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懷明：20世紀以詞話本為中心的《金瓶梅》研究綜述

　　 《金瓶梅》自面世以來，屢有文人的點評論析，但真正具有現代學科意義的《金瓶梅》研究卻是開始於近代。在當時西學東浙、交流融合的文化語境中，《金瓶梅》作為能夠和西洋小說相提並論的少數幾部中國古典小說之一而受到重視。然而，長期以來，《金瓶梅》一直被視為淫書的代表，受到明清歷代朝廷的查禁，許多重要的版本失傳，人們所讀到的只是帶有張竹坡評點的第一奇書本（以下簡稱張評本）和刊於崇禎年間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以下簡稱崇禎本）。由於這兩種版本刊刻較晚，人們對《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成書等問題所知甚少，研究未有實質性的進展。因此，20世紀30年代初《金瓶梅》詞話本的發現，便成為《金瓶梅》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使《金瓶梅》研究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從此，《金瓶梅》研究出現全新的局面，「金學」也逐漸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的一門專學和顯學。

　　 　　一

　　 1931年左右，北京琉璃廠個體書商張修德于山西省平遙、介休附近的農村裡收購到一部《金瓶梅》，並以百元的價錢出手，轉賣給文友堂書店。文友堂書店得到這部與常見版本迥異的《金瓶梅》後，如獲至寶，馬上標出800元的高價，幾經波折，最後被北京圖書館以500元購藏（註：具體內情，參見朱星《〈金瓶梅〉的版本問題》，載其《金瓶梅考證》一書，百花文藝出版社1980年版；吳曉鈴《〈金瓶梅詞話〉最初刊本問題》，載《金瓶梅的藝術世界》，吉林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兩文的記載略有差異。）1933年，當時任孔德學校圖書館主任的藏書家馬廉出面集資，以古佚小說刊行會的名義將這部小說影印100多部，分送訂購者，供研究者研讀。其後，不少影印本、校點整理本據此而出。自此，這部珍貴的奇書始廣為流傳，為海內外學人所知，它就是目前存世最早的《金瓶梅》版本——《新刻金瓶梅詞話》。

　　 《新刻金瓶梅詞話》，10卷100回，全書保存基本完整，僅缺第52回第7、8兩頁。卷首依次有欣欣子序、廿公跋、萬曆丁己年東吳弄珠客序。無圖。半葉11行，行24字。該書原藏北京圖書館特藏部，1947年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註：也有研究者說是抗日戰爭期間寄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不知孰是。），1975年又歸台灣雙溪故宮博物院收藏。

　　 其實，早在1917年，就有日本學者發現，日本京都大學所藏《普陀洛山志》所用的紙褙竟是《金瓶梅詞話》的殘頁。後來逐回編訂成3冊。全書共殘存21回，全部完整的不超過7回。其行款版式與中國山西所發現的《金瓶梅》詞話本相同（註：參見鳥居久靖《關於京都大學藏〈金瓶梅詞話〉殘本》，載《中國語學》第37期，1955年4月。）。因該書過於殘缺以及信息交流不便等原因，知者甚少，影響也不大。

　　 繼中國山西發現《金瓶梅》詞話本後，1941年，日本學者豐田穰氏在《某山法庫觀書錄》中披露，日本日光輪王寺慈眼堂也藏有一部《金瓶梅》詞話本（註：豐田穰《某山法庫觀書錄》，《書志學》第16卷第6號。此前，孫楷第先生在其《中國通俗小說書目》中也曾提及。）。但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因慈眼堂不對外開放，就連研究專家也被拒絕披閱，人們只能知其書名而不知真實。直到1959年，慈眼堂將此書對社會公開，人們才得以見到這部詞話本的真面目。慈眼堂所藏《金瓶梅詞話》，100回，裝訂成16冊。首欣欣子序、萬曆丁巳東吳弄珠客序。正文半葉11行，行24字。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圖書館所藏《金瓶梅詞話》缺少的第52回第7、8兩頁，在慈眼堂藏本中是完整的。因此這一版本也就成了海內唯一完整無缺的《金瓶梅》詞話本。

　　 1962年秋，研究者又在日本德山毛利就舉氏的棲息堂書庫中發現了一部《金瓶梅詞話》。這部詞話本100回，分裝18冊。其卷首序跋的順序是：欣欣子序、東吳弄珠客序、廿公跋。正文半葉11行，行24字。值得注意的是，該書第5回第9頁正面第10行第7字起的這一頁在文字上與其它詞話本不同，屬異版。此外，該本略有缺頁（註：有關毛利本的詳細情況，參見上村幸次《關於毛利本〈金瓶梅詞話〉》，載黃霖、王國安編譯《日本研究〈金瓶梅〉論文集》，齊魯書社1989年版。）。1963年，日本大安株氏會社將慈眼堂與棲息堂所藏詞話本補配完整，影印出版。

　　 研究者多認為上述4種《金瓶梅詞話》屬同一刻本，僅棲息堂藏本第5回中的第9頁為異版。儘管是同一刻本，但刊印的時間卻有先後之別。日本學者長澤規矩也認為慈眼堂藏本出現在明崇禎年間。美國學者韓南更進一步認為，慈眼堂藏本和京都大學所藏殘本都是北京圖書館藏本的重刊本[1]。這樣，在中國山西發現的北京圖書館藏本便成為《金瓶梅》詞話本中最具代表性的版本。

　　 現在，研究者一般將《金瓶梅》的版本分成兩個大的系統：一個是詞話本系統，主要包括上述4種《金瓶梅詞話》版本。一個是崇禎本系統，即《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現存約有15部。張評本以崇禎本為底本，有大量批語，在正文文字上稍有改易，故也歸入崇禎本系統，現存約12種幾十部（註：也有不少學者將《金瓶梅》的版本分為3個系統，即詞話本系統、崇禎本系統和張評本系統。本文著眼於版本特徵，故採用王汝梅先生的2分法。參見其《金瓶梅探索》，吉林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詞話本主要流傳於明代中後期，明末清初已較少見，清順治後不傳。崇禎本則主要流傳於明末清初，自康熙間張評本面世，風行一時，崇禎本亦不傳。因此，除詞話本號稱海內珍本外，崇禎本亦彌足珍貴。

　　 研究者之所以十分注重詞話本，除它是現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外，更因為它在文本形態上與崇禎本相比有很大的差異，以至於有的研究者提出「兩部《金瓶梅》，兩種文學」的說法[2]。總的來看，兩種版本系統間存在著如下較大的差別：

　　 詞話本的卷首有欣欣子序、開場詞，而崇禎本則沒有。

　　 詞話本的回目有不少處字數不等、不對偶；而崇禎本則回目整齊工巧。據統計，兩者回目文字全部或大體相同的，不超過全書的3分之1。

　　 兩種版本第1回前半部分內容不同；第53、54回的內容大部分不同；詞話本第84回有一段吳月娘清風寨受襲擾、被宋江搭救的描寫，崇禎本中也沒有。

　　 詞話本中有大量的韻文唱詞、回目詩，崇禎本中則大量刊落，保留較少。故此，又有一些研究者稱崇禎本為說散本（註：「說散本」最早當是由孫楷第先生提出，見其《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後來為一些研究者所採用。）。

　　 兩種版本的用語也多有不同。比如詞話本中山東方言俗語較多，而崇禎本則多加以刪改。再如，詞話本中，「俺們」、「你們」多作「俺每」、「你每」，而崇禎本則多用「們」。

　　 其它尚有不少細微差別，這裡不再贅述。但對研究者來講，這些是十分重要的，因為許多結論由此而出，它們是重要的證據。

　　 　　二

　　 《金瓶梅》詞話本的發現譜寫了《金瓶梅》研究的新篇章，大大地推動了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發展，對中國文學史乃至文化史的研究都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義和價值。

　　 首先，詞話本為人們進一步探討《金瓶梅》的作者、成書、版本及主旨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和線索。那篇獨有的欣欣子序明確交代：「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儘管直到如今還不知道這位「蘭陵笑笑生」的真實姓名，但它畢竟透露了小說作者的有關信息。從此，研究者對《金瓶梅》的作者問題特別關注，新說迭起，爭論不斷。詞話本所獨有的卷首的4首《四季詞》和4首《四貪詞》，也使張竹坡的「苦孝說」發生動搖。在此之前，《金瓶梅》為王世貞所作之說很是盛行，幾成定論。儘管魯迅先生提出質疑，認為「這不過是一種推測之詞，不足信據」[3]，但缺乏必要的證據。詞話本發現後，著名歷史學家吳晗在其《〈清明上河圖〉與〈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變》和補記的基礎上，於1934年撰寫《金瓶梅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一文，以確鑿的材料和嚴密的考證證實，《金瓶梅》的作者不是王世貞，其創作年代當在明萬曆中期，廓清了一些流傳較久的謠傳和錯誤。其後的作者、成書、刊印等問題的探討，正是由此而起步；對小說的創作主旨，也有政治諷喻說、暴露說、探討人生說等種種提法。

　　 其次，詞話本的文本形態真實地體現了中國古代小說創作的演進軌跡，為人們探討中國古代小說由積累成書到個人創作的過渡衍變提供了第一手資料。詞話本中抄錄保留了大量的前代及同時期的通俗文學材料，這引起了研究者的極大興趣。比如，它使研究者開始注意到《金瓶梅》與《水滸傳》之間十分密切的血緣關係。這表現在詞話本中有多處情節與《水滸傳》相同或相似，或直接抄寫，或改頭換面。此外，它還抄了《水滸傳》中的大量韻文（註：最早注意這一問題的是痴雲，他在《〈金瓶梅〉與〈水滸傳〉、〈紅樓夢〉之衍變》一文中將《金瓶梅》與《水滸傳》故事情節方面的異同進行了細緻的比較分析。文載姚靈犀編《瓶外卮言》，天津書局1940年版。這方面的研究參見王利器《〈金瓶梅〉之藍本為〈水滸傳〉》，載徐朔方、劉輝編《金瓶梅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黃霖《〈忠義水滸傳〉與〈金瓶梅詞話〉》，載《水滸爭鳴》第1輯，長江文藝出版社1982年版；蔡國梁《從〈水滸傳〉到〈金瓶梅〉》，載其《金瓶梅考證與研究》一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水滸傳》之外，《金瓶梅詞話》還對宋元話本、元明雜劇、傳奇等作了大量的採錄。這些在崇禎本中多被刪削或刊落。這一現象吸引了不少學者進行《金瓶梅》素材來源的考察。在文體上，詞話本還保留著較多的「詞話」的形式和特點，這不僅表現在大量韻文的插入，還表現在「看官聽說」這類說書語詞的保留上。這種較為原始的文本形態，反映了中國古代小說由積累成書到個人創作的過渡軌跡，這對把握整個中國古代小說的發展脈絡和演進規律是至為關鍵的一個環節，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學術價值。

　　 最後，詞話本對人們深入了解明代的歷史文化，有著多方面的意義和價值，可供研究者多角度多層面的開掘。例如，詞話本中有關戲曲、曲藝演出情況的描寫記述十分豐富、詳實，這有助於對明代戲曲聲腔、劇目、程式等問題的探討。再如，詞話本中許多宴飲娛樂場面的描繪，無疑為我們了解明代的飲食文化提供了真切可感的珍貴材料。此外，我們還可以從詞話本中了解到明代的衣飾穿著、宗教信仰、鄉音俗語、風土人情等情況。而這些在後來崇禎本中或刪削，或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削減了《金瓶梅》小說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正是因為詞話本有如此無可替代的重要歷史文化價值，因此自發現以來，一直為海內外研究者所關注和青睞。

　　 　　三

　　 《金瓶梅》詞話本的發現既開闊了研究者的視野，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問題。圍繞著這個版本及其有關的問題，學者們進行了深入持久的探討，有的問題得到解決，有的則眾說紛紜，難以定奪。總的來看，研究者們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金瓶梅》的成書方式、作者與成書年代

　　 詞話本發現以來，因作品中抄錄保留了大量的通俗文學材料，人們對其成書方式是積累成書還是個人創作有著不同的看法。1954年，潘開沛首倡積累成書說，他撰文指出《金瓶梅》「不是哪一個『大名士』、大文學家獨自在書齋里創作出來的，而是在同一時間或不同時間裡的許多藝人集體創造出來的，是一部集體的創作，只不過最後經過了文人的潤色和加工而已」。其主要理由是：《金瓶梅》是一部平話，處處可見說書人的語調；全書每一回都穿插詞曲、快板及說明；正文內容粗陋矛盾，回目不整；從全書結構、故事和技巧看，也是經許多人編撰續成；從作者直接描繪和淫詞穢語中，也可看出是說書人的創作[4]。其後，趙景深、徐朔方、支沖、蔡國梁、劉輝等人分別撰文，進一步補充完善，支持集體創作成書這一觀點（註：參見趙景深《評朱星同志〈金瓶梅〉三考》，載《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4期；徐朔方《〈金瓶梅〉的寫定者是李開先》，載《杭州大學學報》1980年第1期；《〈金瓶梅〉成書新探》，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3期；支沖《〈金瓶梅〉評價新議》，載《上海師範學院學報》1981年第2期；劉輝《〈金瓶梅》研究十年，載《中國社會科學》1990年第1期。）。

　　 潘開沛的文章發表不久，徐夢湘就提出不同看法，他明確指出，《金瓶梅》完全是「有計劃的個人創作」[5]。其後，也有一些學者撰文論證《金瓶梅》為個人創作說，如張鴻勛先生認為「作者很可能是一個中下層的知識分子，並且是一個很愛好民間文藝的人」[6]。隨後，朱星、杜維沫、黃霖、李時人等也撰文支持個人創作說（註：參見朱星《〈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誰》，載其《金瓶梅考證》；杜維沫《談談〈金瓶梅詞話〉成書及其他》，載《文獻》第7輯；李時人《關於〈金瓶梅〉的創作成書問題》，《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5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李時人的文章從對詞話這一民間文藝形式的體制把握入手，指出「從形式上判斷《金瓶梅》是說唱文學，或改編的說唱文學作品，是難以成立的。《金瓶梅》形式體制上和說唱文學的一些相似，只能說明中國古代作家初次嘗試獨立進行長篇通俗小說的創作，還不得不藉助於傳統的形式」。這一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其結論還是頗有說服力的。在《金瓶梅》成書方式的爭論中，還有一種折中意見值得一提，那就是周鈞韜所提出的「過渡說」。他認為：「《金瓶梅》既是一部劃時代的文人創作的開山之作，同時又不是一部完全獨立的無所依傍的文人創作，它依然帶有從藝人集體創作中脫胎出來的大量痕迹。因此，它是一部從藝人集體創作向文人獨立創作發展的過渡形態的作品。」[7]這一觀點有一定道理，但還有待進一步深入完善。

　　 從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個人創作說顯然佔上風。許多研究者拋開成書方式的爭論，根據欣欣子序及作品所提供的線索，提出一個個作者候選人。一般來講，將《金瓶梅》的作者定為某一個人等於默認該書系個人創作而成。據說現在《金瓶梅》的作者候選人已達到50多個（註：具體情況參見何香久《「蘭陵笑笑生」知多少》一文的介紹，載其《〈金瓶梅〉傳播史話》一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年版。），其中影響較大、較有說服力的有吳曉鈴、徐朔方、趙景深、卜鍵等人提出的李開先說、黃霖提出的屠隆說等。但由於都缺少足以說服人的過硬材料，對這一問題的爭論肯定還要長期持續下去。而如果沒有新的過硬材料發現的話，恐怕難以取得大的進展。

　　 對《金瓶梅》的成書年代，也有種種不同的意見。先前人們一般認為《金瓶梅》成書於嘉靖年間；詞話本發現後，人們對這一問題又有了新的認識，其中最有影響的是萬曆年間成書說。這一觀點最早由鄭振鐸提出，他認為「如果把《金瓶梅詞話》產生的時代放在明萬曆間，當不會是很錯誤的」[8]。隨後經吳晗充分嚴密的論證而產生較大影響，他將作品描寫的內容與史實進行對照，並得出結論：「《金瓶梅》的成書時代大約是在萬曆十年到三十年這二十年（公元1582-1602）中。」[9]這一觀點為大多數研究者所接受。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如徐朔方認為：「《金瓶梅》成書當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之後，萬曆元年(1573)之前。」（註：徐朔方《〈金瓶梅〉成書新探》，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3期。徐扶明先生通過對書中所引時調、戲曲的考察，也認為「《金瓶梅》的寫作時代，大約在嘉靖中葉到萬曆初年」。見徐扶明《〈金瓶梅〉寫作時代初探》，載徐朔方、劉輝編《金瓶梅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周鈞韜則認為《金瓶梅》成書當在隆慶前後。魏子云更是大膽提出：「萬曆丁巳敘的《金瓶梅詞話》，其成書年代，最早絕不會上越於天啟元年。」（註：參見周鈞韜《金瓶梅新探》一書相關考證，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魏子云《屠本峻的金瓶梅跋》，載《書目季刊》第19卷第3期。）還有一些學者堅持原先的嘉靖年間成書說，如孫遜就認為「《金瓶梅》成書於嘉靖中期不是沒有可能的」[10]。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隨著發現和掌握材料的增加，還有更進一步深入的餘地。

　　 　　（二）詞話本是不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

　　 《金瓶梅》詞話本是現存最早的《金瓶梅》刊本，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它是《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即初刻本嗎？對此，研究者有種種不同的看法。早在詞話本發現後不久，吳晗就明確指出：「萬曆丁巳本並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這刻本以前，已經有過幾個蘇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在刻本以前並且已有抄本行世。」這一觀點後來得到不少研究者的認同，其後他們做了更進一步的補充論證，認為在今所見到的詞話本之前，有一個初刻本。如劉輝就認為「沈德符和薛岡看到的《金瓶梅》的最早刻本，絕對不是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現存《新刻金瓶梅詞話》，是詞話本的第二個刻本」。他還通過辨析《天爵堂筆余》中有關材料，撰文反駁馬泰來的觀點（註：參見劉輝《〈金瓶梅〉版本考》，載徐朔方、劉輝編《金瓶梅論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版；劉輝《現存〈金瓶梅詞話〉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嗎》，載1985年11月5日《光明日報》。）。與劉輝觀點類似的李時人也認為「《金瓶梅》初刻於萬曆丁巳（萬曆四十五年，1617），但初刻本不傳。現存世界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詞話》100回系初刻之翻印本」[11]。

　　 但有不少反對的意見。早在1959年，日本學者小野忍就提出：「《金瓶梅》的初版問世在萬曆四十五年以後。或者更大膽一些地推測，將《金瓶梅詞話》作為《金瓶梅》的初版也未嘗不可。」[12]其後，又有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論述了這一問題。如美國學者馬泰來通過考察諸城丘家與《金瓶梅》的關係，又補證王重民從《天爵堂筆余》中鉤稽的有關材料，認為《金瓶梅詞話》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註：參見馬泰來《諸城丘家與〈金瓶梅〉》，載《中華文史論叢》1984年第3期；《有關〈金瓶梅〉早期傳播是一條資料》，載1984年8月14日《光明日報》。）。吳曉鈴也「始終認為現存的《新刻金瓶梅詞話》是這部長篇小說的最早刊本，亦即第一個刻本」。其他如魏子云、卜鍵等研究者也持相同觀點（註：參見吳曉鈴《〈金瓶梅詞話〉最初刊本問題》，載《金瓶梅的藝術世界》一書；魏子云《金瓶梅的問世與演變》，卜鍵《「詞話」辯正》，載《金瓶梅研究》第3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對有關材料的不同理解是產生歧見的主要原因，這一問題的解決還有待對材料的詳細辨析與新材料的發現。

　　 　　（三）詞話本與崇禎本的關係

　　 詞話本發現後，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認為詞話本是崇禎本的母本，兩者之間是母子關係。其中鄭振鐸的看法最有代表性：「崇禎本確是經過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筆削過的。……《金瓶梅詞話》才是原來的本來面目。」[13]

　　 後來，隨著所見版本的增加和探討的深入，有些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台灣學者魏子云認為，詞話本和崇禎本各有自己的底本，兩者應該是兄妹關係，只不過詞話本在前，崇禎本在後刊印而已（註：參見魏子云《金瓶梅的幽隱探照》一書有關論述，台灣學生書局1988年版。）。美國學者韓南也認為崇禎本不可能從任何的詞話本中派生出來，他假設有一種較早的祖本，詞話本和崇禎本「均有可能從其中單獨衍生出來」[14]。香港學者梅節亦持類似觀點，他甚至認為崇禎本刊於詞話本之前[15]。

　　 針對上述觀點，大陸學者王汝梅和黃霖分別撰文提出異議。王汝梅通過比較兩種版本間的異同，認為「崇禎本刊印在後，詞話本刊印在前，崇禎本以《新刻金瓶梅詞話》為底本進行改寫評點，它與詞話本之間是母子關係，而不是兄弟姐妹關係」[16]。黃霖的意見稍有不同，他認為「崇禎本當以已刊詞話本（所謂『原本』）為底本，又參照了另一『元本』修改加評而成」[17]。王、黃兩先生均見過多種崇禎本，對《金瓶梅》研究多年，所談意見較有說服力。當然，這一問題似可繼續深入探討。

　　 　　（四）詞話本的素材來源

　　 襲用抄錄其它通俗文學作品，這是詞話本的一個顯著特點。據研究者多年的探討，《金瓶梅》的素材有5個主要來源，即宋、明兩代的史實、《水滸傳》、宋元話本、明代戲曲及民間散曲時調等。自《金瓶梅》詞話本發現以來，有不少研究者做了大量的鉤稽和梳理工作。最早進行這項工作的是馮沅君，儘管她的目的只是在「憑藉了這些材料，我們可以探索、推論戲劇、散曲、小說等文學方面的一些問題」，並非專門尋求《金瓶梅》的素材，但其卓有成效的研究給後學者以示範和啟示[18]。後來用力最勤、最有成績者當數美國學者韓南，他的博士論文《〈金瓶梅〉的寫作和素材來源研究》除版本研究外，還對《金瓶梅》的素材來源進行了全面系統的整理，頗多新的發現，對研究《金瓶梅》的成書起到推動作用。受其啟發，美國學者陸大偉、中國學者周鈞韜對《金瓶梅》所引公案小說進行了詳細的考察和補充[19]。這方面的探討，一直有人在做。

　　 值得一提的是周鈞韜，他專門撰寫了一部長達35萬字的專著《金瓶梅素材來源》來研究這一問題，該書吸收了先前的研究成果，逐回編排，共考證了近300個問題，或糾正前人偏失，或闡發新論，是這項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註：具體研究寫作情況參見周鈞韜《為伊消得人憔悴》，載《我與金瓶梅》，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金瓶梅素材來源》，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類似的著作還有蔡敦勇的《金瓶梅劇曲品探》，該書對《金瓶梅》中的詞曲進行鉤稽和箋校，頗有發現。

　　 　　（五）《金瓶梅》有無竄偽

　　 這也是一個與《金瓶梅》詞話本有關的問題，最早由朱星提出。他根據前人的記載，認為「《金瓶梅》初稿決沒有淫穢描寫」，「加了許多淫穢不通的詩詞後，才改名《金瓶梅詞話》」。他一一指出被竄改之處，並分析了其原因[20]。朱星的文章發表不久，即有人撰文反駁，如黃霖就認為此說論據不足，他通過分析材料，從語言、篇幅、文體等方面證明「《金瓶梅》原本初刻無淫詞穢語說是難以成立的」[21]。徐朔方也認為「《金瓶梅》原書就有猥褻描寫」[22]。研究者多贊同黃、徐兩先生的意見，因而爭論也就沒有持續下去。

　　 　　（六）詞話本的多方面文化價值

　　 除上述5個方面的探討外，許多研究者還根據詞話本內容豐富、涉及面廣等特點，進行了與之相關的多方面開掘，如馮沅君通過鉤稽《金瓶梅》中的文學史料探討古代通俗文學發展的有關問題，阿英研究小說中所表現的燈市風俗等[23]。這些研究都是在詞話本發現不久後進行的。

　　 後來，這方面的論述非常多，聊舉幾篇文章的題目就可以看出這方面的研究涉及範圍是多麼廣泛。如蔡國梁的《磨鏡·畫裱·銀作·雕漆·織造——〈金瓶梅〉反映的明代技藝》、《燈市·圓社·卜筮·相面——〈金瓶梅〉反映的明代風習》（註：載蔡國梁《金瓶梅考證與研究》一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蔡國梁對這類研究較為重視，同一書中還有《〈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商業》、《〈金瓶梅〉反映的明代城市經濟生活》等，可參看。）、戴鴻森的《從〈金瓶梅詞話〉看明人的飲食風貌》、戴不凡的《〈金瓶梅〉中的戲曲和紡織史料》、李昭恂的《〈金瓶梅〉中的遊藝活動》、朱越利的《論〈金瓶梅詞話〉中的佛道教描寫》、田秉鍔的《〈金瓶梅〉與中國酒文化》等。

　　 在《金瓶梅》詞話本發現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研究者們圍繞這一最接近原書的刊本進行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探討，對小說的版本、素材來源等問題有突破性的進展。在小說的成書、作者等方面儘管爭論不斷，莫衷一是，但在所涉及的深度、廣度上，亦遠非半個世紀前所能相比。更進一步的研究還必須在新材料的發掘、現有材料的梳理辨析、文本的仔細推敲等方面狠下功夫。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這句成語也許可以拿來與研究《金瓶梅》的同行們共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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