕對倫理」。這種倫理「不問後果」，「僅僅是去盯住純粹的信念之火（例如，反對社會秩序不公正的抗議之火）不要讓它熄滅」（288—289頁）。一旦將之用於政治領域，和權力及暴力手段結合在一起，必然會給人類社會帶來那種《聖經·啟示錄》上所說的「末日論」景象。馬克斯·韋伯曾在論述俄國二十世紀初的政治形勢時指出，信奉這種「信念倫理」會產生兩種不好的後果：一是像托爾斯泰的晚年那樣徹底投向上帝的懷抱，走入一種「非政治」的極端；二是像俄國的無產階級運動和革命那樣，為他們自視正確和神聖的東西以及嚮往的「天堂」，狂熱地戰鬥而不惜犧牲自己或別人的生命。這些人認為：「如果由純潔的信念引起的行動導致了罪惡的後果，那麼，在這個行動者看來，罪責並不在於他，而在於這個世界，在於人們的愚蠢，或者，在於上帝的意志讓它如此。」（288—289頁）由此可見，他們絲毫沒有意識到自身的「缺陷」，只會歸罪於外，推卸責任。此外，他們總是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並以那種看似高尚的道德目的為自己使用暴力和強制的手段辯護。可以說，信念倫理是不適合於政治領域的。因為它根本無法理解，政治本質上是一種「魔鬼」的事業，不需要那種信仰上的「靈魂得救」和「絕對倫理」的理想。馬克斯·韋伯認為：「凡是投身於政治的人，也就是說，將權力和暴力作為手段的人，都同惡魔的勢力定了契約。」（291頁）如果一個人對政治中那不可避免的「惡」，沒有特別冷靜和清醒的認識，對政治行為可能帶來的「後果」無法自負其責，那麼，他可能只是一個「政治幼童」。這種人很容易被一種所謂的「政治信仰」蠱惑和驅使，把自我的救贖和解放全權託付於政治運動，因而註定是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

　　只有遵守「責任倫理」的人，才說得上是一個「成熟的人」，才可以去從事政治。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政治的決定性手段是使用暴力」（290頁）。無論我們的暴力具有怎樣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暴力都只是一種政治手段，而不是道德目的。我們知道，現實中會存在這樣一種情況：要想實現目的總是需要手段，但手段最終可能實現不了目的，只會有害於目的。可以說，在手段和目的之間始終存在一種緊張的二元對立關係。這種張力是會造成大量的不良後果的。由此來看政治中的一切倫理問題，需要我們始終考慮如何慎用暴力手段，而不造成令我們難以接受的罪惡後果。我們不能天真地相信：「善果者惟善出之，惡果者惟惡出之。」（291頁）在政治中，善和惡是沒有絕對的不可跨越的界限的。政治是需要去追求一種正義的善，但務必要清楚，在追求它的過程中，善的東西可能早已偏離了它既定的渠道，匯入惡的洪流中。因此，政治的一切問題，最後都是在考慮如何抑制惡的泛濫，而不是盲目地向善，不計惡果。很多時候，我們抗惡就是在從善，善往往不能自生，而須由惡變善。在政治中，暴力是一種必要的惡，權力也是一種必要的惡；我們要做的，就是在承認它們的前提下，做好應對後果的準備工作，以一種責任倫理的態度和要求，避免對它們的濫用，為它們產生的各種行為後果負責。

　　在《以政治為業》一文的最後，馬克斯·韋伯熱烈地呼喚那種可以擔當起「政治使命」的人：「一個人得確信，即使這個世界在他看來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為之獻身，他仍能無怨無悔；儘管面對這樣的局面，他仍然能夠說：『等著瞧吧！』——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說他聽到了政治『使命的召喚』。」（296頁）「這樣一個人」在這裡指的是，可以把信念倫理和責任倫理結合在一起的人。捫心自問，我們都不是這樣的人。在一個諸神興起、妖魔當道的時代，我們要麼過於陷入個人信念的幻象，要麼漠視自己的應有責任和日常生活的行動要求。對自己將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可以說，我們還是不清楚的。不過，從馬克斯·韋伯的政治著作中，我們至少知道了一點：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執著地尋覓這個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296頁）。只要我們在暗淡的現實真相面前保持一顆堅忍之心，可以對任何有害於個人自由的「權威」和體制說「不」，我們就可以成為一個「成熟的人」。對於我們來說，成熟往往只有一種意味，那就是：在熱烈和冷靜之間，我們總能持有一種客觀的距離感，並最終做出「冷靜」之選擇。

　　（〔德〕馬克斯·韋伯：《韋伯政治著作選》，〔英〕彼得·拉斯曼、羅納德斯·佩爾斯編，閻克文譯，東方出版社二○○九年版，45.00元）

來源:《讀書》| 來源日期：2012年第2期 | 責任編輯：王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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